謝毅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7, 2008.12.29)
到了年尾，又是大事回顧的時候。今年是多事之秋，由年頭開始，災難就停不了，先是中國發生大雪災，持續三個星期，受災面積達半個中國，海陸空交通大停頓，經濟損失超過1500億元人民幣。之後是四川大地震，死傷數十萬，全國上下瀰漫一片愁雲慘霧。事隔數月，又爆出毒奶粉事件，恍如在傷口上灑鹽；「中國製造」從此名譽掃地，不但外人敬而遠之，就連同胞也罕有地罷買國貨。唯一慶幸的是，奧運大豐收，但片刻的喜悅始終無法撫平國人的傷痛。
自由市場受質疑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國大選成為全球焦點，民主黨的奧巴馬以黑人身份，高票當選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為美國歷史寫下新的一頁；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天之靈，應該感到老懷安慰了。不過，講到最矚目，一定非金融海嘯莫屬。這場海嘯由次按危機引發，之後愈演愈烈，終在雷曼破產後失控，重挫各國經濟，就連財力雄厚的中國也不能幸免，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出現近年罕見的裁員及倒閉潮。金融海嘯殺傷力之大，遠超事前想像。
由於金融海嘯源於美國，而後者一向以資本主義自居，世人因此認定資本主義是今次危機的罪魁禍首，繼而轉投「大政府」的懷抱，情形一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促使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全方位干預市場。現在，歐美各國紛紛推出以千億美元計的救市方案，包括直接注資陷入財困的銀行及金融機構，變相將之國有化；又以貸款援助高危企業，例如美國最近從7000億美元的救市基金中，撥出174億予三大車廠，以免它們走上破產的不歸路。
有輿論狠批上述措施，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雙重標準，無勇氣接受當年強加於東歐諸國的「震撼療法」。事實上，市場雖然懂得自我調節，但調節需要時間，是長是短，取決於市場是否完善，例如資金、人才、法制、基建、社保等，只要具備這些條件，就等於擁有一劑強力的「麻醉藥」，能減輕改革的陣痛。東歐諸國沒有「麻醉藥」，故改革還未成功，已經痛死了。反觀西方國家不乏麻醉藥，卻選擇國有化一了百了，其懦弱可見一斑。
由於西方國家講一套做一套，世人對自由市場更加失望，間接助長左翼思潮蔓延全球，其中包括香港。比方說，最近有政黨呼籲政府回購領匯，以阻止它逆市加租。但支持者似乎忘記了，當年政府將領匯上市，是因為自己管理不善，無法滿足市民的期望。回購領匯，即使可以解決租金問題，也無法解決管理問題，而後者才是最大的問題。不信的話，可以參考最新一期的審計署報告，食環署轄下街市的空置率由三成到五成不等，嚴重浪費資源。同時，由於部分街市的租金遠低於市價，有租戶將檔位拿來分租，賺取差價。結果，食環署於上年度勁蝕1.6億元，可憐納稅人又要為此找數。以為回購領匯，就一定對市民有利，這個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議員建議荒謬
我們的議員還有一個更荒謬的建議，就是要求政府立法限制企業減薪及裁員。他們認為，企業要履行「社會責任」，就算盈利因經濟不景而倒退，但只要仍有錢賺，就不應該拿打工仔開刀。問題是，世界上不止一家企業，競爭者無處不在，企業為了長遠發展，有需要不斷提升競爭力，以免讓對手有機可乘。特別是銀行界，大部分在金融海嘯中錄得巨額虧損，而面對政府即將收緊對金融業的監管，槓桿投資恐成絕響，要生存惟有瘦身，這跟當下有無錢賺，一點關係也沒有。
況且，任何投資都要計算「機會成本」，如果某個項目的投資回報不及其他項目，長遠而言，老闆會考慮結束現在的生意，將資金改投別處，以賺取更高的回報。事實上，過去一年，不少外資如Nike、Adidas等陸續撤出中國，轉戰東南亞，甚至東歐諸國，歸根究柢，不是投資中國沒錢賺，而是賺得不夠多。這一點，我們的議員似乎一頭霧水。幸好，特區政府仍算理智，沒有聽從這些民粹議員的建議，否則香港遲早玩完。 2009年即將來臨，可以想像，形勢會比今年更惡劣，到底世界會變得怎樣？「赤化」威脅又會否重來？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Monday, December 29, 2008
Wednesday, December 24, 2008
三十幾歲 勤力啲啦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時事評論P.9, 2008.12.24)
經濟不景，作為進入人生搏殺階段的三十世代，難免有時不我與的慨嘆。最近，城中多位名家，有屬於沉默的一代（生於一九二五年至二戰結束）、也有嬰兒潮的，撰文討論香港三十世代的境況；三十世代亦當然踴躍的抒發己見、感懷身世一番。能得到各名家的關懷，關心我們這批人「上位」的前景，就證明三十世代是挺受眷顧的。
歷久常新
其中令我最感動的，莫過於林行止先生在《漁火偷渡客江上數峰青》一文中分享他偷渡來港的往事，雖然林先生謂偷渡來港人士的奮鬥史已被傳媒報道得耳熟能詳，無甚可寫，但他的分享仍能激起讀者在信報的網上論壇中熱烈討論，可見這些經驗對我們仍是歷久常新。而這些寶貴的經驗也只好靠前輩們不厭其煩的重複提醒，使我們明白面前所遭遇的所謂困難，真的不是什麼一回事。
作為三十世代的一員，實在認識不少際遇坎坷的朋友：上世紀末修讀ＩＴ，畢業即遇上科網業的泡沫爆破，頂尖的還能得到跨國公司青睞，但更多成為了ＩＴ人力「產能過剩」下的犧牲者。其中走運的能到投資銀行成為二等公民，擔當技術支援等工作；不能學以致用、轉行浮浮沉沉者亦不少。眼見近年金融業一枝獨秀，花了十幾萬拿個金融學學位在加一個ＣＦＡ，以為從此無憂，又來個金融海嘯，這樣便蹉跎了十年，才發現自己一事無成，還欠下父母或政府一屁股債，一個人還有多少個十年來浪費呢？這樣的遭遇，苦嗎？
但相對於要投奔怒海一代的困難，我們也只好望洋興嘆吧（不過現在共產主義在金融海嘯後蠢蠢欲動，香港也愈見民粹，說不定獅子山學會仝人和各經濟大右派有一天也要投奔怒海）！
家父也是偷渡來港的，但作為兒子的也不知應否羨慕他的際遇：羨慕的，是他偷渡的「浪漫」經歷，又能遇上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不羨慕的，是他因「成份不好」不能在國內晉升大學；隻身來港時在祖父剩下的鋪頭工作，受盡老臣子的白眼不在話下，更甚者是殘酷的現實告訴他，粵語殘片中，張英才和胡楓等老闆仔，永遠「身光頸靚」的生活是騙人的，他只得蹲在貨倉拆貨，一個人孤立無援，送貨時又隨時受洋人警察侮辱，瑟縮在貨倉的一角不知哭了多少遍；種種際遇，不見得他可對未來有什麼指望。
不用偷渡的生活好一點嗎？也不見得。曾在半山堅道住「獨立屋」的家母，家道中落，最後小四輟學。什麼中產（或富人）下流化，當時簡直是家常便飯，到廟街榕樹頭隨時可以聽到。但那一代的人又如何自處呢？自怨自艾當然有之，宏圖大志亦有之，但更多的還不是面對現實，過得一天算一天？這些大多數中，成功的例子不少；就算沒有飛黃騰達的，他們把兒女一個一個的帶大，又何嘗不是一種成就？
為什麼今天三十世代認為上位是理所當然的？任志剛六十歲便要讓位，還要直接的讓給三十世代？忘記回歸前當時三十世代坐直升機的光景吧！回歸過渡期的人才大逃亡，才真的是百年一遇，其他人是羨慕不來的。那不上位，至少政府應保住我們現有的社會地位吧？曾經在電台跟議員討論政府應怎樣幫助中產，議員指出政府以基建刺激經濟對中產無補於事，因為他們不能從事建築行業。但馬死落地行，為何不可呢？如果我們強調社會流動性，那有上有落才對吧？如果某一階層可永遠保持其地位，那跟九品中正制何異？
活在當下
成功非必然，畢竟，已活了三十多個年頭的我們，應當明白第一名只有一個，軍隊中也不可能每位都是元帥。今天不是元帥而是伙頭的，那只有努力做好伙頭的工作。
最後，或者我們要回歸基本步，學學外國人二十世代的蠻勁。金融海嘯，連百年老店都關門大吉 ，獅子山學會又怎會不艱苦經營？我跟學會兩位二十來歲的洋人員工講，趁現在經濟情況還未到最壞，以他們的條件，隨時可放棄學會的微薄工資，到外邊找份好工吧！但他們的回應竟是「等學會彈盡糧絕才說吧」，有一位更搬到南丫島跟友人「同居」，準備長期抗戰。活在當下，正是他們的寫照。而那些振臂高呼「除了好日子外，我們什麼都經歷過」的少數三十世代憤青，我只有一言相贈：機會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要再做怨婦了，你在搵自己笨而已。
經濟不景，作為進入人生搏殺階段的三十世代，難免有時不我與的慨嘆。最近，城中多位名家，有屬於沉默的一代（生於一九二五年至二戰結束）、也有嬰兒潮的，撰文討論香港三十世代的境況；三十世代亦當然踴躍的抒發己見、感懷身世一番。能得到各名家的關懷，關心我們這批人「上位」的前景，就證明三十世代是挺受眷顧的。
歷久常新
其中令我最感動的，莫過於林行止先生在《漁火偷渡客江上數峰青》一文中分享他偷渡來港的往事，雖然林先生謂偷渡來港人士的奮鬥史已被傳媒報道得耳熟能詳，無甚可寫，但他的分享仍能激起讀者在信報的網上論壇中熱烈討論，可見這些經驗對我們仍是歷久常新。而這些寶貴的經驗也只好靠前輩們不厭其煩的重複提醒，使我們明白面前所遭遇的所謂困難，真的不是什麼一回事。
作為三十世代的一員，實在認識不少際遇坎坷的朋友：上世紀末修讀ＩＴ，畢業即遇上科網業的泡沫爆破，頂尖的還能得到跨國公司青睞，但更多成為了ＩＴ人力「產能過剩」下的犧牲者。其中走運的能到投資銀行成為二等公民，擔當技術支援等工作；不能學以致用、轉行浮浮沉沉者亦不少。眼見近年金融業一枝獨秀，花了十幾萬拿個金融學學位在加一個ＣＦＡ，以為從此無憂，又來個金融海嘯，這樣便蹉跎了十年，才發現自己一事無成，還欠下父母或政府一屁股債，一個人還有多少個十年來浪費呢？這樣的遭遇，苦嗎？
但相對於要投奔怒海一代的困難，我們也只好望洋興嘆吧（不過現在共產主義在金融海嘯後蠢蠢欲動，香港也愈見民粹，說不定獅子山學會仝人和各經濟大右派有一天也要投奔怒海）！
家父也是偷渡來港的，但作為兒子的也不知應否羨慕他的際遇：羨慕的，是他偷渡的「浪漫」經歷，又能遇上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不羨慕的，是他因「成份不好」不能在國內晉升大學；隻身來港時在祖父剩下的鋪頭工作，受盡老臣子的白眼不在話下，更甚者是殘酷的現實告訴他，粵語殘片中，張英才和胡楓等老闆仔，永遠「身光頸靚」的生活是騙人的，他只得蹲在貨倉拆貨，一個人孤立無援，送貨時又隨時受洋人警察侮辱，瑟縮在貨倉的一角不知哭了多少遍；種種際遇，不見得他可對未來有什麼指望。
不用偷渡的生活好一點嗎？也不見得。曾在半山堅道住「獨立屋」的家母，家道中落，最後小四輟學。什麼中產（或富人）下流化，當時簡直是家常便飯，到廟街榕樹頭隨時可以聽到。但那一代的人又如何自處呢？自怨自艾當然有之，宏圖大志亦有之，但更多的還不是面對現實，過得一天算一天？這些大多數中，成功的例子不少；就算沒有飛黃騰達的，他們把兒女一個一個的帶大，又何嘗不是一種成就？
為什麼今天三十世代認為上位是理所當然的？任志剛六十歲便要讓位，還要直接的讓給三十世代？忘記回歸前當時三十世代坐直升機的光景吧！回歸過渡期的人才大逃亡，才真的是百年一遇，其他人是羨慕不來的。那不上位，至少政府應保住我們現有的社會地位吧？曾經在電台跟議員討論政府應怎樣幫助中產，議員指出政府以基建刺激經濟對中產無補於事，因為他們不能從事建築行業。但馬死落地行，為何不可呢？如果我們強調社會流動性，那有上有落才對吧？如果某一階層可永遠保持其地位，那跟九品中正制何異？
活在當下
成功非必然，畢竟，已活了三十多個年頭的我們，應當明白第一名只有一個，軍隊中也不可能每位都是元帥。今天不是元帥而是伙頭的，那只有努力做好伙頭的工作。
最後，或者我們要回歸基本步，學學外國人二十世代的蠻勁。金融海嘯，連百年老店都關門大吉 ，獅子山學會又怎會不艱苦經營？我跟學會兩位二十來歲的洋人員工講，趁現在經濟情況還未到最壞，以他們的條件，隨時可放棄學會的微薄工資，到外邊找份好工吧！但他們的回應竟是「等學會彈盡糧絕才說吧」，有一位更搬到南丫島跟友人「同居」，準備長期抗戰。活在當下，正是他們的寫照。而那些振臂高呼「除了好日子外，我們什麼都經歷過」的少數三十世代憤青，我只有一言相贈：機會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要再做怨婦了，你在搵自己笨而已。
Monday, December 22, 2008
回購領匯思路不通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8.12.2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香港的議員最優以為之的是為民請命，如果為的是弱勢社群，我當然也會一起支持，但他們想維護的對象竟惠及領匯的商戶，我就覺得有點太濫了。
最近立法會內有議員動議，要政府動員公帑回購領匯股份，以阻止領匯加租。議案最終雖被否決，但議員們的一些思路，卻令人對他們生疑，他們究竟對現實社會有多少理解，讓這種質素的議員來服務香港，真令人感到可悲！
支持政府回購領匯股份的議員說，如果領匯商場由政府持有，立法會就有機會阻止領匯加租：商戶的租金成本低了，就有能力回饋市民，把出售的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訂得低一點，消費者就會有所得益。
但現實是︰商戶在訂價時，雖會考慮自己的經營成本，但更重要的還得看要出售的商品與服務在市場上的供求形勢。如果一種商品需求大，訂高一點的價錢也賣得出，商戶大多會選擇加價，好讓自己賺多一些︰甚少會選擇賣平一些去益消費者。或許會有少數商戶選擇這樣做，但就我所知，並沒有商戶在成立公司時或在簽租約時，以白紙黑字承諾，會在獲得減租時，把所得的好處回饋消費者。議員們只是一廂情願吧了。
況且，議員們事前從未與商戶達成過甚麼協議，要減租多少，他們才益消費者。是否商戶說甚麼租金合理，社會都要接受？要知道，如果領匯真的變成了公產，它收少了租金，就變成全體市民的損失。有甚麼理由，為了個別領匯的商戶可以賺多一點錢，就要全體市民一起去承受損失！何況，領匯的商戶還包括大型超市，連鎖式經營的食肆，以至財力豐厚的銀行等？這些大戶，何需議員為他們操心？
議員們說，香港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由領匯帶動調低租金，會有助社會度過今次難關。我自己的生意亦正為分行的租金過高而苦惱，如果真有良方妙計可令租金下調，我怎會不支持。問題是議員要把私產變公產，然後去調低租金的方法並不可行，最終只會累死商界，我寧願捱貴租，也不贊成。
按議員的思路，領匯不肯減租，就用公帑去收購它，如果其他商場也不肯減租，是否也用公帑一一收購，屆時是否都交給政客去管，好讓他們可以做奧維爾筆下的「老大哥」，我們的某些議員，連議員辦事處的租金津貼也會動腦筋中飽私囊，讓他們去管這麼多的公產，只會加快他們墮落，市民怎能放心。
我最擔心的是，議員漸漸會不滿足於單是負責管商場的租金，他們遲早會懷疑商戶並沒有把平租的好處回饋市民，是否又可以大條道理要求由他們也監管商戶的經營。此之所以，我勸領匯的商戶，切莫把狼也認作外婆。我自己就寧願接受無良業主剝削，也不接受無私議員照顧。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香港的議員最優以為之的是為民請命，如果為的是弱勢社群，我當然也會一起支持，但他們想維護的對象竟惠及領匯的商戶，我就覺得有點太濫了。
最近立法會內有議員動議，要政府動員公帑回購領匯股份，以阻止領匯加租。議案最終雖被否決，但議員們的一些思路，卻令人對他們生疑，他們究竟對現實社會有多少理解，讓這種質素的議員來服務香港，真令人感到可悲！
支持政府回購領匯股份的議員說，如果領匯商場由政府持有，立法會就有機會阻止領匯加租：商戶的租金成本低了，就有能力回饋市民，把出售的商品與服務的價格訂得低一點，消費者就會有所得益。
但現實是︰商戶在訂價時，雖會考慮自己的經營成本，但更重要的還得看要出售的商品與服務在市場上的供求形勢。如果一種商品需求大，訂高一點的價錢也賣得出，商戶大多會選擇加價，好讓自己賺多一些︰甚少會選擇賣平一些去益消費者。或許會有少數商戶選擇這樣做，但就我所知，並沒有商戶在成立公司時或在簽租約時，以白紙黑字承諾，會在獲得減租時，把所得的好處回饋消費者。議員們只是一廂情願吧了。
況且，議員們事前從未與商戶達成過甚麼協議，要減租多少，他們才益消費者。是否商戶說甚麼租金合理，社會都要接受？要知道，如果領匯真的變成了公產，它收少了租金，就變成全體市民的損失。有甚麼理由，為了個別領匯的商戶可以賺多一點錢，就要全體市民一起去承受損失！何況，領匯的商戶還包括大型超市，連鎖式經營的食肆，以至財力豐厚的銀行等？這些大戶，何需議員為他們操心？
議員們說，香港面對金融海嘯的衝擊，由領匯帶動調低租金，會有助社會度過今次難關。我自己的生意亦正為分行的租金過高而苦惱，如果真有良方妙計可令租金下調，我怎會不支持。問題是議員要把私產變公產，然後去調低租金的方法並不可行，最終只會累死商界，我寧願捱貴租，也不贊成。
按議員的思路，領匯不肯減租，就用公帑去收購它，如果其他商場也不肯減租，是否也用公帑一一收購，屆時是否都交給政客去管，好讓他們可以做奧維爾筆下的「老大哥」，我們的某些議員，連議員辦事處的租金津貼也會動腦筋中飽私囊，讓他們去管這麼多的公產，只會加快他們墮落，市民怎能放心。
我最擔心的是，議員漸漸會不滿足於單是負責管商場的租金，他們遲早會懷疑商戶並沒有把平租的好處回饋市民，是否又可以大條道理要求由他們也監管商戶的經營。此之所以，我勸領匯的商戶，切莫把狼也認作外婆。我自己就寧願接受無良業主剝削，也不接受無私議員照顧。
回購領匯何益？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26 , 2008.12.22)
金融海嘯經濟不景，零售業首當其衝，地產代理估計商舖租金將會下調 5%，更有個別業主率先減租兩成多。同一時間，由房委會私有化而成的領匯卻逆市加租，於是引來政客群起攻之。雖然立法會已經否決回購領匯股份，但動用公帑「再國有化」領匯之聲肯定不會從此消失。
免費未必惠民
政客何以如此關注領匯加租？因為他們認為領匯加租損害商戶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加租導致商戶加價影響民生。
加租增加商戶成本，商戶於是將其轉嫁顧客，似乎合情合理。且慢，先看一下最近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五十一號報告書）關於《公眾街市的管理》一章。內裏提及，由於鼓勵流動小販退還牌照、減低長期空置檔位、優惠舊街市租戶等等原因，部分公眾街市租戶的租金只是市值租金的1%至5%，因此同一街市中售賣類似貨品的商戶，所付租金可以相差高達十倍以上。可是到這些街市逛逛，卻找不到貨品售價相差幾倍的商舖。既然租金決定貨品價格，這些享受低廉租金的檔位又為什麼不會出售較便宜的貨品﹖
其實關於租金跟貨品價格的關係，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早在其《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解釋過，「不是因為要付地租所以穀物價高，而是因為穀物價高所以要付地租」（Corn is not high because a rent is paid, but a rent is paid because corn is high）。
套之於領匯或公眾街市，即是貨價決定租金，而不是如政客所言的租金決定貨價。這是因為無論地租或商舖租金皆取決於土地或商舖的需求，而兩者都是由土地商舖所能產生的收益伸延。應收的租金不收，也不會反過來影響土地商舖所能收取的貨價。公眾街市檔位租金相差倍計而不見於貨價，正因如此。
再看上述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關於《提供康樂及體育服務》的另一章。章內提及政府為響應北京舉辦奧運會，在本年7月1日推出為期三個月的「免費使用康樂設施計劃」。報告指出「免費計劃」大幅提高預訂率，不過四成租用者卻未有到場，當中還未包括報章報道和市民投訴的濫用情況。「免費計劃」的用者是否受惠﹖成功訂場的市民固然受惠，因為即使失場或只是到場跟朋友閒談休息，也沒有什麼損失。可是對於這些本來願意付上一點租場費用使用設施，現在卻因設施「免費」而未能訂場、還要眼見別人浪費資源的市民，就只好求助於申訴專員。
低租未必惠商
「低租惠商」跟「免費惠民」的邏輯相同，商戶能否受惠於低於市值的租金，視乎商戶是否能夠分得一個「超值」商舖檔位。因此，政治壓力造成的低租所能惠及的，無非只是某些有優先續租權、或是熟悉繁複申請程序、或是因特別「門路」、或是運氣較好而成功租舖的這些擁有特殊利益的「特權商戶」，而不是所有希望租舖的一般商戶。至於低租鼓勵的，也就是把檔位用作貯物、分租等行為。
不要誤會，這篇文章不是說領匯逆市加租的決定合理或是正確，只是當政府每年補貼超過1億元經營公眾街市，換來的是三成街市的檔位空置率超過三成，出租的檔位部分用作貯物、半數可能已經分租，對於政府運用公帑回購或補貼商場街市營運是否惠及市民和真正有心經營的商戶，實在應該認真思考。
金融海嘯經濟不景，零售業首當其衝，地產代理估計商舖租金將會下調 5%，更有個別業主率先減租兩成多。同一時間，由房委會私有化而成的領匯卻逆市加租，於是引來政客群起攻之。雖然立法會已經否決回購領匯股份，但動用公帑「再國有化」領匯之聲肯定不會從此消失。
免費未必惠民
政客何以如此關注領匯加租？因為他們認為領匯加租損害商戶利益，而更重要的是，加租導致商戶加價影響民生。
加租增加商戶成本，商戶於是將其轉嫁顧客，似乎合情合理。且慢，先看一下最近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五十一號報告書）關於《公眾街市的管理》一章。內裏提及，由於鼓勵流動小販退還牌照、減低長期空置檔位、優惠舊街市租戶等等原因，部分公眾街市租戶的租金只是市值租金的1%至5%，因此同一街市中售賣類似貨品的商戶，所付租金可以相差高達十倍以上。可是到這些街市逛逛，卻找不到貨品售價相差幾倍的商舖。既然租金決定貨品價格，這些享受低廉租金的檔位又為什麼不會出售較便宜的貨品﹖
其實關於租金跟貨品價格的關係，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早在其《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解釋過，「不是因為要付地租所以穀物價高，而是因為穀物價高所以要付地租」（Corn is not high because a rent is paid, but a rent is paid because corn is high）。
套之於領匯或公眾街市，即是貨價決定租金，而不是如政客所言的租金決定貨價。這是因為無論地租或商舖租金皆取決於土地或商舖的需求，而兩者都是由土地商舖所能產生的收益伸延。應收的租金不收，也不會反過來影響土地商舖所能收取的貨價。公眾街市檔位租金相差倍計而不見於貨價，正因如此。
再看上述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關於《提供康樂及體育服務》的另一章。章內提及政府為響應北京舉辦奧運會，在本年7月1日推出為期三個月的「免費使用康樂設施計劃」。報告指出「免費計劃」大幅提高預訂率，不過四成租用者卻未有到場，當中還未包括報章報道和市民投訴的濫用情況。「免費計劃」的用者是否受惠﹖成功訂場的市民固然受惠，因為即使失場或只是到場跟朋友閒談休息，也沒有什麼損失。可是對於這些本來願意付上一點租場費用使用設施，現在卻因設施「免費」而未能訂場、還要眼見別人浪費資源的市民，就只好求助於申訴專員。
低租未必惠商
「低租惠商」跟「免費惠民」的邏輯相同，商戶能否受惠於低於市值的租金，視乎商戶是否能夠分得一個「超值」商舖檔位。因此，政治壓力造成的低租所能惠及的，無非只是某些有優先續租權、或是熟悉繁複申請程序、或是因特別「門路」、或是運氣較好而成功租舖的這些擁有特殊利益的「特權商戶」，而不是所有希望租舖的一般商戶。至於低租鼓勵的，也就是把檔位用作貯物、分租等行為。
不要誤會，這篇文章不是說領匯逆市加租的決定合理或是正確，只是當政府每年補貼超過1億元經營公眾街市，換來的是三成街市的檔位空置率超過三成，出租的檔位部分用作貯物、半數可能已經分租，對於政府運用公帑回購或補貼商場街市營運是否惠及市民和真正有心經營的商戶，實在應該認真思考。
Monday, December 15, 2008
政府應增加的士收費模式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 P.33 , 2008.12.15)
市區的士較早前落實「短加長減」收費方案，引起部分新界的士司機不滿，導致罷駛。雖然政府隨即通過新界的士推行「短加長減」，恢復新界的士的價格優勢，但的士業界之間對「短加長減」的分歧仍然嚴重。
香港的士市場複雜之處，在於同時受到供應與價格兩方面的管制。的士供應受到牌照數目的限制，而為免的士收費由於供應方面的限制而過高和乘客訊息費用過高，於是政府同時劃一車資；昔日常見的士司機態度欠佳、拒載之事，正正反映劃一的車資應在市場均衡之下。可是，由於經濟環境改變與新的競爭對手出現，劃一的車資在長途車程時變成高於市場均衡，於是在競爭壓力之下出現「折扣的士」。正因如此，才會出現「短加長減」的建議，嘗試調整長途和短途兩個市場的車資來提高業界收入。
然而，在市場均衡之上調整車資增加收入的難度，在於需要準確了解市場的需求彈性。要是政府估計錯誤，價格加減都會損害的士業界收入。不過，假如只是政府與業界對市場需求彈性看法不同，業界應該出現的情況是一致反對，而非現在所見的嚴重分歧。
無法同時平衡個別司機利益
先試想，政府劃一每罐汽水零售價格。由於零售商存在固定成本，按照購買數量多少而將零售價格改為「少加多減」明顯較為合理。問題在於，零售商的營運模式可能甚為不同，通宵營運的便利店或在主題樂園經營的商店，由於顧客購買量少、需求欠缺彈性，「少加」可以增加收入。可是同樣以購買量少顧客為主，但於食肆、果汁店林立地區經營的商店，「少加」可能引致需求量大跌，收入得不償失。
的士市場面對的，可能便是同樣情況。由於訊息不同，的士業界可能已經發展出不同營運模式，或長駐機場、或遊走市區。其中，主要接載訊息費用高昂、需求欠缺彈性的外地遊客的機場司機，顯然不會如其他司機般支持「長減」。
另一方面，須與巴士、小巴直接競爭短途乘客的屋村司機，也不會跟於商業區謀生的司機一起接受「短加」。因此，即使「短加長減」對於整體市場而言方向正確，卻無法同時平衡個別司機或團體的切身利益。
「短加長減」的用意，在於為的士車資提供更大彈性，貼近市場情況。只是市場難以簡單二分，「長短」以外，還有其他。既然政府強作干預，劃一調整車資，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有利發展企業營運
其實在交通諮詢委員會年中發表的《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書》中，便有提出容許「個別的士從業員向政府申請自訂不同收費表」的想法，只是礙於香港的士市場以個別租車司機營運為主，恐怕自訂的收費過多造成混亂，因此提議只於企業營運成為主導之時，才容許自訂收費。
可是，劃一收費本身就是阻礙的士以企業形式營運的一個重要原因。的士司機表現及收入難以監管，車主因而較為傾向出租牌照多於僱用司機，但是如果容許自由訂價，部分相信自己更能準確釐訂不同市場收費，並以此製定競爭策略的企業家，便會組成公司以企業營運。相反，失去收費自主權，企業的一大功能無法發揮，自然大大削弱以企業營運的動機。
既然現在不同的士業界對於調整收費的方向想法各異，正好鼓勵不同意見的業界團體整合數個收費模式。業界為免訊息過於混亂影響生意，相信亦有此傾向。
以此為始，的士的企業營運模式才有機會發展。否則倒因為果，期望在劃一收費下，企業營運會漸次主導的士市場，恐怕只是緣木求魚。
市區的士較早前落實「短加長減」收費方案，引起部分新界的士司機不滿，導致罷駛。雖然政府隨即通過新界的士推行「短加長減」，恢復新界的士的價格優勢，但的士業界之間對「短加長減」的分歧仍然嚴重。
香港的士市場複雜之處，在於同時受到供應與價格兩方面的管制。的士供應受到牌照數目的限制，而為免的士收費由於供應方面的限制而過高和乘客訊息費用過高，於是政府同時劃一車資；昔日常見的士司機態度欠佳、拒載之事，正正反映劃一的車資應在市場均衡之下。可是，由於經濟環境改變與新的競爭對手出現，劃一的車資在長途車程時變成高於市場均衡，於是在競爭壓力之下出現「折扣的士」。正因如此，才會出現「短加長減」的建議，嘗試調整長途和短途兩個市場的車資來提高業界收入。
然而，在市場均衡之上調整車資增加收入的難度，在於需要準確了解市場的需求彈性。要是政府估計錯誤，價格加減都會損害的士業界收入。不過，假如只是政府與業界對市場需求彈性看法不同，業界應該出現的情況是一致反對，而非現在所見的嚴重分歧。
無法同時平衡個別司機利益
先試想，政府劃一每罐汽水零售價格。由於零售商存在固定成本，按照購買數量多少而將零售價格改為「少加多減」明顯較為合理。問題在於，零售商的營運模式可能甚為不同，通宵營運的便利店或在主題樂園經營的商店，由於顧客購買量少、需求欠缺彈性，「少加」可以增加收入。可是同樣以購買量少顧客為主，但於食肆、果汁店林立地區經營的商店，「少加」可能引致需求量大跌，收入得不償失。
的士市場面對的，可能便是同樣情況。由於訊息不同，的士業界可能已經發展出不同營運模式，或長駐機場、或遊走市區。其中，主要接載訊息費用高昂、需求欠缺彈性的外地遊客的機場司機，顯然不會如其他司機般支持「長減」。
另一方面，須與巴士、小巴直接競爭短途乘客的屋村司機，也不會跟於商業區謀生的司機一起接受「短加」。因此，即使「短加長減」對於整體市場而言方向正確，卻無法同時平衡個別司機或團體的切身利益。
「短加長減」的用意，在於為的士車資提供更大彈性，貼近市場情況。只是市場難以簡單二分，「長短」以外，還有其他。既然政府強作干預，劃一調整車資，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有利發展企業營運
其實在交通諮詢委員會年中發表的《的士營運檢討報告書》中，便有提出容許「個別的士從業員向政府申請自訂不同收費表」的想法，只是礙於香港的士市場以個別租車司機營運為主，恐怕自訂的收費過多造成混亂，因此提議只於企業營運成為主導之時，才容許自訂收費。
可是，劃一收費本身就是阻礙的士以企業形式營運的一個重要原因。的士司機表現及收入難以監管，車主因而較為傾向出租牌照多於僱用司機，但是如果容許自由訂價，部分相信自己更能準確釐訂不同市場收費，並以此製定競爭策略的企業家，便會組成公司以企業營運。相反，失去收費自主權，企業的一大功能無法發揮，自然大大削弱以企業營運的動機。
既然現在不同的士業界對於調整收費的方向想法各異，正好鼓勵不同意見的業界團體整合數個收費模式。業界為免訊息過於混亂影響生意，相信亦有此傾向。
以此為始，的士的企業營運模式才有機會發展。否則倒因為果，期望在劃一收費下，企業營運會漸次主導的士市場，恐怕只是緣木求魚。
Competition Law Reform – The Way Forward
Dan Ryan is a Director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 2008.12.15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raised expectations that some sort of competition-related reform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territory in 2009. Although it may surprise some, we are in favor of this. What we are against is that nature of the proposal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introduce. From the outset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and lonely) critics of the proposal. Now the chorus of critics is growing.
The key problem with the proposal is that it subjects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 regulatory regime which is inappropriate for those that operate in extremely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sal does nothing about those entities which operate in those markets that are protected from new competitors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 proposal also excludes and contains principles which are inappropriate for regulating statutory entities which engag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at unfairly compet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f the current proposal is enacted we would thus get the worse of both worlds – legal uncertainty and unnecessary costs on private business and inertia in those government-protected industries which do require reform.
In the interests of moving the debate forward we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focus on those areas where there is wide agreement on the need reform and which, unlike the current proposal, would actually do some good. The key focus should be on those statutory entities, regulations or regulatory bodies which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Let me give you a couple of examples.
The Law Society is charged with regulat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Unfortunately many of its regulations impose overly-restrictive burdens on foreign solicitors practicing in this city that go beyond the need to simply ensure quality & standards. For example, foreign practitioners who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al and university training have to sit exams in Hong Kong's arcane system of land tenure even though they will never practice in that area in their lives. Ask any foreign lawyer who has had to sit they exam and they will tell you how crazy this is. This type of restrictive barrier forces up the price of legal services for all Hong Kong consumers and makes the legal market less competitive than it should be.
Another good example is the Hong Kong Exchange. The exchange is a for-profit company which is sheltered from foreign competition by overly restric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ory changes have allowed 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s such as Chi-X a greater role in the market. These entities have provided competition to the existing exchanges and drastically cut trading costs and improved efficiency. In Hong Ko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is such that it restricts their operations her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is another area in need of competition reform. Like others, we acknowledge there may be good social policy reasons for limiting gambling in the city. However, thi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one entity should be given a monopoly on the provision of gambling services. We believe there is scope for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inquiry into how new operators may be introduced while retaining those restrictions which are deemed necessary for social policy reasons.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ly sensitive areas is the retail grocery and petrol markets. It is an area which people rely on every day but also an area where a great deal of unsubstantiated allegations have been made. The argument (often presented with very little hard evidenc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land auction process and other regulations favor existing incumbents. We would be in favor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inquiry into the way that land auctions take place in Hong Kong which would also examine any government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which might prevent the entry of new entities into the retail supermarket and petrol markets.
We believe that the reforms of the type we have outlined above are something that all those who genuinely believe in increasing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can get behind. They are proposals which can be supported while staying true to the city's pro-market princi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osing to rightful scrutiny those areas where exist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s favor particular businesses over others.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ll those who want to make this reform happe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raised expectations that some sort of competition-related reform will be introduced in the territory in 2009. Although it may surprise some, we are in favor of this. What we are against is that nature of the proposal t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introduce. From the outset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and lonely) critics of the proposal. Now the chorus of critics is growing.
The key problem with the proposal is that it subjects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 regulatory regime which is inappropriate for those that operate in extremely open and competitive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sal does nothing about those entities which operate in those markets that are protected from new competitors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he proposal also excludes and contains principles which are inappropriate for regulating statutory entities which engage i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at unfairly compete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If the current proposal is enacted we would thus get the worse of both worlds – legal uncertainty and unnecessary costs on private business and inertia in those government-protected industries which do require reform.
In the interests of moving the debate forward we believe it is better to focus on those areas where there is wide agreement on the need reform and which, unlike the current proposal, would actually do some good. The key focus should be on those statutory entities, regulations or regulatory bodies which restrict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Let me give you a couple of examples.
The Law Society is charged with regulat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Hong Kong. Unfortunately many of its regulations impose overly-restrictive burdens on foreign solicitors practicing in this city that go beyond the need to simply ensure quality & standards. For example, foreign practitioners who have already gone through years of practical and university training have to sit exams in Hong Kong's arcane system of land tenure even though they will never practice in that area in their lives. Ask any foreign lawyer who has had to sit they exam and they will tell you how crazy this is. This type of restrictive barrier forces up the price of legal services for all Hong Kong consumers and makes the legal market less competitive than it should be.
Another good example is the Hong Kong Exchange. The exchange is a for-profit company which is sheltered from foreign competition by overly restric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gulatory changes have allowed alternative trading systems such as Chi-X a greater role in the market. These entities have provided competition to the existing exchanges and drastically cut trading costs and improved efficiency. In Hong Ko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is such that it restricts their operations here.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is another area in need of competition reform. Like others, we acknowledge there may be good social policy reasons for limiting gambling in the city. However, this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ean that one entity should be given a monopoly on the provision of gambling services. We believe there is scope for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inquiry into how new operators may be introduced while retaining those restrictions which are deemed necessary for social policy reasons.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ly sensitive areas is the retail grocery and petrol markets. It is an area which people rely on every day but also an area where a great deal of unsubstantiated allegations have been made. The argument (often presented with very little hard evidenc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land auction process and other regulations favor existing incumbents. We would be in favor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inquiry into the way that land auctions take place in Hong Kong which would also examine any government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which might prevent the entry of new entities into the retail supermarket and petrol markets.
We believe that the reforms of the type we have outlined above are something that all those who genuinely believe in increasing competition in Hong Kong can get behind. They are proposals which can be supported while staying true to the city's pro-market princi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osing to rightful scrutiny those areas where exist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s favor particular businesses over others.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all those who want to make this reform happen.
Monday, December 8, 2008
外滙基金應作兩手準備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經濟企管 P.33 , 2008.12.08)
這數年外滙市場風起雲湧，作為唯一真正國際貨幣的美元，其地位在這期間大上大落：在克林頓時代的雄霸天下，繼而歐羅面世嘗試對它作出挑戰，到半年前人人棄之如草芥，發展至今雖因挽救經濟而胡亂印鈔，但其幣值竟反地心吸力地上升，其走勢之飄忽令人歎為觀止。
同一時間，世界另一大經濟體系中國亦重歸貨幣政策自主道路，於2005年7月與美元脫鈎，之後輾轉上升兩成，但上周卻突然回落，更連續三日觸及波幅下限，由於早前因存款利息低企和美元貶值，不少港人投資了人民幣，相信他們會非常關注未來人民幣的走勢。究竟人民幣是否真的轉勢？香港人除了留意人民幣的投資回報外，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們關心？在外滙市場風雲變色、主要貨幣的波動從以往每天的一百點內暴增至四、五百點的今天，港人實應加倍留意局勢的發展，以備在非常時期能有效保存多年辛勞累積下來的財產。
美元在二戰後逐漸取代英鎊成為國際唯一結算貨幣，很多商品也是以美元定價，世界多國的貨品貿易也是以美元報價，投資產品如各類型基金和債券也是以美元為單位，故在次按危機爆發後，美國縱使瘋狂發債救市，美元亦因避險、各類平倉盤和基金贖回潮下需求大增而幣值得以反地心吸力上升，而升幅之大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中國未被美國牽着鼻子走
在過去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風暴中，我們不難聽到發展中國家貨幣如印尼盾或阿根廷披索單日對美元下跌一兩成，但今次瘋狂貶值的貨幣竟包括主流貨幣如英鎊和澳元，澳元更是兩天下瀉兩成，從7月起累積貶值超過三成（中信泰富就因此加入金融海嘯下的「苦主」大軍），而眾多亞洲貨幣亦難逃貶值命運，但港元、日圓和人民幣成為了罕有的例外；港元的穩定當然是拜聯繫滙率所賜；日圓的堅挺由於利差交易大量平倉，但偏高的幣值跟日本本身的經濟狀況不太相稱，使它背負金融海嘯所帶來不成比例的重擔。如這情況延續，日本經濟勢將崩潰，相信其政府不會坐以待斃。
人民幣的情況則較為複雜：自從2003年沙士以後，國內經濟回歸蓬勃並全速發展，外資不斷湧入，又因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使油價、繼而其他國際商品價格上升，正巧印度亦全面發展經濟，中印兩國對原材料的強勁需求無疑為商品價格火上加油，所以中國才在2005年決定讓人民幣和美元脫鈎，期望貨幣升值能緩和輸入通脹，亦以此來個順水推舟，滿足西方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
可惜升值不久，未看到通脹得以緩和，反觀商品價格升幅更瘋狂，連糧食價格亦被帶動上升；更要命的，是大量廠房（特別是港資）因受不了人民幣、商品和勞動法多方的夾擊而倒閉，升值未見其利先見其弊，所以中央政府趁現在外幣兌美元急跌而讓人民幣調整（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是正確的做法。可是在金融海嘯下，中央亦想入口貨價盡量低企，以鼓勵人民消費保經濟增長，故人民幣亦不可能大幅貶值。順帶一提，無論是4萬億元人民幣救市方案，還是人民幣的政策，都看到中國是因應自己的需要而制定的，未有被美國牽着鼻子走，可見中央處理經濟的能力已不是吳下阿蒙，問題只是中央的政策能否有效的下達地方政府。
維持聯滙吸納黃金外幣
相對大陸，香港面對外滙波動所帶來的挑戰更令人憂心。一方面香港聯繫滙率在金融海嘯中（起碼到目前為止）捍衞香港經濟的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人民幣升值兩成已令各界叫苦連天的情況下，實不敢想像在沒有聯滙下，港幣如再下跌（那怕如新加坡元般只下跌一成），會構成怎樣的災難，這亦是獅子山學會一向以來支持金管局的主張──港元不可輕言脫鈎的理由。可是自9月起美國不負責任的狂印美鈔救市，那怕採用量化寬鬆政策，也不能阻止各國對美元失去信心（日圓在量化寬鬆政策下幣值能維持，建基於日本國民的高儲蓄率和龐大貿易盈餘，不可與欠了外國一屁股債的美國相比）。如美元崩潰，外滙儲備又有近九成是美元區貨幣，港元自然會與美元玉石俱焚，所以香港正處於攔腰捉蛇的困境。
慶幸的是，維持聯匯絕對穩定只需要外滙儲備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實在無必要繼續以美元存在；因此，獅子山學會建議金管局一方面維繫聯滙，一方面可循步漸進吸納黃金和外幣（除歐羅外，在中央的配合下應可買進人民幣，以備將來人民幣在國際上自由兌換時與其掛鈎之用），起碼佔外匯基金的四成。倘若美元崩潰，這會使我們有能力轉與其他貨幣掛鈎，香港數代人累積下來的財富不致付諸一炬。
當然，在減低美元資產的過程中很可能會導致虧損，使金管局面對很大的輿論壓力。這或許是年薪900萬元的代價吧！
這數年外滙市場風起雲湧，作為唯一真正國際貨幣的美元，其地位在這期間大上大落：在克林頓時代的雄霸天下，繼而歐羅面世嘗試對它作出挑戰，到半年前人人棄之如草芥，發展至今雖因挽救經濟而胡亂印鈔，但其幣值竟反地心吸力地上升，其走勢之飄忽令人歎為觀止。
同一時間，世界另一大經濟體系中國亦重歸貨幣政策自主道路，於2005年7月與美元脫鈎，之後輾轉上升兩成，但上周卻突然回落，更連續三日觸及波幅下限，由於早前因存款利息低企和美元貶值，不少港人投資了人民幣，相信他們會非常關注未來人民幣的走勢。究竟人民幣是否真的轉勢？香港人除了留意人民幣的投資回報外，是否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我們關心？在外滙市場風雲變色、主要貨幣的波動從以往每天的一百點內暴增至四、五百點的今天，港人實應加倍留意局勢的發展，以備在非常時期能有效保存多年辛勞累積下來的財產。
美元在二戰後逐漸取代英鎊成為國際唯一結算貨幣，很多商品也是以美元定價，世界多國的貨品貿易也是以美元報價，投資產品如各類型基金和債券也是以美元為單位，故在次按危機爆發後，美國縱使瘋狂發債救市，美元亦因避險、各類平倉盤和基金贖回潮下需求大增而幣值得以反地心吸力上升，而升幅之大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中國未被美國牽着鼻子走
在過去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金融風暴中，我們不難聽到發展中國家貨幣如印尼盾或阿根廷披索單日對美元下跌一兩成，但今次瘋狂貶值的貨幣竟包括主流貨幣如英鎊和澳元，澳元更是兩天下瀉兩成，從7月起累積貶值超過三成（中信泰富就因此加入金融海嘯下的「苦主」大軍），而眾多亞洲貨幣亦難逃貶值命運，但港元、日圓和人民幣成為了罕有的例外；港元的穩定當然是拜聯繫滙率所賜；日圓的堅挺由於利差交易大量平倉，但偏高的幣值跟日本本身的經濟狀況不太相稱，使它背負金融海嘯所帶來不成比例的重擔。如這情況延續，日本經濟勢將崩潰，相信其政府不會坐以待斃。
人民幣的情況則較為複雜：自從2003年沙士以後，國內經濟回歸蓬勃並全速發展，外資不斷湧入，又因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而使油價、繼而其他國際商品價格上升，正巧印度亦全面發展經濟，中印兩國對原材料的強勁需求無疑為商品價格火上加油，所以中國才在2005年決定讓人民幣和美元脫鈎，期望貨幣升值能緩和輸入通脹，亦以此來個順水推舟，滿足西方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
可惜升值不久，未看到通脹得以緩和，反觀商品價格升幅更瘋狂，連糧食價格亦被帶動上升；更要命的，是大量廠房（特別是港資）因受不了人民幣、商品和勞動法多方的夾擊而倒閉，升值未見其利先見其弊，所以中央政府趁現在外幣兌美元急跌而讓人民幣調整（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是正確的做法。可是在金融海嘯下，中央亦想入口貨價盡量低企，以鼓勵人民消費保經濟增長，故人民幣亦不可能大幅貶值。順帶一提，無論是4萬億元人民幣救市方案，還是人民幣的政策，都看到中國是因應自己的需要而制定的，未有被美國牽着鼻子走，可見中央處理經濟的能力已不是吳下阿蒙，問題只是中央的政策能否有效的下達地方政府。
維持聯滙吸納黃金外幣
相對大陸，香港面對外滙波動所帶來的挑戰更令人憂心。一方面香港聯繫滙率在金融海嘯中（起碼到目前為止）捍衞香港經濟的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人民幣升值兩成已令各界叫苦連天的情況下，實不敢想像在沒有聯滙下，港幣如再下跌（那怕如新加坡元般只下跌一成），會構成怎樣的災難，這亦是獅子山學會一向以來支持金管局的主張──港元不可輕言脫鈎的理由。可是自9月起美國不負責任的狂印美鈔救市，那怕採用量化寬鬆政策，也不能阻止各國對美元失去信心（日圓在量化寬鬆政策下幣值能維持，建基於日本國民的高儲蓄率和龐大貿易盈餘，不可與欠了外國一屁股債的美國相比）。如美元崩潰，外滙儲備又有近九成是美元區貨幣，港元自然會與美元玉石俱焚，所以香港正處於攔腰捉蛇的困境。
慶幸的是，維持聯匯絕對穩定只需要外滙儲備的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實在無必要繼續以美元存在；因此，獅子山學會建議金管局一方面維繫聯滙，一方面可循步漸進吸納黃金和外幣（除歐羅外，在中央的配合下應可買進人民幣，以備將來人民幣在國際上自由兌換時與其掛鈎之用），起碼佔外匯基金的四成。倘若美元崩潰，這會使我們有能力轉與其他貨幣掛鈎，香港數代人累積下來的財富不致付諸一炬。
當然，在減低美元資產的過程中很可能會導致虧損，使金管局面對很大的輿論壓力。這或許是年薪900萬元的代價吧！
Friday, December 5, 2008
Forget draws, just put cash in our pockets
Forget draws, just put cash in our pockets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committed to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order to create jobs and bolster the economy. But if these public works projects aren't truly necessary and the costs outweigh the benefits, all is in vain and taxpayers' money has been wasted.
Nicole Alpert
Friday, December 05, 2008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committed to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order to create jobs and bolster the economy. But if these public works projects aren't truly necessary and the costs outweigh the benefits, all is in vain and taxpayers' money has been wasted.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committed to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order to create jobs and bolster the economy. But if these public works projects aren't truly necessary and the costs outweigh the benefits, all is in vain and taxpayers' money has been wasted.
Nicole Alpert
Friday, December 05, 2008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committed to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order to create jobs and bolster the economy. But if these public works projects aren't truly necessary and the costs outweigh the benefits, all is in vain and taxpayers' money has been wasted.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quick to prescribe remedies to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the economy, perhaps too quick.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and the Liberal Party have made the community wince with their suggestions.
The DAB wants makeovers in areas such as Tin Shui Wai and the Liberals call for HK$6 billion in shopping coupons with billions more in freebies, lucky draws and passes to Disneyland.
While most of the proposals are laughable, their calls for tax relief are right on.
We've cut taxes before and seen great progress. For instance, the levy on wine - alcoholic content under 30 percent - in Hong Kong was 80 percent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cut to 40 percent in last year's budget and then abolished in February.
Some criticized the cuts, but they have created jobs and fueled a new and successful industry.
The benefits are numerous and include the growth of new business, expos and fairs, more value-added industries such as retailing and a wider choice of quality wines for consumers.
Tax cuts have great potential to stimulate growth - individuals will have more money to spend on whatever they wish, which will improve the economic climate.
The government is always being criticized for incompetence - it's definitely smarter to let people manage their own money. Families may choose to save, invest, pay off debt or spend.
The same funds that pay for makeovers at Tin Shui Wai and giveaways may help those having trouble managing the most basic necessities, such as food and rent.
Instead of going for coupons and freebies, both with high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risks of corruption, we may stimulate growth by putting more money into people's pockets.
Proposals that seek to control the way individuals spend will create market inefficiencies.
We have been told that we need a stimulus, an injection of billions of dollars, but instead of spending our taxes on risky project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lore public policy that will encourage new growth.
It should only invest in public projects that are necessary - if they aren't it might as well pay people to dig holes and refill them. It shoul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money in taxpayers' pockets, scrap laws that hamper growth and help the unemployed find jobs and acquire new skills.
The recession is not something a lucky draw or Disneyland passes can get us out of, real improvement in the economy takes sacrifice, hard work and patience.
Nicole Alpert is a research associate for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a free-market 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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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企業的社會責任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2008.12.0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全球經濟步入衰退，不少企業都裁員減薪。這是企業為了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繼續生存，而迫不得已的選擇，卻被社會輿論群起而攻之，指責企業為了盈利不顧被裁員工死活，是缺乏社會責任的表現強調企業要負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與香港一向以來篤信的自由經濟理念格格不入，但近年卻成了傳媒鼓吹的主導思想，我十分懷疑，是否大家一起高唱一下，就可以令企業真的願意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並對香港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我是多間企業的負責人，屬下有過萬員工。我十分清楚我的一些取捨，足以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因此，我作決定時會十分審慎，因為如果我作錯了決定，傷害到一些可以不必被傷害的人，我就會得不到下屬的支持，我的領導地位就會動搖，公司就更難度過這段困難時期。我十分明白，作為企業的負責人，我不但對股東有責任，對員工、對社會也有責任。然而，我的責任來自三個組成部分。一是人人都要負起的法律責任，法律有規定的，不管自己是否認同，既然選擇在這個社會生活，就得遵守這個社會的法律。我不會動不動就搞公民抗命。二是合約上的責任，這是我自己在簽約時承諾的責任，不管是對股東，對員工，對顧客；或對其他商業夥伴，既然簽約時你情我願，自然有責任履行合約的規定。三是來自我個人的道德操守，來自我個人對人生的反省，完全是個人的價值取捨，不受社會上那些未經深思熟慮，只顧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意見領袖影響。我是一個「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我對我深信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但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我不但會橫眉冷對，而且亦會據理力爭，還以顏色，全無畏懼。
以上的三類責任，頭兩類是屬於企業必須肩負的，做不到會有法律後果。社會若發現企業想逃避這兩類責任，可以揭發他，指控他，批判他，可以對他有公論，但如果是第三類責任，則屬個人層面的道德取捨，不能由輿論加諸企業身上。因為道德標準人人不同，只能各自遵守自己的道德，不能強要別人遵守你的道德。除非社會覺得，必須把某些道德標準，提升為法律標準，否則不能隨意按自己的標準，要求企業負起各種空泛的社會責任。
以企業裁員為例，這是經營者應有的自主權，一旦剝奪企業在這方面的自主權，只會加快企業的倒閉，令更多人失業。香港現時雖沒有人要求立法去剝奪企業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權，卻常對裁員的企業進行道德審判。這種道德審判，短期無法改變企業的決定，長期卻會阻嚇企業在香港的投資。就我所見，那些高唱企業社會責任的人，都是一批不懂企業運作的人。讓這類人來香港搞企業，員工更難有好日子過。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全球經濟步入衰退，不少企業都裁員減薪。這是企業為了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繼續生存，而迫不得已的選擇，卻被社會輿論群起而攻之，指責企業為了盈利不顧被裁員工死活，是缺乏社會責任的表現強調企業要負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與香港一向以來篤信的自由經濟理念格格不入，但近年卻成了傳媒鼓吹的主導思想，我十分懷疑，是否大家一起高唱一下，就可以令企業真的願意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並對香港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我是多間企業的負責人，屬下有過萬員工。我十分清楚我的一些取捨，足以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因此，我作決定時會十分審慎，因為如果我作錯了決定，傷害到一些可以不必被傷害的人，我就會得不到下屬的支持，我的領導地位就會動搖，公司就更難度過這段困難時期。我十分明白，作為企業的負責人，我不但對股東有責任，對員工、對社會也有責任。然而，我的責任來自三個組成部分。一是人人都要負起的法律責任，法律有規定的，不管自己是否認同，既然選擇在這個社會生活，就得遵守這個社會的法律。我不會動不動就搞公民抗命。二是合約上的責任，這是我自己在簽約時承諾的責任，不管是對股東，對員工，對顧客；或對其他商業夥伴，既然簽約時你情我願，自然有責任履行合約的規定。三是來自我個人的道德操守，來自我個人對人生的反省，完全是個人的價值取捨，不受社會上那些未經深思熟慮，只顧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意見領袖影響。我是一個「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我對我深信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但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我不但會橫眉冷對，而且亦會據理力爭，還以顏色，全無畏懼。
以上的三類責任，頭兩類是屬於企業必須肩負的，做不到會有法律後果。社會若發現企業想逃避這兩類責任，可以揭發他，指控他，批判他，可以對他有公論，但如果是第三類責任，則屬個人層面的道德取捨，不能由輿論加諸企業身上。因為道德標準人人不同，只能各自遵守自己的道德，不能強要別人遵守你的道德。除非社會覺得，必須把某些道德標準，提升為法律標準，否則不能隨意按自己的標準，要求企業負起各種空泛的社會責任。
以企業裁員為例，這是經營者應有的自主權，一旦剝奪企業在這方面的自主權，只會加快企業的倒閉，令更多人失業。香港現時雖沒有人要求立法去剝奪企業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權，卻常對裁員的企業進行道德審判。這種道德審判，短期無法改變企業的決定，長期卻會阻嚇企業在香港的投資。就我所見，那些高唱企業社會責任的人，都是一批不懂企業運作的人。讓這類人來香港搞企業，員工更難有好日子過。
Wednesday, December 3, 2008
It’s nonsense to fault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From Prof Craig Boise and Prof Andrew P. Morriss.
Sir, Your analysis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Harbours of resentment”, Analysis, December 1) makes three important errors.
First, you repeat the silly claim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has “brutally exposed the risks inherent in small countries with large financial sectors”.
As anyone who has read the FT’s coverag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would know, its roots lie not in Grand Cayman or the Isle of Man bu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If there has been any “brutal exposure” it is of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US and European Union oversight of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Second, your article suggests that Cayman and others “thrived” becaus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free-wheeling”. Nonsense. Cayman and the other top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all have more rigorous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ory regimes than the US or any member of the EU. Our research into OFCs has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they have better legal tools and tougher standards than do most onshore jurisdictions.
Third, while institutions in OFCs may well have $6,000bn on their books, that money is not sitting in safe deposit boxes in Grand Cayman or Jersey. It is invested in assets located virtually everywhere else. Indeed, it is the US and the EU that benefit mos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annelled through OFCs. Blocking these capital inflows in the midst of a liquidity crisis would be folly.
We have together taken dozens of US law students to study the Caymanian legal system, interviewed professionals throughout the offshore world, and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several of the largest OFCs.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ve shown us both the importance of OFCs to the functioning of onshore economies and the high standards prevalent among the more reputable OFCs.
Attacking the offshore sector may be politically popular in Paris, London and Washington,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solv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raig Bois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 US
Andrew P. Morriss, H. Ross & Helen Workman, Professor of Law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IL, US
Sir, Your analysis of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Harbours of resentment”, Analysis, December 1) makes three important errors.
First, you repeat the silly claim by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has “brutally exposed the risks inherent in small countries with large financial sectors”.
As anyone who has read the FT’s coverag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would know, its roots lie not in Grand Cayman or the Isle of Man but in New York and London. If there has been any “brutal exposure” it is of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US and European Union oversight of their financial systems.
Second, your article suggests that Cayman and others “thrived” becaus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free-wheeling”. Nonsense. Cayman and the other top offshore financial centres all have more rigorous anti-money laundering regulatory regimes than the US or any member of the EU. Our research into OFCs has consistently shown that they have better legal tools and tougher standards than do most onshore jurisdictions.
Third, while institutions in OFCs may well have $6,000bn on their books, that money is not sitting in safe deposit boxes in Grand Cayman or Jersey. It is invested in assets located virtually everywhere else. Indeed, it is the US and the EU that benefit mos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hannelled through OFCs. Blocking these capital inflows in the midst of a liquidity crisis would be folly.
We have together taken dozens of US law students to study the Caymanian legal system, interviewed professionals throughout the offshore world, and conducted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us of several of the largest OFCs.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 have shown us both the importance of OFCs to the functioning of onshore economies and the high standards prevalent among the more reputable OFCs.
Attacking the offshore sector may be politically popular in Paris, London and Washington, bu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esolv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raig Bois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Cleveland, OH, US
Andrew P. Morriss, H. Ross & Helen Workman, Professor of Law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IL, US
Tuesday, December 2, 2008
Tax Havens: Myths vs. Fact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fZADGK6TY .
The Center fo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Foundation has produced videos showing the economic and moral benefits of so-called tax havens. This final video in the three-part series addresses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myths put forth by politicians from high-tax nations. Us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video shows that the most common attacks made against low-tax jurisdictions are empty demagoguery.
The Center fo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Foundation has produced videos showing the economic and moral benefits of so-called tax havens. This final video in the three-part series addresses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myths put forth by politicians from high-tax nations. Usi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video shows that the most common attacks made against low-tax jurisdictions are empty demagoguery.
Monday, December 1, 2008
Resorting to Keynes and other crutches
Dan Ryan is a director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The world's governments are about to embark on a massive spending spree. China is busy spending US$586 billion. Others in the region have committed to large government spending packages. US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has just announced he plans to save or create 2.5 million new jobs through spending on government projects.
Now,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suggested that there needs to be large-scale government-funde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here. Before we go ahead, it is worth asking whether such government spending will actually bring our economy out of recession earli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the case.
The rationale for such action is that a "stimulus" is needed, through "deficit financing" if necessary, as a "countercyclical measure" to "kick-start" the economy by injecting money into the system.
We have grown used to this language and thinking but, before the era of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for government to assume such a role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very foreign to the average citizen. While deficits certainly occurred, they were generally seen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Instead, the rather quaint view prevailed that a government should balance its budget and live within its means.
Keynes' influence was creat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he found a receptive ear in governments eager for new solutions. Yet there is meagre evidence that his policy prescriptions did anything to reduce the length of that downturn.
Spending on make-work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simply failed to pull the economies of the world out of recession as Keynes claimed they would - real growth only occurr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cause of the peace dividend and a more liberal global economy.
Keynesian-style public spending and borrowing were further discredited during the stagflation of the 1970s when governments reluctantly came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you can't spend your way out of a recession.
The fact that Keynesianism seems to be once again the default policy setting for most of the world's governments is not because the theory isn't false. It is because it allows governments to expand their role, to "do something", and to gain popularity by dispensing largesse to key interest groups.
Certain private companies may benefit from government-directed projects, but i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growth of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whole - it just gives bureaucrats a role to decide which firms or industries do and don't get funding.
But, they say, we're spending money on "infrastructure". The problem is that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what is being built, not simply that you're building something. Either a project provides a net benefit to the economy as a whole or it doesn't. If it doesn't, then it is an overall drag on growth. If it is worthwhile, then it should be justifiable in good economic times or bad - and it is preferabl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finance and tak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t.
The world's governments are about to embark on a massive spending spree. China is busy spending US$586 billion. Others in the region have committed to large government spending packages. US president-elect Barack Obama has just announced he plans to save or create 2.5 million new jobs through spending on government projects.
Now, our chief executive has suggested that there needs to be large-scale government-funded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here. Before we go ahead, it is worth asking whether such government spending will actually bring our economy out of recession earlier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the case.
The rationale for such action is that a "stimulus" is needed, through "deficit financing" if necessary, as a "countercyclical measure" to "kick-start" the economy by injecting money into the system.
We have grown used to this language and thinking but, before the era of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for government to assume such a role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very foreign to the average citizen. While deficits certainly occurred, they were generally seen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Instead, the rather quaint view prevailed that a government should balance its budget and live within its means.
Keynes' influence was creat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he found a receptive ear in governments eager for new solutions. Yet there is meagre evidence that his policy prescriptions did anything to reduce the length of that downturn.
Spending on make-work projects and infrastructure simply failed to pull the economies of the world out of recession as Keynes claimed they would - real growth only occurr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cause of the peace dividend and a more liberal global economy.
Keynesian-style public spending and borrowing were further discredited during the stagflation of the 1970s when governments reluctantly came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you can't spend your way out of a recession.
The fact that Keynesianism seems to be once again the default policy setting for most of the world's governments is not because the theory isn't false. It is because it allows governments to expand their role, to "do something", and to gain popularity by dispensing largesse to key interest groups.
Certain private companies may benefit from government-directed projects, but it does not contribute to growth of the private sector as a whole - it just gives bureaucrats a role to decide which firms or industries do and don't get funding.
But, they say, we're spending money on "infrastructure". The problem is that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what is being built, not simply that you're building something. Either a project provides a net benefit to the economy as a whole or it doesn't. If it doesn't, then it is an overall drag on growth. If it is worthwhile, then it should be justifiable in good economic times or bad - and it is preferable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should finance and take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it.
活化經濟的王道藥方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經濟企管 P.31 , 2008.12.01)
天生沒有四肢的青年力克從澳洲來港，勉勵港人以積極態度面對金融海嘯。孩提時受盡歧視的他，曾在八歲時想過了結自己生命，但現在他巡迴演講，激勵過世上超過一百萬人的生命，停留香港後更到訪四川勉勵地震後災民。在此衷心祝福四川的同胞們，特別是那些因地震失去肢體的，因為力克的經歷能重拾生命的盼望！
力克的傳奇，他怎樣由常人認為充滿咒詛的人生，選擇不自怨自艾，到最後如何戰勝自身的限制而擁有燦爛的生命，用不着在這裏多說，大家只要把他的名字 Nick Vujicic在Google搜尋一下便可。
南韓快速復甦例子
然而，力克絕不是不吃人間煙火只懂傳道的人，擁有會計和財務策劃雙學位和房地產投資業務的他，笑言在金融海嘯中亦損「手」，更損失慘重！但作為行內人的他，坦言對亞洲前景充滿信心，認為亞洲既然能克服十年前金融風暴的挑戰，再創經濟新里程，今天亦可安然渡過金融海嘯。這番話不像是為亞洲人打打氣的客套話，亞洲確以驚人速度從上次金融風暴中復甦。讓我們回顧亞洲火鳳凰重生的歷史，重溫當日致勝之道，或許可給我們克服目前難關的啟示。
相對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的本質當然不盡相同，但也離不開投資者對前景過分樂觀因而過度借貸、銀行放款過度寬鬆；中央銀行又長期以低利率貨幣擴張的手段促進經濟，這樣的環境下當然引起通脹，但央行又因避免影響經濟而不果斷地加息（這點跟格林斯平在任時的情況一樣），一方面又操控率以穩定投資環境，使當地實質物價不斷上升，導致經常賬赤字不斷膨脹。總之，這樣的模式既不能永遠維持，當然有毀滅的一天，結果外資撤走，貨幣貶值（這情況還未在美國出現，因美元得益於其國際唯一結算貨幣的地位，但這日子終會出現），使企業無力償還欠下的美元貸款，銀行壞賬上升、倒閉，之後的事就跟當下如出一轍，不贅。
結果，東南亞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求助，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挽救經濟條款，怎樣喪權辱國呢？一、各國政府必須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二、讓經營不善的銀行倒閉；三、大幅加息以穩定貨幣。時任IMF總裁的Michel Camdessus更要求南韓各工業與工會談判以削減開支和大幅裁員，才批出570億美元貸款。
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亦意味政府不能以大型基建項目刺激經濟。過程是極度痛苦的，以南韓為例，從1998年2月到6月期間，每天有超過一萬工人失業；不單受薪階級受影響，IMF的協議亦整治了長久以來政府和財閥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雖不至完全清除，但至少解決了一部分從獨裁統治期間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在沒有政府的保護下，很多財閥亦宣布破產甚至走上絕路。
情況雖然如此嚴峻，可是南韓並未因此像某些拉丁美洲國家長期沉淪，又或像日本，雖不斷增加政府開支和拯救大財閥經濟還是永無起色。相反，只經歷了不到兩年的衰退，便比自稱成功擊退大鱷和以迪士尼、數碼港、西鐵等公共開支刺激經濟的香港，更早步出金融風暴的陰霾，今天縱受金融海嘯衝擊，各界財政亦較十年前穩健。
有評論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虛偽，當年硬要亞洲國家以緊縮貨幣和財政手段解決問題，今天自己卻背道而馳；獅子山學會完全認同這觀點，但歐美當年所開的確是王道藥方，今天它們既然有眼無珠而不用，就由它們承受這苦果吧！
香港可退稅減稅
當然，除採用了IMF的藥方，南韓能急速復甦亦建基於民間的高儲蓄，使韓圜不致如南美洲貨幣崩潰式貶值，這是得益於東亞一向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誠如練乙錚先生所言，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有其難免持續的特性，但這放於美式過度鼓吹消費的發展模式皆準。當偶爾遇到經濟逆境，政府鼓勵個人消費以推動經濟未嘗不可，但像美國數十年如是的話，必然導致民間迷信消費的神奇力量（有什麼比以增加享受來對抗經濟逆境更吸引），盲目消費，最後無論政府、企業和民間都債台高築，陷入現今的困境。
至於擴大基建刺激經濟，這些在中國可行的事，在已高度發展的香港亦因報酬遞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而變得事倍功半；然而，香港可做的事情還是有的，如減稅退稅等藏富於民和取消擾民的政策如膠袋稅、最低工資、競爭法和強積金等；切忌迷信增加私人或公共開支效果，減少浪費、繼續審慎理財，才是香港長期繁榮的硬道理。
天生沒有四肢的青年力克從澳洲來港，勉勵港人以積極態度面對金融海嘯。孩提時受盡歧視的他，曾在八歲時想過了結自己生命，但現在他巡迴演講，激勵過世上超過一百萬人的生命，停留香港後更到訪四川勉勵地震後災民。在此衷心祝福四川的同胞們，特別是那些因地震失去肢體的，因為力克的經歷能重拾生命的盼望！
力克的傳奇，他怎樣由常人認為充滿咒詛的人生，選擇不自怨自艾，到最後如何戰勝自身的限制而擁有燦爛的生命，用不着在這裏多說，大家只要把他的名字 Nick Vujicic在Google搜尋一下便可。
南韓快速復甦例子
然而，力克絕不是不吃人間煙火只懂傳道的人，擁有會計和財務策劃雙學位和房地產投資業務的他，笑言在金融海嘯中亦損「手」，更損失慘重！但作為行內人的他，坦言對亞洲前景充滿信心，認為亞洲既然能克服十年前金融風暴的挑戰，再創經濟新里程，今天亦可安然渡過金融海嘯。這番話不像是為亞洲人打打氣的客套話，亞洲確以驚人速度從上次金融風暴中復甦。讓我們回顧亞洲火鳳凰重生的歷史，重溫當日致勝之道，或許可給我們克服目前難關的啟示。
相對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機，亞洲金融風暴的本質當然不盡相同，但也離不開投資者對前景過分樂觀因而過度借貸、銀行放款過度寬鬆；中央銀行又長期以低利率貨幣擴張的手段促進經濟，這樣的環境下當然引起通脹，但央行又因避免影響經濟而不果斷地加息（這點跟格林斯平在任時的情況一樣），一方面又操控率以穩定投資環境，使當地實質物價不斷上升，導致經常賬赤字不斷膨脹。總之，這樣的模式既不能永遠維持，當然有毀滅的一天，結果外資撤走，貨幣貶值（這情況還未在美國出現，因美元得益於其國際唯一結算貨幣的地位，但這日子終會出現），使企業無力償還欠下的美元貸款，銀行壞賬上升、倒閉，之後的事就跟當下如出一轍，不贅。
結果，東南亞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求助，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挽救經濟條款，怎樣喪權辱國呢？一、各國政府必須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二、讓經營不善的銀行倒閉；三、大幅加息以穩定貨幣。時任IMF總裁的Michel Camdessus更要求南韓各工業與工會談判以削減開支和大幅裁員，才批出570億美元貸款。
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亦意味政府不能以大型基建項目刺激經濟。過程是極度痛苦的，以南韓為例，從1998年2月到6月期間，每天有超過一萬工人失業；不單受薪階級受影響，IMF的協議亦整治了長久以來政府和財閥間千絲萬縷的關係（雖不至完全清除，但至少解決了一部分從獨裁統治期間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在沒有政府的保護下，很多財閥亦宣布破產甚至走上絕路。
情況雖然如此嚴峻，可是南韓並未因此像某些拉丁美洲國家長期沉淪，又或像日本，雖不斷增加政府開支和拯救大財閥經濟還是永無起色。相反，只經歷了不到兩年的衰退，便比自稱成功擊退大鱷和以迪士尼、數碼港、西鐵等公共開支刺激經濟的香港，更早步出金融風暴的陰霾，今天縱受金融海嘯衝擊，各界財政亦較十年前穩健。
有評論指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虛偽，當年硬要亞洲國家以緊縮貨幣和財政手段解決問題，今天自己卻背道而馳；獅子山學會完全認同這觀點，但歐美當年所開的確是王道藥方，今天它們既然有眼無珠而不用，就由它們承受這苦果吧！
香港可退稅減稅
當然，除採用了IMF的藥方，南韓能急速復甦亦建基於民間的高儲蓄，使韓圜不致如南美洲貨幣崩潰式貶值，這是得益於東亞一向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誠如練乙錚先生所言，東亞經濟發展模式有其難免持續的特性，但這放於美式過度鼓吹消費的發展模式皆準。當偶爾遇到經濟逆境，政府鼓勵個人消費以推動經濟未嘗不可，但像美國數十年如是的話，必然導致民間迷信消費的神奇力量（有什麼比以增加享受來對抗經濟逆境更吸引），盲目消費，最後無論政府、企業和民間都債台高築，陷入現今的困境。
至於擴大基建刺激經濟，這些在中國可行的事，在已高度發展的香港亦因報酬遞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而變得事倍功半；然而，香港可做的事情還是有的，如減稅退稅等藏富於民和取消擾民的政策如膠袋稅、最低工資、競爭法和強積金等；切忌迷信增加私人或公共開支效果，減少浪費、繼續審慎理財，才是香港長期繁榮的硬道理。
Monday, November 24, 2008
嚴守財政紀律勝藥石亂投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31 , 2008.11.24)
金融海嘯之下，各地政府急謀對策挽救經濟。即使「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c Mac）等政府干預信貸市場的措施引致次按危機的記憶猶新，面對信貸收縮，英國政府及香港部分政黨仍然希望以行政手段影響中小企的信貸市場。如此政策無非重回舊路，只顧短期效果，卻為下一個危機埋下種子。
加大投資和減稅的作用
聯繫匯率之下，香港政府調控經濟只餘財政政策可用，要不加大政府投資、就是減稅，或是兩者兼用。所謂加大開支，就是要把政府開支增加至原定計劃或所需之上，所以政府承諾把計劃中的基建盡快落實動工，基本上不能算是加大開支。或許政府是從過去參與興建迪士尼樂園的失敗經驗汲取了教訓，因而並無再次試圖以公帑代替私人投資。政府當年在亞洲金融風暴下投資興建迪士尼樂園，結果入場人數及收益遠遜預期，振興經濟效果成疑，現在反而成為「注資無利、棄之可惜」的雞肋。其實，除非我們確信政府在投資營商方面有過人之處，不然每次經濟循環中政府的投資愈多，累積的雞肋便會愈多，最終只會減低整體經濟的靈活性和政府應付經濟低潮的能力。
相對政府加大投資，減稅的作用較為簡接，因為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退稅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下將被儲起、而非用於消費，對於刺激經濟的作用有限。部分論者和政黨因而提出以台灣為師，認為政府應該派發消費券，確保市民「用得其所」。
退稅勝消費券
消費券與部分經濟學者建議的學券、醫療券等均冠以「券」字，或會混淆。出於目前大部分政府以直接包攬的形式，為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社會服務提供資助，於是遂有學券和醫療券等建議，希望透過在供應層面引入競爭和給予服務使用者選擇權力，改善服務質素和減低租值消散。假如政府是要補貼市民消費，給予市民消費券無疑較政府直接成立部門生產後，免費或以低價出售商品更為合乎效益。可是，認為消費券因為能夠避免市民增加儲蓄、強迫消費，因而優於退稅或派發現金，卻是言過其實。除非消費券的金額遠高於市民日常生活開支，否則市民自然會在使用消費券之後，根據本身的儲蓄偏好，減少並儲起原來的日常開支；觀乎政黨現在提議的1000元消費券，幾乎可以斷言消費券不會較退稅更能鼓勵消費。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市民基於使用消費券時方便程度的考慮，又或政府本身基於行政方便的考慮，可能使消費券較為集中用於中、大型零售商。要是加上消費券對市民原來日常開支的擠出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消費券將會把市民消費開支由小商販重新分配至中、大型零售商。推行消費券的行政費用異常龐大、安排複雜，既然未能確保較其他措施更能增加消費，似乎不如一切從簡，直接退稅或派發現金。
無論是政府提供借貸、增加公共投資、派發消費券，其實都是希望藉着政府之手，強作個人不欲作之事，而凡此種種，均須以公帑支持。政府利用公帑嘗試調控經濟，可是公帑最終來自社會個人，要是個人對此加以考慮、理性預期，就會出現練乙錚在其專欄提及的李嘉圖相等（Ricardian Equivalent）；政府左手加、市民右手減，致使政策失效。
現在政府財政儲備約為4000多億港元，看似天文數字，可是只要加上今年將會出現超過500億元的財政赤字和亞洲金融風暴後幾年經濟低潮所累積的接近2000億元赤字，便會明白香港財政儲備雖然充足，但要應付未來財政需要仍然嚴峻。因此，政府與其虛耗儲備藥石亂投，不如嚴守自身財政紀律，免卻市民將來或要加稅「填氹」之憂。
金融海嘯之下，各地政府急謀對策挽救經濟。即使「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c Mac）等政府干預信貸市場的措施引致次按危機的記憶猶新，面對信貸收縮，英國政府及香港部分政黨仍然希望以行政手段影響中小企的信貸市場。如此政策無非重回舊路，只顧短期效果，卻為下一個危機埋下種子。
加大投資和減稅的作用
聯繫匯率之下，香港政府調控經濟只餘財政政策可用，要不加大政府投資、就是減稅，或是兩者兼用。所謂加大開支，就是要把政府開支增加至原定計劃或所需之上，所以政府承諾把計劃中的基建盡快落實動工，基本上不能算是加大開支。或許政府是從過去參與興建迪士尼樂園的失敗經驗汲取了教訓，因而並無再次試圖以公帑代替私人投資。政府當年在亞洲金融風暴下投資興建迪士尼樂園，結果入場人數及收益遠遜預期，振興經濟效果成疑，現在反而成為「注資無利、棄之可惜」的雞肋。其實，除非我們確信政府在投資營商方面有過人之處，不然每次經濟循環中政府的投資愈多，累積的雞肋便會愈多，最終只會減低整體經濟的靈活性和政府應付經濟低潮的能力。
相對政府加大投資，減稅的作用較為簡接，因為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退稅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下將被儲起、而非用於消費，對於刺激經濟的作用有限。部分論者和政黨因而提出以台灣為師，認為政府應該派發消費券，確保市民「用得其所」。
退稅勝消費券
消費券與部分經濟學者建議的學券、醫療券等均冠以「券」字，或會混淆。出於目前大部分政府以直接包攬的形式，為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社會服務提供資助，於是遂有學券和醫療券等建議，希望透過在供應層面引入競爭和給予服務使用者選擇權力，改善服務質素和減低租值消散。假如政府是要補貼市民消費，給予市民消費券無疑較政府直接成立部門生產後，免費或以低價出售商品更為合乎效益。可是，認為消費券因為能夠避免市民增加儲蓄、強迫消費，因而優於退稅或派發現金，卻是言過其實。除非消費券的金額遠高於市民日常生活開支，否則市民自然會在使用消費券之後，根據本身的儲蓄偏好，減少並儲起原來的日常開支；觀乎政黨現在提議的1000元消費券，幾乎可以斷言消費券不會較退稅更能鼓勵消費。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市民基於使用消費券時方便程度的考慮，又或政府本身基於行政方便的考慮，可能使消費券較為集中用於中、大型零售商。要是加上消費券對市民原來日常開支的擠出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消費券將會把市民消費開支由小商販重新分配至中、大型零售商。推行消費券的行政費用異常龐大、安排複雜，既然未能確保較其他措施更能增加消費，似乎不如一切從簡，直接退稅或派發現金。
無論是政府提供借貸、增加公共投資、派發消費券，其實都是希望藉着政府之手，強作個人不欲作之事，而凡此種種，均須以公帑支持。政府利用公帑嘗試調控經濟，可是公帑最終來自社會個人，要是個人對此加以考慮、理性預期，就會出現練乙錚在其專欄提及的李嘉圖相等（Ricardian Equivalent）；政府左手加、市民右手減，致使政策失效。
現在政府財政儲備約為4000多億港元，看似天文數字，可是只要加上今年將會出現超過500億元的財政赤字和亞洲金融風暴後幾年經濟低潮所累積的接近2000億元赤字，便會明白香港財政儲備雖然充足，但要應付未來財政需要仍然嚴峻。因此，政府與其虛耗儲備藥石亂投，不如嚴守自身財政紀律，免卻市民將來或要加稅「填氹」之憂。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美國先嘗干預惡果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經濟企管 P. 31, 2008.11.17)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證實了他自己說過的話，就是美國凡事可成真（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黑人從奴隸成為總統，活像童話故事般教人神往；不單美國，各地人民也憧憬他的上任，會為正被金融海嘯蹂躪的世界帶來新氣象。股市也來小小陽春，道瓊斯指數由10月27日的7800點反彈到選舉日的9700點，可是一天後股市暴挫，輾轉又回落到近日8000點水平。
這反映奧巴馬當選不代表黑夜已過、黎明快臨；相反，保爾森提出的「問題資產紓困方案」（TARP）一改再改，突然又完全放棄購入銀行有毒資產計劃，繼而美國汽車業又依樣畫葫蘆的要求政府拯救，保爾森才明白美國經濟早已五癆七傷，不是債台高築的美國政府可以救得了，但因救了華爾街大鱷在先，美國政府陷入攔腰捉蛇的困境，干預的惡果這樣快便浮現，這情況才真的使人憂慮。
美汽車業是經濟黑洞
其實，早在次按風暴爆發前，美國經濟早已內強中乾，全靠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製造資金氾濫的環境才可着起經濟不墮。獅子山學會認為，如今指責格老是金融海嘯始作俑者的人，明顯是在說風涼話，當時（指每一次經濟衰退的邊緣）誰能擔得起見死不救這罪名？正如美國汽車業連年虧蝕的情況早發生在次按風暴前，可見是無藥可救，就算是人氣爆燈的奧巴馬也不敢得罪數百萬跟汽車業唇齒相依的選民而讓它們破產。但救了汽車業真的會使美國人生活好一點嗎？不見得，因為美國汽車業根本是一個經濟黑洞。
就拿美國通用（GM）和日本豐田汽車相比（2005年數據，只對比北美洲生產線），GM的工人享受着高於豐田工人一點五倍的工資，但每製造一輛車就令公司虧蝕2300多美元，反觀豐田工人就可為公司賺到近1500美元。為何可相差這麼遠？因為GM背負着龐大退休員工，是現役員工總數的三倍，使GM輕易成為「威而鋼」（Viagra，港俗稱「偉哥」）的全球最大買家！就算GM不用背負着這些退休員工的醫療費，它還是每製造一輛車便要虧蝕800美元。
從這例子，可見縱使買入更多「偉哥」，也救不了美國的汽車業；只有申請破產保護令，將之置之死地，才有翻身的希望。
破產一詞可能令人聯想到數十萬GM工人立刻失業，所以很多人以此為由堅持政府要出手相救。但在美國的破產保護令第十一章下，GM卻未必要即時清盤，債權人也不會立刻要GM遣散所有工人並停止運作，而是重組GM債務，普通股持有人會損失了所有權益，債權人會分得公司的股份，但大前提當然是，債權人認為擁有GM的股份比清盤變賣資產套現更有前途。這樣新重組的公司必然要裁減表現欠佳的員工，而退休員工的福利亦必須削減，管理層亦要換人。很明顯，不走到破產這一步，美汽車業是不可能翻身的。
近年最佳的火鳳凰重生例子便是於2002年申請破產保護令的Kmart。主要債權人Edward Lampert只利用十五個月便成功重組Kmart，更在2005年一舉收購大型百貨集團Sears。當然，不是每一家申請破產保護令的公司都可扭轉失敗的命運，但難道僅僅由政府慷納稅人之慨出手打救，而不經過痛定思痛的過程，會使美國汽車業這經濟黑洞恢復生產力？
美救市陷進退維谷
既然GM破產能為美國汽車業帶來一線生機，同樣道理，雷曼清盤時，有毒資產的拍賣過程又何嘗不能令這些資產定出市價，繼而令各銀行的賬目明朗化？可是一切都因為保爾森雞手鴨腳下所推出的TARP而成為泡影。既然政府一定會出高於市價的價錢買下毒債，又或政府不會見死不救，銀行又為何要賤賣資產，有興趣入股銀行的投資者又為何冒股份可能被政府注資攤薄的風險？於是整個融資市場陷於停頓，只剩政府干預一途。如今，美國政府在救市上進退維谷，是咎由自取，亦肯定了政府干預只會令事情更糟。
自由市場沒有失敗，就等於一個不叫人反省罪的宗教（a free market without failure is like religion without sin）。既然多國政府都因眼下的政治利益而不願意帶領人民面對失敗，看來美國救市救不完的困境，只是比各國早走一步罷了。
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證實了他自己說過的話，就是美國凡事可成真（America is a place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黑人從奴隸成為總統，活像童話故事般教人神往；不單美國，各地人民也憧憬他的上任，會為正被金融海嘯蹂躪的世界帶來新氣象。股市也來小小陽春，道瓊斯指數由10月27日的7800點反彈到選舉日的9700點，可是一天後股市暴挫，輾轉又回落到近日8000點水平。
這反映奧巴馬當選不代表黑夜已過、黎明快臨；相反，保爾森提出的「問題資產紓困方案」（TARP）一改再改，突然又完全放棄購入銀行有毒資產計劃，繼而美國汽車業又依樣畫葫蘆的要求政府拯救，保爾森才明白美國經濟早已五癆七傷，不是債台高築的美國政府可以救得了，但因救了華爾街大鱷在先，美國政府陷入攔腰捉蛇的困境，干預的惡果這樣快便浮現，這情況才真的使人憂慮。
美汽車業是經濟黑洞
其實，早在次按風暴爆發前，美國經濟早已內強中乾，全靠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製造資金氾濫的環境才可着起經濟不墮。獅子山學會認為，如今指責格老是金融海嘯始作俑者的人，明顯是在說風涼話，當時（指每一次經濟衰退的邊緣）誰能擔得起見死不救這罪名？正如美國汽車業連年虧蝕的情況早發生在次按風暴前，可見是無藥可救，就算是人氣爆燈的奧巴馬也不敢得罪數百萬跟汽車業唇齒相依的選民而讓它們破產。但救了汽車業真的會使美國人生活好一點嗎？不見得，因為美國汽車業根本是一個經濟黑洞。
就拿美國通用（GM）和日本豐田汽車相比（2005年數據，只對比北美洲生產線），GM的工人享受着高於豐田工人一點五倍的工資，但每製造一輛車就令公司虧蝕2300多美元，反觀豐田工人就可為公司賺到近1500美元。為何可相差這麼遠？因為GM背負着龐大退休員工，是現役員工總數的三倍，使GM輕易成為「威而鋼」（Viagra，港俗稱「偉哥」）的全球最大買家！就算GM不用背負着這些退休員工的醫療費，它還是每製造一輛車便要虧蝕800美元。
從這例子，可見縱使買入更多「偉哥」，也救不了美國的汽車業；只有申請破產保護令，將之置之死地，才有翻身的希望。
破產一詞可能令人聯想到數十萬GM工人立刻失業，所以很多人以此為由堅持政府要出手相救。但在美國的破產保護令第十一章下，GM卻未必要即時清盤，債權人也不會立刻要GM遣散所有工人並停止運作，而是重組GM債務，普通股持有人會損失了所有權益，債權人會分得公司的股份，但大前提當然是，債權人認為擁有GM的股份比清盤變賣資產套現更有前途。這樣新重組的公司必然要裁減表現欠佳的員工，而退休員工的福利亦必須削減，管理層亦要換人。很明顯，不走到破產這一步，美汽車業是不可能翻身的。
近年最佳的火鳳凰重生例子便是於2002年申請破產保護令的Kmart。主要債權人Edward Lampert只利用十五個月便成功重組Kmart，更在2005年一舉收購大型百貨集團Sears。當然，不是每一家申請破產保護令的公司都可扭轉失敗的命運，但難道僅僅由政府慷納稅人之慨出手打救，而不經過痛定思痛的過程，會使美國汽車業這經濟黑洞恢復生產力？
美救市陷進退維谷
既然GM破產能為美國汽車業帶來一線生機，同樣道理，雷曼清盤時，有毒資產的拍賣過程又何嘗不能令這些資產定出市價，繼而令各銀行的賬目明朗化？可是一切都因為保爾森雞手鴨腳下所推出的TARP而成為泡影。既然政府一定會出高於市價的價錢買下毒債，又或政府不會見死不救，銀行又為何要賤賣資產，有興趣入股銀行的投資者又為何冒股份可能被政府注資攤薄的風險？於是整個融資市場陷於停頓，只剩政府干預一途。如今，美國政府在救市上進退維谷，是咎由自取，亦肯定了政府干預只會令事情更糟。
自由市場沒有失敗，就等於一個不叫人反省罪的宗教（a free market without failure is like religion without sin）。既然多國政府都因眼下的政治利益而不願意帶領人民面對失敗，看來美國救市救不完的困境，只是比各國早走一步罷了。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ounterproductive: Economic Crisis Calls For New Thinking On Managing Risk, Stimulating Economies – New Report
NEWS BRIEF
Monday 17 November 2008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a meeting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he G20 group of leading economies, a new report from a global group of think-tanks argues that the attempts by governments to intervene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have be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calls for clearer thinking on how to manage the risks inheren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How Not To Solve A Crisis - http://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pdf/HowNottoSolveaCrisis.pdf ,
written by Bill Stacey and Julian Morris, notes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was created in part by well-meaning market interventions intended to enable low-income US households to own homes, and in part by 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s against certain classes of asset that resulted in 'regulatory arbitrage,' where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reated off-balance-sheet structures in order to generate synthetic credit.
These factors drove lending to impecunious borrowers in the US, fuelling a housing boom. The subsequent bust has led to the collapse in value of the off-balance-sheet structures. Because those structures had been used to underpin loans, their collapse has caused banks to stop lending to one another.
Sequential attempts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intervene in the markets and bolster lending have been largely counterproductive – they have pre-empted private market solutions and in many cases generated further moral hazard, contributing to further erosion of trust and weakening of incentives to lend. As a result, what started as a financial crisis is turning into a full-scale economic catastrophe.
There is currently talk of creating stronger and more global regulatory structures. This would be a disaster on several counts. First, as the report notes, several smaller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less in the crisis – seemingly because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 If there had been only one global rule and it had been the wrong one, everybody would have suffered equally and we would have less knowledge as to why – and what - to do. When governments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they have stronger incentives to identify solutions rather than placate vested interests.
Second, stronger regulation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needed. The danger of creating further incentives for counterproductive regulatory arbitrage is large.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from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the better solution would be to cre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based on simple, clear rules that do not discriminate in favour of or against any particular class of asset. "It appears that regulators in Hong Kong, Canada and Australia have don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US or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ncouraging rather than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regulatory regimes. As a corollary, global regul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Bill Stacey said in the report.
The report cautions against any direct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It notes that: "Governments are terrible at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their attempts to boost our economies will almost certainly backfir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result of entrepreneurs identifying and filling niches by developing better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reby boosting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ontrast, when governments throw money at the economy, they divert resources away from their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uses, undermin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Finally,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way to stimulate the economies of the world would b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overbearing taxes and regulations that currently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all manner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FULL REPORT: How Not to Solve a Crisis, published by Lion Rock Institu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Network,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 think-tank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pdf/HowNottoSolveaCrisis.pdf
CONTACT: Nicole Alpert & Bill Stacey,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ong Kong) ,Tel: +852 6239 8930
E-mail: nicole.alpert@lionrockinstitute.org
Monday 17 November 2008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ong Kong
On the eve of a meeting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from the G20 group of leading economies, a new report from a global group of think-tanks argues that the attempts by governments to intervene in the financial crisis have been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calls for clearer thinking on how to manage the risks inherent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How Not To Solve A Crisis - http://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pdf/HowNottoSolveaCrisis.pdf ,
written by Bill Stacey and Julian Morris, notes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was created in part by well-meaning market interventions intended to enable low-income US households to own homes, and in part by discriminatory regulations against certain classes of asset that resulted in 'regulatory arbitrage,' where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reated off-balance-sheet structures in order to generate synthetic credit.
These factors drove lending to impecunious borrowers in the US, fuelling a housing boom. The subsequent bust has led to the collapse in value of the off-balance-sheet structures. Because those structures had been used to underpin loans, their collapse has caused banks to stop lending to one another.
Sequential attempts by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intervene in the markets and bolster lending have been largely counterproductive – they have pre-empted private market solutions and in many cases generated further moral hazard, contributing to further erosion of trust and weakening of incentives to lend. As a result, what started as a financial crisis is turning into a full-scale economic catastrophe.
There is currently talk of creating stronger and more global regulatory structures. This would be a disaster on several counts. First, as the report notes, several smaller countries have suffered less in the crisis – seemingly because of different regulatory regimes. If there had been only one global rule and it had been the wrong one, everybody would have suffered equally and we would have less knowledge as to why – and what - to do. When governments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they have stronger incentives to identify solutions rather than placate vested interests.
Second, stronger regulation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s needed. The danger of creating further incentives for counterproductive regulatory arbitrage is large.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from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the better solution would be to cre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 based on simple, clear rules that do not discriminate in favour of or against any particular class of asset. "It appears that regulators in Hong Kong, Canada and Australia have don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US or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ncouraging rather than restricting competition in regulatory regimes. As a corollary, global regulations should be avoided," Bill Stacey said in the report.
The report cautions against any direct intervention by government. It notes that: "Governments are terrible at 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their attempts to boost our economies will almost certainly backfir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result of entrepreneurs identifying and filling niches by developing better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processes, thereby boosting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contrast, when governments throw money at the economy, they divert resources away from their most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uses, undermining innovation and growth."Finally,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way to stimulate the economies of the world would b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overbearing taxes and regulations that currently inhibit the development and delivery of all manner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FULL REPORT: How Not to Solve a Crisis, published by Lion Rock Institu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Network, in association with other think-tank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policynetwork.net/uploaded/pdf/HowNottoSolveaCrisis.pdf
CONTACT: Nicole Alpert & Bill Stacey,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ong Kong) ,Tel: +852 6239 8930
E-mail: nicole.alpert@lionrockinstitute.org
Thursday, November 13, 2008
Hong Kong’s Competition Problem in Hong Kong Lawyer
http://www.hk-lawyer.com/2008-11/Nov-13%20Viewpoint.pdf
The proposed cross-sector competition law attempts to rearrange the furniture while ignor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uggests Hans Mahncke
The proposed cross-sector competition law attempts to rearrange the furniture while ignoring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suggests Hans Mahncke
Monday, November 10, 2008
政府干預無助平穩經濟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33, 2008.11.10)
金融海嘯以來，不少論者認為問題源於政府任由市場主導經濟活動，而缺乏政府干預的市場必以危機為終結。事實上，近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嘯，經濟發展確實不脫泡沫、爆破（boom and bust）的色彩。直至現在為止，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與經濟周期的循環起伏並存，似乎證明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撫平經濟周期。
邏輯謬誤
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可惜這種想當然只是一個邏輯謬誤，即使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確實會導致泡沫、爆破這樣的經濟周期（if A then B），卻並不代表放棄現行制度、甚至反其道而行，便可解決問題（if not A then not B）。當然，也有論者嘗試以實在的歷史經驗提供解決方法。就如《凱恩斯傳》的作者史紀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便於〈凱恩斯預視了什麼？〉（10月14日《華盛頓郵報》）一文指出：「凱恩斯提倡的學說認為，政府應彈性調節稅收及公共開支，以遏抑通脹及阻止生產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間這套政策行之有效，發達國家年經濟增長穩定地維持於3.2%，沒有泡沫循環……接着鼓吹解放市場、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結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環又再出現。」
事實如何？美國在史紀德斯基所說的「凱恩斯主義時期」（1950至1975年），平均每年實質經濟增長約為3.8%（註一），而增長的波幅則為2.8%。隨後的「市場主導時期」（1976年至2007年），平均增長和波幅分別為3.1%和1.8%；即使加上金融海嘯後市場對美國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增長波幅也只會輕微上升不足0.1%。
上述數字只能非常簡單地描述兩段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情況，既不能準確找出不同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及波幅的影響，也不能因而得出「凱恩斯主義時期」較「市場主導時期」的經濟更不穩定的結論。不過，這些數字至少指出，經濟周期並非如史紀德斯基所言，在開放市場之後才「再次出現」，而經濟在政府根據凱恩斯學說大加干預下也絕非「沒有泡沫循環」。這個情況，不單美國如是，世界整體而言也是（註二）。
有形之手徒勞無功
經濟固然有其起伏，但是以凱恩斯學說，利用政府調控稅收、開支，甚或犧牲通脹來平穩經濟之難，在於政府必須完全準確掌握實質經濟情況，並能及時實施相應措施；這點從特區政府方才因為巨額財政盈餘大肆「派糖」，金融海嘯卻已臨門、預期財赤再現，便可知政策推行與實際經濟情況的重要時間差。除此之外，增加公共開支對於私人投資的負面影響、個人因為政府開支大增引致持續通脹或國債急升而調整預期及經濟活動，均使凱恩斯學說中的政府有形之手在過去徒勞無功。
面對金融海嘯，把焦點集中於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甚或引致）經濟周期、泡沬循環，抨擊目前制度無法達到世人最為理想的境界，使經濟從此以後跟隨既定的軌迹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事實是否存在一個更佳制度可以取以代之。這個或許有賴各界繼續努力，但正如以宏觀經濟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所言，解決目前問題的答案不會是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 （11月4日《金融時報》）。
註一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 註二 資料來源 Penn World Table, CICUP
金融海嘯以來，不少論者認為問題源於政府任由市場主導經濟活動，而缺乏政府干預的市場必以危機為終結。事實上，近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科網泡沫，以至最近的金融海嘯，經濟發展確實不脫泡沫、爆破（boom and bust）的色彩。直至現在為止，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與經濟周期的循環起伏並存，似乎證明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撫平經濟周期。
邏輯謬誤
由於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無法解決經濟周期的問題，不少意見因而理所當然地認為反其道而行—政府加強干預，問題便能迎刃而解。可惜這種想當然只是一個邏輯謬誤，即使市場主導的經濟制度確實會導致泡沫、爆破這樣的經濟周期（if A then B），卻並不代表放棄現行制度、甚至反其道而行，便可解決問題（if not A then not B）。當然，也有論者嘗試以實在的歷史經驗提供解決方法。就如《凱恩斯傳》的作者史紀德斯基（Robert Skidelsky）便於〈凱恩斯預視了什麼？〉（10月14日《華盛頓郵報》）一文指出：「凱恩斯提倡的學說認為，政府應彈性調節稅收及公共開支，以遏抑通脹及阻止生產力下降。在1950至1975年期間這套政策行之有效，發達國家年經濟增長穩定地維持於3.2%，沒有泡沫循環……接着鼓吹解放市場、撤去監管的全球化支持者奪過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結果1920年代的泡沫循環又再出現。」
事實如何？美國在史紀德斯基所說的「凱恩斯主義時期」（1950至1975年），平均每年實質經濟增長約為3.8%（註一），而增長的波幅則為2.8%。隨後的「市場主導時期」（1976年至2007年），平均增長和波幅分別為3.1%和1.8%；即使加上金融海嘯後市場對美國未來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增長波幅也只會輕微上升不足0.1%。
上述數字只能非常簡單地描述兩段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情況，既不能準確找出不同經濟政策對經濟增長及波幅的影響，也不能因而得出「凱恩斯主義時期」較「市場主導時期」的經濟更不穩定的結論。不過，這些數字至少指出，經濟周期並非如史紀德斯基所言，在開放市場之後才「再次出現」，而經濟在政府根據凱恩斯學說大加干預下也絕非「沒有泡沫循環」。這個情況，不單美國如是，世界整體而言也是（註二）。
有形之手徒勞無功
經濟固然有其起伏，但是以凱恩斯學說，利用政府調控稅收、開支，甚或犧牲通脹來平穩經濟之難，在於政府必須完全準確掌握實質經濟情況，並能及時實施相應措施；這點從特區政府方才因為巨額財政盈餘大肆「派糖」，金融海嘯卻已臨門、預期財赤再現，便可知政策推行與實際經濟情況的重要時間差。除此之外，增加公共開支對於私人投資的負面影響、個人因為政府開支大增引致持續通脹或國債急升而調整預期及經濟活動，均使凱恩斯學說中的政府有形之手在過去徒勞無功。
面對金融海嘯，把焦點集中於市場經濟無法解決（甚或引致）經濟周期、泡沬循環，抨擊目前制度無法達到世人最為理想的境界，使經濟從此以後跟隨既定的軌迹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事實是否存在一個更佳制度可以取以代之。這個或許有賴各界繼續努力，但正如以宏觀經濟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所言，解決目前問題的答案不會是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主義 （11月4日《金融時報》）。
註一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 註二 資料來源 Penn World Table, CICUP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Crises of 2008: Food, Oil, Finance
Does the financial meltdown represent a market failure? Or it just indicates the incompetence of government when they tried to create a "fair society" through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Do you know the market could prevent the catastrophe but it was again crippled by government when the Fed decided to rescue Bear Stearns? Even when Lehman failed, the market was developing a pricing mechanism for toxic assets but the $700 billion TARP effectively killed the market of these toxic assets. In our luncheon titled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Crises of 2008: Food, Oil, Finance", we ran through the timeline and explored how government has propelled the financial tsunami. Reference materials of the luncheon can be accessed here and also downloaded from our website here.
Monday, November 3, 2008
不景氣下政府應有的行為
李兆富 -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信報 ( 經濟企管 P.31 , 2008.1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上周末接受電台訪問，指經濟放緩的效應，將在下半年陸續浮現，來年政府在土地、股票印花稅、利得稅等方面的收入會相應減少，財赤在所難免，但所謂的基建計劃仍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表明，現階段談加稅言之尚早。不過，後續一句「政府從不向市民開刀」，潛台詞卻教人憂心。究竟曾司長是話不說盡，留條尾巴，即使日後政府要加稅，也好自圓其說，將加稅合理化成迫不得已？
加稅與否，箇中盤算，只有曾司長和一眾特區行政機關首長心裏明白，獅子山學會亦無意在此過度猜測。可是在經濟環境仍未惡化至人人喪失理性討論能力之前，我們應該從原則去辯證，什麼是政府在經濟不景氣下應有的行為。
經濟衰退，人人自然節衣縮食，增加儲蓄；尤其當衰退期的終點遙遙無期，積穀防飢，保留實力，更是生存之道。有賴這真正的傳統智慧，人類文明才能發展至今。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只要實力保存下來，不景氣過去，又是繁華盛世。
美國新政無助不景氣
偏偏在1923年，英國人凱恩斯說了一句話︰長遠而言，我們都難免一死。這句帶有禪味的說話，就似在叫人活在當下，救市救人，就在那一念之間，要是民眾集體不願消費，政府帶頭花錢，不景氣也可以一揮即去，不用等，也不應等。毫無疑問，面對困難的時候，任何給予人希望的說話都叫人受落。諷刺的是，凱恩斯這句話的本意，卻是主張政府要積極控制通脹。
羅斯福在1933年的大蕭條陰影之下當上美國總統，在就任的頭一百天，劫持了當時得令的凱恩斯學說，推出了連串所謂新政（New Deal），全方位擴張政府架構，也奠定了美國福利主義之路。然而，在1933年至39年間，美國政府開支擴張三倍，但美國的經濟不景氣，並未如預言般消失。反之，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新政的鬼魅仍然陰魂不散。當大家都懂得大肆鞭撻美國政府的揮霍無度，卻從來都不會歸根究柢去了解開支背後的歷史因由。
社會主義者或許會條件反射地將美國財赤問題都推委到目前每年約1萬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上。可是，「兩房」近5萬億美元的爛賬、近7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負擔和34萬億美元的醫療福利負擔，這些才是美國公共財政的真正問題，而各種尾大不掉的所謂德政，全部都可以追溯至羅斯福，以及他之後一眾對開支沒有節制的政客，例如詹森和尼克森。
獅子山學會無意在此令凱恩斯追隨者感到難堪。畢竟，凱恩斯學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時移世易，大家應當對就事實重新理解相關的論述。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歷史說明了，無論是什麼黨派的政客，基本上都避免不了花費別人的金錢換取政治資本的誘惑。更重要的另一教訓，就是一旦官僚組織建立起來，它們便會不斷尋找存在的理由；就算最初成立時的因由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官僚總會想似是而非的新問題。
就以香港的再培訓政策為例，1992年成立的再培訓，原意是紓緩經濟轉型的失業問題；時至今日，經濟轉型完成，所謂的再培訓竟然荒謬地將服務對象範圍包涵至十五歲的年輕人。另一方面，負責主流教育的官僚亦同時面向這群年輕人，結果就是架屋疊床的資源浪費。
官僚和市場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面對失效管理的對應。當官僚無論是作出多嚴重和深遠的錯誤決定，解決方法都是投入更多的資源去糾正問題。雖然在政治壓力之下，個別負責的官員會受到責備和調任，但整體系統卻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現象本身亦變相成為鼓勵浪費的機制。市場的運作原則就是鼓勵成功，受到廣大人民支持，管理得宜者，哪怕是蠅頭小利，都可以慢慢擴展；在優性劣敗淘汰之下，漸漸找出社會的需求，雖然過程一樣有所虛耗，但當中修正的速率仍遠比官僚運作來得敏捷。
回歸至今，香港經歷過的衰退比以往更多，也見識過所謂政府振興經濟的成效。事實擺在眼前，最終都是由於不景氣的自然散去，市民生活也慢慢回復正常，藥石亂投的方案，卻在不景氣過去後，仍格格不入地殘延。
糾正官僚架構問題
今次金融海嘯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大型經濟災害，面對如此不確定的前景，政府要比市場更保守謹慎。當市民都希望在袋口中多留一分，政府便不應趁火打劫。政府財赤，是因為稅收銳減；但稅收銳減，卻是因為市民收入銳減。明白了這個因果關係，就不會支持財赤下加開支加稅的論點。
事實上，1999年推出的「資源增值計劃」，結果不了了之。在財赤當前的今天，要是政府考慮再次推出類似的改革，雖然會面對一定阻力，但在與民共度時艱的大前提之下，又確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當然，假若簡單地將目標定為縮減開支，就像1999年的三年「資源增值計劃」，自然是二元對立的零和結果。獅子山學會無意將公務員和其他市民放在對立面，而我們更深信負責任的公務員作為最主要的公共服務提供者，也同樣會希望將資源的運作效率提升，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高效施政，向來都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政治上，類似資源增值計劃的推行，成敗在於如何將公務員、受惠於公共政策的民眾和其他納稅人等不同的利益放在同一陣線上。
趁現在改革糾正官僚架構的問題，不但可以讓香港整體更有能力抵禦金融海嘯的衝擊，更可以轉危為機，為香港下一個經濟周期作出準備。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上周末接受電台訪問，指經濟放緩的效應，將在下半年陸續浮現，來年政府在土地、股票印花稅、利得稅等方面的收入會相應減少，財赤在所難免，但所謂的基建計劃仍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表明，現階段談加稅言之尚早。不過，後續一句「政府從不向市民開刀」，潛台詞卻教人憂心。究竟曾司長是話不說盡，留條尾巴，即使日後政府要加稅，也好自圓其說，將加稅合理化成迫不得已？
加稅與否，箇中盤算，只有曾司長和一眾特區行政機關首長心裏明白，獅子山學會亦無意在此過度猜測。可是在經濟環境仍未惡化至人人喪失理性討論能力之前，我們應該從原則去辯證，什麼是政府在經濟不景氣下應有的行為。
經濟衰退，人人自然節衣縮食，增加儲蓄；尤其當衰退期的終點遙遙無期，積穀防飢，保留實力，更是生存之道。有賴這真正的傳統智慧，人類文明才能發展至今。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只要實力保存下來，不景氣過去，又是繁華盛世。
美國新政無助不景氣
偏偏在1923年，英國人凱恩斯說了一句話︰長遠而言，我們都難免一死。這句帶有禪味的說話，就似在叫人活在當下，救市救人，就在那一念之間，要是民眾集體不願消費，政府帶頭花錢，不景氣也可以一揮即去，不用等，也不應等。毫無疑問，面對困難的時候，任何給予人希望的說話都叫人受落。諷刺的是，凱恩斯這句話的本意，卻是主張政府要積極控制通脹。
羅斯福在1933年的大蕭條陰影之下當上美國總統，在就任的頭一百天，劫持了當時得令的凱恩斯學說，推出了連串所謂新政（New Deal），全方位擴張政府架構，也奠定了美國福利主義之路。然而，在1933年至39年間，美國政府開支擴張三倍，但美國的經濟不景氣，並未如預言般消失。反之，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新政的鬼魅仍然陰魂不散。當大家都懂得大肆鞭撻美國政府的揮霍無度，卻從來都不會歸根究柢去了解開支背後的歷史因由。
社會主義者或許會條件反射地將美國財赤問題都推委到目前每年約1萬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上。可是，「兩房」近5萬億美元的爛賬、近7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負擔和34萬億美元的醫療福利負擔，這些才是美國公共財政的真正問題，而各種尾大不掉的所謂德政，全部都可以追溯至羅斯福，以及他之後一眾對開支沒有節制的政客，例如詹森和尼克森。
獅子山學會無意在此令凱恩斯追隨者感到難堪。畢竟，凱恩斯學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時移世易，大家應當對就事實重新理解相關的論述。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歷史說明了，無論是什麼黨派的政客，基本上都避免不了花費別人的金錢換取政治資本的誘惑。更重要的另一教訓，就是一旦官僚組織建立起來，它們便會不斷尋找存在的理由；就算最初成立時的因由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官僚總會想似是而非的新問題。
就以香港的再培訓政策為例，1992年成立的再培訓，原意是紓緩經濟轉型的失業問題；時至今日，經濟轉型完成，所謂的再培訓竟然荒謬地將服務對象範圍包涵至十五歲的年輕人。另一方面，負責主流教育的官僚亦同時面向這群年輕人，結果就是架屋疊床的資源浪費。
官僚和市場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面對失效管理的對應。當官僚無論是作出多嚴重和深遠的錯誤決定，解決方法都是投入更多的資源去糾正問題。雖然在政治壓力之下，個別負責的官員會受到責備和調任，但整體系統卻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現象本身亦變相成為鼓勵浪費的機制。市場的運作原則就是鼓勵成功，受到廣大人民支持，管理得宜者，哪怕是蠅頭小利，都可以慢慢擴展；在優性劣敗淘汰之下，漸漸找出社會的需求，雖然過程一樣有所虛耗，但當中修正的速率仍遠比官僚運作來得敏捷。
回歸至今，香港經歷過的衰退比以往更多，也見識過所謂政府振興經濟的成效。事實擺在眼前，最終都是由於不景氣的自然散去，市民生活也慢慢回復正常，藥石亂投的方案，卻在不景氣過去後，仍格格不入地殘延。
糾正官僚架構問題
今次金融海嘯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大型經濟災害，面對如此不確定的前景，政府要比市場更保守謹慎。當市民都希望在袋口中多留一分，政府便不應趁火打劫。政府財赤，是因為稅收銳減；但稅收銳減，卻是因為市民收入銳減。明白了這個因果關係，就不會支持財赤下加開支加稅的論點。
事實上，1999年推出的「資源增值計劃」，結果不了了之。在財赤當前的今天，要是政府考慮再次推出類似的改革，雖然會面對一定阻力，但在與民共度時艱的大前提之下，又確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當然，假若簡單地將目標定為縮減開支，就像1999年的三年「資源增值計劃」，自然是二元對立的零和結果。獅子山學會無意將公務員和其他市民放在對立面，而我們更深信負責任的公務員作為最主要的公共服務提供者，也同樣會希望將資源的運作效率提升，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高效施政，向來都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政治上，類似資源增值計劃的推行，成敗在於如何將公務員、受惠於公共政策的民眾和其他納稅人等不同的利益放在同一陣線上。
趁現在改革糾正官僚架構的問題，不但可以讓香港整體更有能力抵禦金融海嘯的衝擊，更可以轉危為機，為香港下一個經濟周期作出準備。
Monday, October 27, 2008
重新認識自由市場
謝毅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33, 2008.10.27)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但顛覆各國的金融體系，還改變世人對自由市場的看法。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指責商賈貪婪招禍。例如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在國會作證時，承認過去崇尚自由市場的想法是錯的，政府今後應該加強監管金融市場，以免危機重現。持此論者，還包括經濟右傾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至於這場海嘯的根源，包括政府所立的「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如何鼓勵銀行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置業貸款，以及由政府贊助的（government sponsored）「兩房」如何大量收購次按等，則甚少有人關注。
干預有利有弊
也難怪，美國一直以市場正統自居，對別國經濟評頭品足，久而久之，我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以為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市場。實情又如何呢？原來美國早於1938年已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簡稱 FLSA），正式立法推行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多年來政府不斷收緊政策，鮮有放寬，令勞動市場極度僵化，無法隨經濟起伏而作出相應調整。同時，政府又頒布公平競爭法，規管營商活動，但效果甚微，除了引發無數訴訟，浪費大量公帑外，不見得此法對促進競爭有什麼幫助。
講到國際貿易，美國更是雙重標準：一方面自設關卡，不許外來競爭；另一方面又運用影響力，威迫利誘，要外國開放市場，再傾銷牟利，例如最近在瑞士舉行世貿會談，就因為美國不肯就農業補貼作實質讓步而破裂。所謂「美式資本主義」（American-style capitalism），究竟有多自由，大家心裏有數。還記得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曾經說過：「自由主義的理念從來沒有徹底實行過，即使在英國這個自由主義之鄉亦如是。」又何況美國呢？
若要數跟自由主義最接近的地方，應該首推香港了。已故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經稱香港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典範，成就足可與一百年前的英美日相提並論。香港的經濟繁榮，實有賴前財政司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點，沒人能夠否認。好可惜，自從回歸後，政府開始往左走，愈來愈偏離以往的成功之道，直至兩年前，特首曾蔭權公開表示「積極不干預」已死，氣得佛老要鼓其最後一口氣，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香港錯了」，事件引起國際關注。
當然，香港也不是完全自由市場，若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政府干預無處不在。但干預也有好多種，有利有弊，關鍵在於其對競爭的影響。大體而言，干預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國營企業或由政府發出的專營權。先說前者。由於政府有稅收支持，毋須自負盈虧，故定價往往不依常規，私人公司根本難以與之競爭；無競爭，自然無進步，像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等，之所以弊病叢生，歸根究柢，是政府太有為。
至於後者，雖能杜絕直接競爭，但間接競爭還是免不了。例如政府早前將港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的五十年專營權批給港鐵經營，表面上無競爭，可以大做獨市生意，但如果將直通巴士計算在內，間接競爭可不少呢。當然也有例外，像電力市場，只有中電和港燈，視乎地區而定，除非閣下重過原始生活，鑽木取火，否則根本無權選擇，只能任由兩電宰割。
第二種是價格管制或貿易壁壘。與第一種比較，此類干預對市場的傷害較少，因為競爭仍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別，或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罷了。例如立法推行最低工資，禁止頂爛市，求職者就會轉而比拼學識、經驗、技能、年齡、性別、國藉等，凡此種種都屬於「非價格競爭」，最低工資無權干涉。而貿易壁壘只針對外來競爭，但只要國內市場夠大，選擇夠多，消費者也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種是社會福利。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海耶克（Frederick Hayek）主張，當社會變得富裕，我們應該向弱勢社群伸出援手，讓他們免受赤貧之苦。唯一條件，是政府盡量不作直接干預，改為在「市場外」提供援助，或稱間接干預，將影響減到最少。當然，影響再少，也會擾亂市場秩序。比方說，自從有了綜援，工資下降有一個底線，如果太低，例如月薪500元，市民就寧可拿綜援，也不會工作。換言之，因為綜援，市場的自我調節受到限制，無法運作自如，只是兩害取其輕，總比最低工資好。
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
由此可見，自由市場不等於無政府主義；高舉市場，也不代表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以戰後的香港為例，政府在教育、醫療及房屋等領域，有較重要的角色，但在其他方面，一般甚少干預，起碼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對進口貨不設關稅，也沒有外管制，資金可自由進出；加上稅制簡單，稅率較低，鼓勵市民為自身利益努力奮鬥，終於成就香港的經濟奇。我以為，以上都是常識，不論有無讀過經濟，都應該知道。殊不知最近有人像發現新大陸般，聲稱「市場不是萬能，干預不是萬惡」，大有下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捨我其誰的氣概，確實令人啼笑皆非。
最後，我想用米塞斯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他說：「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真地研究一下呢？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但有一點倒可以肯定：如果某人沒有充分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發表贊成或反對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但顛覆各國的金融體系，還改變世人對自由市場的看法。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指責商賈貪婪招禍。例如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在國會作證時，承認過去崇尚自由市場的想法是錯的，政府今後應該加強監管金融市場，以免危機重現。持此論者，還包括經濟右傾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至於這場海嘯的根源，包括政府所立的「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如何鼓勵銀行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置業貸款，以及由政府贊助的（government sponsored）「兩房」如何大量收購次按等，則甚少有人關注。
干預有利有弊
也難怪，美國一直以市場正統自居，對別國經濟評頭品足，久而久之，我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以為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市場。實情又如何呢？原來美國早於1938年已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簡稱 FLSA），正式立法推行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多年來政府不斷收緊政策，鮮有放寬，令勞動市場極度僵化，無法隨經濟起伏而作出相應調整。同時，政府又頒布公平競爭法，規管營商活動，但效果甚微，除了引發無數訴訟，浪費大量公帑外，不見得此法對促進競爭有什麼幫助。
講到國際貿易，美國更是雙重標準：一方面自設關卡，不許外來競爭；另一方面又運用影響力，威迫利誘，要外國開放市場，再傾銷牟利，例如最近在瑞士舉行世貿會談，就因為美國不肯就農業補貼作實質讓步而破裂。所謂「美式資本主義」（American-style capitalism），究竟有多自由，大家心裏有數。還記得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曾經說過：「自由主義的理念從來沒有徹底實行過，即使在英國這個自由主義之鄉亦如是。」又何況美國呢？
若要數跟自由主義最接近的地方，應該首推香港了。已故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經稱香港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典範，成就足可與一百年前的英美日相提並論。香港的經濟繁榮，實有賴前財政司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點，沒人能夠否認。好可惜，自從回歸後，政府開始往左走，愈來愈偏離以往的成功之道，直至兩年前，特首曾蔭權公開表示「積極不干預」已死，氣得佛老要鼓其最後一口氣，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香港錯了」，事件引起國際關注。
當然，香港也不是完全自由市場，若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政府干預無處不在。但干預也有好多種，有利有弊，關鍵在於其對競爭的影響。大體而言，干預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國營企業或由政府發出的專營權。先說前者。由於政府有稅收支持，毋須自負盈虧，故定價往往不依常規，私人公司根本難以與之競爭；無競爭，自然無進步，像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等，之所以弊病叢生，歸根究柢，是政府太有為。
至於後者，雖能杜絕直接競爭，但間接競爭還是免不了。例如政府早前將港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的五十年專營權批給港鐵經營，表面上無競爭，可以大做獨市生意，但如果將直通巴士計算在內，間接競爭可不少呢。當然也有例外，像電力市場，只有中電和港燈，視乎地區而定，除非閣下重過原始生活，鑽木取火，否則根本無權選擇，只能任由兩電宰割。
第二種是價格管制或貿易壁壘。與第一種比較，此類干預對市場的傷害較少，因為競爭仍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別，或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罷了。例如立法推行最低工資，禁止頂爛市，求職者就會轉而比拼學識、經驗、技能、年齡、性別、國藉等，凡此種種都屬於「非價格競爭」，最低工資無權干涉。而貿易壁壘只針對外來競爭，但只要國內市場夠大，選擇夠多，消費者也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種是社會福利。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海耶克（Frederick Hayek）主張，當社會變得富裕，我們應該向弱勢社群伸出援手，讓他們免受赤貧之苦。唯一條件，是政府盡量不作直接干預，改為在「市場外」提供援助，或稱間接干預，將影響減到最少。當然，影響再少，也會擾亂市場秩序。比方說，自從有了綜援，工資下降有一個底線，如果太低，例如月薪500元，市民就寧可拿綜援，也不會工作。換言之，因為綜援，市場的自我調節受到限制，無法運作自如，只是兩害取其輕，總比最低工資好。
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
由此可見，自由市場不等於無政府主義；高舉市場，也不代表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以戰後的香港為例，政府在教育、醫療及房屋等領域，有較重要的角色，但在其他方面，一般甚少干預，起碼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對進口貨不設關稅，也沒有外管制，資金可自由進出；加上稅制簡單，稅率較低，鼓勵市民為自身利益努力奮鬥，終於成就香港的經濟奇。我以為，以上都是常識，不論有無讀過經濟，都應該知道。殊不知最近有人像發現新大陸般，聲稱「市場不是萬能，干預不是萬惡」，大有下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捨我其誰的氣概，確實令人啼笑皆非。
最後，我想用米塞斯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他說：「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真地研究一下呢？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但有一點倒可以肯定：如果某人沒有充分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發表贊成或反對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Tuesday, October 21, 2008
Work, not welfare
Dan Ryan is a director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Insight A15, 2008.10.21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Donald Tsang Yam-kuen's recent policy address was his plan to introduce an across-the-board statutory minimum wage in the coming 2008-2009 legislative session. While no doubt guided by the best intentions - if implemented - this policy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Hong Kong. It would lock our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out of the workforce, create a pool of persistent long-term unemployed in Hong Kong, and sow the seeds of a destructive welfare culture that has caused such heartbreak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short, it would punish the very people it intends to help.
When discussing this issue it is important to push past the emotive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what these laws actually do. Minimum wage laws make it illegal for an employer to offer work to or to continue to employ a person for less than an amount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Proponents like to cheerfully state that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se laws guarantee that anyone employed will not be paid less than the minimum amount. While this, at first glance, sounds appealing - it does not tell the full story.
The flip side is that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prescribed statutory amount they are by law prohibited from being employed. Minimum wage laws therefore - by definition - create unemployment as they force a particular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ut of the workforce.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at a minimum wage of US$500 per hour were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The result would be that all those of us whose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US$500 per hour - which probably includes all but a few very highly paid lawyers and bankers - would be legally prohibited from being employed in this city.
The effect is identical for those at the lower end of economic ladder.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HK$20 an hour but the minimum wage is set at HK$30, then that person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be legally employed in Hong Kong. This policy by its very nature affects those with the least marketable skills, those trying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newly arrived migrants, the disabled, the elderly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
What happens to all those people currently employed at less than the to-be-established minimum wage? What happens to those whose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prescribed minimum amount?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unfortunately is that the individual becomes a welfare recipient. The view seems to be that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minimum wage then they would be better off - and it is somehow more compassionate - for them to simply receive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tragic fallacy of this thinking is exposed in the violence-ridden communities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the social breakdown amongst the once proud working classes in Britain, and in the fatherless homes of black America where public welfare has caused so much damage.
The truth is that the best thing a person can do is to stay in the workforce even if not very well paid. While one may not earn much to begin with - perhaps just bed and board - as one accumulates skills, experience, and reputa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one's labour increases. Many of this city's tycoons famously started off washing dishes for a living. A person's human dignity is far more enhanced by staying employed rather than forced on to welfare.
All human beings have intrinsic worth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ir labour. Those of us lucky enough to have been given talents that have a high economic value should be grateful for them.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f we are genuinely concerned about the less well off in society is to donate money or commit time to those individuals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that - for little or no economic reward - devote their lives to helping the less well off in our society. Arbitrarily drawing a line deciding who should and should not be in the workforce is not the answer.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of Donald Tsang Yam-kuen's recent policy address was his plan to introduce an across-the-board statutory minimum wage in the coming 2008-2009 legislative session. While no doubt guided by the best intentions - if implemented - this policy would be disastrous for Hong Kong. It would lock our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out of the workforce, create a pool of persistent long-term unemployed in Hong Kong, and sow the seeds of a destructive welfare culture that has caused such heartbreak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short, it would punish the very people it intends to help.
When discussing this issue it is important to push past the emotive language and understand what these laws actually do. Minimum wage laws make it illegal for an employer to offer work to or to continue to employ a person for less than an amount determined by the government. Proponents like to cheerfully state that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se laws guarantee that anyone employed will not be paid less than the minimum amount. While this, at first glance, sounds appealing - it does not tell the full story.
The flip side is that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prescribed statutory amount they are by law prohibited from being employed. Minimum wage laws therefore - by definition - create unemployment as they force a particular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out of the workforce.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at a minimum wage of US$500 per hour were introduced in Hong Kong. The result would be that all those of us whose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US$500 per hour - which probably includes all but a few very highly paid lawyers and bankers - would be legally prohibited from being employed in this city.
The effect is identical for those at the lower end of economic ladder.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HK$20 an hour but the minimum wage is set at HK$30, then that person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be legally employed in Hong Kong. This policy by its very nature affects those with the least marketable skills, those trying to enter the job market, newly arrived migrants, the disabled, the elderly and other disadvantaged groups.
What happens to all those people currently employed at less than the to-be-established minimum wage? What happens to those whose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prescribed minimum amount?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the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unfortunately is that the individual becomes a welfare recipient. The view seems to be that if the economic value of a person's labour is worth less than the minimum wage then they would be better off - and it is somehow more compassionate - for them to simply receive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tragic fallacy of this thinking is exposed in the violence-ridden communities of aboriginal Australia, the social breakdown amongst the once proud working classes in Britain, and in the fatherless homes of black America where public welfare has caused so much damage.
The truth is that the best thing a person can do is to stay in the workforce even if not very well paid. While one may not earn much to begin with - perhaps just bed and board - as one accumulates skills, experience, and reputation, the economic value of one's labour increases. Many of this city's tycoons famously started off washing dishes for a living. A person's human dignity is far more enhanced by staying employed rather than forced on to welfare.
All human beings have intrinsic worth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ir labour. Those of us lucky enough to have been given talents that have a high economic value should be grateful for them. The best thing we can do if we are genuinely concerned about the less well off in society is to donate money or commit time to those individuals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that - for little or no economic reward - devote their lives to helping the less well off in our society. Arbitrarily drawing a line deciding who should and should not be in the workforce is not the answer.
Monday, October 20, 2008
政府應帶頭正視風險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2008.10.20)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股市暴瀉、經濟衰退似乎亦難以避免。金融海嘯的成因，或指政府監管不力，或以把貸款證券化的金融衍生工具為禍首，內裏真相仍有待學者、專家深入研究。然而，累積多次危機研究結論、政府費盡心思左修右補，經濟仍然起伏不定如儀、金融危機依舊重複發生，看來只因人性所致。
人性所致
每當經濟持續增長一段時間，財富逐漸累積，平穩增長的經驗慢慢使人忽略風險為何物，爭相賤賣風險以求更高回報（記憶猶新乎﹖）。風險溢價偏低，投資行為改變實質經濟活動，過度投資、過度消費可以循環一段時間，不理性的繁榮得以自我實現。然後，微小的經濟轉變甚至偶發事故重提風險所在，風險溢價返回常軌、便宜資金無以為繼，於是早前借來的繁榮終要本利歸還。當然，經過一段沉悶但理性的時期，經濟會由谷底拾級而上，逐漸沖洗傷痛的印記，以便讓經濟周期循環不息。
假如一切始於人性，那麼任何由人參與的經濟制度恐怕都難以避免經濟周期的起伏。當年內地以計劃經濟大力推行「大躍進」，其非理性程度與市場經濟所見無異；凱恩斯信徒指導政府把稅收開支舞高弄低，只是換來滯脹之苦。
假如一切始於人性，政府加強監管是否能夠防範這種隨經濟起伏而來的金融危機也頓成疑問。觀乎歷史，由荷蘭鬱金香、房地產、股票證券、新興市場潛力、虛無的網絡科技概念以至眼前的「證券化貸款」（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泡沫「禍首」總是推陳出新。
其實，市場經濟從無否定政府監管的需要，但當市場深受「禍首」之害，因而能夠更為準確地評估相關風險時，才賊過興兵般對其加強監管，只怕減低市場風險成效有限。再者，諸如網絡科技和金融創新產品等，對於經濟有其實質作用，若在風險盡顯時才加以扼殺，似乎不智。試想，假如政府在科網泡沬後對網絡科技嚴加限制，對於經濟肯定害大於利。
海嘯之下，香港雷曼擔保的「迷你債券」（mini bond）持有人首先受害，投資本金或因雷曼破產出售「迷你債券」的抵押品而虧損。從電視畫面所見，部分「迷你債券」持有人年近退休或業已退休，只因銀行銷售人員誤導而買下該等產品大有可能 （因此着重聲譽風險﹝reputation risk﹞管理的銀行，即使客戶同意，出售高風險投資產品予年老長者仍然是慎之又慎，不會輕易放行），但要求政府一刀切地對所有持有人賠償十足本金，卻是有失道理。部分個案若屬銀行誤導，持有人在政府或政黨協助下，理應據理力爭，以求賠償。相反，要是持有人當初為求更高回報而承擔風險，則自應承受損失。
政府堅拒為「迷你債券」持有人「包底」，卻於10月中宣布動用外匯基金，把存款保障金額由10萬元增加至不設上限。當時世界不少主要金融體系均已宣布存款全保以穩定存戶信心，未知政府是否掌握資金流向數據，發現已經陷入「囚徒困境」（即雖然各國皆不實施可能會對各國較好，但一國實施以後，別國只好跟隨）而被迫推行全保。若然確如政府所言只為「防患於未然」，代價可能過高。
道德風險
金融海嘯所及，銀行的穩健備受關注，資金開始從中小型銀行流向較大型者，這是存戶正常的避險行為。存款全保不但停止存戶的避險行為，更加反其道而行，鼓勵資金於此非常時期趨險逐利、流向利率及風險均較高的財務機構。道德風險不只在於存戶層面。政府多次強調香港銀行財政穩健、資本充足率遠高於最低要求，所言確是實情。不過，銀行力保財政穩健、犧牲收益保留較高資本充足率所為何事﹖無非就是給予存戶信心、防患擠提於未然，亦可於短期內應付如擠提等突發的資金需求。是次存款全保的舉措，雖然只是為期兩年，但已代表政府將在必要之時，以公帑代銀行信用，消弭銀行資金流走的壓力。如此說來，銀行因何還要維持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口中「相當充裕的資本」﹖
公帑「包底」增加道德風險，其往往影響深遠，甚至或為他日危機埋下伏筆，不能不小心行事。亞洲金融風暴之時，政府並無怯於政治壓力而對樓價作出過什麼保證、對負資產者給予什麼補償，這對最近幾年資金泛濫之時樓市仍然相對「理性」肯定有其作用。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股市暴瀉、經濟衰退似乎亦難以避免。金融海嘯的成因，或指政府監管不力，或以把貸款證券化的金融衍生工具為禍首，內裏真相仍有待學者、專家深入研究。然而，累積多次危機研究結論、政府費盡心思左修右補，經濟仍然起伏不定如儀、金融危機依舊重複發生，看來只因人性所致。
人性所致
每當經濟持續增長一段時間，財富逐漸累積，平穩增長的經驗慢慢使人忽略風險為何物，爭相賤賣風險以求更高回報（記憶猶新乎﹖）。風險溢價偏低，投資行為改變實質經濟活動，過度投資、過度消費可以循環一段時間，不理性的繁榮得以自我實現。然後，微小的經濟轉變甚至偶發事故重提風險所在，風險溢價返回常軌、便宜資金無以為繼，於是早前借來的繁榮終要本利歸還。當然，經過一段沉悶但理性的時期，經濟會由谷底拾級而上，逐漸沖洗傷痛的印記，以便讓經濟周期循環不息。
假如一切始於人性，那麼任何由人參與的經濟制度恐怕都難以避免經濟周期的起伏。當年內地以計劃經濟大力推行「大躍進」，其非理性程度與市場經濟所見無異；凱恩斯信徒指導政府把稅收開支舞高弄低，只是換來滯脹之苦。
假如一切始於人性，政府加強監管是否能夠防範這種隨經濟起伏而來的金融危機也頓成疑問。觀乎歷史，由荷蘭鬱金香、房地產、股票證券、新興市場潛力、虛無的網絡科技概念以至眼前的「證券化貸款」（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泡沫「禍首」總是推陳出新。
其實，市場經濟從無否定政府監管的需要，但當市場深受「禍首」之害，因而能夠更為準確地評估相關風險時，才賊過興兵般對其加強監管，只怕減低市場風險成效有限。再者，諸如網絡科技和金融創新產品等，對於經濟有其實質作用，若在風險盡顯時才加以扼殺，似乎不智。試想，假如政府在科網泡沬後對網絡科技嚴加限制，對於經濟肯定害大於利。
海嘯之下，香港雷曼擔保的「迷你債券」（mini bond）持有人首先受害，投資本金或因雷曼破產出售「迷你債券」的抵押品而虧損。從電視畫面所見，部分「迷你債券」持有人年近退休或業已退休，只因銀行銷售人員誤導而買下該等產品大有可能 （因此着重聲譽風險﹝reputation risk﹞管理的銀行，即使客戶同意，出售高風險投資產品予年老長者仍然是慎之又慎，不會輕易放行），但要求政府一刀切地對所有持有人賠償十足本金，卻是有失道理。部分個案若屬銀行誤導，持有人在政府或政黨協助下，理應據理力爭，以求賠償。相反，要是持有人當初為求更高回報而承擔風險，則自應承受損失。
政府堅拒為「迷你債券」持有人「包底」，卻於10月中宣布動用外匯基金，把存款保障金額由10萬元增加至不設上限。當時世界不少主要金融體系均已宣布存款全保以穩定存戶信心，未知政府是否掌握資金流向數據，發現已經陷入「囚徒困境」（即雖然各國皆不實施可能會對各國較好，但一國實施以後，別國只好跟隨）而被迫推行全保。若然確如政府所言只為「防患於未然」，代價可能過高。
道德風險
金融海嘯所及，銀行的穩健備受關注，資金開始從中小型銀行流向較大型者，這是存戶正常的避險行為。存款全保不但停止存戶的避險行為，更加反其道而行，鼓勵資金於此非常時期趨險逐利、流向利率及風險均較高的財務機構。道德風險不只在於存戶層面。政府多次強調香港銀行財政穩健、資本充足率遠高於最低要求，所言確是實情。不過，銀行力保財政穩健、犧牲收益保留較高資本充足率所為何事﹖無非就是給予存戶信心、防患擠提於未然，亦可於短期內應付如擠提等突發的資金需求。是次存款全保的舉措，雖然只是為期兩年，但已代表政府將在必要之時，以公帑代銀行信用，消弭銀行資金流走的壓力。如此說來，銀行因何還要維持金管局總裁任志剛口中「相當充裕的資本」﹖
公帑「包底」增加道德風險，其往往影響深遠，甚至或為他日危機埋下伏筆，不能不小心行事。亞洲金融風暴之時，政府並無怯於政治壓力而對樓價作出過什麼保證、對負資產者給予什麼補償，這對最近幾年資金泛濫之時樓市仍然相對「理性」肯定有其作用。
Monday, October 13, 2008
最低工資對弱者落井下石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 P.31 , 2008.10.13)
自由思想大師海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當然，海耶克當年是針對子虛烏有的社會主義作出批評，也掀動全球拉倒社會主義的運動。但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止息，還透過工會運動、福利政策甚至以環保為名的強制，以不同形式變種復活。在香港，最低工資的立法風潮，可說是社會主義的左傾象徵，也引發大家思考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原想幫助的弱勢社群。
削弱勢者議價自由
我認識一位不懂廣東話的新來港人士麗姐，連中文字也不懂幾個，又要照顧家裏的小孩，就算成功入住公屋，丈夫的收入也不足支付家庭開支。最後麗姐在住所附近找到了一份清潔工作，收入雖然低於目前倡議的六千元月薪最低工資，但僱主就因為她願意以較低薪水入職，而僱用了麗姐，家庭收入增加的同時，又可以兼顧照料子女。
但倘若訂立最低工資，好像麗姐這般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的弱勢社群，就是最後以調低薪金來換取工作的機會也被剝削掉！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退休人士、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通通都會因最低工資而失去議價自由，工作崗位將會由能力較強的人取代。加上面對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本港的經濟和就業情況一定大受打擊，弱勢者本來就是最先要面對衝擊的一群，立法最低工資是對弱勢社群落井下石。
不少輿論預期星期三的施政報告會公布最低工資的立法決定，不論最後公布的方案是保安和清潔行業的行業性立法，還是一刀切的全面立法。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提出立法就是回應了最低工資的政治訴求，改善港府現在低落的民意，那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情況下，立法最終只會引發更多政治運動，針對立法範圍、工資金額等細則，衝擊政府的管治，並會預見成為長時間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最低工資制度，但從來都沒有成功解決弱勢社群的就業問題，連當年因為想阻止婦女以低薪入職而始創最低工資的美國，也就最低工資問題爭持不下。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大紐馬克（Neumark）和奧廖娜（Nizalovaof）對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作出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在二十歲時曾經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若領取最低工資時間愈長，往後日子的收入和能夠就業的時間就會愈少，長時期實行最低工資對年輕人的影響就會愈深。
美國德克薩斯州Ａ＆Ｍ大學的兩位教授，唐納德迪爾（Donald Deere）和韋爾奇（Finis Welch）對美國實行最低工資作出長時間的研究，得到一個總結：「我們的結論是簡單和直接的：每當增加最低工資，以為幫助低生產能力的工人，但就更少這類工人會受聘用。」
負所得稅制更勝最低工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主張以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來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方式，以政府補貼而不是法定工資的方式來保障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他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是錯誤而且沒有效率的。
其實，以扶助弱勢社群為出發點的最低工資，絕不能獨立推行，而必須連同現在的綜援制度一併檢討，研究以設年期的負所得稅制，鼓勵低收入者就業同時，確保到他們的基本生活，也不會直接影響弱勢者的議價自由，踏上自力更新的成功道路。最低工資的禍害就是剝削弱勢社群的議價自由，原想幫助的一群就會成為苦主，連入職的機會也會失去。曾特首，請懸崖勒馬！
自由思想大師海耶克的名言：「通往地獄的路，都是由善意鋪成的。」當然，海耶克當年是針對子虛烏有的社會主義作出批評，也掀動全球拉倒社會主義的運動。但社會主義從來沒有止息，還透過工會運動、福利政策甚至以環保為名的強制，以不同形式變種復活。在香港，最低工資的立法風潮，可說是社會主義的左傾象徵，也引發大家思考最終受害的，將會是原想幫助的弱勢社群。
削弱勢者議價自由
我認識一位不懂廣東話的新來港人士麗姐，連中文字也不懂幾個，又要照顧家裏的小孩，就算成功入住公屋，丈夫的收入也不足支付家庭開支。最後麗姐在住所附近找到了一份清潔工作，收入雖然低於目前倡議的六千元月薪最低工資，但僱主就因為她願意以較低薪水入職，而僱用了麗姐，家庭收入增加的同時，又可以兼顧照料子女。
但倘若訂立最低工資，好像麗姐這般沒有什麼議價能力的弱勢社群，就是最後以調低薪金來換取工作的機會也被剝削掉！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退休人士、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通通都會因最低工資而失去議價自由，工作崗位將會由能力較強的人取代。加上面對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本港的經濟和就業情況一定大受打擊，弱勢者本來就是最先要面對衝擊的一群，立法最低工資是對弱勢社群落井下石。
不少輿論預期星期三的施政報告會公布最低工資的立法決定，不論最後公布的方案是保安和清潔行業的行業性立法，還是一刀切的全面立法。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提出立法就是回應了最低工資的政治訴求，改善港府現在低落的民意，那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因為在經濟環境轉差的情況下，立法最終只會引發更多政治運動，針對立法範圍、工資金額等細則，衝擊政府的管治，並會預見成為長時間的政治問題。
事實上，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的最低工資制度，但從來都沒有成功解決弱勢社群的就業問題，連當年因為想阻止婦女以低薪入職而始創最低工資的美國，也就最低工資問題爭持不下。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大紐馬克（Neumark）和奧廖娜（Nizalovaof）對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作出追蹤研究，結果發現在二十歲時曾經領取最低工資的年輕人，若領取最低工資時間愈長，往後日子的收入和能夠就業的時間就會愈少，長時期實行最低工資對年輕人的影響就會愈深。
美國德克薩斯州Ａ＆Ｍ大學的兩位教授，唐納德迪爾（Donald Deere）和韋爾奇（Finis Welch）對美國實行最低工資作出長時間的研究，得到一個總結：「我們的結論是簡單和直接的：每當增加最低工資，以為幫助低生產能力的工人，但就更少這類工人會受聘用。」
負所得稅制更勝最低工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主張以負所得稅制（Negative income tax）來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方式，以政府補貼而不是法定工資的方式來保障每個人的最低收入，他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是錯誤而且沒有效率的。
其實，以扶助弱勢社群為出發點的最低工資，絕不能獨立推行，而必須連同現在的綜援制度一併檢討，研究以設年期的負所得稅制，鼓勵低收入者就業同時，確保到他們的基本生活，也不會直接影響弱勢者的議價自由，踏上自力更新的成功道路。最低工資的禍害就是剝削弱勢社群的議價自由，原想幫助的一群就會成為苦主，連入職的機會也會失去。曾特首，請懸崖勒馬！
Monday, October 6, 2008
自由經濟 錯在你令世界太繁榮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經濟企管 P.29, 2008.10.6)
美國的金融海嘯直捲世界，輸出的有毒資產禍害全球，有不少中港評論便指責美國自己闖下的禍要世界各國承擔，特別是各主要債權國如中國、日本和中東國家，美國必然因此失去其盟主地位，而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能更上一層樓。
毒奶毒資相似之處
事實上，入侵伊拉克已使美國的聲望動搖，再經此一役可說是元氣大傷，世界局勢已有根本性的改變，回歸到二十世紀初的列強爭霸時代，正如林行止先生所說，這對世界愛好和平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故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就算得以提升，但中國人也不應沾沾自喜，何況中國也自製了毒奶事件，其影響世界的程度絕不亞於美製有毒資產。其實兩件事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而成因也是因社會過度繁榮之故，這從何說起？
自二戰末期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Conference）起，各國明白到二戰的起因之一是，由於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所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故在會議上決定於戰後成立關貿總協定（GATT，就是WTO的前身）；現代的自由貿易可以說是在人類在促進世界和平的願景下展開。戰後重建令各先進國經濟迅速發展，可是第三世界如中國、印度和非洲等的國民生活並沒有得到很大改善，仍是在飢餓的邊緣掙扎，明顯是由於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從沒有穩定下來，而沒有讓市場可以正常運作之故；第二世界的蘇聯和東歐衛星國的增長在計劃經濟下也很快地變得似有若無，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到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也到了瓶頸。
戰後三十年，就算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政府都是奉凱恩斯經濟為明燈，所以當時所謂自由經濟跟現在的自由是沒法相比的；現在我們享受到空前、由經濟自由所帶來的繁榮，是由於各國領導人，包括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美國的列根和我們祖國的鄧小平看到香港這個自由經濟的典範後，大刀闊斧去規範化（Deregulation）、減少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結果；所以美國從來不是自由市場的堡壘，香港才是，這不是我們向自己的臉上貼金，而是獅子山學會在海外出席國際智囊會議各智囊，包括美國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所公認的。
世界的全面經濟自由化在這三巨頭不約而同下展開，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把世界四分一人口從飢餓帶進溫飽；英國縱使不能恢復世界霸主的地位，但也擺脫了歐洲病夫稱號，倫敦回復了昔日的光彩；美國更擊倒蘇聯成為唯一超強國，柏林圍牆倒下，全世界從1990年起都擁抱資本主義，到今天已有無數人因經濟自由化而得益。現在的越南摩托車滿街、非洲每九個人便有一個人有手提電話、印度亦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舉足輕重，無論閣下認為資本主義多不公義、貧富懸殊的情況多嚴重，也不能否認它把世界帶到空前的繁榮，以致有不少人開始以富足的年代（the Age of Abundance）來形容我們身處的時空。
資本主義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但獅子山學會卻從來不認為它是完美無瑕的，尤其是當人類的煩惱已從掙扎求存變得瑣碎到為呼出的二氧化碳都覺得有罪咎感時，已預表了人類真正危機的降臨。
金融海嘯和毒牛奶都是世界因豐裕得太快所產下的問題；毒奶是當全世界大量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着自由經濟一下子得以大量提升，對糧食，無論是對質對量的需求都大增，可是牛奶的產量不可能追得上，加價本來是出路，可是糧食加價從來是政治不正確，特別在畏通脹如虎的中國是絕對不可行的，商人們又沒有政客們的高尚情操，有錢而不賺，於是在牛奶加水和「蛋白精」，有多少奶農知道「蛋白精」會造成如此禍害，天知曉，但大機構對「蛋白精」持眼開眼閉的態度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勿因噎廢食
同樣道理，富裕國家在自由經濟下急速發展了二十年，累積了大量財富，傳統金融工具或生意根本滿足不到資本家期望財富高增長的要求，在有如此的需求下，銀行家又沒有理由有生意不做，於是設計了大量衍生工具，正巧美國偉大的政客們又為民請命，要銀行不論貧富地借錢給想置業的人，按揭證券於是產生，最後衍生出金融海嘯。
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金融工具因這次事件就不應該再創新？中國因有一些無良商人便要否定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等於年輕人在失戀後說以後不再戀愛的晦氣說話吧！縱觀歷史，荷蘭人創造銀行制度和股票市場，中間也不知產生了多少經濟泡沫，古人承受了多少創傷，我們才享受到今天的成果，難道我們這一代就軟弱得擔當不了創造性毀滅所帶來的痛楚？危機帶來創新，可是帶給人類幸福的創新，如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等卻從來不是由政府官僚、什麼創新科技基金和委員會主導的，高呼政府干預能解決現今危機的朋友們，等着瞧吧！
美國的金融海嘯直捲世界，輸出的有毒資產禍害全球，有不少中港評論便指責美國自己闖下的禍要世界各國承擔，特別是各主要債權國如中國、日本和中東國家，美國必然因此失去其盟主地位，而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能更上一層樓。
毒奶毒資相似之處
事實上，入侵伊拉克已使美國的聲望動搖，再經此一役可說是元氣大傷，世界局勢已有根本性的改變，回歸到二十世紀初的列強爭霸時代，正如林行止先生所說，這對世界愛好和平的人來說不是一個好兆頭；故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中國的國際地位就算得以提升，但中國人也不應沾沾自喜，何況中國也自製了毒奶事件，其影響世界的程度絕不亞於美製有毒資產。其實兩件事是有許多相似之處，而成因也是因社會過度繁榮之故，這從何說起？
自二戰末期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Conference）起，各國明白到二戰的起因之一是，由於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所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故在會議上決定於戰後成立關貿總協定（GATT，就是WTO的前身）；現代的自由貿易可以說是在人類在促進世界和平的願景下展開。戰後重建令各先進國經濟迅速發展，可是第三世界如中國、印度和非洲等的國民生活並沒有得到很大改善，仍是在飢餓的邊緣掙扎，明顯是由於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從沒有穩定下來，而沒有讓市場可以正常運作之故；第二世界的蘇聯和東歐衛星國的增長在計劃經濟下也很快地變得似有若無，可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到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也到了瓶頸。
戰後三十年，就算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國政府都是奉凱恩斯經濟為明燈，所以當時所謂自由經濟跟現在的自由是沒法相比的；現在我們享受到空前、由經濟自由所帶來的繁榮，是由於各國領導人，包括英國的戴卓爾夫人、美國的列根和我們祖國的鄧小平看到香港這個自由經濟的典範後，大刀闊斧去規範化（Deregulation）、減少政府干預所帶來的結果；所以美國從來不是自由市場的堡壘，香港才是，這不是我們向自己的臉上貼金，而是獅子山學會在海外出席國際智囊會議各智囊，包括美國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所公認的。
世界的全面經濟自由化在這三巨頭不約而同下展開，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把世界四分一人口從飢餓帶進溫飽；英國縱使不能恢復世界霸主的地位，但也擺脫了歐洲病夫稱號，倫敦回復了昔日的光彩；美國更擊倒蘇聯成為唯一超強國，柏林圍牆倒下，全世界從1990年起都擁抱資本主義，到今天已有無數人因經濟自由化而得益。現在的越南摩托車滿街、非洲每九個人便有一個人有手提電話、印度亦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舉足輕重，無論閣下認為資本主義多不公義、貧富懸殊的情況多嚴重，也不能否認它把世界帶到空前的繁榮，以致有不少人開始以富足的年代（the Age of Abundance）來形容我們身處的時空。
資本主義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但獅子山學會卻從來不認為它是完美無瑕的，尤其是當人類的煩惱已從掙扎求存變得瑣碎到為呼出的二氧化碳都覺得有罪咎感時，已預表了人類真正危機的降臨。
金融海嘯和毒牛奶都是世界因豐裕得太快所產下的問題；毒奶是當全世界大量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着自由經濟一下子得以大量提升，對糧食，無論是對質對量的需求都大增，可是牛奶的產量不可能追得上，加價本來是出路，可是糧食加價從來是政治不正確，特別在畏通脹如虎的中國是絕對不可行的，商人們又沒有政客們的高尚情操，有錢而不賺，於是在牛奶加水和「蛋白精」，有多少奶農知道「蛋白精」會造成如此禍害，天知曉，但大機構對「蛋白精」持眼開眼閉的態度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勿因噎廢食
同樣道理，富裕國家在自由經濟下急速發展了二十年，累積了大量財富，傳統金融工具或生意根本滿足不到資本家期望財富高增長的要求，在有如此的需求下，銀行家又沒有理由有生意不做，於是設計了大量衍生工具，正巧美國偉大的政客們又為民請命，要銀行不論貧富地借錢給想置業的人，按揭證券於是產生，最後衍生出金融海嘯。
但我們就因此可以定論自由經濟是完全失敗嗎？金融工具因這次事件就不應該再創新？中國因有一些無良商人便要否定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等於年輕人在失戀後說以後不再戀愛的晦氣說話吧！縱觀歷史，荷蘭人創造銀行制度和股票市場，中間也不知產生了多少經濟泡沫，古人承受了多少創傷，我們才享受到今天的成果，難道我們這一代就軟弱得擔當不了創造性毀滅所帶來的痛楚？危機帶來創新，可是帶給人類幸福的創新，如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資訊革命等卻從來不是由政府官僚、什麼創新科技基金和委員會主導的，高呼政府干預能解決現今危機的朋友們，等着瞧吧！
Monday, September 29, 2008
拆解衍生工具陷阱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信報財經新聞 ~ 經濟．企管 P.33,2008.09.29)
股神畢非德曾早於2002年公開表示「金融衍生工具有如計時炸彈，是金融市場上的大殺傷力武器」。現在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被股神不幸言中，正是投資銀行無視衍生工具風險所闖出的禍，其設計的投資產品更禍及普羅百姓，香港便有不少人買了一些名為債券、實為衍生工具的產品而導致血本無歸。究竟衍生工具是什麼，能對社會有這樣大的破壞力？
風險轉移
其實最初的衍生工具，是對推動經濟有積極的意義。就好像農作物的期貨市場，能減低買賣雙方的不穩定性，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但我們亦必須明白，如該農作物在交收日的市價和合約上的不同，農夫或批發商一方必然是輸家、另一方就是贏家。投資衍生工具是一個零和遊戲，內裏必然牽涉風險轉移。不過，如上述例子，當雙方對各自面對的風險都有充分的掌握，這樣的衍生工具是對社會有益的。
衍生工具從最原始的狀態不斷發展，到現在差不多想得到的事情，例如某股票的上落，以至美國總統會由誰當選，所牽涉的風險都可以用衍生工具對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衍生工具下必然有輸家贏家，問題是哪一方掌握較多資訊、對風險了解更多，哪一方的勝算便較大。所以當一般投資者在銀行被兜售衍生工具時，他們應該問問自己，對產品的了解程度比得上發行商嗎？買下這些產品會面對什麼風險？雙方的風險和回報合理嗎？現實是，市面很多衍生工具，發行商只付出很小的代價，就把很大的風險轉移到一般投資者手裏。
我們隨時可舉一些在零售銀行中，最流行的衍生工具作為例子；好像是外幣高息掛鈎存款，有如迷你債券並非真正債券，這些存款也並非真正存款，而是散戶可能在不經不覺中，已把他們的資金投入了外幣掩護性買權（Covered Call）╱保護性賣權（Protective Put）等衍生工具炒賣遊戲中。他們收到的所謂高息，實則是他們存款本身應有的利息，再加上賣出期權所得的期權金。既然收取了期權金或「高息」，散戶便當然要冒掛鈎外幣波動的風險了，而付出了期權金的「掛鈎存款」，發行商當然可在散戶包底下大炒特炒。這例子已經是市面上最簡單的，但在散戶決定做這些存款時，他們知道要面對這些風險嗎？銀行前線員工又是否有動機和能力向客戶解釋風險？如果散戶和前線員工在買賣這簡單衍生工具的溝通上都有困難，更遑論其他更複雜的結構性產品？
至於今次迷你債券風波，產品複雜性明顯比上述例子要高，零售銀行前線人員未必有能力了解產品的風險，而這些產品也不是第一天在市面出售，一向相安無事，又有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擔保，管理層也可能認為其風險極低（縱使他們可能明白風險不對稱的問題）；而且銀行在替客戶落單時會依着金管局的指引（如填寫風險評估報告，雖然我們長期質疑那些報告對保護投資者的作用），苦主要在法庭上證明銀行蓄意誤導恐怕不能成立。可是，零售銀行作為中間人（發行商為投行），未有充分發揮保障散戶利益的角色；明知買賣雙方有很大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存在，銀行應該要做的，一是把產品的優點缺點完全向散戶解釋（但實際上不可行，散戶不可能都明白這些複雜的金融工具，也不排除若散戶明白了就不會買）；一是為着保護散戶，索性不賣投行的產品。但零售銀行為着發行商給予的豐厚佣金，仍然要賣這些產品，結果，零售銀行縱使在法理上未必要負責任，但它們輸了散戶多年的信任。可以預期，零售銀行未來的非利息收入，就是為散戶提供的所謂理財服務的收入必然大減。
投行不值納稅人幫助
投資銀行發行的衍生工具令散戶死傷枕藉，如今美國發生的金融海嘯，不少投行卻又栽在衍生工具手裏，那他們不是應對衍生工具的風險了然於胸嗎？為什麼還是一敗塗地？投行的醒目仔的確善於轉移風險讓散戶接火棒，不過今次把爛資產包裝得太完美，連自己都蒙蔽了。有人說美國金融海嘯是自由市場的失敗，獅子山學會卻認為是市場在伸張正義，利人利己才是自由市場的真諦，損人利己的事做得太多，始終要本利歸還。這些投行，是絕對不值得納稅人花錢幫助的。
股神畢非德曾早於2002年公開表示「金融衍生工具有如計時炸彈，是金融市場上的大殺傷力武器」。現在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被股神不幸言中，正是投資銀行無視衍生工具風險所闖出的禍，其設計的投資產品更禍及普羅百姓，香港便有不少人買了一些名為債券、實為衍生工具的產品而導致血本無歸。究竟衍生工具是什麼，能對社會有這樣大的破壞力？
風險轉移
其實最初的衍生工具，是對推動經濟有積極的意義。就好像農作物的期貨市場，能減低買賣雙方的不穩定性，對經濟發展是有利的。但我們亦必須明白，如該農作物在交收日的市價和合約上的不同，農夫或批發商一方必然是輸家、另一方就是贏家。投資衍生工具是一個零和遊戲，內裏必然牽涉風險轉移。不過，如上述例子，當雙方對各自面對的風險都有充分的掌握，這樣的衍生工具是對社會有益的。
衍生工具從最原始的狀態不斷發展，到現在差不多想得到的事情，例如某股票的上落，以至美國總統會由誰當選，所牽涉的風險都可以用衍生工具對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衍生工具下必然有輸家贏家，問題是哪一方掌握較多資訊、對風險了解更多，哪一方的勝算便較大。所以當一般投資者在銀行被兜售衍生工具時，他們應該問問自己，對產品的了解程度比得上發行商嗎？買下這些產品會面對什麼風險？雙方的風險和回報合理嗎？現實是，市面很多衍生工具，發行商只付出很小的代價，就把很大的風險轉移到一般投資者手裏。
我們隨時可舉一些在零售銀行中，最流行的衍生工具作為例子；好像是外幣高息掛鈎存款，有如迷你債券並非真正債券，這些存款也並非真正存款，而是散戶可能在不經不覺中，已把他們的資金投入了外幣掩護性買權（Covered Call）╱保護性賣權（Protective Put）等衍生工具炒賣遊戲中。他們收到的所謂高息，實則是他們存款本身應有的利息，再加上賣出期權所得的期權金。既然收取了期權金或「高息」，散戶便當然要冒掛鈎外幣波動的風險了，而付出了期權金的「掛鈎存款」，發行商當然可在散戶包底下大炒特炒。這例子已經是市面上最簡單的，但在散戶決定做這些存款時，他們知道要面對這些風險嗎？銀行前線員工又是否有動機和能力向客戶解釋風險？如果散戶和前線員工在買賣這簡單衍生工具的溝通上都有困難，更遑論其他更複雜的結構性產品？
至於今次迷你債券風波，產品複雜性明顯比上述例子要高，零售銀行前線人員未必有能力了解產品的風險，而這些產品也不是第一天在市面出售，一向相安無事，又有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擔保，管理層也可能認為其風險極低（縱使他們可能明白風險不對稱的問題）；而且銀行在替客戶落單時會依着金管局的指引（如填寫風險評估報告，雖然我們長期質疑那些報告對保護投資者的作用），苦主要在法庭上證明銀行蓄意誤導恐怕不能成立。可是，零售銀行作為中間人（發行商為投行），未有充分發揮保障散戶利益的角色；明知買賣雙方有很大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存在，銀行應該要做的，一是把產品的優點缺點完全向散戶解釋（但實際上不可行，散戶不可能都明白這些複雜的金融工具，也不排除若散戶明白了就不會買）；一是為着保護散戶，索性不賣投行的產品。但零售銀行為着發行商給予的豐厚佣金，仍然要賣這些產品，結果，零售銀行縱使在法理上未必要負責任，但它們輸了散戶多年的信任。可以預期，零售銀行未來的非利息收入，就是為散戶提供的所謂理財服務的收入必然大減。
投行不值納稅人幫助
投資銀行發行的衍生工具令散戶死傷枕藉，如今美國發生的金融海嘯，不少投行卻又栽在衍生工具手裏，那他們不是應對衍生工具的風險了然於胸嗎？為什麼還是一敗塗地？投行的醒目仔的確善於轉移風險讓散戶接火棒，不過今次把爛資產包裝得太完美，連自己都蒙蔽了。有人說美國金融海嘯是自由市場的失敗，獅子山學會卻認為是市場在伸張正義，利人利己才是自由市場的真諦，損人利己的事做得太多，始終要本利歸還。這些投行，是絕對不值得納稅人花錢幫助的。
Monday, September 22, 2008
敗企變國企美債全球攤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2008.9.2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面對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不得不放棄自己一向倡議的自由經濟信念，由政府直接出面救市。方法是成立一個總值8,000億美元的救市基金，向市場購入不良資產，以減少金融機構的負擔；有需要的話，甚至會收購一些已失敗得無法自己支持下去的企業，以免出現骨牌效應。此外，為了避免股市繼續下跌，美國還暫時禁止沽空789隻金融股。
雷曼兄弟公司的股東，看到美國政府現在竟這樣做，心中不知會怎樣想？雷曼兄弟出事的時候，為甚麼政府不出手相救？不是說企業應為自己的失誤承擔後果嗎？為何厚此薄彼？將來會否鼓勵管理人員繼續冒高風險，賺短錢自肥，待出問題就由國家出面去收拾殘局？
現實是這些現在都在叫救命的投資銀行，年初的時候仍極之風光，員工都獲發巨額花紅，買跑車，拍名畫，羨煞旁人。現在才知道，他們能夠有這麼好的收入，全靠胡作妄為地把公司推向絕路。世上竟有這麼荒謬的報酬制度，小股東是否有權要這些收取了巨額花紅的管理人員「回水」？
這批失職的管理人員(或許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也不曉得)，不但害苦了自己的股東，而且還害苦了自己的國家與人民，甚至可以說禍延全世界！
我雖然是自由經濟的擁護者，但亦明白到今次若果政府還不出手，整個世界的金融制度都會崩潰，其所產生的破壞力，可以導致人類大災難。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唯有借助共產主義，把敗企收歸國有。不過，今次不是「共產」，而是「共債」；政府把失敗的企業收歸國有之後，還得由納稅人一起還債。
更可悲的不是美國的納稅人，而是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他們辛勤努力，把產品與服務賣給美國，換來的卻是注定不斷貶值的美金。他們慶幸美國政府終於出來救市，令他們手上的美元債券不至一錢不值，但實際上美國現時的救市方式，他們也有份付鈔的。
美國政府連年財赤，國庫空虛，那來這麼多的錢去救市？他們能夠做的，是不斷發行新的債券，向全世界集資。美國人不事生產，出口少，入口多，貿赤嚴重，仍不斷舉債，這只會令美元進一步貶值，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都間接為美國的救市行動分攤成本。
事實上，美國一下要發這麼多的債券，一定會把美息搶高，世人手上的美國債券都會因而貶值。中國政府手上有1.8萬多億美元的外滙儲備，其中不少是美債，今次一樣要付出沉重代價。更大的問題是，美國的救市方法，用得一時，未必可以繼續用下去。中國政府應調整自己的貿易政策，減少美元儲備的積累。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面對不可收拾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不得不放棄自己一向倡議的自由經濟信念，由政府直接出面救市。方法是成立一個總值8,000億美元的救市基金，向市場購入不良資產，以減少金融機構的負擔；有需要的話，甚至會收購一些已失敗得無法自己支持下去的企業，以免出現骨牌效應。此外，為了避免股市繼續下跌，美國還暫時禁止沽空789隻金融股。
雷曼兄弟公司的股東，看到美國政府現在竟這樣做，心中不知會怎樣想？雷曼兄弟出事的時候，為甚麼政府不出手相救？不是說企業應為自己的失誤承擔後果嗎？為何厚此薄彼？將來會否鼓勵管理人員繼續冒高風險，賺短錢自肥，待出問題就由國家出面去收拾殘局？
現實是這些現在都在叫救命的投資銀行，年初的時候仍極之風光，員工都獲發巨額花紅，買跑車，拍名畫，羨煞旁人。現在才知道，他們能夠有這麼好的收入，全靠胡作妄為地把公司推向絕路。世上竟有這麼荒謬的報酬制度，小股東是否有權要這些收取了巨額花紅的管理人員「回水」？
這批失職的管理人員(或許他們所做的，他們自己也不曉得)，不但害苦了自己的股東，而且還害苦了自己的國家與人民，甚至可以說禍延全世界！
我雖然是自由經濟的擁護者，但亦明白到今次若果政府還不出手，整個世界的金融制度都會崩潰，其所產生的破壞力，可以導致人類大災難。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唯有借助共產主義，把敗企收歸國有。不過，今次不是「共產」，而是「共債」；政府把失敗的企業收歸國有之後，還得由納稅人一起還債。
更可悲的不是美國的納稅人，而是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他們辛勤努力，把產品與服務賣給美國，換來的卻是注定不斷貶值的美金。他們慶幸美國政府終於出來救市，令他們手上的美元債券不至一錢不值，但實際上美國現時的救市方式，他們也有份付鈔的。
美國政府連年財赤，國庫空虛，那來這麼多的錢去救市？他們能夠做的，是不斷發行新的債券，向全世界集資。美國人不事生產，出口少，入口多，貿赤嚴重，仍不斷舉債，這只會令美元進一步貶值，全世界持有美元的人，都間接為美國的救市行動分攤成本。
事實上，美國一下要發這麼多的債券，一定會把美息搶高，世人手上的美國債券都會因而貶值。中國政府手上有1.8萬多億美元的外滙儲備，其中不少是美債，今次一樣要付出沉重代價。更大的問題是，美國的救市方法，用得一時，未必可以繼續用下去。中國政府應調整自己的貿易政策，減少美元儲備的積累。
華府勿阻市場排毒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財經新聞 2008-09-22) P33 經濟．企管
繼貝爾斯登於半年前倒下、兩周前「兩房」被政府接管，次按風暴愈演愈烈，雷曼兄弟以破產告終，美林為自救賣盤予美銀，五大投資銀行半年內已去其三，突然資產逾萬億美元的AIG又加入告急行列，連餘下的兩投行大摩和高盛也岌岌可危。
過去一周的投資市場可以兵慌馬亂來形容，各大金融機構的告急行動牽連甚廣，不難想像，其客顧必然會把資產迅速套現，引發許多其他的基金經理跟隨。所以無論是金、股、滙、石油，在不計價格的情況下遭拋售，結果連許多優質的股票也遭洗倉，下跌動輒是一兩成，如果這不叫滿街鮮血，哪什麼才是？對膽大心細的投資者來說，這本是增持優質股票（現在解讀為持有大量現金和少負債的公司）的絕佳良機！可是現因為美國政府打算用飲鴆止渴的方法，就是打算動用7000億美元，把毒性非常的按揭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都吞下，這將會為世界經濟埋下更大的炸彈，經濟要回復正軌頓時變得遙不可及。
市場清理毒瘤過程
在雷曼兄弟告急的時候，獅子山學會還相信如果雷曼跟美銀最終在收購價上談不攏，聯儲局也不會讓交易告吹，大不了像貝爾斯登爆煲那樣依樣畫葫蘆的為美銀包底，因為干預市場的列車已在美國起動，理應是停不了的。然而，美國政府竟狠心撇下雷曼，在救AIG事件上又以近高利貸的條款給AIG融資而沒有把它國有化，這其實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也證明美國財長保爾森的能力非凡。
說到底，政府貸款給AIG當然是干預市場、拿納稅人的錢冒險。但如果保爾森批出貸款的理由是給予AIG多一點的時間把公司拆骨賣出，所得的立刻歸還政府（這絕對可以做到，因政府已控制了八成股權），而AIG在完成這歷史任務便由它自生自滅，那不是既讓市場清理瘀血，亦是對納稅人負責任的方法嗎？
本來這次金融危機證實了所謂大鱷可以操控市場、任意把資產價格舞高弄低的理論是絕對不成立的；無論他們的財力如何雄厚，也得依着市場的規律而行，我們當然要明白在鐘擺效應下資產價格不是偏高便是偏低，但每項資產的內在價值還是有迹可尋的。但這趟大鱷們罔顧資產的內在價值，投行的MBA兵團、醒目仔，善用財技把爛資產從新包裝，或包裝風險然後讓顧客接手（Accumulator便是其中最佳例子），自己則以極小的風險博取無限大的利潤。結果天網恢恢，今次連自己都欺騙了，自掘墳墓。
三大投行的失敗、資產價格暴跌正是市場在清理經濟毒瘤的過程，過程亦必非常痛苦。在這動盪的一周，我們便看到有不少幸災樂禍的言論，高呼自由經濟已死，資本主義如何徹底失敗。可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便是市場失效？還是它只不過在清理毒瘤（就是所謂創造性破壞）？這根本說不清。干預主義者常掛在口邊的，就是市場失效，所以政府必須干預；就算市場真的失效，都是在極端情況下吧！市場失效，我們失去財富；但政府失效，我們卻會失去自由和生命。史迹斑斑，還用我們逐一列出嗎？這就是為何獅子山學會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因。
禁止醫生切毒瘤
我們承認自由市場是不會把不公義的事都消滅，有人就專鑽法律的空子損害別人的利益，但在市場這塊英雄地上，最終的成敗只在乎參與者的努力和眼光，損人利己的事做得太多，始終要本利歸還，就像今次眾投行的遭遇；干預主義者卻容不下世界是有不完美的事實，企圖靠着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即不斷立法）、讓政府多點干預可以改造世界，使它更美好，卻不知干預製造特權階級（像救投行而不救斷供業主，頓使投行各相關人士成特權階級）。今次金融危機，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懲罰只懂以財技賺錢、隨時把風險轉嫁給客人的銀行家。社會的浮誇行為，如富人喝紅酒動輒用幾萬元的情況亦必須改變；社會價值會回歸正軌，鼓勵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的人。但現在美國政府計劃買下MBS，等於禁止醫生切下毒瘤，還給毒瘤提供養分，經濟前景怎不叫人憂心？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繼貝爾斯登於半年前倒下、兩周前「兩房」被政府接管，次按風暴愈演愈烈，雷曼兄弟以破產告終，美林為自救賣盤予美銀，五大投資銀行半年內已去其三，突然資產逾萬億美元的AIG又加入告急行列，連餘下的兩投行大摩和高盛也岌岌可危。
過去一周的投資市場可以兵慌馬亂來形容，各大金融機構的告急行動牽連甚廣，不難想像，其客顧必然會把資產迅速套現，引發許多其他的基金經理跟隨。所以無論是金、股、滙、石油，在不計價格的情況下遭拋售，結果連許多優質的股票也遭洗倉，下跌動輒是一兩成，如果這不叫滿街鮮血，哪什麼才是？對膽大心細的投資者來說，這本是增持優質股票（現在解讀為持有大量現金和少負債的公司）的絕佳良機！可是現因為美國政府打算用飲鴆止渴的方法，就是打算動用7000億美元，把毒性非常的按揭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都吞下，這將會為世界經濟埋下更大的炸彈，經濟要回復正軌頓時變得遙不可及。
市場清理毒瘤過程
在雷曼兄弟告急的時候，獅子山學會還相信如果雷曼跟美銀最終在收購價上談不攏，聯儲局也不會讓交易告吹，大不了像貝爾斯登爆煲那樣依樣畫葫蘆的為美銀包底，因為干預市場的列車已在美國起動，理應是停不了的。然而，美國政府竟狠心撇下雷曼，在救AIG事件上又以近高利貸的條款給AIG融資而沒有把它國有化，這其實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也證明美國財長保爾森的能力非凡。
說到底，政府貸款給AIG當然是干預市場、拿納稅人的錢冒險。但如果保爾森批出貸款的理由是給予AIG多一點的時間把公司拆骨賣出，所得的立刻歸還政府（這絕對可以做到，因政府已控制了八成股權），而AIG在完成這歷史任務便由它自生自滅，那不是既讓市場清理瘀血，亦是對納稅人負責任的方法嗎？
本來這次金融危機證實了所謂大鱷可以操控市場、任意把資產價格舞高弄低的理論是絕對不成立的；無論他們的財力如何雄厚，也得依着市場的規律而行，我們當然要明白在鐘擺效應下資產價格不是偏高便是偏低，但每項資產的內在價值還是有迹可尋的。但這趟大鱷們罔顧資產的內在價值，投行的MBA兵團、醒目仔，善用財技把爛資產從新包裝，或包裝風險然後讓顧客接手（Accumulator便是其中最佳例子），自己則以極小的風險博取無限大的利潤。結果天網恢恢，今次連自己都欺騙了，自掘墳墓。
三大投行的失敗、資產價格暴跌正是市場在清理經濟毒瘤的過程，過程亦必非常痛苦。在這動盪的一周，我們便看到有不少幸災樂禍的言論，高呼自由經濟已死，資本主義如何徹底失敗。可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便是市場失效？還是它只不過在清理毒瘤（就是所謂創造性破壞）？這根本說不清。干預主義者常掛在口邊的，就是市場失效，所以政府必須干預；就算市場真的失效，都是在極端情況下吧！市場失效，我們失去財富；但政府失效，我們卻會失去自由和生命。史迹斑斑，還用我們逐一列出嗎？這就是為何獅子山學會高舉大市場、小政府的原因。
禁止醫生切毒瘤
我們承認自由市場是不會把不公義的事都消滅，有人就專鑽法律的空子損害別人的利益，但在市場這塊英雄地上，最終的成敗只在乎參與者的努力和眼光，損人利己的事做得太多，始終要本利歸還，就像今次眾投行的遭遇；干預主義者卻容不下世界是有不完美的事實，企圖靠着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即不斷立法）、讓政府多點干預可以改造世界，使它更美好，卻不知干預製造特權階級（像救投行而不救斷供業主，頓使投行各相關人士成特權階級）。今次金融危機，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懲罰只懂以財技賺錢、隨時把風險轉嫁給客人的銀行家。社會的浮誇行為，如富人喝紅酒動輒用幾萬元的情況亦必須改變；社會價值會回歸正軌，鼓勵腳踏實地、努力工作的人。但現在美國政府計劃買下MBS，等於禁止醫生切下毒瘤，還給毒瘤提供養分，經濟前景怎不叫人憂心？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Thursday, September 18, 2008
最低工資 與海外傭工
施永青 (am730,C觀點, 2008.9.18)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新一屆的立法會內，傾向社會主義的民粹派議員當道，相信爭拗多時的最低工資立法，今屆會很快得到通過。究竟立法之後是否真能替社會帶來裨益，應很快可以透過實踐去檢驗。過去，一些工會組織，只倡議在清潔與保安兩個行業試行最低工資，因為這類工作只能在本地進行，無法拿去別處代行；立法後，在本地從事這兩種工作的人一定會有某種程度上的得益。
不過，現時立法會的議員，似乎傾向把立法惠及的範圍擴大；即是說，不論你是否從事清潔與保安行業，都一樣可享有最低工資。議員們認為這樣才符合公平、公義的原則。
我不知道，議員們是否有考慮過，一旦最低工資的原則可以廣義地作引伸後，現時海外傭工的報酬制度，一定因而會受到衝擊。
現時，香港家庭僱用的海外傭工，本身就設有最低工資——每月3,580元。立法會一定不會把最低工資訂在外傭一樣的水平，這樣達不到議員要討好選民的目的。議員們為了替市民謀幸福，一定會無視僱主的負擔能力，硬要把最低工資訂在現有的市場工資水平之上。
我估計，議員們開始時的「叫價」會貼近6,000元一個月的水平，最終希望落實在5,000元以上。但這個水平的工資會比現時外傭的工資水平高很多，香港的中產家庭不可能全部負擔得起。
上次政府免外傭稅，由於在細節安排上思慮不周，反引至中產階層的廣泛不滿，特首的民望因而大幅下降。議員們不知是否有考慮過，若果在最低工資的問題上處理不當，中產的利益可能會受到更大損害，屆時，議員們在中產的票源可能會大量流失。
有些議員或許以為，只要他們在立法時界定得清楚一點，就可令最低工資的實施範圍，不至惠及外傭。然而，香港已有反歧視法，聯合國又有人權公約，外傭組織肯定會祭起這兩面旗幟，據理力爭。難道我們的議員敢說，法律面前不一定人人平等，人權公約有時不一定適用？
站在僱主的立場來看，外傭的實質工資何只3,000多元？因為僱主還得提供食宿及機票。但從外傭的角度來看，機票與稅務開支只能算作僱主的成本，並非他們的報酬；而留宿更是僱主的需要，外傭因而變得困身，兼且要加長工作時間；若是對本地傭工提出同樣要求，肯定得增加報酬。很難以這樣的理由，要求外傭放棄最低工資。
因此，這條法例一旦通過，中產的利益就會不斷受到威脅。作為中產，應支持自由市場，自由立約，只要合約雙方你情我願，無需社會強加限制。這樣，中產一定可以聘得更便宜的傭工，並且可以令全世界更快地走向同工同酬，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義與人權無疆界。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新一屆的立法會內，傾向社會主義的民粹派議員當道，相信爭拗多時的最低工資立法，今屆會很快得到通過。究竟立法之後是否真能替社會帶來裨益，應很快可以透過實踐去檢驗。過去，一些工會組織，只倡議在清潔與保安兩個行業試行最低工資，因為這類工作只能在本地進行，無法拿去別處代行；立法後，在本地從事這兩種工作的人一定會有某種程度上的得益。
不過，現時立法會的議員，似乎傾向把立法惠及的範圍擴大；即是說，不論你是否從事清潔與保安行業，都一樣可享有最低工資。議員們認為這樣才符合公平、公義的原則。
我不知道，議員們是否有考慮過，一旦最低工資的原則可以廣義地作引伸後，現時海外傭工的報酬制度，一定因而會受到衝擊。
現時，香港家庭僱用的海外傭工，本身就設有最低工資——每月3,580元。立法會一定不會把最低工資訂在外傭一樣的水平，這樣達不到議員要討好選民的目的。議員們為了替市民謀幸福，一定會無視僱主的負擔能力，硬要把最低工資訂在現有的市場工資水平之上。
我估計，議員們開始時的「叫價」會貼近6,000元一個月的水平，最終希望落實在5,000元以上。但這個水平的工資會比現時外傭的工資水平高很多，香港的中產家庭不可能全部負擔得起。
上次政府免外傭稅，由於在細節安排上思慮不周，反引至中產階層的廣泛不滿，特首的民望因而大幅下降。議員們不知是否有考慮過，若果在最低工資的問題上處理不當，中產的利益可能會受到更大損害，屆時，議員們在中產的票源可能會大量流失。
有些議員或許以為，只要他們在立法時界定得清楚一點，就可令最低工資的實施範圍，不至惠及外傭。然而，香港已有反歧視法，聯合國又有人權公約，外傭組織肯定會祭起這兩面旗幟，據理力爭。難道我們的議員敢說，法律面前不一定人人平等，人權公約有時不一定適用？
站在僱主的立場來看，外傭的實質工資何只3,000多元？因為僱主還得提供食宿及機票。但從外傭的角度來看，機票與稅務開支只能算作僱主的成本，並非他們的報酬；而留宿更是僱主的需要，外傭因而變得困身，兼且要加長工作時間；若是對本地傭工提出同樣要求，肯定得增加報酬。很難以這樣的理由，要求外傭放棄最低工資。
因此，這條法例一旦通過，中產的利益就會不斷受到威脅。作為中產，應支持自由市場，自由立約，只要合約雙方你情我願，無需社會強加限制。這樣，中產一定可以聘得更便宜的傭工，並且可以令全世界更快地走向同工同酬，這才是真正的公平、公義與人權無疆界。
Wednesday, September 10, 2008
自由黨為何全軍覆沒
施永青 (am730,C觀點, 2008.9.1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今次立法會改選，自由黨在開始時應該是蠻有信心的，還以為有條件可以擴大上次打下的基礎，所以增派了田北辰出戰九龍西，林翠蓮出戰香港島；誰知全軍覆沒，田北俊與周梁淑怡也保不住原有的議席。
出現這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社會正瀰漫著一片仇商情緒，另一方面亦因為自由黨自己的策略錯誤。田北俊作為自由黨的主席，為今次選舉失敗而辭職是應該的。然而單是更換主席並不足夠，自由黨還得重新定位，改變原有的選舉策略。
在比例代表制下，自由黨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各區取一席位。只要他堅定不移地站穩在政治光譜的最右邊，捍衛自由市場，維護私有產權，那認同這種理念的人，將別無他選，惟有投票給自由黨。最左的社民連也可以取得三個議席，沒有理由最右的自由黨竟連一個議席也爭不到！
香港的政黨，大部分只在政治上贊成個人主義(贊成一人一票普選)，但在經濟上卻傾向集體主義(凡事向政府問責，要政府包辦)。他們以增加福利、多派免費午餐的方法，向市民行賄，以換取選票，但他們從來不理會政府的錢可以從那裡得來，更不曉得如何增加社會整體的生產力，讓社會對基層有更大的承擔能力。
讓這樣的政黨得逞，政府的架構會愈來愈大，政府的效率會愈來愈低，但納稅人的負擔則會愈來愈重，失去努力的誘因。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基層卻會變得愈來愈依賴政府，失去自力更生，改變自己命運的能力。
我不相信，所有的香港人都想香港變成這個樣子。自由黨只要敢於站在這些政黨的對立面，立場鮮明地與這些政黨對著幹，一定不難找到支持者。在香港，從商做老闆的人或許只佔少數，但認同自由經濟，知道維護營商環境對香港有好處的人絕對不會是少數。
可惜，自由黨在這方面立場模糊，縱容代表飲食界的黨員張宇人，組織領匯商戶，企圖以集體力量去阻止領匯加租。這種做法完全違背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的理念，與自由黨的黨綱背道而馳。
周梁淑怡在競選論壇上，在最低工資問題上被民主派攻擊時，怯得立場模糊，不敢據理力爭，叫支持者失望。
田北辰更好笑，挑着兩箱寫上「基層」兩字的擔子給記者拍照，以為這樣就可以代表基層的利益，基層會因而投他一票。這樣做顯然是找錯對象。社民連不會去爭取商界投他們一票，自由黨人卻幻想基層會投他一票，真有「政治智慧」。
其實，自由黨只要站在政治光譜的最右翼，已可以做獨家代理，盡收認同自由市場者的票。這樣，即使不獲基層支持，一樣可以在每個選區取一至兩個席位。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今次立法會改選，自由黨在開始時應該是蠻有信心的，還以為有條件可以擴大上次打下的基礎，所以增派了田北辰出戰九龍西，林翠蓮出戰香港島；誰知全軍覆沒，田北俊與周梁淑怡也保不住原有的議席。
出現這種結果，一方面是因為香港社會正瀰漫著一片仇商情緒，另一方面亦因為自由黨自己的策略錯誤。田北俊作為自由黨的主席，為今次選舉失敗而辭職是應該的。然而單是更換主席並不足夠，自由黨還得重新定位，改變原有的選舉策略。
在比例代表制下，自由黨本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各區取一席位。只要他堅定不移地站穩在政治光譜的最右邊，捍衛自由市場，維護私有產權，那認同這種理念的人，將別無他選，惟有投票給自由黨。最左的社民連也可以取得三個議席，沒有理由最右的自由黨竟連一個議席也爭不到！
香港的政黨，大部分只在政治上贊成個人主義(贊成一人一票普選)，但在經濟上卻傾向集體主義(凡事向政府問責，要政府包辦)。他們以增加福利、多派免費午餐的方法，向市民行賄，以換取選票，但他們從來不理會政府的錢可以從那裡得來，更不曉得如何增加社會整體的生產力，讓社會對基層有更大的承擔能力。
讓這樣的政黨得逞，政府的架構會愈來愈大，政府的效率會愈來愈低，但納稅人的負擔則會愈來愈重，失去努力的誘因。另一方面，社會上的基層卻會變得愈來愈依賴政府，失去自力更生，改變自己命運的能力。
我不相信，所有的香港人都想香港變成這個樣子。自由黨只要敢於站在這些政黨的對立面，立場鮮明地與這些政黨對著幹，一定不難找到支持者。在香港，從商做老闆的人或許只佔少數，但認同自由經濟，知道維護營商環境對香港有好處的人絕對不會是少數。
可惜，自由黨在這方面立場模糊，縱容代表飲食界的黨員張宇人，組織領匯商戶，企圖以集體力量去阻止領匯加租。這種做法完全違背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的理念，與自由黨的黨綱背道而馳。
周梁淑怡在競選論壇上，在最低工資問題上被民主派攻擊時，怯得立場模糊，不敢據理力爭，叫支持者失望。
田北辰更好笑，挑着兩箱寫上「基層」兩字的擔子給記者拍照，以為這樣就可以代表基層的利益，基層會因而投他一票。這樣做顯然是找錯對象。社民連不會去爭取商界投他們一票，自由黨人卻幻想基層會投他一票，真有「政治智慧」。
其實，自由黨只要站在政治光譜的最右翼，已可以做獨家代理，盡收認同自由市場者的票。這樣，即使不獲基層支持，一樣可以在每個選區取一至兩個席位。
警惕美元轉強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香港商報 ( A09 商報論壇 ~ 經濟點評, 2008.9.10)
兩三個月前，當美元一瀉如注的時候，香港便有不少論者建議港元與美元脫鈎，以保障港人財產和應付通脹云云。瞬間油價已經從高位一百四十七美元回落近三成至一百元水平，而美匯指數亦從低位上升約10%，金價、銀價和各類資源價格亦動輒從高位回落兩三成！
港無與美元脫鈎的本錢
基於需求破壞(DemandDestruction)，油價不可能在一百四十元的水平，這也適用於其他商品，甚至是糧食，加上各國相繼陷入衰退，看來高通脹情況只會是暫時性的。因此我們面對的不太可能是央行因面對通脹而要大幅加息，反而它們需要減息以刺激經濟。近期各國的通脹增幅對比上季都相對回落，似證實這觀點。既然美國是最早進入減息周期，而各國步其後塵，它們貨幣的息差優勢將會收窄，再加上歐日經濟情況比美國更不堪，看來，美元見底機會甚大。對早已習慣看扁美元的大眾來說，這結論好像是天方夜譚，但其實這是風水流轉而已。2000年歐羅幾乎崩潰，一歐羅只值0.83美元，要勞煩美國為首的G7聯合干預托高匯價，當時又有誰會想到歐羅會上升到1.6美元的水平？
莫過分規管勞工市場
如果當日港元真的跟美元脫鈎，無論是與其他貨幣掛鈎或自由浮動，恐怕走不出貶值一途，而港人的財產可真蠟燭兩頭燒了。可見貨幣政策的制訂不應受匯價短期波動所影響，而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在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下，實沒有與美元脫鈎的本錢。尤其大多數人只看見這半年來弱美元所帶來的通脹問題，而看不見從2002年至2007年美元下跌對香港經濟復蘇的重要角色(看看思捷環球股價受美元上升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港元與美元掛鈎仍然是利多於弊。可幸香港財金官員沒有屈服於民粹，貿然把港元脫鈎，在此實應記一功。既然聯繫匯率仍為不二之選，而美元的走勢又對香港經濟有深遠的影響，在好日子像短期不會回來下，我們或應了解目前世界經濟大勢，做好心理準備度過這寒冬。
獅子山學會深信在此逆境下，特別在美元轉強的期間，政府更不應對市場定下各種限制。其實，美元轉強對香港是有一定負面影響的，因它使香港相對鄰國的經營成本上升。在缺乏調控港元匯率的自由下，香港要在競爭勝出，便只可以增加生產力和減價着手。如此情況下，就業市場近年的好景氣將在未來兩三年難以復見，因此，最低工資更不可推行。在經濟向好時，最低工資的禍害還不大，有人便把勞工顧問委員會在英國考察後所發表的報告大做文章，指出自從1997年英國實施最低工資後，沒有公司因實施最低工資而倒閉，先不理會勞顧會是如何科學地找出英國各已倒閉公司的死因，1997年至2007年是英國二戰後經濟繁榮的黃金十年，在勞力求過於供下，失業率當然經常處於歷史低位，而工資就算不用立法也會由市場自動調升。問題在於當經濟逆轉時，基層勞工價格因失去向下調的功能，使很多中小企只能走上裁員或倒閉之途。中國內地在2004年已實施最低工資，最初也看不到有什麼影響，但到去年底經濟逆轉，再加上《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實施，大批工廠同時倒閉，便可看見勞工市場過分規管的惡果。
還有基於地理因素，在西方或中國因取低工資而失去工作的人，他們還可選擇到較偏遠，生活指數和法定最低工資較低的地方或回鄉找尋工作，可是香港一個孤島，我們又可往哪裏？
情況比九七好
至於政府紓民解困的政策亦不應只為創造就業而投資的基建，迪士尼的錯誤實不應重複。在美元轉強的情形下，減稅確使香港保持競爭力，而在香港因薪俸稅的人數只佔人口的六分之一，政府在考慮減稅時仍可以雨露均霑的方法按人頭以退稅還富於民。
雖然香港經濟再次受到外圍經濟的拖累，但我們認為這次的情況遠比亞洲金融風暴的要好。1997至2003年的通縮噩夢是樓市崩潰負資產效應所致，可幸的是今次香港樓市雖有高處不勝寒之感，但供樓負擔和炒風與1997年相比仍有天壤之別。而美元現時幣值亦仍偏低。再者香港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比1997年緊密，而內地經濟增長，哪怕只有7-8%，仍足以支撐香港經濟。看來只要政府不胡亂出招，香港經濟較世界各地仍是看高一線的。
兩三個月前，當美元一瀉如注的時候，香港便有不少論者建議港元與美元脫鈎，以保障港人財產和應付通脹云云。瞬間油價已經從高位一百四十七美元回落近三成至一百元水平，而美匯指數亦從低位上升約10%，金價、銀價和各類資源價格亦動輒從高位回落兩三成！
港無與美元脫鈎的本錢
基於需求破壞(DemandDestruction)，油價不可能在一百四十元的水平，這也適用於其他商品，甚至是糧食，加上各國相繼陷入衰退，看來高通脹情況只會是暫時性的。因此我們面對的不太可能是央行因面對通脹而要大幅加息，反而它們需要減息以刺激經濟。近期各國的通脹增幅對比上季都相對回落，似證實這觀點。既然美國是最早進入減息周期，而各國步其後塵，它們貨幣的息差優勢將會收窄，再加上歐日經濟情況比美國更不堪，看來，美元見底機會甚大。對早已習慣看扁美元的大眾來說，這結論好像是天方夜譚，但其實這是風水流轉而已。2000年歐羅幾乎崩潰，一歐羅只值0.83美元，要勞煩美國為首的G7聯合干預托高匯價，當時又有誰會想到歐羅會上升到1.6美元的水平？
莫過分規管勞工市場
如果當日港元真的跟美元脫鈎，無論是與其他貨幣掛鈎或自由浮動，恐怕走不出貶值一途，而港人的財產可真蠟燭兩頭燒了。可見貨幣政策的制訂不應受匯價短期波動所影響，而香港作為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系，在人民幣未能自由兌換下，實沒有與美元脫鈎的本錢。尤其大多數人只看見這半年來弱美元所帶來的通脹問題，而看不見從2002年至2007年美元下跌對香港經濟復蘇的重要角色(看看思捷環球股價受美元上升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港元與美元掛鈎仍然是利多於弊。可幸香港財金官員沒有屈服於民粹，貿然把港元脫鈎，在此實應記一功。既然聯繫匯率仍為不二之選，而美元的走勢又對香港經濟有深遠的影響，在好日子像短期不會回來下，我們或應了解目前世界經濟大勢，做好心理準備度過這寒冬。
獅子山學會深信在此逆境下，特別在美元轉強的期間，政府更不應對市場定下各種限制。其實，美元轉強對香港是有一定負面影響的，因它使香港相對鄰國的經營成本上升。在缺乏調控港元匯率的自由下，香港要在競爭勝出，便只可以增加生產力和減價着手。如此情況下，就業市場近年的好景氣將在未來兩三年難以復見，因此，最低工資更不可推行。在經濟向好時，最低工資的禍害還不大，有人便把勞工顧問委員會在英國考察後所發表的報告大做文章，指出自從1997年英國實施最低工資後，沒有公司因實施最低工資而倒閉，先不理會勞顧會是如何科學地找出英國各已倒閉公司的死因，1997年至2007年是英國二戰後經濟繁榮的黃金十年，在勞力求過於供下，失業率當然經常處於歷史低位，而工資就算不用立法也會由市場自動調升。問題在於當經濟逆轉時，基層勞工價格因失去向下調的功能，使很多中小企只能走上裁員或倒閉之途。中國內地在2004年已實施最低工資，最初也看不到有什麼影響，但到去年底經濟逆轉，再加上《勞動合同法》的具體實施，大批工廠同時倒閉，便可看見勞工市場過分規管的惡果。
還有基於地理因素，在西方或中國因取低工資而失去工作的人，他們還可選擇到較偏遠，生活指數和法定最低工資較低的地方或回鄉找尋工作，可是香港一個孤島，我們又可往哪裏？
情況比九七好
至於政府紓民解困的政策亦不應只為創造就業而投資的基建，迪士尼的錯誤實不應重複。在美元轉強的情形下，減稅確使香港保持競爭力，而在香港因薪俸稅的人數只佔人口的六分之一，政府在考慮減稅時仍可以雨露均霑的方法按人頭以退稅還富於民。
雖然香港經濟再次受到外圍經濟的拖累，但我們認為這次的情況遠比亞洲金融風暴的要好。1997至2003年的通縮噩夢是樓市崩潰負資產效應所致，可幸的是今次香港樓市雖有高處不勝寒之感，但供樓負擔和炒風與1997年相比仍有天壤之別。而美元現時幣值亦仍偏低。再者香港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比1997年緊密，而內地經濟增長，哪怕只有7-8%，仍足以支撐香港經濟。看來只要政府不胡亂出招，香港經濟較世界各地仍是看高一線的。
Monday, September 8, 2008
率、通脹與貨幣危機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 P.35, 2008.9.8)
香港通脹情況持續，已成民生問題之首。通脹是貨幣現象，而香港的貨幣政策以聯繫滙率為本，由固定滙率加上市場需求決定貨幣供應，政府因而對於遏抑通脹可謂無能為力。正因如此，在立法會選戰中，檢討聯繫滙率成為了部分政黨解決通脹的方案。
金融管理局曾經在今年3月發表滙率與香港通脹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港幣每貶值1%，短期內入口貨價會因而上升0.33%，而入口貨價每上升1%，則會推高通脹0.3%。由此可見，港幣貶值10%，才會推高通脹不足1%，金管局主席任志剛因而在其專欄《觀點》指出，聯繫滙率使港幣隨美元貶值、引致通脹之說似乎「名大於實」。
公開「檢討」危險之舉
不過，滙率影響物價的渠道，入口貨價只為其一。試想，即使一地全無入口，物價並無受入口貨價影響之虞，但是當聯繫滙率下掛鈎之貨幣供應大增，認為該地因而不會發生通脹明顯不切實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偏低的固定滙率仍會吸引外地資金流入經濟體系各個區域（例如固定資產），進而影響物價。
滙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貶值雖有刺激經濟之用，卻同時有通脹之害。聯繫滙率作為固定滙率的一種，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有利有弊，而且隨時而變。固定滙率在實施之地與掛鈎貨幣地區的經濟狀況相近時候代價較低，反之亦然。因此，實施聯繫滙率絕非無可異議。事實上，前任特首董建華去年在一個訪問中透露，政府曾經在2002年考慮放棄聯繫滙率。回想當年，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已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放棄固定滙率、相繼貶值，聯繫滙率使港幣變相升值，因而承受經濟衰退與通縮之苦。經濟情況在科網泡沫爆破後更形困難，難怪政府不得不考慮放棄當時已經實施接近二十年的聯繫滙率。
雖然實施聯繫滙率並非無可異議，但公開「檢討」卻可以是影響其穩健性的危險之舉。
對於固定滙率的穩健性，克魯明（Paul Krugman）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指出，貨幣危機源於互相矛盾的貨幣政策，其中最為常見的是，政府既要維持固定滙率、卻又濫增貨幣供應彌補財政赤字，固定滙率於是最終在缺乏外滙儲備支持下崩潰。既然聯繫滙率之下，港幣供應必有足夠美元支持，穩健性本是毋庸置疑。
第一代理論以基本因素解釋八十年代的貨幣危機表現理想，直至1992年，英國在無顯著的政策失誤下，卻因市場沽售壓力而放棄維持英鎊滙率並退出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奧伯斯法爾德（Maurice Obstfeld）的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才大行其道。
簡單而言，第二代理論認為維持固定滙率與否並非單純「能力」問題，而是政府平衡經濟表現與通脹威脅之後的政策選項。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於經濟表現受滙率預期所影響（例如出乎預期的貶值，對於經濟有短暫刺激作用），因而對維持固定滙率構成壓力，然後反過來進一步影響滙率預期，周而復始；貶值或升值的預期發展至一定程度，即無任何基本因素，亦可「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
貨幣政策無兩全其美之法
放之於香港，要是官員表示正在認真檢討聯繫滙率的存廢，流入香港以期升值的資金必然增加，流入的資金本身會使息率下調、通脹惡化，通脹惡化對繼續維持聯繫滙率構成壓力、增加政府放棄持聯繫滙率的機會，因而吸引更多資金流入。最後可能未待檢討完成，聯繫滙率已經被迫棄守。正因如此，政府及相關官員面對檢討聯繫滙率的要求，總是立即重申聯繫滙率的重要性，以防預期形成。
貨幣政策並無兩全其美之法，最後主要還是對於不同經濟環節的喜好選擇。即如以滙率為貨幣之錨的固定滙率，放棄利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或打擊通脹是必然之痛。聯繫滙率既使貨幣政策無從打擊通脹，收緊財政政策成為餘下之途。如今經濟前景不明而物價日升，增加稅收或減少福利實在有點不近人情，但嚴控政府開支，把如西九這般的不必要項目重新審視，肯定是有益無害的。
香港通脹情況持續，已成民生問題之首。通脹是貨幣現象，而香港的貨幣政策以聯繫滙率為本，由固定滙率加上市場需求決定貨幣供應，政府因而對於遏抑通脹可謂無能為力。正因如此，在立法會選戰中，檢討聯繫滙率成為了部分政黨解決通脹的方案。
金融管理局曾經在今年3月發表滙率與香港通脹關係的研究，結果顯示港幣每貶值1%，短期內入口貨價會因而上升0.33%，而入口貨價每上升1%，則會推高通脹0.3%。由此可見，港幣貶值10%，才會推高通脹不足1%，金管局主席任志剛因而在其專欄《觀點》指出，聯繫滙率使港幣隨美元貶值、引致通脹之說似乎「名大於實」。
公開「檢討」危險之舉
不過，滙率影響物價的渠道，入口貨價只為其一。試想，即使一地全無入口，物價並無受入口貨價影響之虞，但是當聯繫滙率下掛鈎之貨幣供應大增，認為該地因而不會發生通脹明顯不切實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偏低的固定滙率仍會吸引外地資金流入經濟體系各個區域（例如固定資產），進而影響物價。
滙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貶值雖有刺激經濟之用，卻同時有通脹之害。聯繫滙率作為固定滙率的一種，放棄貨幣政策的自主權，有利有弊，而且隨時而變。固定滙率在實施之地與掛鈎貨幣地區的經濟狀況相近時候代價較低，反之亦然。因此，實施聯繫滙率絕非無可異議。事實上，前任特首董建華去年在一個訪問中透露，政府曾經在2002年考慮放棄聯繫滙率。回想當年，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已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放棄固定滙率、相繼貶值，聯繫滙率使港幣變相升值，因而承受經濟衰退與通縮之苦。經濟情況在科網泡沫爆破後更形困難，難怪政府不得不考慮放棄當時已經實施接近二十年的聯繫滙率。
雖然實施聯繫滙率並非無可異議，但公開「檢討」卻可以是影響其穩健性的危險之舉。
對於固定滙率的穩健性，克魯明（Paul Krugman）的第一代貨幣危機理論指出，貨幣危機源於互相矛盾的貨幣政策，其中最為常見的是，政府既要維持固定滙率、卻又濫增貨幣供應彌補財政赤字，固定滙率於是最終在缺乏外滙儲備支持下崩潰。既然聯繫滙率之下，港幣供應必有足夠美元支持，穩健性本是毋庸置疑。
第一代理論以基本因素解釋八十年代的貨幣危機表現理想，直至1992年，英國在無顯著的政策失誤下，卻因市場沽售壓力而放棄維持英鎊滙率並退出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奧伯斯法爾德（Maurice Obstfeld）的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才大行其道。
簡單而言，第二代理論認為維持固定滙率與否並非單純「能力」問題，而是政府平衡經濟表現與通脹威脅之後的政策選項。最重要的一點是，由於經濟表現受滙率預期所影響（例如出乎預期的貶值，對於經濟有短暫刺激作用），因而對維持固定滙率構成壓力，然後反過來進一步影響滙率預期，周而復始；貶值或升值的預期發展至一定程度，即無任何基本因素，亦可「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
貨幣政策無兩全其美之法
放之於香港，要是官員表示正在認真檢討聯繫滙率的存廢，流入香港以期升值的資金必然增加，流入的資金本身會使息率下調、通脹惡化，通脹惡化對繼續維持聯繫滙率構成壓力、增加政府放棄持聯繫滙率的機會，因而吸引更多資金流入。最後可能未待檢討完成，聯繫滙率已經被迫棄守。正因如此，政府及相關官員面對檢討聯繫滙率的要求，總是立即重申聯繫滙率的重要性，以防預期形成。
貨幣政策並無兩全其美之法，最後主要還是對於不同經濟環節的喜好選擇。即如以滙率為貨幣之錨的固定滙率，放棄利用貨幣政策刺激經濟或打擊通脹是必然之痛。聯繫滙率既使貨幣政策無從打擊通脹，收緊財政政策成為餘下之途。如今經濟前景不明而物價日升，增加稅收或減少福利實在有點不近人情，但嚴控政府開支，把如西九這般的不必要項目重新審視，肯定是有益無害的。
Monday, September 1, 2008
盲目保育成殺機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1 , 2008.9.1)
古樹會殺人？日前赤柱大樹倒下，擊斃路過的青春少女，事件令人惋惜，全港傳媒關注討論，有保育人士義憤填膺，指「當局應在樹木未出現問題前，先採取行動，如加以鞏固或移走樹木」，向康文署大興問罪之師，獅子山學會卻認為這是賊喊捉賊！細心想，居民投訴刺桐樹發出臭味已歷兩年，明顯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斬。但政府基於「刺桐屬於受保育古樹，不能鋸掉枯枝」的理由，拒絕斬樹，那究竟是官員麻木不仁、護樹人員辦事不力？還是他們有樹不敢斬？
實情是在長春社等環保保育團體倡議下，康文署在2004年起訂立了《古樹名木冊》，名冊上的525棵古樹分布全港，署方還定期派員保養測量。有紀錄，有管理，不是好事嗎？可是名冊一經訂立，哪怕老樹發臭，有誰敢大逆不道，說要斬掉老樹？所以明知有人投訴古樹有倒下危機，但面對環保加保育的大題目，誰敢負上破壞環境之惡名？於是政府唯有繼續政治正確，為老樹「打針除菌維護」而已。
保育 vs 人命
獅子山學會絕對支持人類愛惜地球，亦重視歷史的薪火相傳，但這些事都不應比人命重要吧？哪怕環保保育人士說我們自私，哪怕那棵是崇禎皇帝自縊的五百年古槐樹，如果會危害人身安全的，都得斬下來吧！況且不是舊東西都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可是，現今保育浪潮已走火入魔、偏離最初科學理性的態度，凡事不求甚解：有十數年歷史就叫集體回憶，一律碰不得，樹木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結果我們不難看到許多已發臭的古樹硬要用鐵枝扶植，但自然保育被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 1887-1948）定義既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難道讓發臭的古樹繼續撑下去就是和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愛樹護樹沒錯。但盲目違反大自然規律，在不適合的環境強求大樹繼續生存，不是害了大樹害了人嗎？人為的刻意苦心或許延續一年半載，但樹和人一樣，要面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犧牲土地發展事小，危害人命安全又何苦呢？
環保保育行動的反智又怎限於這些呢？他們倡議石油氣的士計劃時，想當然認為石油氣比油渣清潔，但最後理工大學一項研究發現，由於石油汽的士維修困難，最終排放的沿浮粒子比汽油還多。而石油汽加氣站又配套不足，結果的士要大排長龍等加氣，白白浪費時間耗用燃料，司機生計也受影響。還有港府以環保為由，強制柴油的士使用新加坡加工的環保柴油，但售價高昂，司機叫苦，有的鋌而走險使用非法柴油，結果環境保不了，得益者便只有免地價的石油汽加氣站。
觀乎近年的發展，無論是環保還是保育行動，其潛台詞大多是反發展，環保保育人士認為發展必然是破壞環境和傳統，可是他們有否想過經濟發展也可保護環境和傳統，而市場其實是促進環保保育的最佳工具？電腦、光碟、激光、光纖、傳真機等，哪一項發明時會被認為是環保工具？甚至發明者也沒有這個意圖。但當它們被廣泛應用後，市場便會為它們配搭。今天一片光碟可代替多少紙張油墨儲存資料？電郵又省下多少運輸信件的燃料？環保保育人士拒絕發展，反其道而行，難道要人類回歸山洞居住、以鹹水草代替膠袋到街市買菜才叫文明？
放棄對立法的迷思
從上述例子，可見發展不是零和遊戲，而效果比立法規管更好。但現在世界的環保保育政策遭激進人士騎劫，港府也事事以政治正確為主，凡事立法，港人亦普遍以為立法便可解決問題。有見及此，本會去年便出版了《往左走 往右走：海耶克啟迪自由之路》。此書有幸入選2008年香港書展名家推介的四十本著作，當中介紹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海耶克，就花過很多心思去解釋，政府立法儘管出於好意，也往往會製造不可預見的後果，火紅年代的社會主義如是，誓要製造大同世界的共產主義如是，以建造綠色無污的環保政策，又會不會同樣墮入不可預見的後果呢？
古樹殺人，和上述不可預見的後果有什麼關係呢？也許是時候擴闊我們對環保保育的眼光，和放棄對立法的迷信，不要讓同類的悲劇再發生了。
古樹會殺人？日前赤柱大樹倒下，擊斃路過的青春少女，事件令人惋惜，全港傳媒關注討論，有保育人士義憤填膺，指「當局應在樹木未出現問題前，先採取行動，如加以鞏固或移走樹木」，向康文署大興問罪之師，獅子山學會卻認為這是賊喊捉賊！細心想，居民投訴刺桐樹發出臭味已歷兩年，明顯已病入膏肓、不得不斬。但政府基於「刺桐屬於受保育古樹，不能鋸掉枯枝」的理由，拒絕斬樹，那究竟是官員麻木不仁、護樹人員辦事不力？還是他們有樹不敢斬？
實情是在長春社等環保保育團體倡議下，康文署在2004年起訂立了《古樹名木冊》，名冊上的525棵古樹分布全港，署方還定期派員保養測量。有紀錄，有管理，不是好事嗎？可是名冊一經訂立，哪怕老樹發臭，有誰敢大逆不道，說要斬掉老樹？所以明知有人投訴古樹有倒下危機，但面對環保加保育的大題目，誰敢負上破壞環境之惡名？於是政府唯有繼續政治正確，為老樹「打針除菌維護」而已。
保育 vs 人命
獅子山學會絕對支持人類愛惜地球，亦重視歷史的薪火相傳，但這些事都不應比人命重要吧？哪怕環保保育人士說我們自私，哪怕那棵是崇禎皇帝自縊的五百年古槐樹，如果會危害人身安全的，都得斬下來吧！況且不是舊東西都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可是，現今保育浪潮已走火入魔、偏離最初科學理性的態度，凡事不求甚解：有十數年歷史就叫集體回憶，一律碰不得，樹木更是神聖不可侵犯，結果我們不難看到許多已發臭的古樹硬要用鐵枝扶植，但自然保育被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 1887-1948）定義既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難道讓發臭的古樹繼續撑下去就是和諧？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愛樹護樹沒錯。但盲目違反大自然規律，在不適合的環境強求大樹繼續生存，不是害了大樹害了人嗎？人為的刻意苦心或許延續一年半載，但樹和人一樣，要面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犧牲土地發展事小，危害人命安全又何苦呢？
環保保育行動的反智又怎限於這些呢？他們倡議石油氣的士計劃時，想當然認為石油氣比油渣清潔，但最後理工大學一項研究發現，由於石油汽的士維修困難，最終排放的沿浮粒子比汽油還多。而石油汽加氣站又配套不足，結果的士要大排長龍等加氣，白白浪費時間耗用燃料，司機生計也受影響。還有港府以環保為由，強制柴油的士使用新加坡加工的環保柴油，但售價高昂，司機叫苦，有的鋌而走險使用非法柴油，結果環境保不了，得益者便只有免地價的石油汽加氣站。
觀乎近年的發展，無論是環保還是保育行動，其潛台詞大多是反發展，環保保育人士認為發展必然是破壞環境和傳統，可是他們有否想過經濟發展也可保護環境和傳統，而市場其實是促進環保保育的最佳工具？電腦、光碟、激光、光纖、傳真機等，哪一項發明時會被認為是環保工具？甚至發明者也沒有這個意圖。但當它們被廣泛應用後，市場便會為它們配搭。今天一片光碟可代替多少紙張油墨儲存資料？電郵又省下多少運輸信件的燃料？環保保育人士拒絕發展，反其道而行，難道要人類回歸山洞居住、以鹹水草代替膠袋到街市買菜才叫文明？
放棄對立法的迷思
從上述例子，可見發展不是零和遊戲，而效果比立法規管更好。但現在世界的環保保育政策遭激進人士騎劫，港府也事事以政治正確為主，凡事立法，港人亦普遍以為立法便可解決問題。有見及此，本會去年便出版了《往左走 往右走：海耶克啟迪自由之路》。此書有幸入選2008年香港書展名家推介的四十本著作，當中介紹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海耶克，就花過很多心思去解釋，政府立法儘管出於好意，也往往會製造不可預見的後果，火紅年代的社會主義如是，誓要製造大同世界的共產主義如是，以建造綠色無污的環保政策，又會不會同樣墮入不可預見的後果呢？
古樹殺人，和上述不可預見的後果有什麼關係呢？也許是時候擴闊我們對環保保育的眼光，和放棄對立法的迷信，不要讓同類的悲劇再發生了。
Monday, August 25, 2008
油價高企是福是禍？
謝毅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P. 37, 2008.8.25)
最近國際油價顯著回落，但油公司「加快減慢」，未能追上減幅，令市民十分不滿。適逢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星期一在各大報章撰文，表示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對石油依賴較低，故高油價對本地通脹影響不大。此語一出，馬上引來各方批評，指政府卸責，變相縱容油公司牟取暴利。
油公司「加快減慢」，其實由來已久，也一直最為人所咎病。有論者謂，油公司此舉明顯是串謀定價，違反公平競爭，政府有責任出手干預，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輿論壓力下，政府亦曾於2006年委託顧問公司，就此事進行調查，但最後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入罪。
政府自打嘴巴
事實上，如果把油公司各項優惠計算在內，所謂「加快減慢」，並不一定成立。例如油公司最近就爆發優惠戰，其中加德士容許顧客同時使用三項優惠，最多每公升汽油減一成六，幅度超越其他競爭對手，這又何來串謀定價？再者，油公司是否減價，除了看入口價外，還要考慮運輸成本、政府稅項及市場情況等因素，不是一句「加快減慢」就可以總結的。
但話又說回來，立法會選舉在即，政治高於一切，政府明白若不在此時作出適當回應，恐怕會激起民憤，所以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最近多次催促油公司減價，回饋市民。而根據最新消息，最少有兩間油公司響應政府呼籲，再次減價。表面上，這是雙贏之舉：政府可以減壓，市民也能受惠。問題是，曾司長早在文章清楚表明，政府不宜干預市場，言猶在耳，現在邱局長卻「出口術」，以政治壓力左右油公司的商業決策，這是否自打嘴巴？又是否欠市民一個交代？
更重要的是，價格高低會影響市民的消費習慣，例如油價高企，市民會棄私家車不用，改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這對紓緩路面擠塞及空氣污染大有幫助。邱局長代表環境局，由他出面叫油公司減價，雖然能換來市民的掌聲，但對推廣環保、節約能源是否有益處，我不禁有點懷疑。
最近大陸發生了一件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由於中央政府長期補貼油價，間接鼓勵市民買車，造成路面擠塞及廢氣充天。早前北京為了落實「綠色奧運」，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以達致減排效應。結果，除了更多人轉搭公車外，還有市民在網上徵求與自己的車牌可以互補的鄰居，在奧運期間互搭順風車上班，漸成風氣。更有人表示，即使奧運完結後，仍會這樣做，以省回一點油費。
再生能源缺市場空間
當然，我不是說香港應該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只想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效果往往出人意表，這就是民間創意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於依賴石油，令其他再生能源缺乏市場空間，即使科學家再努力，也難以扭轉困局。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從經濟誘因手，鼓勵市民善用能源，而不是盲目要求政府壓抑油價，以圖一時之快。
油價高企，無疑會令市民百上加斤，但長遠而言，將有助減少我們對石油的依賴，繼而開發其他再生能源，逐步取代石油，這對環保有百利而無一害。
最近國際油價顯著回落，但油公司「加快減慢」，未能追上減幅，令市民十分不滿。適逢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星期一在各大報章撰文，表示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對石油依賴較低，故高油價對本地通脹影響不大。此語一出，馬上引來各方批評，指政府卸責，變相縱容油公司牟取暴利。
油公司「加快減慢」，其實由來已久，也一直最為人所咎病。有論者謂，油公司此舉明顯是串謀定價，違反公平競爭，政府有責任出手干預，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輿論壓力下，政府亦曾於2006年委託顧問公司，就此事進行調查，但最後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入罪。
政府自打嘴巴
事實上，如果把油公司各項優惠計算在內，所謂「加快減慢」，並不一定成立。例如油公司最近就爆發優惠戰，其中加德士容許顧客同時使用三項優惠，最多每公升汽油減一成六，幅度超越其他競爭對手，這又何來串謀定價？再者，油公司是否減價，除了看入口價外，還要考慮運輸成本、政府稅項及市場情況等因素，不是一句「加快減慢」就可以總結的。
但話又說回來，立法會選舉在即，政治高於一切，政府明白若不在此時作出適當回應，恐怕會激起民憤，所以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最近多次催促油公司減價，回饋市民。而根據最新消息，最少有兩間油公司響應政府呼籲，再次減價。表面上，這是雙贏之舉：政府可以減壓，市民也能受惠。問題是，曾司長早在文章清楚表明，政府不宜干預市場，言猶在耳，現在邱局長卻「出口術」，以政治壓力左右油公司的商業決策，這是否自打嘴巴？又是否欠市民一個交代？
更重要的是，價格高低會影響市民的消費習慣，例如油價高企，市民會棄私家車不用，改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這對紓緩路面擠塞及空氣污染大有幫助。邱局長代表環境局，由他出面叫油公司減價，雖然能換來市民的掌聲，但對推廣環保、節約能源是否有益處，我不禁有點懷疑。
最近大陸發生了一件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由於中央政府長期補貼油價，間接鼓勵市民買車，造成路面擠塞及廢氣充天。早前北京為了落實「綠色奧運」，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以達致減排效應。結果，除了更多人轉搭公車外，還有市民在網上徵求與自己的車牌可以互補的鄰居，在奧運期間互搭順風車上班，漸成風氣。更有人表示，即使奧運完結後，仍會這樣做，以省回一點油費。
再生能源缺市場空間
當然，我不是說香港應該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只想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效果往往出人意表，這就是民間創意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於依賴石油，令其他再生能源缺乏市場空間，即使科學家再努力，也難以扭轉困局。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從經濟誘因手，鼓勵市民善用能源，而不是盲目要求政府壓抑油價，以圖一時之快。
油價高企，無疑會令市民百上加斤，但長遠而言，將有助減少我們對石油的依賴，繼而開發其他再生能源，逐步取代石油，這對環保有百利而無一害。
Tuesday, August 19, 2008
教育政策莫以標籤為念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8.18
近千名學生家長為求一席中六學位，不惜在八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仍有學位的學校排隊。雖然教育局早已宣布收生程序因風暴順延，但最後還是指示有關學校提早登記派籌。提早登記的安排，對於平息家長和學生的不滿的確立竿見影。不過，提早登記減低冒雨排隊的代價，必然吸引更多家長加入，而更多家長冒雨排隊反過來會迫使教育局更早登記派籌；周而復始，提早登記的預期可以「自我實現」。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惡劣天氣下的收生安排，將會形同虛設。
無論如何，家長冒着八號風球排隊，反映的正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切。回歸以來，教育改革頻繁，其中以母語教學影響最為深遠。經過十年的「試驗」，教育局已於年初表示，將會微調母語教學政策，給予各校更大靈活性，容許分班、分科或分段選擇教學語言。
標籤源於供求失衡
教育局推行「微調政策」，表示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可是不少論者認為，「微調政策」容許分班選擇教學語言，英語班的數目固然仍會成為各校標籤，校內更會進而出現母語班、英語班的標籤。所以，「微調政策」不是消除標籤，而是深化標籤。
回顧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其實並非來自兩者教學成效的優劣，而是源於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出現嚴重供求失衡。母語教學推行之時，除了私校和直資中學以外，就只容許約二成——即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能夠使用英語教學，明顯跟社會上希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家長數目，存在很大差距。英中求過於供，英中學生自然高人一等。相反，中中供過於求，因而連累本來就希望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淪為次等。
「微調政策」容許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實際效果是解除母語教學政策對於英語教學學位供應的人為限制，在母語、英語教學的供求較為平衡的情況下，減低兩者的標籤效應。「微調政策」有助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卻不代表應以此為目的。
消除標籤無助改善教育
因為單以消除標籤為目的，只會使教育政策無所適從。試想，即使強制所有中學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學生家長也必然以各校的英文科目成績作為標籤。甚至把英文科目也給取消，「名校」仍會憑藉其他科目的成績而存在。至於所謂校內標籤，即使沒有母語、英語班別之分，文理分科（曾幾何時，成績較佳的學生於高中多選擇理科）、考試名次在在皆是標籤。因此，「微調政策」根本不應以能否完全消除所謂母語、英語教學標籤論成敗。
標籤與訊息往往難以分割，無視標籤成因，反以標籤本身為問題根源，強加抑制；消除標籤之餘，其實也同時消除了訊息。近年中一收生派位成績組別由五改三，禁止中學公布中一收生成績等政策，說是消除標籤，但也大大增加學校教學和學生家長選校的訊息費用。
情況正如價格變動之時，忽視變動原因，卻以價格管制「消除」價格變動，徒然使社會失去分配資源的指標。歷史已經證明價格管制無助改善生活；只以消除標籤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同樣也無助改善教育質素。
近千名學生家長為求一席中六學位，不惜在八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仍有學位的學校排隊。雖然教育局早已宣布收生程序因風暴順延，但最後還是指示有關學校提早登記派籌。提早登記的安排，對於平息家長和學生的不滿的確立竿見影。不過，提早登記減低冒雨排隊的代價，必然吸引更多家長加入，而更多家長冒雨排隊反過來會迫使教育局更早登記派籌；周而復始，提早登記的預期可以「自我實現」。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惡劣天氣下的收生安排，將會形同虛設。
無論如何，家長冒着八號風球排隊，反映的正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切。回歸以來，教育改革頻繁，其中以母語教學影響最為深遠。經過十年的「試驗」，教育局已於年初表示，將會微調母語教學政策，給予各校更大靈活性，容許分班、分科或分段選擇教學語言。
標籤源於供求失衡
教育局推行「微調政策」，表示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可是不少論者認為，「微調政策」容許分班選擇教學語言，英語班的數目固然仍會成為各校標籤，校內更會進而出現母語班、英語班的標籤。所以，「微調政策」不是消除標籤，而是深化標籤。
回顧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其實並非來自兩者教學成效的優劣，而是源於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出現嚴重供求失衡。母語教學推行之時，除了私校和直資中學以外，就只容許約二成——即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能夠使用英語教學，明顯跟社會上希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家長數目，存在很大差距。英中求過於供，英中學生自然高人一等。相反，中中供過於求，因而連累本來就希望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淪為次等。
「微調政策」容許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實際效果是解除母語教學政策對於英語教學學位供應的人為限制，在母語、英語教學的供求較為平衡的情況下，減低兩者的標籤效應。「微調政策」有助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卻不代表應以此為目的。
消除標籤無助改善教育
因為單以消除標籤為目的，只會使教育政策無所適從。試想，即使強制所有中學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學生家長也必然以各校的英文科目成績作為標籤。甚至把英文科目也給取消，「名校」仍會憑藉其他科目的成績而存在。至於所謂校內標籤，即使沒有母語、英語班別之分，文理分科（曾幾何時，成績較佳的學生於高中多選擇理科）、考試名次在在皆是標籤。因此，「微調政策」根本不應以能否完全消除所謂母語、英語教學標籤論成敗。
標籤與訊息往往難以分割，無視標籤成因，反以標籤本身為問題根源，強加抑制；消除標籤之餘，其實也同時消除了訊息。近年中一收生派位成績組別由五改三，禁止中學公布中一收生成績等政策，說是消除標籤，但也大大增加學校教學和學生家長選校的訊息費用。
情況正如價格變動之時，忽視變動原因，卻以價格管制「消除」價格變動，徒然使社會失去分配資源的指標。歷史已經證明價格管制無助改善生活；只以消除標籤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同樣也無助改善教育質素。
Monday, August 18, 2008
Celebrate Hong Kong
This year, FRASER is pleased to mark the global release of the 2008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 in
Tuesday, August 12, 2008
逆向稅也有幣處
施永青 - am730 ( M04 , 新聞 ~ C觀點) 2008.8.1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向讀者介紹的逆向稅，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足以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要社會制定一條界線，讓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人都得到社會的現金資助，以便社會的基層都可以過起碼的生活，說來好像很簡單，但這種共識並不容易達至。收入高的人，明知自己不會成為這項政策的得益者，會傾向把這條界線訂得低一點，以免更多的人可以因而獲得資助，變相成為自己的稅務負擔。但大部分政客會傾向把界線訂得高一點，令更多的人可以有資格收到逆向稅，以換取更多的選票。其結果是，在開始時，這條界線很容易被訂得太高，直到發覺社會的負擔太重，高收入的人怨聲載道時，社會才會考慮是否要把界線調低。
這條界線若是訂得太高，高收入的人當然不滿，他們或失去工作的動力，或遷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願意為社會作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於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亦會發覺，除非有能力令自己的收入，跳越至這條界線之上，否則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令自己得到的政府援助減少。因為逆向稅的計算方法是以他們的實際收入與這條界線的差距為準的，以至努力增加收入亦不會獲得實質的好處；不如做少一點，等政府派多一點，更為著數。
讓社會的基層落入這種處境，為他們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因為，在這種環境下，人會失去努力的誘因，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希望政客可以在議會上爭取把這條界線不斷提升，好讓他們能收到更多的逆向稅。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實何只君子，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都得在世上自強不息；否則，在物競天擇的天道下，不努力者就會被淘汰出局。逆向稅令基層可以不努力也有基本的生活，令他們失去必須自強不息的環境，結果只會養成惰性，以至跨代貧窮，再也無法跳出要靠社會資助的圈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確不宜把這條需要援助的界線訂得太高，能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足夠。所謂基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不用漂亮，能禦寒、蔽體已足夠。食，不用美味，能提供足夠的熱量與營養已可以。住，不用奢華，能提供安全有私隱的居所已經足夠。行，不用舒適、快捷，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費用又負擔得起，已經不錯。
這樣的生活可能不夠體面，難言幸福。然而，正因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不滿足，他們才會自強不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我們這代首批在戰後出世的人，常感到年輕一代鬥志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處境太安穩了。此之所以，我才經常對政府提供過多的福利提出異議。我並非對基層缺乏同情心，而是希望有一個足以令他們自強不息的環境，這樣才對他們更有好處。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向讀者介紹的逆向稅，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足以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要社會制定一條界線，讓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人都得到社會的現金資助，以便社會的基層都可以過起碼的生活，說來好像很簡單，但這種共識並不容易達至。收入高的人，明知自己不會成為這項政策的得益者，會傾向把這條界線訂得低一點，以免更多的人可以因而獲得資助，變相成為自己的稅務負擔。但大部分政客會傾向把界線訂得高一點，令更多的人可以有資格收到逆向稅，以換取更多的選票。其結果是，在開始時，這條界線很容易被訂得太高，直到發覺社會的負擔太重，高收入的人怨聲載道時，社會才會考慮是否要把界線調低。
這條界線若是訂得太高，高收入的人當然不滿，他們或失去工作的動力，或遷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願意為社會作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於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亦會發覺，除非有能力令自己的收入，跳越至這條界線之上，否則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令自己得到的政府援助減少。因為逆向稅的計算方法是以他們的實際收入與這條界線的差距為準的，以至努力增加收入亦不會獲得實質的好處；不如做少一點，等政府派多一點，更為著數。
讓社會的基層落入這種處境，為他們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因為，在這種環境下，人會失去努力的誘因，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希望政客可以在議會上爭取把這條界線不斷提升，好讓他們能收到更多的逆向稅。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實何只君子，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都得在世上自強不息；否則，在物競天擇的天道下，不努力者就會被淘汰出局。逆向稅令基層可以不努力也有基本的生活，令他們失去必須自強不息的環境，結果只會養成惰性，以至跨代貧窮，再也無法跳出要靠社會資助的圈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確不宜把這條需要援助的界線訂得太高，能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足夠。所謂基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不用漂亮，能禦寒、蔽體已足夠。食，不用美味，能提供足夠的熱量與營養已可以。住，不用奢華，能提供安全有私隱的居所已經足夠。行，不用舒適、快捷，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費用又負擔得起，已經不錯。
這樣的生活可能不夠體面，難言幸福。然而，正因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不滿足，他們才會自強不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我們這代首批在戰後出世的人，常感到年輕一代鬥志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處境太安穩了。此之所以，我才經常對政府提供過多的福利提出異議。我並非對基層缺乏同情心，而是希望有一個足以令他們自強不息的環境，這樣才對他們更有好處。
Monday, August 11, 2008
外傭稅智多生弊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 28 , 2008.8.11)
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難於管理，大都是因為執政者自以為聰明絕頂，胡亂施行無謂的政策，擾亂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為最受歡迎領袖的美國總統列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今天香港的外傭稅問題，正正就源於政府施政無方，害得僱主、外傭、再培訓人士通通成為受害者。
政府徵稅一般只有三個主要的理由：一、作財富再分配，如暴利稅；二、以稅款減少負面的界外效應，如汽油稅、酒精稅等；三、收取金額應付政府基本開支。對於港府發明的外傭稅，先別討論香港並不實行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是外傭從千里來港日夜辛勞，從他們僱主身上抽取等同家鄉半月薪金的外傭稅，當年又同時調低他們的最低工資，這種幾近剝削的苛稅，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公義的財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徵不義之稅
而且外傭來港貢獻良多，大部分雙職家庭靠他們照顧年幼子女，讓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年老長輩也不用費神照料兒孫，實在一舉多得，無怪外傭人數從來有增無減，怎樣看也沒有什麼負面的界外效應，與本地鐘點工人的服務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我們怎能向薯片生產商徵稅來補貼白米價格？
至於政府收稅用以支付開支，相信是外傭稅當年最接近的原因，當年董特首雄心壯志搞八萬五、數碼港，都是出於好意助百姓，可惜結果通通是擾亂人民原有的秩序，結果民不聊生，政府稅收大減。但「智多」的董特首並沒有放棄鴻圖大計，繼續想用政府剩餘強權搞東搞西，結果就弄出外傭稅，在財赤下補貼再培訓，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層，實際埋下「民之難治」的困局。
正因為外傭稅從頭到尾都是不義的徵稅，中產家庭早就不滿之聲不絕，幾年來有不少自發的反對外傭稅遊行，一個親子網站討論區就好幾次發起遊行，一家大細星期天自掏腰包辦抗議，外傭組織連年加入七一遊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對不義徵稅累積的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種各類的基金，有的一次過撥款運作，有的由立法會按年撥公帑資助，有的就如再培訓基金般有獨立財源不斷滾存。但這類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時代脫節，即使環境轉變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繼續存在，而且往往不務正業欠缺監管，例如優質教育基金不去資助教育而去投資賣買，持續進修基金就醜聞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為一人公司的免費貸款，種種「智多」造成「民之難治」。
由外傭稅款交的再培訓基金已滾存約45億元，僅是滾存的利息達到1.75億元，再培訓局大幅擴張培訓名額，每年開支由以往約4億元，增至往後兩個年度的11億元和14億元。不論接受再培訓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總之有人參加就繼續從外傭口袋奪取資助，更可惜的是營辦這類再培訓課程的是政團屬下的機構，糊塗混賬愈展愈亂。
如今曾特首仍然沒有擺脫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權宜暫停兩年外傭稅，這決定卻又是另一種「智多」劣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外國領事通通被擾亂原有秩序，結果在亂局中繼續「難治」。
美國總統列根當年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在1982年美國經濟急遽衰退之際，為國家建立起長久健康的基礎。曾特首遺傳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對象。
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難於管理，大都是因為執政者自以為聰明絕頂，胡亂施行無謂的政策，擾亂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為最受歡迎領袖的美國總統列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今天香港的外傭稅問題，正正就源於政府施政無方，害得僱主、外傭、再培訓人士通通成為受害者。
政府徵稅一般只有三個主要的理由：一、作財富再分配，如暴利稅；二、以稅款減少負面的界外效應，如汽油稅、酒精稅等；三、收取金額應付政府基本開支。對於港府發明的外傭稅，先別討論香港並不實行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是外傭從千里來港日夜辛勞，從他們僱主身上抽取等同家鄉半月薪金的外傭稅，當年又同時調低他們的最低工資，這種幾近剝削的苛稅，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公義的財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徵不義之稅
而且外傭來港貢獻良多，大部分雙職家庭靠他們照顧年幼子女，讓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年老長輩也不用費神照料兒孫，實在一舉多得，無怪外傭人數從來有增無減，怎樣看也沒有什麼負面的界外效應，與本地鐘點工人的服務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我們怎能向薯片生產商徵稅來補貼白米價格？
至於政府收稅用以支付開支，相信是外傭稅當年最接近的原因，當年董特首雄心壯志搞八萬五、數碼港，都是出於好意助百姓，可惜結果通通是擾亂人民原有的秩序，結果民不聊生，政府稅收大減。但「智多」的董特首並沒有放棄鴻圖大計，繼續想用政府剩餘強權搞東搞西，結果就弄出外傭稅，在財赤下補貼再培訓，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層，實際埋下「民之難治」的困局。
正因為外傭稅從頭到尾都是不義的徵稅，中產家庭早就不滿之聲不絕，幾年來有不少自發的反對外傭稅遊行，一個親子網站討論區就好幾次發起遊行，一家大細星期天自掏腰包辦抗議，外傭組織連年加入七一遊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對不義徵稅累積的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種各類的基金，有的一次過撥款運作，有的由立法會按年撥公帑資助，有的就如再培訓基金般有獨立財源不斷滾存。但這類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時代脫節，即使環境轉變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繼續存在，而且往往不務正業欠缺監管，例如優質教育基金不去資助教育而去投資賣買，持續進修基金就醜聞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為一人公司的免費貸款，種種「智多」造成「民之難治」。
由外傭稅款交的再培訓基金已滾存約45億元，僅是滾存的利息達到1.75億元，再培訓局大幅擴張培訓名額，每年開支由以往約4億元，增至往後兩個年度的11億元和14億元。不論接受再培訓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總之有人參加就繼續從外傭口袋奪取資助，更可惜的是營辦這類再培訓課程的是政團屬下的機構，糊塗混賬愈展愈亂。
如今曾特首仍然沒有擺脫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權宜暫停兩年外傭稅，這決定卻又是另一種「智多」劣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外國領事通通被擾亂原有秩序，結果在亂局中繼續「難治」。
美國總統列根當年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在1982年美國經濟急遽衰退之際，為國家建立起長久健康的基礎。曾特首遺傳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對象。
逆向稅的優點多
施永青 - am730 ( M06 ~ 新聞 , C觀點 ) 2008.8.11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上周論及，援助社會基層的最好方法是逆向稅。社會得先達成一個共識，應為基層提供一個甚麼樣水平的基本生活。然後把它量化成需要多少金錢才能過這樣水平的生活。我們可以把這條界線稱作援助線。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上的人，政府可以向他們徵稅，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就可以得到社會的援助，變成政府以逆向的方式，把稅交給基層。
逆向稅可以現金的方式，由政府付給收入在援助線以下的人，金額是他的實際收入與援助線之間的差距。收入愈少，兩者之間的差額愈大，他可收取的逆向稅就愈多。反之，收入愈高的，他可收得的逆向稅也就愈少。
這種援助基層的做法，比現時房委會的做法更合理、更公平。按現時房委會的做法，只要你的收入不足某一水平，那就不管你的收入實際有多少，與這個入息上限的差距有多大，都得到同一樣的待遇，都可以申請入住公屋或購買居屋。結果收入較高，但僅僅在入息上限之下的人就得益最多，反而那些收入少的人，卻沒有機會享用同樣多的好處。以致收入高的人可以入住面積大，租金較高的公屋，或購買位置較好、單位較大、價錢較高的居屋；變成「富戶」獲得的資助，反比低收入戶更多，極不合理。逆向稅正好解決了這種不合理性，令收入愈少的人可以得到愈多的資助。
逆向稅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單一的援助方式已可以取替現時眾多的、極其繁雜的援助方式：一時公屋、一時交通津貼、一時書簿費津貼、一時生果金……，以致大量資源浪費在行政安排上，不及派現金那樣乾淨利落。
基層收到因人而異的逆向稅之後，變成大家都擁有同樣數目的可供自行支配的現金。那麼他們就有條件過同一水平的生活，非常公平。
由於基層所得的都是現金，他們就可以自立地進行支配。想食好一點的，可以選擇租差一點；想穿著得漂亮一點的，可以食簡單一點；想儲蓄多一點的，亦可以選擇節衣縮食，總之接受援助者仍可以有自主的選擇權。
正正是因為獲資助者有支配逆向稅的選擇權，這就可以令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現時，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屋，租金千篇一律，近垃圾房的，與享有海景的，都收同樣的租金，結果有些單位長期空置，沒有人肯入住，造成資源浪費。現時，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不管服務好壞，都得到政府同等的資助。如果基層有得選擇，服務好的醫院就可以擴充，服務差的醫院就會被淘汰。由此而產生的管理效益，遠超過請專家去加強醫管局的管治。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上周論及，援助社會基層的最好方法是逆向稅。社會得先達成一個共識，應為基層提供一個甚麼樣水平的基本生活。然後把它量化成需要多少金錢才能過這樣水平的生活。我們可以把這條界線稱作援助線。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上的人，政府可以向他們徵稅，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就可以得到社會的援助，變成政府以逆向的方式，把稅交給基層。
逆向稅可以現金的方式，由政府付給收入在援助線以下的人，金額是他的實際收入與援助線之間的差距。收入愈少，兩者之間的差額愈大，他可收取的逆向稅就愈多。反之，收入愈高的，他可收得的逆向稅也就愈少。
這種援助基層的做法，比現時房委會的做法更合理、更公平。按現時房委會的做法，只要你的收入不足某一水平，那就不管你的收入實際有多少，與這個入息上限的差距有多大，都得到同一樣的待遇，都可以申請入住公屋或購買居屋。結果收入較高，但僅僅在入息上限之下的人就得益最多，反而那些收入少的人，卻沒有機會享用同樣多的好處。以致收入高的人可以入住面積大，租金較高的公屋，或購買位置較好、單位較大、價錢較高的居屋；變成「富戶」獲得的資助，反比低收入戶更多，極不合理。逆向稅正好解決了這種不合理性，令收入愈少的人可以得到愈多的資助。
逆向稅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單一的援助方式已可以取替現時眾多的、極其繁雜的援助方式：一時公屋、一時交通津貼、一時書簿費津貼、一時生果金……，以致大量資源浪費在行政安排上，不及派現金那樣乾淨利落。
基層收到因人而異的逆向稅之後，變成大家都擁有同樣數目的可供自行支配的現金。那麼他們就有條件過同一水平的生活，非常公平。
由於基層所得的都是現金，他們就可以自立地進行支配。想食好一點的，可以選擇租差一點；想穿著得漂亮一點的，可以食簡單一點；想儲蓄多一點的，亦可以選擇節衣縮食，總之接受援助者仍可以有自主的選擇權。
正正是因為獲資助者有支配逆向稅的選擇權，這就可以令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現時，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屋，租金千篇一律，近垃圾房的，與享有海景的，都收同樣的租金，結果有些單位長期空置，沒有人肯入住，造成資源浪費。現時，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不管服務好壞，都得到政府同等的資助。如果基層有得選擇，服務好的醫院就可以擴充，服務差的醫院就會被淘汰。由此而產生的管理效益，遠超過請專家去加強醫管局的管治。
Wednesday, August 6, 2008
Monday, August 4, 2008
競爭法使中小企得不償失
獅子山學會顧問施永青、研究助理鍾淑貞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2008.8.4)
香港計劃設立競爭法可追溯到陳坤耀主政消費者委員會的年代，記得他當年做了一個研究，指出香港地產商有壟斷市場的情況。就我的經驗而言，香港地產商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 他們在物業公開發售前會將一切資料保密，因為消息一旦泄漏，對手便可能會散播對自己不利的消息：如長江得悉新鴻基將推出新樓盤，便會說自己的樓盤銷情欠 佳兼撻訂，要減價速銷。發展商又會在對手樓盤展銷廳附近派出旅遊巴士或專人向參觀者派傳單，標榜自己正在出售的樓盤更價廉物美；競爭的手段層出不窮，由此 可見香港地產商之間勾心鬥角、競爭激烈的情況，然而外間經常批評地產行業出現壟斷，是全因為政府勾地政策出現問題所致的。 勾地政策失誤導致壟斷 因勾地政策失誤，以致土地供應的減少，地產商可供出售的單位數量亦因而急降，在八十年代期間一年可以賣出三萬個單位，現在一年只能賣出一萬多個單位。然 而大多數的地產商也為上市公司集團，需要每年都作業績滙報，但土地供應減少，相對地可供出售的單位亦同樣減少，成交減少連帶集團收入相告下降。為了爭取更 多的收入，地產商只能夠無所不用其極地爭取合現盈利。其實只要政府在宏觀調控上增加土地供應量，地產從業員便會因為要達到預期業績而努力地向一眾客人推 銷，又豈敢像如今般斗膽做出一些有損業界和客戶利益的事情？所以很多政策根本毋須政府立法也可收其之效。 現在競爭法之所以被提倡，很大 程度是因為政客希望在選舉前爭取選票，標榜自己為市民爭取利益、為人民謀福利。就以諮詢文件顯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有競爭法，這是當然的，因為他們都受騙而 不自知。例如有指豬肉市場的開放會使豬肉價格得以下降；但實際上華潤的壟斷正為我們提供平價豬肉，倘若沒有華潤的壟斷，相信目前的豬肉價格將會更高。除了 豬肉價格外，也有政客提出在競爭法下汽油價格將得以調低，可惜大家有沒有想過油價是由國際市場所定並不是依靠任何立法而得以扭轉的。 港人昔日逃避公平競爭 試想，為什麼政府把《公平競爭法》的「公平」一詞刪去？因為政府心虛，明白競爭法不可能有什麼大作為。市場是講求自由經濟競爭而不是公平競爭的，有自由 便有公平，有立法便沒有公平。立法妨礙自由，只有free fight才是公平。其實，香港人昔日也是因逃避公平競爭法而來到香港的，只是大家忘記罷了，但我卻記憶猶新。大陸社會主義就最為公平，社會主義講求集體 利益，一切不公平的情況也可交由黨委書記判斷；現在我們又組成競爭事務委員會，將來說不定又有一個黨委書記為我們主持公道！ 現在，政府 計劃將來委員會可主動調查那些嫌疑犯競爭的個案，這設計使人覺得政府將會隨時插手干預市場，所管理的事只會愈來愈多。那後果會如何呢？就以地產行業為例， 在地產代理監管條例頒布前，我已曾提到條例施行後只會有利大企業，因為它們會有較多資源來適應新法例；而中小企在本身利潤也只夠糊口的情況下，還要在新法 例下掙扎求存，這對它們的發展是極度不利的。中小企的發展需要自由和彈性，法例的施行只會約束了中小企的發展。結果在地產代理監管條例一出，市場上很多競 爭力不足的經營者隨即被淘汰，餘下的只有佔大多數的中原和美聯兩大集團，這種所謂壟斷的情況全因為政府立法所造成的。 競爭法畫蛇添足 所以我認為競爭法通過後，對營商者而言，只有顧慮更多和經營成本上升而已。香港過往一直未為競爭立法，但經濟仍快速發展，並沒有影響到香港的繁榮。相對 外國推行競爭法是有其政治因素支持的，因為可以利用法例來打擊外來競爭者；可是他們本土仍有Google、麥當勞、波音飛機等壟斷市場，這並不見得能為消 費者提供更便宜的貨品。目前香港還未就有關條例立法，已被世界公認為最經濟自由的地方。現在是因為有人要爭取選票？還是要營造政績的關係而企圖扭曲或改變 香港的發展方向而立此法例？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 ||
Wednesday, July 30, 2008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
施永青 - am730 新聞 C觀點 M12 , 2008.7.3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這話聽來不大可能。香港人大部份都是為了逃避社會主義，才來香港生活的，他們怎會傾向社會主義？
不過，嚴格一點來說，香港人以前逃避的，只是苦難的生活，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社會主義，亦不知道為何社會主義會帶來這麼多的苦難。此之所以，香港最近又有社會主義回潮跡象。
近日，香港物價高漲，小市民的生活受到不少影響，大家都希望有辦法令物價早日回落。這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從電台「烽煙」節目中聽到的很多意見，其中不少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我真擔心，這類思想很快會成為香港的主導思想。
我發覺，很多市民都無心去深入了解物價上漲的真正原因，他們都簡單地把問題歸咎為奸商貪得無厭的結果。因此，他們要求政府插手干預，調查奸商是否有暴利，以限制奸商隨便加價。這種手法其實與大陸的物價局所做的差不多，都是想借行政力量去干預市場，非常社會主義。但現實是：大陸雖有物價局，一樣控制不了通貨膨脹，大陸生活指數上升的速度比香港還要快。
由於政府強制，大陸的汽油雖然無法隨便加價，但油站卻缺乏足夠的汽油供應，用車者需四處排隊輪候，付出的代價不比加價少。再者，「物價局」的人手有限，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結果是「物價局」看漏眼的地方，物價就狂升，以補償那些升不足的地方的虛位，人民要付出的總代價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政府插手而得付出額外的行政費用。
然而，香港人似乎未能吸收這種教訓，一樣非常熱衷要求政府控制物價。有時，他們的要求實在很矛盾，很難知道他們真正想怎樣。譬如：我最近在「烽煙」節目中聽到兩種截然不同意見，但主持人都意識不到兩者的矛盾，雙雙予以附和。
早前才有人指責，超市訂價不統一，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地區的分店賣不同的價錢。但沒多久又有人投訴，油站的價格全部劃一，成本低的地方並沒有調低售價。真弄不清楚，究竟是應該劃一呢？還是應該有差異呢？
其實，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訂價是商品擁有者的自由，他們有權盡量把價格有多高提多高，只是消費者可以選擇不買或幫襯其他人買。因此訂價過高只會自食其果，變成賣不出或賣得少，一樣可以招致生意上的虧損。
所以，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物價會自行調整，以便買賣雙方都可在交易中得益。如果由政府出手，按群眾的意願來訂價，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社會主義國家已做過很多這類實驗，香港不應再為此去付出代價。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這話聽來不大可能。香港人大部份都是為了逃避社會主義，才來香港生活的，他們怎會傾向社會主義？
不過，嚴格一點來說，香港人以前逃避的，只是苦難的生活，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社會主義，亦不知道為何社會主義會帶來這麼多的苦難。此之所以，香港最近又有社會主義回潮跡象。
近日，香港物價高漲，小市民的生活受到不少影響，大家都希望有辦法令物價早日回落。這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從電台「烽煙」節目中聽到的很多意見，其中不少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我真擔心，這類思想很快會成為香港的主導思想。
我發覺，很多市民都無心去深入了解物價上漲的真正原因，他們都簡單地把問題歸咎為奸商貪得無厭的結果。因此，他們要求政府插手干預，調查奸商是否有暴利，以限制奸商隨便加價。這種手法其實與大陸的物價局所做的差不多，都是想借行政力量去干預市場，非常社會主義。但現實是：大陸雖有物價局，一樣控制不了通貨膨脹，大陸生活指數上升的速度比香港還要快。
由於政府強制，大陸的汽油雖然無法隨便加價，但油站卻缺乏足夠的汽油供應，用車者需四處排隊輪候，付出的代價不比加價少。再者，「物價局」的人手有限，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結果是「物價局」看漏眼的地方，物價就狂升，以補償那些升不足的地方的虛位，人民要付出的總代價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政府插手而得付出額外的行政費用。
然而，香港人似乎未能吸收這種教訓，一樣非常熱衷要求政府控制物價。有時，他們的要求實在很矛盾，很難知道他們真正想怎樣。譬如：我最近在「烽煙」節目中聽到兩種截然不同意見，但主持人都意識不到兩者的矛盾，雙雙予以附和。
早前才有人指責，超市訂價不統一，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地區的分店賣不同的價錢。但沒多久又有人投訴，油站的價格全部劃一，成本低的地方並沒有調低售價。真弄不清楚，究竟是應該劃一呢？還是應該有差異呢？
其實，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訂價是商品擁有者的自由，他們有權盡量把價格有多高提多高，只是消費者可以選擇不買或幫襯其他人買。因此訂價過高只會自食其果，變成賣不出或賣得少，一樣可以招致生意上的虧損。
所以，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物價會自行調整，以便買賣雙方都可在交易中得益。如果由政府出手，按群眾的意願來訂價，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社會主義國家已做過很多這類實驗，香港不應再為此去付出代價。
Monday, July 28, 2008
大陸行最低工資的效果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新聞 M04 ( 2008.7.28)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年，社福界力主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制。他們覺得中國大陸也有最低工資，香港沒有理由這麼落後。我們不妨先看看最低工資在大陸推行的效果，然後才決定香港是否值得跟著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行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所有的企業都是國營的，工資由國家統一制定，非常「公平」。但「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結果，是大家都失去了努力工作的誘因。
香港的年輕一代，很難想像工資可以低到三十六元人民幣一個月，而且是全國如是，長年如是。其結果是跳槽也沒有用，因為跳來跳去也跳不出最低工資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份人都生活在無望之中。
在香港力推最低工資的人，希望把最低工資的範圍訂得廣一點，不只是照顧處境最差的一小撮，以為這樣可以令更多的人受惠。不過，現實可能是令更多的人受害，因為當人們落入最低工資的保護範圍，就等如把命運交給了政客，要靠政客而非靠自己，才能改善自己的待遇。
人總是在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才感覺生活有希望，一旦要靠別人去努力，把整個階層的工資一起提升，自己才能一起獲益時，個人奮鬥就變得沒有意思，人生就會變得渺茫。
未有訂定最低工資時，大家還有期望，以為訂出來的水平會比自己的現有水平為高。但果真如是的話，這只表示，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沒有加工資的機會。因為，一個社會的工資水平，最終受制於社會整體的生產力，生產力不提升，僱主憑甚麼增發工資。然而，法定工資本身就是破壞生產力的毒藥，一經訂定，就變成加快生產也沒有用。結果長年累月都只是月薪三十六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企業大量招聘人手，不得不提升工資去搶人，市場工資升得比政府修訂最低工資的速度還要快，最低工資如同虛設；但這並不妨礙工人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
去年，大陸政府忽然有為起來，不肯跟著市場後面提升最低工資，改為跑在市場前面主動為工人謀福利。結果把最低工資訂在企業負擔能力之上。加上同期推出嚴苛的勞動合同法，令很多企業不勝負荷，紛紛倒閉，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單是珠三角，已有五千間廠倒閉。
有些企業，工資雖然按政府的要求加了，但飯堂不再供應免費膳食，宿舍亦要加房租，工人並沒有因為政府調高最低工資而得益。
現時政府已知道事態嚴重，決定放寬政策推行的力度，但造成的禍害已無法補救。希望香港在這個問題上不要重蹈大陸的覆轍。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年，社福界力主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制。他們覺得中國大陸也有最低工資，香港沒有理由這麼落後。我們不妨先看看最低工資在大陸推行的效果，然後才決定香港是否值得跟著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行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所有的企業都是國營的，工資由國家統一制定，非常「公平」。但「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結果，是大家都失去了努力工作的誘因。
香港的年輕一代，很難想像工資可以低到三十六元人民幣一個月，而且是全國如是，長年如是。其結果是跳槽也沒有用，因為跳來跳去也跳不出最低工資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份人都生活在無望之中。
在香港力推最低工資的人，希望把最低工資的範圍訂得廣一點，不只是照顧處境最差的一小撮，以為這樣可以令更多的人受惠。不過，現實可能是令更多的人受害，因為當人們落入最低工資的保護範圍，就等如把命運交給了政客，要靠政客而非靠自己，才能改善自己的待遇。
人總是在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才感覺生活有希望，一旦要靠別人去努力，把整個階層的工資一起提升，自己才能一起獲益時，個人奮鬥就變得沒有意思，人生就會變得渺茫。
未有訂定最低工資時，大家還有期望，以為訂出來的水平會比自己的現有水平為高。但果真如是的話，這只表示，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沒有加工資的機會。因為，一個社會的工資水平，最終受制於社會整體的生產力，生產力不提升，僱主憑甚麼增發工資。然而，法定工資本身就是破壞生產力的毒藥，一經訂定，就變成加快生產也沒有用。結果長年累月都只是月薪三十六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企業大量招聘人手，不得不提升工資去搶人，市場工資升得比政府修訂最低工資的速度還要快，最低工資如同虛設；但這並不妨礙工人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
去年，大陸政府忽然有為起來，不肯跟著市場後面提升最低工資，改為跑在市場前面主動為工人謀福利。結果把最低工資訂在企業負擔能力之上。加上同期推出嚴苛的勞動合同法，令很多企業不勝負荷，紛紛倒閉，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單是珠三角，已有五千間廠倒閉。
有些企業，工資雖然按政府的要求加了，但飯堂不再供應免費膳食，宿舍亦要加房租，工人並沒有因為政府調高最低工資而得益。
現時政府已知道事態嚴重，決定放寬政策推行的力度，但造成的禍害已無法補救。希望香港在這個問題上不要重蹈大陸的覆轍。
書價問題與教育制度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 P. 31 , 2008.7.28)
暑期剛至，新學年的教科書卻已成熱門新聞。教科書年年加價，書商雖以紙價及各種成本上升辯解，但仍然無減各界謀取「暴利」的指控。政府正準備成立委員會探討問題，而剛上任的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亦以處理書價問題為首要職務。
假設教科書謀取「暴利」屬實，分析「暴利」從何而來，相信有助解決問題。
「暴利」一般離不開壟斷，正確應為壟斷租值。可是，教育局雖會制定所謂「適用書目表」，但原則上任何書商的教科書均可參與評審，而且「適用書目表」只作參考，並無強制各校用書。因此，教科書市場基本上應該是開放的，而「暴利」亦非源於書商的壟斷。
高書價源於封閉教育制度
教科書市場本身是開放的，反而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學校的「供應」受到政府嚴格限制。即使近年出現殺校威脅，學校之間的競爭仍然有限。學校既為學生提供書單，教學方式又是為書單的書目度身訂造，所以學校與教科書某程度上是捆綁銷售。
早前討論iPhone的捆綁銷售時，提及捆綁銷售伸延壟斷之說成疑。因為消費者視捆綁的兩物為一物，捆綁銷售只會轉移而不會增加壟斷租值，所以以捆綁銷售伸延壟斷其實無甚益處。不過，要是價格管制干預其中，這便另當別論。
假如政府只准一間戲院在港經營，但是同時管制戲票價格，戲院於是無從以票價賺取壟斷租值。可是，只要法例容許，戲院可以嚴禁觀眾攜帶食物飲品進場，藉此在場內高價出售小食，藉此收回戲院的壟斷租值。
同樣道理，在缺乏競爭，加上學費受到管制的教育制度，教科書的高價無非是學校收回其壟斷租值的工具。教科書的「暴利」，學校或明或暗，會透過書商「借出」器材、贊助春茗甚至直接捐款等方式收回。
廉政公署剛完成的研究顯示，有關情況其實已經存在接近三十年；而三十年前，正是政府開始包攬中小學教育，以公帑直接資助學校的年代。
另一方面，學費彈性較大的國際學校和面對市場競爭的補習社，似乎都較為積極以舊書、教學筆記等各種方法，避免書商「壟斷」校內用書。
開放教育市場才是對症下藥
教科書昂貴，既然非關教科書市場本身，而是源於封閉的教育制度，這樣引入電子書、增加書商競爭、規管教科書頁數及改版、格價等等建議，顯然無助解決問題。
相反，書價如是學校收回壟斷租值的工具，開放教育市場、引入競爭，把現行以校為本的資助方式改變為以學生為本的學券，才是解決教科書頻頻改版、年年加價的治本方法。
當然，從事事按照「中央」意願到面對學生家長，教育形態必然有所變化，這些變化很多時候成為利益團體反對推行學券、面對學生家長的理由。早前讀到程介明教授的《與私校共舞！》一文，由衷佩服程教授對公私高等教育不同形態的洞悉。在此，且容借程教授文中兩點作結： 「首先，由於是市場產生的，就不是按計劃、按確定的要求而出現，成立的社區學院就一定是良莠不齊。期望市場產生的學院像公帑建立的學校一樣齊整，是不切實際的。」
「市場產生的院校，質素的提高在乎市場的優勝劣敗。現在的社區學院，有些學生很多，有些瀕臨倒閉，正是市場在發揮作用。從整個體系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暑期剛至，新學年的教科書卻已成熱門新聞。教科書年年加價，書商雖以紙價及各種成本上升辯解，但仍然無減各界謀取「暴利」的指控。政府正準備成立委員會探討問題，而剛上任的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亦以處理書價問題為首要職務。
假設教科書謀取「暴利」屬實，分析「暴利」從何而來，相信有助解決問題。
「暴利」一般離不開壟斷，正確應為壟斷租值。可是，教育局雖會制定所謂「適用書目表」，但原則上任何書商的教科書均可參與評審，而且「適用書目表」只作參考，並無強制各校用書。因此，教科書市場基本上應該是開放的，而「暴利」亦非源於書商的壟斷。
高書價源於封閉教育制度
教科書市場本身是開放的，反而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學校的「供應」受到政府嚴格限制。即使近年出現殺校威脅，學校之間的競爭仍然有限。學校既為學生提供書單，教學方式又是為書單的書目度身訂造，所以學校與教科書某程度上是捆綁銷售。
早前討論iPhone的捆綁銷售時，提及捆綁銷售伸延壟斷之說成疑。因為消費者視捆綁的兩物為一物，捆綁銷售只會轉移而不會增加壟斷租值，所以以捆綁銷售伸延壟斷其實無甚益處。不過，要是價格管制干預其中，這便另當別論。
假如政府只准一間戲院在港經營，但是同時管制戲票價格，戲院於是無從以票價賺取壟斷租值。可是，只要法例容許，戲院可以嚴禁觀眾攜帶食物飲品進場，藉此在場內高價出售小食，藉此收回戲院的壟斷租值。
同樣道理，在缺乏競爭，加上學費受到管制的教育制度，教科書的高價無非是學校收回其壟斷租值的工具。教科書的「暴利」，學校或明或暗，會透過書商「借出」器材、贊助春茗甚至直接捐款等方式收回。
廉政公署剛完成的研究顯示，有關情況其實已經存在接近三十年；而三十年前，正是政府開始包攬中小學教育，以公帑直接資助學校的年代。
另一方面，學費彈性較大的國際學校和面對市場競爭的補習社，似乎都較為積極以舊書、教學筆記等各種方法，避免書商「壟斷」校內用書。
開放教育市場才是對症下藥
教科書昂貴，既然非關教科書市場本身，而是源於封閉的教育制度，這樣引入電子書、增加書商競爭、規管教科書頁數及改版、格價等等建議，顯然無助解決問題。
相反，書價如是學校收回壟斷租值的工具，開放教育市場、引入競爭，把現行以校為本的資助方式改變為以學生為本的學券，才是解決教科書頻頻改版、年年加價的治本方法。
當然，從事事按照「中央」意願到面對學生家長，教育形態必然有所變化，這些變化很多時候成為利益團體反對推行學券、面對學生家長的理由。早前讀到程介明教授的《與私校共舞！》一文，由衷佩服程教授對公私高等教育不同形態的洞悉。在此，且容借程教授文中兩點作結： 「首先，由於是市場產生的，就不是按計劃、按確定的要求而出現，成立的社區學院就一定是良莠不齊。期望市場產生的學院像公帑建立的學校一樣齊整，是不切實際的。」
「市場產生的院校，質素的提高在乎市場的優勝劣敗。現在的社區學院，有些學生很多，有些瀕臨倒閉，正是市場在發揮作用。從整個體系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Friday, July 25, 2008
香港可不用外傭嗎?
施永青 [am730] 2008-07-25 M06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連續寫了多篇討論本港基層處境的文章，引起不少回應，有讀者建議我，應設法促使政府停止輸入外傭，以免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變成在職貧窮。
按這位讀者的觀點，既然家居服務必須在本地進行，當然最好由本地人來提供，好讓本地的技能不足者也可以有多些工作機會。
如果因為外邊有廉價勞動力就向外輸入，那是否其他工種的勞工，也一樣可以向外輸入？這樣發展下去，本地工人一定更難有立足之地。
他認為，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對輸入外傭有一定的限制，只是特區政府不肯照顧基層利益，才導致香港的中產階層特別依賴外傭，不見得外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外傭就不能生活。今天香港的環境已與最初輸入外傭時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應是重新檢討政策的時候了。
我告訴他，其實本地人根本不喜歡做外傭擔當的工作，不要說日夜長駐在僱主家裡，就算是做鐘點傭工，也不一定很多人想做。但這位讀者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外傭，急需家務助理的僱主，一定會提升工資作吸引，這就可以促使其他的本地服務行業也一起加薪。
此外，他認為禁止輸入外傭的最大功效，不在於為香港基層提供這類工作崗位，而在於逼使部分職業婦女回家當家庭主婦，那麼原先由他們擔當的職位，就會落入現時失業的人的手裡。他估計，如果沒有外傭，社會上可能會有十萬名職業婦女選擇回家當主婦，這會使人力市場立即緊張起來，香港的整體工資水平都會因此而被拉高。因此，禁止輸入外傭對所有打工一族都有好處。
不過，我很難完全接受這位讀者的看法，一下子硬把這麼多有競爭能力的婦女拉離工作崗位，改由次一級的人選補上，不可能不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如果香港的生產力因而下降，香港人的整體入息亦無可避免會下降，並會削弱整體社會的內部需求，令基層更難找到工作。
香港需要有人善於賺海外的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令本地的需求增長起來。這樣本地的基層才有機會在本地的服務行業找到工作。如果我們的政策妨礙了有能力賺外邊錢的婦女出社會工作，只會削弱中產家庭在本地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基層即使找到工做，工資也不會高。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若是真的想改善基層的處境，不能簡單地著眼於直接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而應該先大力發展可以賺外邊錢的行業，如金融業與知識含量高的商業服務，先助一批人可以大量賺到外邊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產生滿溢效果，令基層也可以分到一杯羮。禁止輸入外傭，只會對此起破壞作用。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連續寫了多篇討論本港基層處境的文章，引起不少回應，有讀者建議我，應設法促使政府停止輸入外傭，以免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變成在職貧窮。
按這位讀者的觀點，既然家居服務必須在本地進行，當然最好由本地人來提供，好讓本地的技能不足者也可以有多些工作機會。
如果因為外邊有廉價勞動力就向外輸入，那是否其他工種的勞工，也一樣可以向外輸入？這樣發展下去，本地工人一定更難有立足之地。
他認為，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對輸入外傭有一定的限制，只是特區政府不肯照顧基層利益，才導致香港的中產階層特別依賴外傭，不見得外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外傭就不能生活。今天香港的環境已與最初輸入外傭時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應是重新檢討政策的時候了。
我告訴他，其實本地人根本不喜歡做外傭擔當的工作，不要說日夜長駐在僱主家裡，就算是做鐘點傭工，也不一定很多人想做。但這位讀者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外傭，急需家務助理的僱主，一定會提升工資作吸引，這就可以促使其他的本地服務行業也一起加薪。
此外，他認為禁止輸入外傭的最大功效，不在於為香港基層提供這類工作崗位，而在於逼使部分職業婦女回家當家庭主婦，那麼原先由他們擔當的職位，就會落入現時失業的人的手裡。他估計，如果沒有外傭，社會上可能會有十萬名職業婦女選擇回家當主婦，這會使人力市場立即緊張起來，香港的整體工資水平都會因此而被拉高。因此，禁止輸入外傭對所有打工一族都有好處。
不過，我很難完全接受這位讀者的看法，一下子硬把這麼多有競爭能力的婦女拉離工作崗位，改由次一級的人選補上，不可能不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如果香港的生產力因而下降，香港人的整體入息亦無可避免會下降，並會削弱整體社會的內部需求，令基層更難找到工作。
香港需要有人善於賺海外的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令本地的需求增長起來。這樣本地的基層才有機會在本地的服務行業找到工作。如果我們的政策妨礙了有能力賺外邊錢的婦女出社會工作，只會削弱中產家庭在本地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基層即使找到工做，工資也不會高。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若是真的想改善基層的處境，不能簡單地著眼於直接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而應該先大力發展可以賺外邊錢的行業，如金融業與知識含量高的商業服務，先助一批人可以大量賺到外邊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產生滿溢效果，令基層也可以分到一杯羮。禁止輸入外傭，只會對此起破壞作用。
Monday, July 21, 2008
及早拆彈 按證應民營化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2, 2008.7.21)
獅子山學會一向旗幟鮮明支持自由經濟，認為市場解決問題的能力總勝於政府有形之手。有人便對此看不過眼，認為奉自由市場為金科玉律是高舉叢林法則，是一種冷血和不切實際的迷信，於是把本會冠以「獅子山教會」之「美名」。踏入作為本會行政總監第二個年頭，我不認為我們把市場奉作神明，只是我們眾人都認為自己太渺小，每個人都應以謙卑的心對待和解決社會的問題。畢竟，社會問題千絲萬縷，而政府決策階層也只是由十數到數十人組成，無論他們是什麼精英中之精英，單憑他們的聰明才智又怎能想出萬全之策？
兩房危機的反思
最近，美國爆出政府資助按揭公司的危機，便讓我們知道政客們自作聰明所構思出的傑作，竟成為社會上的計時炸彈。房利美（Fannie Mac） 和房貸美（Freddie Mae）的危機正是政客們經常為社會埋下計時炸彈的最佳寫照。
根據房貸美的官方文件指出，「房貸美是美國國會在1970年成立的一家上市公司，宗旨是支持居者有其屋……讓每六個購屋者中一人獲得貸款」。房利美也是同類型公司，出現更早於房貸美，規模更大。可以推斷，在美國購屋者中至少有每三人便有一個由「兩房」所支持和鼓勵才能置業的。那問題何在呢？
要知道，置業是人生大事，動輒是二三十年的承擔，必須深思熟慮，才可下決定。而置業肯定?只是居住問題，香港人應很明白置業是大部分人一生最大的投資。每個人必須因自己的財政和承受風險的能力作出決定。而市場亦因置業者的財政能力決定批出貸款與否和利率的高低，這發揮制衡作用，盡量減少置業者負上過高風險的情況。可是當房利美和房貸美這些官方的按揭公司出現後，它們為人民請命，扭曲商業銀行原來的運作模式，降低市場按揭利率和放寬了批核貸款的要求，鼓勵一些財政實力稍遜的人士置業，直接使他們承受過多風險，而最致命的是，它們集中了這類型的「高風險」置業人士。商業銀行也樂於把手上質素稍遜的按揭賣給兩房。兩房背負龐大而集中的風險，以致美國政府以 Too Big To Fail 為由而不得不救。但兩房的資產佔美國GDP的38%，他日若出手相救亦恐傷其國本，亦難免要納稅人支持兩房的龐大賬單，難怪商品大王羅傑斯 （Jim Rogers）以「十足的災難」來形容美國政府的拯救措施。
兩房爆發的危機，令我們反思政府鼓勵人民置業所帶來的後果和同類型按揭公司的潛在風險，社會更應在這問題未爆發前拆彈。其實，由港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HKMC）也有兩房的「社會功能」。更甚的是，它壟斷香港的二按按揭保險市場，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其所收取的二按按揭保險收費難反映市場的實際價格。
按證自我膨脹
另外，過度集中風險的情況也如上述般同樣出現在HKMC的資產中。更甚者，從HKMC年報得知，它不單購進香港的按揭，亦在2007年開始進軍國際，購入韓國按揭資產和打算進軍馬來西亞按揭市場，明顯超越其公營機構的角色，有自我不斷膨脹的趨勢。香港納稅人的錢是應否承擔韓國和馬來西亞的風險，尤其全球樓價普遍向下的這時期，實是一大問號。獅子山學會建議盡早把HKMC分拆為數家公司，然後把它們民營化，一來可減少風險集中，二來使其競爭，他們將對處理風險手法不同，以致在逆境下不會全數倒下。也防備了它們因有公帑的支持下而盲目膨脹，使將來尾大不掉。這樣做，才是在這次按風暴下最佳的危機管理。
獅子山學會一向旗幟鮮明支持自由經濟，認為市場解決問題的能力總勝於政府有形之手。有人便對此看不過眼，認為奉自由市場為金科玉律是高舉叢林法則，是一種冷血和不切實際的迷信，於是把本會冠以「獅子山教會」之「美名」。踏入作為本會行政總監第二個年頭，我不認為我們把市場奉作神明，只是我們眾人都認為自己太渺小，每個人都應以謙卑的心對待和解決社會的問題。畢竟，社會問題千絲萬縷，而政府決策階層也只是由十數到數十人組成，無論他們是什麼精英中之精英，單憑他們的聰明才智又怎能想出萬全之策？
兩房危機的反思
最近，美國爆出政府資助按揭公司的危機，便讓我們知道政客們自作聰明所構思出的傑作，竟成為社會上的計時炸彈。房利美（Fannie Mac） 和房貸美（Freddie Mae）的危機正是政客們經常為社會埋下計時炸彈的最佳寫照。
根據房貸美的官方文件指出，「房貸美是美國國會在1970年成立的一家上市公司，宗旨是支持居者有其屋……讓每六個購屋者中一人獲得貸款」。房利美也是同類型公司，出現更早於房貸美，規模更大。可以推斷，在美國購屋者中至少有每三人便有一個由「兩房」所支持和鼓勵才能置業的。那問題何在呢？
要知道，置業是人生大事，動輒是二三十年的承擔，必須深思熟慮，才可下決定。而置業肯定?只是居住問題，香港人應很明白置業是大部分人一生最大的投資。每個人必須因自己的財政和承受風險的能力作出決定。而市場亦因置業者的財政能力決定批出貸款與否和利率的高低，這發揮制衡作用，盡量減少置業者負上過高風險的情況。可是當房利美和房貸美這些官方的按揭公司出現後，它們為人民請命，扭曲商業銀行原來的運作模式，降低市場按揭利率和放寬了批核貸款的要求，鼓勵一些財政實力稍遜的人士置業，直接使他們承受過多風險，而最致命的是，它們集中了這類型的「高風險」置業人士。商業銀行也樂於把手上質素稍遜的按揭賣給兩房。兩房背負龐大而集中的風險，以致美國政府以 Too Big To Fail 為由而不得不救。但兩房的資產佔美國GDP的38%，他日若出手相救亦恐傷其國本，亦難免要納稅人支持兩房的龐大賬單，難怪商品大王羅傑斯 （Jim Rogers）以「十足的災難」來形容美國政府的拯救措施。
兩房爆發的危機，令我們反思政府鼓勵人民置業所帶來的後果和同類型按揭公司的潛在風險，社會更應在這問題未爆發前拆彈。其實，由港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HKMC）也有兩房的「社會功能」。更甚的是，它壟斷香港的二按按揭保險市場，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其所收取的二按按揭保險收費難反映市場的實際價格。
按證自我膨脹
另外，過度集中風險的情況也如上述般同樣出現在HKMC的資產中。更甚者，從HKMC年報得知，它不單購進香港的按揭，亦在2007年開始進軍國際，購入韓國按揭資產和打算進軍馬來西亞按揭市場，明顯超越其公營機構的角色，有自我不斷膨脹的趨勢。香港納稅人的錢是應否承擔韓國和馬來西亞的風險，尤其全球樓價普遍向下的這時期，實是一大問號。獅子山學會建議盡早把HKMC分拆為數家公司，然後把它們民營化，一來可減少風險集中，二來使其競爭，他們將對處理風險手法不同，以致在逆境下不會全數倒下。也防備了它們因有公帑的支持下而盲目膨脹，使將來尾大不掉。這樣做，才是在這次按風暴下最佳的危機管理。
Thursday, July 17, 2008
蘋 果 批 ： 戳 破 競 爭 法 的 神 話
政 府 話 ， 《 競 爭 法 》 可 以 促 進 競 爭 ， 打 擊 奸 商 ， 維 護 自 由 ， 對 抗 通 脹 ， 惠 及 消 費 者 … … 以 上 一 連 串 《 競 爭 法 》 神 話 ， 最 近 一 個 論 壇 入 面 ， 被 各 路 人 馬 一 一 戳 破 。 主 持 ： 楊 卓 華 、 高 明 輝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80716&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1354018&cat_id=6771675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80716&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1354018&cat_id=6771675
Monday, July 14, 2008
全球通脹香港無奈
施永青 [am730] 2008-07-14 M08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按政府統計出來的通脹率，5月份已達到5.7%；若果按市民(
然而，今次通脹的成因與過去香港的通脹有很大的不同，
傳統的通貨膨脹，多由經濟增長過速造成。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是全球性的，也是結構性的。過去，
香港人過的生活，其實不比先進國家差，一樣是胡亂花費，
第三世界的經濟改善，除了增加了自己對資源的需求外，
形勢其實已十分明顯，今次全球的通貨膨脹，
推高油價政府甚於炒家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7.14 )
自從國際原油價格由年初約100美元水平一桶急升至最近143美元，社會開始感受到真正的痛楚。所謂真正，是有別於從前只發發牢騷，這回各地社會是真正的作出激烈回應。從很多發展中國家調低燃油補貼到發達國家的政客齊聲指責炒家在肆意推高油價，以致希望立法禁止炒風，到眾多航空公司倒閉，連對沖油價風險了得的國泰航空亦發出盈警，我們可以斷言，油價在140美元的水平，已是市場不能承受的重！加上市場在需求方面已作出激烈的回應，如美國人開始逐漸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甚至有人主張四天工作（失去的一個工作天以每天工時增加二小時彌補）以減低燃油開支，又遇上全球經濟急劇放緩，以上各項因素綜合所產生的後果必然是原油需求大減以致油價見頂回落，當然市場於短期有非理性的一面，油價可能上升至更高水平，但總體上140美元一桶的油價是不能長期維持的，長線投資者可不必急於跟風入市，而應耐心等候這商品泡沫的爆破，待風暴過後才投資其他資產類別。
自從國際原油價格由年初約100美元水平一桶急升至最近143美元，社會開始感受到真正的痛楚。所謂真正，
討厭如細菌亦起推動作用
在今次油價急升的事件中，最備受指責的當然是國際炒家，
我們都可能聽過這樣一個童話：一個國王非常討厭生病，
內地面對現實調教生活模式
投機炒賣對市場只可作短期的影響，
當我們慶幸國家在大方向邁出正確的一步時，
Monday, July 7, 2008
從iPhone到《競爭法》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 35 ~ 2008.7.7)
萬眾期待的iPhone 3G將于本周五登陸香港，不少讀者相信都是「萬眾」之一。蘋果公司于去年推出第一代iPhone，憑借其功能與外表，深受各地用家喜愛。除了產品本身，蘋果的推銷策略同樣引人注目。
蘋果推銷iPhone的策略，是在大部分地區只與當地一個電訊營運商的電訊服務「捆綁銷售」。在香港，和記電訊旗下的3香港「率先」推出iPhone，但必須同時與3香港簽定兩年服務合約。對于如此安排，城市大學法學院顧敏康教授和湯家驊議員認為有違公平競爭，因而應該盡早通過《競爭法》，除之而后快。
「捆綁銷售」另有深意
所謂「捆綁銷售」，通常是生產商把擁有壟斷優勢的產品與另一產品「捆綁」，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想當然者認為，生產商因而可把壟斷優勢從一種產品「伸延」至另一產品。暫且不提這種想當然的「伸延論」早已備受質疑。說生產商把壟斷優勢「伸延」本身其他產品，以賺取更多利潤，表面上仍然看似「合情合理」。可是，既然壟斷優勢來自iPhone，蘋果與其以「捆綁銷售」將「壟斷」伸延至電訊服務才賺取利潤，何不直接提高iPhone售價﹖ 假如消費者願意以8000元購買一個iPhone連兩年電訊服務的組合，蘋果把iPhone定價3000元，利用「捆綁銷售」把電訊服務「壟斷」，將電訊服務的收費由競爭下的2000元急增至5000元，跟蘋果直接以6000元出售iPhone，然后給用家在市場自行選擇電訊服務，對于蘋果的盈利并無影響。
細看蘋果與各地電訊營運商的合作模式，并非向電訊營運商收取一筆可觀的「獨家代理」費用，而是與電訊營運商對iPhone用戶的收入分成；據聞一般介乎10%至20%。分析這種分成安排，不得不提一件經典的「捆綁銷售」案例。案發之時，電腦不如現在輕巧，運作更要借助一種紙卡。當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租出電腦后，規定客戶必須使用該公司提供的紙卡，于是引來「捆綁銷售」的指控。可是，后來的研究發現，這種電腦與紙卡的「捆綁銷售」，無非是利用紙卡作為量度電腦的使用量，方便國際商業機器把出租電腦的收費模式，由固定月租變成多用多付。
「捆綁銷售」可促進競爭
要是蘋果認為消費者對于iPhone的需求各異，或視之為潮流飾物、或視之為綜合通訊娛樂設備，而后者可以大大刺激電訊服務使用量，超乎一般型號的流動電話。如此，蘋果與電訊商的「捆綁銷售」及分成安排，正如國際商業機器的紙卡，并非旨在削弱競爭，而是用于量度iPhone用量，從而把iPhone的售價由每部定價變成以使用量收費。
分成協議較以每部定價更為復雜、牽涉更多成本。正因如此，除了因為需要清楚划分利益歸屬以鼓勵產品推廣宣傳外，減低制定分成協議的費用亦使蘋果傾向在大部分地區，只與一個電訊商的服務進行「獨家捆綁」。
流動電話以其使用量定價，或許聽來有點匪夷所思，但社會上各種合約安排本來就時刻推陳出新，更何況這種安排是出自把蘋果起死回生的喬布斯（Steve Jobs）。
社會各種制度安排不是零和游戲，正如擔任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法律經濟學家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所言，這種「捆綁銷售」在增加生產商的利潤之余，不代表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及社會效率。以iPhone為飾物的用家，在這種安排下付出的機價會相對較低。何況，在流動電話能夠以其使用量定價的情況下，可以預期手機生產商會更加傾向設計方便易用的介面及創新的功能，以求刺激用戶使用電訊服務來增加收入。這種安排，可以說是為流動電話開創新的競爭層面，而非削弱競爭。
《競爭法》易誤中副車
《競爭法》的用意雖善，可是從iPhone銷售策略的例子中，可見各種商業運作復雜難解、競爭與反競爭行為糾纏不清，使政客與利益團體便于利用、裁決容易誤中副車。
在絕大部分行業均是對外開放的香港引入《競爭法》，由几個「專家」把各種日常商業運作「視乎情況」（rule of reason）決定是否犯法，或許會把一些看似不利消費者的行為表象消滅，最終反而帶來損害消費者、社會效率的不可預期后果。
萬眾期待的iPhone 3G將于本周五登陸香港，不少讀者相信都是「萬眾」之一。蘋果公司于去年推出第一代iPhone，憑借其功能與外表，深受各地用家喜愛。除了產品本身，蘋果的推銷策略同樣引人注目。
蘋果推銷iPhone的策略，是在大部分地區只與當地一個電訊營運商的電訊服務「捆綁銷售」。在香港，和記電訊旗下的3香港「率先」推出iPhone，但必須同時與3香港簽定兩年服務合約。對于如此安排，城市大學法學院顧敏康教授和湯家驊議員認為有違公平競爭，因而應該盡早通過《競爭法》，除之而后快。
「捆綁銷售」另有深意
所謂「捆綁銷售」，通常是生產商把擁有壟斷優勢的產品與另一產品「捆綁」，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想當然者認為，生產商因而可把壟斷優勢從一種產品「伸延」至另一產品。暫且不提這種想當然的「伸延論」早已備受質疑。說生產商把壟斷優勢「伸延」本身其他產品，以賺取更多利潤，表面上仍然看似「合情合理」。可是，既然壟斷優勢來自iPhone，蘋果與其以「捆綁銷售」將「壟斷」伸延至電訊服務才賺取利潤，何不直接提高iPhone售價﹖ 假如消費者願意以8000元購買一個iPhone連兩年電訊服務的組合，蘋果把iPhone定價3000元，利用「捆綁銷售」把電訊服務「壟斷」，將電訊服務的收費由競爭下的2000元急增至5000元，跟蘋果直接以6000元出售iPhone，然后給用家在市場自行選擇電訊服務，對于蘋果的盈利并無影響。
細看蘋果與各地電訊營運商的合作模式，并非向電訊營運商收取一筆可觀的「獨家代理」費用，而是與電訊營運商對iPhone用戶的收入分成；據聞一般介乎10%至20%。分析這種分成安排，不得不提一件經典的「捆綁銷售」案例。案發之時，電腦不如現在輕巧，運作更要借助一種紙卡。當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租出電腦后，規定客戶必須使用該公司提供的紙卡，于是引來「捆綁銷售」的指控。可是，后來的研究發現，這種電腦與紙卡的「捆綁銷售」，無非是利用紙卡作為量度電腦的使用量，方便國際商業機器把出租電腦的收費模式，由固定月租變成多用多付。
「捆綁銷售」可促進競爭
要是蘋果認為消費者對于iPhone的需求各異，或視之為潮流飾物、或視之為綜合通訊娛樂設備，而后者可以大大刺激電訊服務使用量，超乎一般型號的流動電話。如此，蘋果與電訊商的「捆綁銷售」及分成安排，正如國際商業機器的紙卡，并非旨在削弱競爭，而是用于量度iPhone用量，從而把iPhone的售價由每部定價變成以使用量收費。
分成協議較以每部定價更為復雜、牽涉更多成本。正因如此，除了因為需要清楚划分利益歸屬以鼓勵產品推廣宣傳外，減低制定分成協議的費用亦使蘋果傾向在大部分地區，只與一個電訊商的服務進行「獨家捆綁」。
流動電話以其使用量定價，或許聽來有點匪夷所思，但社會上各種合約安排本來就時刻推陳出新，更何況這種安排是出自把蘋果起死回生的喬布斯（Steve Jobs）。
社會各種制度安排不是零和游戲，正如擔任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法律經濟學家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所言，這種「捆綁銷售」在增加生產商的利潤之余，不代表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及社會效率。以iPhone為飾物的用家，在這種安排下付出的機價會相對較低。何況，在流動電話能夠以其使用量定價的情況下，可以預期手機生產商會更加傾向設計方便易用的介面及創新的功能，以求刺激用戶使用電訊服務來增加收入。這種安排，可以說是為流動電話開創新的競爭層面，而非削弱競爭。
《競爭法》易誤中副車
《競爭法》的用意雖善，可是從iPhone銷售策略的例子中，可見各種商業運作復雜難解、競爭與反競爭行為糾纏不清，使政客與利益團體便于利用、裁決容易誤中副車。
在絕大部分行業均是對外開放的香港引入《競爭法》，由几個「專家」把各種日常商業運作「視乎情況」（rule of reason）決定是否犯法，或許會把一些看似不利消費者的行為表象消滅，最終反而帶來損害消費者、社會效率的不可預期后果。
Monday, June 30, 2008
西九用之如泥沙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經濟企管 P.35~ 2008.6.30)
北京有一所「中國紫檀博物館」，由國內七百名著名工匠參與仿製和修復一千餘件價值昂貴紫檀家具。四川有一所「建川博物館聚落」，佔地五百畝，展館超過一萬平方米，收集抗戰和文革時期的文物。江蘇有一所「長風堂」，2004年以6930萬元收藏山水大師陸儼少的《杜甫詩意百開冊》，藏品逾六千件。浙江有一所「金輪藝術館」，擁有歷代瓷器、青銅、書畫、雜件等藏品一千多件。珠海有一所「漢東博物館」專收藏的漢代編磬，藏品比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更珍貴。
我不是想寫國內文化旅遊介紹，而是想告訴大家，以上提及的博物館全都是民間出資的私人博物館，或是當地富商擁有，或是中外合資，甚或是文物投資藏庫，但大都開放給公眾參觀，不用豪花公帑資助，而這類民營博物館在國內愈來愈多，吸引世界各地熱愛文物的旅客注目和觀光。
民營博物館勝公帑辦文藝
在香港，也將會有一塊佔地四十公頃，擁世界著名作品的博物館群和表演場館，稱之為西九龍文化區。但和上述的民營博物館不同，這個尚未計算土地成本的文化區，需要在本周經立法會通過撥216億元公帑興建。練乙錚先生在本報多番分析西九顧問報告弄虛作假之可能性，這裏不作複述。在立法會議員快將進行由選民寄託的神聖表決之前，216億元公帑建現代阿房宮，是否用得其所，值得深思。
例如西九主要的現代視覺藝術館（稱為「Ｍ＋」），單是購賣館藏政府準備最初要花10億元，之後每年再花2000萬元，到2036年，Ｍ＋館藏也只會有約六十二幅名畫。但政府卻估計靠這些館藏，在2036年Ｍ＋每年就有二百五十萬人參觀，門票收入也可以抵銷20%開支。做生意的真金白銀去投資，當然不會做出幾十年的樂觀預算，但花公帑的，只要騙得到立法會，再多的無謂也可以蒙混過關。
如果現實一點，與外國實際營運中的博物館比較，就可以看穿政府推算的全是謊言。例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ＭＯＭＡ）館藏十五萬幅視藝術作品，每年亦只有二百多萬人入場，其中一百萬人更是免費。請問政府如何以六十二幅名畫創造比十五萬幅作品更吸引人入場的成績。到時候，西九只是大白象，浪費連同土地成本共千億元公帑，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更要納稅人不斷補貼，由長官意志製造文化大煉鋼，最終文藝團體因為要迎合西九管理局的長官意志而失去創作自主。實際例子是電影基金以公帑投資拍港產片，卻要對劇本內容設諸多限制，電影人紛紛卻步。
立會通過撥款須向選民交代 其實西九的土地可以參考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如果由文化區改成大公園，成本為216億元減到5.8億元（減少97.3%），或者可以引入幾間民營博物館，既可以成為九龍區市肺，改善空氣質素，達環保和保育效果，也無阻附近土地的發展時間表，更可以比現在西九計劃的落成時間更早完工。
雖然西九由1999年建議興建公園，到董建華時代搞出地產連文化的新派頭，眾聲反對下又出了現在的公帑辦文藝的方案，十多年的討論已讓人感到落後陳舊。但近千億元的公共資產不是小數目，一直自喻無權無力的立法會議員，手執撥款的最後令牌，在政府解釋得不清不楚的情況下，為何在工務小組只有一票反對西九方案？其他投棄權票的是所為何事？支持者又如何向選民和納稅人交代？
杜牧的《阿房宮賦》有這樣的唏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投票贊成西九者，當以史為鑑。
北京有一所「中國紫檀博物館」，由國內七百名著名工匠參與仿製和修復一千餘件價值昂貴紫檀家具。四川有一所「建川博物館聚落」，佔地五百畝，展館超過一萬平方米，收集抗戰和文革時期的文物。江蘇有一所「長風堂」，2004年以6930萬元收藏山水大師陸儼少的《杜甫詩意百開冊》，藏品逾六千件。浙江有一所「金輪藝術館」，擁有歷代瓷器、青銅、書畫、雜件等藏品一千多件。珠海有一所「漢東博物館」專收藏的漢代編磬，藏品比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更珍貴。
我不是想寫國內文化旅遊介紹，而是想告訴大家，以上提及的博物館全都是民間出資的私人博物館，或是當地富商擁有，或是中外合資，甚或是文物投資藏庫，但大都開放給公眾參觀，不用豪花公帑資助，而這類民營博物館在國內愈來愈多，吸引世界各地熱愛文物的旅客注目和觀光。
民營博物館勝公帑辦文藝
在香港，也將會有一塊佔地四十公頃，擁世界著名作品的博物館群和表演場館，稱之為西九龍文化區。但和上述的民營博物館不同，這個尚未計算土地成本的文化區，需要在本周經立法會通過撥216億元公帑興建。練乙錚先生在本報多番分析西九顧問報告弄虛作假之可能性，這裏不作複述。在立法會議員快將進行由選民寄託的神聖表決之前，216億元公帑建現代阿房宮，是否用得其所，值得深思。
例如西九主要的現代視覺藝術館（稱為「Ｍ＋」），單是購賣館藏政府準備最初要花10億元，之後每年再花2000萬元，到2036年，Ｍ＋館藏也只會有約六十二幅名畫。但政府卻估計靠這些館藏，在2036年Ｍ＋每年就有二百五十萬人參觀，門票收入也可以抵銷20%開支。做生意的真金白銀去投資，當然不會做出幾十年的樂觀預算，但花公帑的，只要騙得到立法會，再多的無謂也可以蒙混過關。
如果現實一點，與外國實際營運中的博物館比較，就可以看穿政府推算的全是謊言。例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ＭＯＭＡ）館藏十五萬幅視藝術作品，每年亦只有二百多萬人入場，其中一百萬人更是免費。請問政府如何以六十二幅名畫創造比十五萬幅作品更吸引人入場的成績。到時候，西九只是大白象，浪費連同土地成本共千億元公帑，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更要納稅人不斷補貼，由長官意志製造文化大煉鋼，最終文藝團體因為要迎合西九管理局的長官意志而失去創作自主。實際例子是電影基金以公帑投資拍港產片，卻要對劇本內容設諸多限制，電影人紛紛卻步。
立會通過撥款須向選民交代 其實西九的土地可以參考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如果由文化區改成大公園，成本為216億元減到5.8億元（減少97.3%），或者可以引入幾間民營博物館，既可以成為九龍區市肺，改善空氣質素，達環保和保育效果，也無阻附近土地的發展時間表，更可以比現在西九計劃的落成時間更早完工。
雖然西九由1999年建議興建公園，到董建華時代搞出地產連文化的新派頭，眾聲反對下又出了現在的公帑辦文藝的方案，十多年的討論已讓人感到落後陳舊。但近千億元的公共資產不是小數目，一直自喻無權無力的立法會議員，手執撥款的最後令牌，在政府解釋得不清不楚的情況下，為何在工務小組只有一票反對西九方案？其他投棄權票的是所為何事？支持者又如何向選民和納稅人交代？
杜牧的《阿房宮賦》有這樣的唏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投票贊成西九者，當以史為鑑。
Tuesday, June 24, 2008
先減稅再貼價好嗎？
施永青 [am730] 2008-06-24 M08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國際油價飆升，除了石油出口國收入暴升外，全球各國都被高油價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弄到頭痛非常。面對這種情況，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是要求政府補貼油價以紓民困；另一種是讓人民面對現實，利用市場機制自行調節。
香港政府向來都行第二種政策，但近年為民請命的政客多了，加上今年立法會要改選，社會上多了很多聲音，要求政府減油稅。然而，現時的柴油稅不高，只佔零售價的5%左右，全免也幫不了運輸業多少。看來遲早有議員要求政府在價格上也予以補貼。然而，這種價格補貼政策長遠行得通嗎？
中國大陸現時行的就是補貼政策。入口油價雖高，但中國政府卻不准成品油加價。這等如要迫售成品油的公司做蝕本生意，為此，中國政府每年要花數以千億的人民幣去補償這類公司的損失。
中國政府雖然有錢，但國際油價的升勢卻愈升愈急，長此下去，政府的錢總有一天會用完，屆時，人民已習慣被照顧，更加沒有能力去面對高油價的現實。因此，最近中國也容許成品油作適量的加價，但加幅遠追不上國際油價的升幅，可見政府補貼的時間愈長，要恢復正常的難度愈大。
事實上，即使有政府補貼，亦不等如問題都可以解決。宏觀來說，人民不用受高油價之苦，就會不懂節約，無法降低需求。本來，高油價會刺激企業去開發新能源，但由於政府控制油價，企業都不願意在這方面增加投資。從這個角度來說，補貼政策無助問題的真正解決。
此外，補貼政策在微觀上也會衍生很多問題。由於成品油公司賣油愈多虧損愈大，所以都不肯多賣，賣足政府要求的配額就算了。消費者怕買不到平價油，只好一早去排隊。大陸的油站常見輪候入油的車隊，就是這個原因。要人民花費大量精神時間在排隊上，實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浪費，對社會沒有好處。
此外，由於成品油的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上的真正供求情況，一定會有價格更高的地下市場出現。有辦法以公價買到油的人，就可以在地下市場以高價轉售圖利。這種環境只會助長貪污，對政府建立有效的管治沒有好處。
現時，不但從事運輸業的司機會在大陸入平油，連駕車上大陸打高球的富豪也不會放過在大陸入油的機會。更大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出口的商品，都在享受廉價能源的生產環境，等如全球消費者都在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中國真是這麼富有嗎？由此來看，補貼油價長遠並不會為一個地方帶來真正的好處。那些經常批評中國政府「家長心態」的議員，為何今次這麼熱衷要特區政府也來當「父母官」？香港人還是不要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為妙。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國際油價飆升，除了石油出口國收入暴升外，全球各國都被高油價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弄到頭痛非常。面對這種情況，社會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是要求政府補貼油價以紓民困；另一種是讓人民面對現實，利用市場機制自行調節。
香港政府向來都行第二種政策，但近年為民請命的政客多了，加上今年立法會要改選，社會上多了很多聲音，要求政府減油稅。然而，現時的柴油稅不高，只佔零售價的5%左右，全免也幫不了運輸業多少。看來遲早有議員要求政府在價格上也予以補貼。然而，這種價格補貼政策長遠行得通嗎？
中國大陸現時行的就是補貼政策。入口油價雖高，但中國政府卻不准成品油加價。這等如要迫售成品油的公司做蝕本生意，為此，中國政府每年要花數以千億的人民幣去補償這類公司的損失。
中國政府雖然有錢，但國際油價的升勢卻愈升愈急，長此下去，政府的錢總有一天會用完，屆時，人民已習慣被照顧，更加沒有能力去面對高油價的現實。因此，最近中國也容許成品油作適量的加價，但加幅遠追不上國際油價的升幅，可見政府補貼的時間愈長，要恢復正常的難度愈大。
事實上，即使有政府補貼，亦不等如問題都可以解決。宏觀來說，人民不用受高油價之苦，就會不懂節約，無法降低需求。本來，高油價會刺激企業去開發新能源，但由於政府控制油價，企業都不願意在這方面增加投資。從這個角度來說，補貼政策無助問題的真正解決。
此外，補貼政策在微觀上也會衍生很多問題。由於成品油公司賣油愈多虧損愈大，所以都不肯多賣，賣足政府要求的配額就算了。消費者怕買不到平價油，只好一早去排隊。大陸的油站常見輪候入油的車隊，就是這個原因。要人民花費大量精神時間在排隊上，實是對社會生產力的浪費，對社會沒有好處。
此外，由於成品油的價格不能反映市場上的真正供求情況，一定會有價格更高的地下市場出現。有辦法以公價買到油的人，就可以在地下市場以高價轉售圖利。這種環境只會助長貪污，對政府建立有效的管治沒有好處。
現時，不但從事運輸業的司機會在大陸入平油，連駕車上大陸打高球的富豪也不會放過在大陸入油的機會。更大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出口的商品，都在享受廉價能源的生產環境，等如全球消費者都在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中國真是這麼富有嗎？由此來看，補貼油價長遠並不會為一個地方帶來真正的好處。那些經常批評中國政府「家長心態」的議員，為何今次這麼熱衷要特區政府也來當「父母官」？香港人還是不要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為妙。
Monday, June 23, 2008
持續進修 應該自費
施永青 [am730] 2008-06-23 M06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亞洲金融風暴後，本港經濟一度陷入衰退，失業率上升，市民叫苦連天。特區政府手足無措，唯有藥石亂投。其中一項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藥方，是搞持續進修，希望藉此提升港人的技能，好讓他們能在新的經濟環境裡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由於原有的教育機構兼辦新課程的能力有限，政府無法在短時間裡向社會提供大量新課程，唯有動之以利，讓私營的、甚至以前未有辦過類似課程的機構，也來舉辦這類課程。為在短期裡有漂亮的數字向社會交代，政府對這類機構的監管顯得相對鬆懈。
廉署的最新個案顯示，有機構假裝辦課程，招募了一批假學生，再由這批假學生向政府申請學費補貼，齊齊把這筆錢瓜分，騙了政府300萬元。政客紛紛出來追究責任，要求政府堵塞漏洞。
我認為這300萬元的浪費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浪費是持續進修計劃的本身，涉及的金額數以億元計。
政客常鼓勵政府為教育作更多的撥款，美其名為社會的將來作長線投資，不是支出性的花費。但我認為，教育不單是社會的投資，更應該是個人的投資；空有社會熱心，若果參與者個人不投入，這筆花費很難產生應有的作用。
現時由政府推動的持續進修課程，少則學生可以申請貸款來交學費，多則學生只要有上課就可以取回學費，部分課程，學生不但不用交學費，甚至可以領取生活補貼。難怪很多政治團體都紛紛主辦這類課程，一方面可以拿政府的錢來派街坊，乘機籠絡選民；另一方面還可以賺錢補貼政黨經費(政府的津貼已預留合理利潤)。由於立法會內的政黨很多都是得益者，所以他們都支持這類花費。
現實是報讀這類課程的，很多都是家庭主婦，她們只著意領取生活津貼，卻無意出社會工作。亦有一部分報讀者是新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社會上一時未找到工作，為了向家長及朋輩有所交代，只好讀完一個課程又報讀另一個課程。
政府花了這許多錢，唯一的功能是紓緩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至於能否真正提升港人的競爭能力，我就不敢寄予厚望。現今香港的失業率已經下降，社會是否還值得花這麼多的錢去做這類門面工夫，很值得重新檢討。
騙學費津貼事件曝光後，社會輿論只一味要求教育局及勞工福利局加強監管，這只會花費更多公帑。我認為最有效的監督方法是交由消費者全方位進行。前提是想持續進修者要自己付費。這樣，他們不但會監督辦學機構，更重要的是自己會主動學習。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成效，一定不會比由政府撥款差。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亞洲金融風暴後，本港經濟一度陷入衰退，失業率上升，市民叫苦連天。特區政府手足無措，唯有藥石亂投。其中一項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藥方，是搞持續進修，希望藉此提升港人的技能，好讓他們能在新的經濟環境裡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由於原有的教育機構兼辦新課程的能力有限，政府無法在短時間裡向社會提供大量新課程，唯有動之以利，讓私營的、甚至以前未有辦過類似課程的機構，也來舉辦這類課程。為在短期裡有漂亮的數字向社會交代，政府對這類機構的監管顯得相對鬆懈。
廉署的最新個案顯示，有機構假裝辦課程，招募了一批假學生，再由這批假學生向政府申請學費補貼，齊齊把這筆錢瓜分，騙了政府300萬元。政客紛紛出來追究責任，要求政府堵塞漏洞。
我認為這300萬元的浪費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浪費是持續進修計劃的本身，涉及的金額數以億元計。
政客常鼓勵政府為教育作更多的撥款，美其名為社會的將來作長線投資，不是支出性的花費。但我認為，教育不單是社會的投資，更應該是個人的投資；空有社會熱心，若果參與者個人不投入，這筆花費很難產生應有的作用。
現時由政府推動的持續進修課程，少則學生可以申請貸款來交學費，多則學生只要有上課就可以取回學費，部分課程，學生不但不用交學費，甚至可以領取生活補貼。難怪很多政治團體都紛紛主辦這類課程，一方面可以拿政府的錢來派街坊，乘機籠絡選民；另一方面還可以賺錢補貼政黨經費(政府的津貼已預留合理利潤)。由於立法會內的政黨很多都是得益者，所以他們都支持這類花費。
現實是報讀這類課程的，很多都是家庭主婦，她們只著意領取生活津貼，卻無意出社會工作。亦有一部分報讀者是新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社會上一時未找到工作，為了向家長及朋輩有所交代，只好讀完一個課程又報讀另一個課程。
政府花了這許多錢，唯一的功能是紓緩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至於能否真正提升港人的競爭能力，我就不敢寄予厚望。現今香港的失業率已經下降，社會是否還值得花這麼多的錢去做這類門面工夫，很值得重新檢討。
騙學費津貼事件曝光後，社會輿論只一味要求教育局及勞工福利局加強監管，這只會花費更多公帑。我認為最有效的監督方法是交由消費者全方位進行。前提是想持續進修者要自己付費。這樣，他們不但會監督辦學機構，更重要的是自己會主動學習。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成效，一定不會比由政府撥款差。
副局長物超所值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5 , 2008.6.23)
副局長事件擾攘了數星期，由最初的雙重國籍問題，發展到政府是否任人為親，個別官員是否籍此建立個人勢力等。姑勿論香港人對這次政治任命認同與否，事件米已成炊，第一階段的爭議可謂告一段落，看來反對派如要繼續攻擊，還是密切留意政治新貴們的工作表現吧！
這事件本不屬獅子山學會討論的範疇，但因事情牽涉香港智庫的所謂「錢途」問題、以年輕人從政在社會的認受性，又特首辦主任陳德霖稱年輕政治人才沒有市價，整個事件與市場甚至香港的移民政策亦不無關係。作為由年輕人組成的智庫，本學會也巧合地處身在這市場中，故此可以第一身角度分析這事件，這難得的機會，豈可錯過？
不應限制國籍
首先，在雙重國籍的議題上，作為以個人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註）為信念的智庫，我們對有雙重國籍的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是沒有異議的，要用人唯才，而不任人為親，就應放開門戶之見，所以反對派一方面希望政府不任人為親，一方面又不讓副局長們擁雙重國籍，邏輯上是不成立的。獅子山學會既支持香港有開放的移民政策——就是不論種族、膚色、性別、宗教，只要有才能，又有僱主聘用的，這人便應可留港工作，那麼副局長這工作崗位亦不應受到歧視。但如此一來，局長甚至是特首，亦是否可由外籍人士擔任？
其實亦無不可。從戰國時代秦國任用客卿如商鞅、李斯等奠下統一基業，到拿破崙本身為反抗法國統治的科西嘉島（Corsica）獨立鬥士最後成為法國皇帝，到腐朽如晚清政府也委任「英夷」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為將領以剿太平天國。這幾個人都身繫居住國的榮辱，對當國的重要性比香港的各局長、甚至特首都高得多。
坦白說，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哪怕是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局長又可對整個中國作出什麼傷害？美國民眾會擔心紐約市政府的某主要官員因擁有雙重國籍而損害美國利益嗎？反而如能開明地接納外國人擔任主要官員，強調我們有容乃大的精神，接納外國人的不同思維，這更有助中國繼續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如果政府當初能以此為理據，提出由立法會檢討放寬基本法對外國人擔任主要官員的限制，政府即可反客為主。可以預料，反對派（甚至是保皇派）不會讓這法案通過，但責任卻歸到他們的頭上，如此一石二鳥、借力打力之計，政府怎會想不出，還是顧慮太多？政治從來都不是請客食飯，往往是兵行險，看來真正的政治家還未在香港出現呢！
年齡歧視
至於陳智遠以二十八歲之齡當上月入十三萬的政治助理之爭議，我們也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香港何時變得如此年齡歧視？年輕便沒有能力嗎？三十三歲的周瑜以數萬水軍擊破老謀心算的曹操（五十三歲）的二十多萬大軍，那時孫權才二十六歲吧！
其實，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們有能力與否，現在還不能判斷，社會又何妨給他們一個機會？要知世事如棋，每年6000萬元的公帑既已覆水難收，我們又何妨不以一點阿Q精神看這事情？《戰國策》裏便有〈求千里馬〉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國君，想以千金買千里馬，卻三年也沒買到。有一個太監毛遂自薦，終於在三個月後以五百金買到千里馬的骨骸，氣得國君七竅生煙，太監卻不慌不忙的說：「死馬都肯以五百金來收買，何況活馬呢？天下必認為大王求馬若渴，活馬馬上就要來了。」果然一年不到，便來了三匹千里馬。如此看來，每年6000萬元，還是物超所值呢！
副局長事件擾攘了數星期，由最初的雙重國籍問題，發展到政府是否任人為親，個別官員是否籍此建立個人勢力等。姑勿論香港人對這次政治任命認同與否，事件米已成炊，第一階段的爭議可謂告一段落，看來反對派如要繼續攻擊，還是密切留意政治新貴們的工作表現吧！
這事件本不屬獅子山學會討論的範疇，但因事情牽涉香港智庫的所謂「錢途」問題、以年輕人從政在社會的認受性，又特首辦主任陳德霖稱年輕政治人才沒有市價，整個事件與市場甚至香港的移民政策亦不無關係。作為由年輕人組成的智庫，本學會也巧合地處身在這市場中，故此可以第一身角度分析這事件，這難得的機會，豈可錯過？
不應限制國籍
首先，在雙重國籍的議題上，作為以個人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註）為信念的智庫，我們對有雙重國籍的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是沒有異議的，要用人唯才，而不任人為親，就應放開門戶之見，所以反對派一方面希望政府不任人為親，一方面又不讓副局長們擁雙重國籍，邏輯上是不成立的。獅子山學會既支持香港有開放的移民政策——就是不論種族、膚色、性別、宗教，只要有才能，又有僱主聘用的，這人便應可留港工作，那麼副局長這工作崗位亦不應受到歧視。但如此一來，局長甚至是特首，亦是否可由外籍人士擔任？
其實亦無不可。從戰國時代秦國任用客卿如商鞅、李斯等奠下統一基業，到拿破崙本身為反抗法國統治的科西嘉島（Corsica）獨立鬥士最後成為法國皇帝，到腐朽如晚清政府也委任「英夷」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為將領以剿太平天國。這幾個人都身繫居住國的榮辱，對當國的重要性比香港的各局長、甚至特首都高得多。
坦白說，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哪怕是最大的金融中心），其局長又可對整個中國作出什麼傷害？美國民眾會擔心紐約市政府的某主要官員因擁有雙重國籍而損害美國利益嗎？反而如能開明地接納外國人擔任主要官員，強調我們有容乃大的精神，接納外國人的不同思維，這更有助中國繼續改革開放，與國際接軌。如果政府當初能以此為理據，提出由立法會檢討放寬基本法對外國人擔任主要官員的限制，政府即可反客為主。可以預料，反對派（甚至是保皇派）不會讓這法案通過，但責任卻歸到他們的頭上，如此一石二鳥、借力打力之計，政府怎會想不出，還是顧慮太多？政治從來都不是請客食飯，往往是兵行險，看來真正的政治家還未在香港出現呢！
年齡歧視
至於陳智遠以二十八歲之齡當上月入十三萬的政治助理之爭議，我們也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香港何時變得如此年齡歧視？年輕便沒有能力嗎？三十三歲的周瑜以數萬水軍擊破老謀心算的曹操（五十三歲）的二十多萬大軍，那時孫權才二十六歲吧！
其實，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們有能力與否，現在還不能判斷，社會又何妨給他們一個機會？要知世事如棋，每年6000萬元的公帑既已覆水難收，我們又何妨不以一點阿Q精神看這事情？《戰國策》裏便有〈求千里馬〉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國君，想以千金買千里馬，卻三年也沒買到。有一個太監毛遂自薦，終於在三個月後以五百金買到千里馬的骨骸，氣得國君七竅生煙，太監卻不慌不忙的說：「死馬都肯以五百金來收買，何況活馬呢？天下必認為大王求馬若渴，活馬馬上就要來了。」果然一年不到，便來了三匹千里馬。如此看來，每年6000萬元，還是物超所值呢！
Monday, June 16, 2008
從中港電訊市場改革論競爭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6.16)
工業和訊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深化電訊體制改革的通告》，「鼓勵」內地六個電訊集團重組成三個兼有固定及移動網絡的電訊集團，落實市場預期已久的新一輪電訊業改革。
「規劃」競爭 徒勞無功
中國跟大部分國家一樣，電訊市場本來就由政府部門壟斷，及後幾經政府或出資成立、或按地域及業務分拆，才因而出現中移動（941）、聯通（762）和網通（906）等數個較大的電訊集團。
先是分拆、繼而現在又重新整合，可是即使政府把幾個電訊業經營者有如積木般拆拆合合，致力「科學合理設計電訊競爭架構」，對於「形成適度、健康的市場競爭格局」（《通告》用語）的進展似乎仍然乏善足陳。
究其原因，監管部門在精心規劃市場結構的同時，對於開放價格競爭、市場進入方面卻進度遲緩。中央政府對於內地電訊服務收費的管制，直至2005年才由全面收費管制放寬為管上不管下的收費上限管制。《通告》明言未來只會發放三張第三代移動通訊的牌照，明顯為此次重組的三個電訊集團「度身訂造」，完全無意開放進入市場的大門。
開放市場競爭之源
香港的電訊市場，原本也是由電訊盈科（008）的前身香港電訊以專營權方式壟斷，其後才逐步開放。首先是本地固網電話市場，香港電訊的專營權於1995年屆滿後，政府便以增發牌照的方式打破壟斷，加入三個新經營者。現時政府已經全面開放本地固網電話市場，全無發牌數目限制。
本地固網電話從來是「蝕本貨」，電訊市場開放之前，香港電訊是以對外電訊服務——即長途電話的收入補貼，因此消費者較難感受開放市場帶來的變化。畢竟，競爭不是目的，而是增進效率、降低價格的手段，要是服務本身早已無利可圖，即為市場「製造」激烈競爭、多增幾個競爭者，社會、消費者亦無所得益。不過，開放市場帶來的潛在競爭，對於避免現存經營者「任意妄為」仍然重要。
相對而言，開放長途電話市場的影響顯而易見。政府在開放長途電話市場時，較本地固網市場更為進取，決定以67億元補償，於1998年提早結束香港電訊本於2006年才屆滿的長途電話專營權，並隨即宣布不設發牌上限。根據電訊管理局的《對外電訊市場開放十周年回顧與展望》，開放長途電話市場僅僅四年，消費者因而節省的支出估計高達255億元，遠高於政府作出的補償、維持法定壟斷所得的30億元專營稅，以及香港電訊因壟斷長途電話而對本地電話的30億元補貼，社會及消費者因而「淨賺」超過百億元。
當然，中港電訊市場改革涉及很多其他技術性安排，可是兩地政策方向的差異卻是明顯不過。內地嘗試以行政「規劃」競爭，動作頻繁、東併西湊，重組結果其實卻只如路透社顧蔚所言：「政府是最大贏家」。香港政府當年開放電訊，未敢大言「設計」、「規劃」，只是透過打破市場進入限制，把低效、厚利的市場置於無數唯利是圖的經營者面前（現在香港便有過百個長途電話經營者），卻又實實在在使社會及消費者得益。
從兩地電訊改革經驗可知，開放市場才是促進競爭之源。政府、「專家」以《競爭法》等工具直接規劃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嘗試置市場競爭於政府計劃之中，結果未知是否如內地電訊市場重組一般，消費者其利未見，反而變成「政府是最大贏家」。
工業和訊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深化電訊體制改革的通告》，「鼓勵」內地六個電訊集團重組成三個兼有固定及移動網絡的電訊集團，落實市場預期已久的新一輪電訊業改革。
「規劃」競爭 徒勞無功
中國跟大部分國家一樣，電訊市場本來就由政府部門壟斷，及後幾經政府或出資成立、或按地域及業務分拆，才因而出現中移動（941）、聯通（762）和網通（906）等數個較大的電訊集團。
先是分拆、繼而現在又重新整合，可是即使政府把幾個電訊業經營者有如積木般拆拆合合，致力「科學合理設計電訊競爭架構」，對於「形成適度、健康的市場競爭格局」（《通告》用語）的進展似乎仍然乏善足陳。
究其原因，監管部門在精心規劃市場結構的同時，對於開放價格競爭、市場進入方面卻進度遲緩。中央政府對於內地電訊服務收費的管制，直至2005年才由全面收費管制放寬為管上不管下的收費上限管制。《通告》明言未來只會發放三張第三代移動通訊的牌照，明顯為此次重組的三個電訊集團「度身訂造」，完全無意開放進入市場的大門。
開放市場競爭之源
香港的電訊市場，原本也是由電訊盈科（008）的前身香港電訊以專營權方式壟斷，其後才逐步開放。首先是本地固網電話市場，香港電訊的專營權於1995年屆滿後，政府便以增發牌照的方式打破壟斷，加入三個新經營者。現時政府已經全面開放本地固網電話市場，全無發牌數目限制。
本地固網電話從來是「蝕本貨」，電訊市場開放之前，香港電訊是以對外電訊服務——即長途電話的收入補貼，因此消費者較難感受開放市場帶來的變化。畢竟，競爭不是目的，而是增進效率、降低價格的手段，要是服務本身早已無利可圖，即為市場「製造」激烈競爭、多增幾個競爭者，社會、消費者亦無所得益。不過，開放市場帶來的潛在競爭，對於避免現存經營者「任意妄為」仍然重要。
相對而言，開放長途電話市場的影響顯而易見。政府在開放長途電話市場時，較本地固網市場更為進取，決定以67億元補償，於1998年提早結束香港電訊本於2006年才屆滿的長途電話專營權，並隨即宣布不設發牌上限。根據電訊管理局的《對外電訊市場開放十周年回顧與展望》，開放長途電話市場僅僅四年，消費者因而節省的支出估計高達255億元，遠高於政府作出的補償、維持法定壟斷所得的30億元專營稅，以及香港電訊因壟斷長途電話而對本地電話的30億元補貼，社會及消費者因而「淨賺」超過百億元。
當然，中港電訊市場改革涉及很多其他技術性安排，可是兩地政策方向的差異卻是明顯不過。內地嘗試以行政「規劃」競爭，動作頻繁、東併西湊，重組結果其實卻只如路透社顧蔚所言：「政府是最大贏家」。香港政府當年開放電訊，未敢大言「設計」、「規劃」，只是透過打破市場進入限制，把低效、厚利的市場置於無數唯利是圖的經營者面前（現在香港便有過百個長途電話經營者），卻又實實在在使社會及消費者得益。
從兩地電訊改革經驗可知，開放市場才是促進競爭之源。政府、「專家」以《競爭法》等工具直接規劃市場結構、企業行為，嘗試置市場競爭於政府計劃之中，結果未知是否如內地電訊市場重組一般，消費者其利未見，反而變成「政府是最大贏家」。
Friday, June 13, 2008
Congrats to LRI on The Road to Serfdom
Lion Rock put the Hong Kong in Hayek and..."Congratulations! Your title has been recommended in the book list for the coming HK Book Fair 2008. There may be a Press Conference to announce the opening of the Book Fair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book activity."
Wednesday, June 11, 2008
Dan Mitchell's new vid on flat tax revolution - HK is prominently featured!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BAr0MzRFU0
Center fo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with Dan Mitchell - check it out.
Center fo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with Dan Mitchell - check it out.
Saturday, June 7, 2008
Exchange with the Government on Competition Law
See LRIs Exchang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bstacle course
A proposed law will probably discourage business competition, rather than protect it Dan Ryan
SCMP May 29, 2008
Earlier this month the government released its much-anticipated report on its proposal to introduce a cross-sector competition law. Those looking for a compelling rationale for why we need such a law will be left scratching their heads. Not only does the report contain some glaring omissions, but it also reveals a basic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nature of competition itself.
The report claims to be based on sound economics yet not one single economist is cited in the whole 57-page document. Any intellectually honest exercise would have at least taken account of the host of economists who think that competition laws make no sense. These include Alan Greenspan, Nobel-prize winners Milton Friedman, James Buchanan, and Ronald Coarse, as well as other leading economists like Thomas Sowell and William Baumol. Which economists is the government relying on to support its claims that the competition law it is proposing is right for Hong Kong? The report does not say.
You will also search in vain in the report for any type of cost-benefit analysis on the proposed competition law. The report makes speculative and unsubstantiated claims about the supposed benefits of introducing the new regulator but ignores or downplays the very real costs to the economy. The only clear statement about costs in the report is that the annual budget for the new regulator will be at least HK$86 million. But that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The more significant costs are the regulatory risks and compliance and legal fees that all Hong Kong businesses will face under the proposed regime. Such costs will inevitably and regrettably have to b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in the form of higher prices and a less diverse range of goods. Where is the hard evidence that such additional regulatory burdens and costs will actually result in a net benefit to the Hong Kong economy as a whole? Again, the report does not say.
Most significantly (and frankly embarrassingly) is the fact that nowhere in the report do the authors actually define what they mean by "competition". Surely, you say, a report which cost the government more than HK$16 million to produce and which takes competition as its core subject matter must have defined the term somewhere? Sorry to disappoint, folks. It's just not there.
The absence of a definition of competition is troubling when you actually consider that the focus of the law is to give the regulator wide-ranging power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businesses which engage in conduct that supposedly "substantially lessens competition". One might reasonably ask - if the term "competition" itself is not defined - how does the regulator know whether some form of business behaviour substantially lessens it? "Oh, leave it to us," they say. "We will decide what is competitive and what is not". Such a vague law with such arbitrary powers of enforcement would make Robert Mugabe blush. There are concerns in some legal circles that giving a regulator such dramatic powers over the private sector may infringe the Basic Law.
The absence of a definition of competition also points to a deeper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report. Competition, properly define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behaviour of particular market participants. Rather, it is where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a new market participant to compete for the consumers who are currently buying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one or more market participants.
Hong Kong has traditionally understood that competition is only reduced when government restricts market entry of new competitors through tariffs, arbitrary licensing schemes or overly complicated government regulation which favours incumbents and outright bans on competitors. This is why, instead of introducing a competition law, Hong Kong has focused instead on ensuring that in most industries there is an open market. The message is clear - to create competition, create an open market.
In an open market - where there is no government restriction on a new competitor entering - all that happens if companies agree to jointly raise prices or submit similar bids is that an opportunity is created for a new competitor to steal customers away by offering a lower price or win the tender by submitting a lower bid.
Most Hong Kong businesses understand this instinctively. All that a competition regulator would do is penalise honest commercial operators and turn legitimate business competition into legal disputes. Who wants that?
The proposed law would also do nothing to open up those few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in which new competitors are prohibited, for example gambling.
Plans to introduce such a massiv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such a deeply flawed report should be of concern to all Hong Kong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Those of us who oppose the proposed competition law are not against competition. We believe instead that this proposal is unnecessary regul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a bad arbitrary law that would actually reduce competition and threaten Hong Kong's hard-won economic success.
Jonathan McKinley,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lied to LRI in "Hong Kong people clearly think a competition law is needed," printed in the SCMP on Jun 03, 2008
Mr. McKinley wrote that the government defined competition in the 2006 public discussion document,"Promoting Competition - Maintaining our Economic Drive". He went on to mention that consultations showed the local community supported competition law. We would argue that sin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ir statutory bodies don't know exactly what such a law encompasses, the public probably hasn't been well educated about it either. Mr. McKinley continued to disagree with LRI, supposedly citing factual errors in LRIs article, first targeting the quote LRI made on the annual budget for the proposed competition commission and the total cost of consultation paper. Indeed, the SCMP has listed in Jimmy Cheung's "HK$245m consultancy bill raises eyebrows" dated April 9, 2008, that the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did commission the law firm Arcully, Fong & Ng and Gilbert + Tobin to advis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mpetition law, at a cost of more than HK$16 million. Straight from Gilbert + Tobin, the Detailed Proposals are a distillation of a series of reports that the firms were commissioned to do.
LRIs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 "Public finds competition law confusing
Jun 07, 2008
I refer to the letter by Jonathan McKinley, for the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 Kong people clearly think a competition law is needed", June 3). Mr McKinley alleges I have my facts wrong in my article ("Obstacle course", May 29) where I criticised the government's proposal for a competition law regulator.
He claims I am incorrect when I state that the competition law consultation paper "cost the government more than HK$16 million" to produce.
I refer Mr McKinley to the article ("HK$245m consultancy bill raises eyebrows - many studies overlapped, legislators learn", April 9), which said: "The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commissioned the law firm Arculli, Fong & Ng and Australian firm Gilbert and Tobin to advis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a competition law, at a cost of more than HK$16 million."
He also alleges I am incorrect when I claim that the annual costs of the new competition regulator would be "at least HK$86 million".
I refer Mr McKinley to the government's own website (http://news.gov. hk/en/category/businessandfinance/080506/html/080506en03001.htm), where it states that the competition commission would require an annual budget of up to HK$80 million "and the initial cost of operating the [competition] tribunal would be about [HK]$6 million a year".
Does Mr McKinley still dispute the figures I cited in my article? If so, he has an obligation to inform the public clearly what the full costs have been and will be, including the indirect compliance costs which will be imposed on Hong Kong businesses.
His letter also does not respond to the broader questions in my article, including why the government has ignored the host of prestigious economists who think a competition law does not make sense and why there has been no hard evidence that the proposed regulator will bring a net gain to Hong Kong.
Mr McKinley says he speaks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n this plan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new regulator. But no vote has been taken on this issue and our own surveys to date indicate that the public is confused about the issue and scep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plans.
It has every right to be. The muddle the government has got itself into on this issue is apparent from its very response to my article, which I stand by.
Dan Ryan, director,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S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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