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毅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P. 37, 2008.8.25)
最近國際油價顯著回落，但油公司「加快減慢」，未能追上減幅，令市民十分不滿。適逢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星期一在各大報章撰文，表示香港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對石油依賴較低，故高油價對本地通脹影響不大。此語一出，馬上引來各方批評，指政府卸責，變相縱容油公司牟取暴利。
油公司「加快減慢」，其實由來已久，也一直最為人所咎病。有論者謂，油公司此舉明顯是串謀定價，違反公平競爭，政府有責任出手干預，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在輿論壓力下，政府亦曾於2006年委託顧問公司，就此事進行調查，但最後因為證據不足，無法入罪。
政府自打嘴巴
事實上，如果把油公司各項優惠計算在內，所謂「加快減慢」，並不一定成立。例如油公司最近就爆發優惠戰，其中加德士容許顧客同時使用三項優惠，最多每公升汽油減一成六，幅度超越其他競爭對手，這又何來串謀定價？再者，油公司是否減價，除了看入口價外，還要考慮運輸成本、政府稅項及市場情況等因素，不是一句「加快減慢」就可以總結的。
但話又說回來，立法會選舉在即，政治高於一切，政府明白若不在此時作出適當回應，恐怕會激起民憤，所以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最近多次催促油公司減價，回饋市民。而根據最新消息，最少有兩間油公司響應政府呼籲，再次減價。表面上，這是雙贏之舉：政府可以減壓，市民也能受惠。問題是，曾司長早在文章清楚表明，政府不宜干預市場，言猶在耳，現在邱局長卻「出口術」，以政治壓力左右油公司的商業決策，這是否自打嘴巴？又是否欠市民一個交代？
更重要的是，價格高低會影響市民的消費習慣，例如油價高企，市民會棄私家車不用，改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這對紓緩路面擠塞及空氣污染大有幫助。邱局長代表環境局，由他出面叫油公司減價，雖然能換來市民的掌聲，但對推廣環保、節約能源是否有益處，我不禁有點懷疑。
最近大陸發生了一件事，或許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由於中央政府長期補貼油價，間接鼓勵市民買車，造成路面擠塞及廢氣充天。早前北京為了落實「綠色奧運」，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以達致減排效應。結果，除了更多人轉搭公車外，還有市民在網上徵求與自己的車牌可以互補的鄰居，在奧運期間互搭順風車上班，漸成風氣。更有人表示，即使奧運完結後，仍會這樣做，以省回一點油費。
再生能源缺市場空間
當然，我不是說香港應該推行「單雙號行車安排」，只想指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效果往往出人意表，這就是民間創意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過於依賴石油，令其他再生能源缺乏市場空間，即使科學家再努力，也難以扭轉困局。要解決這個問題，唯有從經濟誘因手，鼓勵市民善用能源，而不是盲目要求政府壓抑油價，以圖一時之快。
油價高企，無疑會令市民百上加斤，但長遠而言，將有助減少我們對石油的依賴，繼而開發其他再生能源，逐步取代石油，這對環保有百利而無一害。
Monday, August 25, 2008
Tuesday, August 19, 2008
教育政策莫以標籤為念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8.18
近千名學生家長為求一席中六學位，不惜在八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仍有學位的學校排隊。雖然教育局早已宣布收生程序因風暴順延，但最後還是指示有關學校提早登記派籌。提早登記的安排，對於平息家長和學生的不滿的確立竿見影。不過，提早登記減低冒雨排隊的代價，必然吸引更多家長加入，而更多家長冒雨排隊反過來會迫使教育局更早登記派籌；周而復始，提早登記的預期可以「自我實現」。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惡劣天氣下的收生安排，將會形同虛設。
無論如何，家長冒着八號風球排隊，反映的正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切。回歸以來，教育改革頻繁，其中以母語教學影響最為深遠。經過十年的「試驗」，教育局已於年初表示，將會微調母語教學政策，給予各校更大靈活性，容許分班、分科或分段選擇教學語言。
標籤源於供求失衡
教育局推行「微調政策」，表示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可是不少論者認為，「微調政策」容許分班選擇教學語言，英語班的數目固然仍會成為各校標籤，校內更會進而出現母語班、英語班的標籤。所以，「微調政策」不是消除標籤，而是深化標籤。
回顧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其實並非來自兩者教學成效的優劣，而是源於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出現嚴重供求失衡。母語教學推行之時，除了私校和直資中學以外，就只容許約二成——即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能夠使用英語教學，明顯跟社會上希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家長數目，存在很大差距。英中求過於供，英中學生自然高人一等。相反，中中供過於求，因而連累本來就希望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淪為次等。
「微調政策」容許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實際效果是解除母語教學政策對於英語教學學位供應的人為限制，在母語、英語教學的供求較為平衡的情況下，減低兩者的標籤效應。「微調政策」有助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卻不代表應以此為目的。
消除標籤無助改善教育
因為單以消除標籤為目的，只會使教育政策無所適從。試想，即使強制所有中學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學生家長也必然以各校的英文科目成績作為標籤。甚至把英文科目也給取消，「名校」仍會憑藉其他科目的成績而存在。至於所謂校內標籤，即使沒有母語、英語班別之分，文理分科（曾幾何時，成績較佳的學生於高中多選擇理科）、考試名次在在皆是標籤。因此，「微調政策」根本不應以能否完全消除所謂母語、英語教學標籤論成敗。
標籤與訊息往往難以分割，無視標籤成因，反以標籤本身為問題根源，強加抑制；消除標籤之餘，其實也同時消除了訊息。近年中一收生派位成績組別由五改三，禁止中學公布中一收生成績等政策，說是消除標籤，但也大大增加學校教學和學生家長選校的訊息費用。
情況正如價格變動之時，忽視變動原因，卻以價格管制「消除」價格變動，徒然使社會失去分配資源的指標。歷史已經證明價格管制無助改善生活；只以消除標籤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同樣也無助改善教育質素。
近千名學生家長為求一席中六學位，不惜在八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仍有學位的學校排隊。雖然教育局早已宣布收生程序因風暴順延，但最後還是指示有關學校提早登記派籌。提早登記的安排，對於平息家長和學生的不滿的確立竿見影。不過，提早登記減低冒雨排隊的代價，必然吸引更多家長加入，而更多家長冒雨排隊反過來會迫使教育局更早登記派籌；周而復始，提早登記的預期可以「自我實現」。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惡劣天氣下的收生安排，將會形同虛設。
無論如何，家長冒着八號風球排隊，反映的正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切。回歸以來，教育改革頻繁，其中以母語教學影響最為深遠。經過十年的「試驗」，教育局已於年初表示，將會微調母語教學政策，給予各校更大靈活性，容許分班、分科或分段選擇教學語言。
標籤源於供求失衡
教育局推行「微調政策」，表示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可是不少論者認為，「微調政策」容許分班選擇教學語言，英語班的數目固然仍會成為各校標籤，校內更會進而出現母語班、英語班的標籤。所以，「微調政策」不是消除標籤，而是深化標籤。
回顧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其實並非來自兩者教學成效的優劣，而是源於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出現嚴重供求失衡。母語教學推行之時，除了私校和直資中學以外，就只容許約二成——即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能夠使用英語教學，明顯跟社會上希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家長數目，存在很大差距。英中求過於供，英中學生自然高人一等。相反，中中供過於求，因而連累本來就希望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淪為次等。
「微調政策」容許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實際效果是解除母語教學政策對於英語教學學位供應的人為限制，在母語、英語教學的供求較為平衡的情況下，減低兩者的標籤效應。「微調政策」有助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卻不代表應以此為目的。
消除標籤無助改善教育
因為單以消除標籤為目的，只會使教育政策無所適從。試想，即使強制所有中學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學生家長也必然以各校的英文科目成績作為標籤。甚至把英文科目也給取消，「名校」仍會憑藉其他科目的成績而存在。至於所謂校內標籤，即使沒有母語、英語班別之分，文理分科（曾幾何時，成績較佳的學生於高中多選擇理科）、考試名次在在皆是標籤。因此，「微調政策」根本不應以能否完全消除所謂母語、英語教學標籤論成敗。
標籤與訊息往往難以分割，無視標籤成因，反以標籤本身為問題根源，強加抑制；消除標籤之餘，其實也同時消除了訊息。近年中一收生派位成績組別由五改三，禁止中學公布中一收生成績等政策，說是消除標籤，但也大大增加學校教學和學生家長選校的訊息費用。
情況正如價格變動之時，忽視變動原因，卻以價格管制「消除」價格變動，徒然使社會失去分配資源的指標。歷史已經證明價格管制無助改善生活；只以消除標籤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同樣也無助改善教育質素。
Monday, August 18, 2008
Celebrate Hong Kong
This year, FRASER is pleased to mark the global release of the 2008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 in
Tuesday, August 12, 2008
逆向稅也有幣處
施永青 - am730 ( M04 , 新聞 ~ C觀點) 2008.8.1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向讀者介紹的逆向稅，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足以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要社會制定一條界線，讓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人都得到社會的現金資助，以便社會的基層都可以過起碼的生活，說來好像很簡單，但這種共識並不容易達至。收入高的人，明知自己不會成為這項政策的得益者，會傾向把這條界線訂得低一點，以免更多的人可以因而獲得資助，變相成為自己的稅務負擔。但大部分政客會傾向把界線訂得高一點，令更多的人可以有資格收到逆向稅，以換取更多的選票。其結果是，在開始時，這條界線很容易被訂得太高，直到發覺社會的負擔太重，高收入的人怨聲載道時，社會才會考慮是否要把界線調低。
這條界線若是訂得太高，高收入的人當然不滿，他們或失去工作的動力，或遷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願意為社會作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於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亦會發覺，除非有能力令自己的收入，跳越至這條界線之上，否則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令自己得到的政府援助減少。因為逆向稅的計算方法是以他們的實際收入與這條界線的差距為準的，以至努力增加收入亦不會獲得實質的好處；不如做少一點，等政府派多一點，更為著數。
讓社會的基層落入這種處境，為他們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因為，在這種環境下，人會失去努力的誘因，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希望政客可以在議會上爭取把這條界線不斷提升，好讓他們能收到更多的逆向稅。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實何只君子，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都得在世上自強不息；否則，在物競天擇的天道下，不努力者就會被淘汰出局。逆向稅令基層可以不努力也有基本的生活，令他們失去必須自強不息的環境，結果只會養成惰性，以至跨代貧窮，再也無法跳出要靠社會資助的圈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確不宜把這條需要援助的界線訂得太高，能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足夠。所謂基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不用漂亮，能禦寒、蔽體已足夠。食，不用美味，能提供足夠的熱量與營養已可以。住，不用奢華，能提供安全有私隱的居所已經足夠。行，不用舒適、快捷，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費用又負擔得起，已經不錯。
這樣的生活可能不夠體面，難言幸福。然而，正因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不滿足，他們才會自強不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我們這代首批在戰後出世的人，常感到年輕一代鬥志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處境太安穩了。此之所以，我才經常對政府提供過多的福利提出異議。我並非對基層缺乏同情心，而是希望有一個足以令他們自強不息的環境，這樣才對他們更有好處。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向讀者介紹的逆向稅，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足以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要社會制定一條界線，讓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人都得到社會的現金資助，以便社會的基層都可以過起碼的生活，說來好像很簡單，但這種共識並不容易達至。收入高的人，明知自己不會成為這項政策的得益者，會傾向把這條界線訂得低一點，以免更多的人可以因而獲得資助，變相成為自己的稅務負擔。但大部分政客會傾向把界線訂得高一點，令更多的人可以有資格收到逆向稅，以換取更多的選票。其結果是，在開始時，這條界線很容易被訂得太高，直到發覺社會的負擔太重，高收入的人怨聲載道時，社會才會考慮是否要把界線調低。
這條界線若是訂得太高，高收入的人當然不滿，他們或失去工作的動力，或遷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願意為社會作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於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亦會發覺，除非有能力令自己的收入，跳越至這條界線之上，否則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令自己得到的政府援助減少。因為逆向稅的計算方法是以他們的實際收入與這條界線的差距為準的，以至努力增加收入亦不會獲得實質的好處；不如做少一點，等政府派多一點，更為著數。
讓社會的基層落入這種處境，為他們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因為，在這種環境下，人會失去努力的誘因，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希望政客可以在議會上爭取把這條界線不斷提升，好讓他們能收到更多的逆向稅。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實何只君子，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都得在世上自強不息；否則，在物競天擇的天道下，不努力者就會被淘汰出局。逆向稅令基層可以不努力也有基本的生活，令他們失去必須自強不息的環境，結果只會養成惰性，以至跨代貧窮，再也無法跳出要靠社會資助的圈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確不宜把這條需要援助的界線訂得太高，能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足夠。所謂基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不用漂亮，能禦寒、蔽體已足夠。食，不用美味，能提供足夠的熱量與營養已可以。住，不用奢華，能提供安全有私隱的居所已經足夠。行，不用舒適、快捷，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費用又負擔得起，已經不錯。
這樣的生活可能不夠體面，難言幸福。然而，正因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不滿足，他們才會自強不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我們這代首批在戰後出世的人，常感到年輕一代鬥志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處境太安穩了。此之所以，我才經常對政府提供過多的福利提出異議。我並非對基層缺乏同情心，而是希望有一個足以令他們自強不息的環境，這樣才對他們更有好處。
Monday, August 11, 2008
外傭稅智多生弊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 28 , 2008.8.11)
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難於管理，大都是因為執政者自以為聰明絕頂，胡亂施行無謂的政策，擾亂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為最受歡迎領袖的美國總統列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今天香港的外傭稅問題，正正就源於政府施政無方，害得僱主、外傭、再培訓人士通通成為受害者。
政府徵稅一般只有三個主要的理由：一、作財富再分配，如暴利稅；二、以稅款減少負面的界外效應，如汽油稅、酒精稅等；三、收取金額應付政府基本開支。對於港府發明的外傭稅，先別討論香港並不實行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是外傭從千里來港日夜辛勞，從他們僱主身上抽取等同家鄉半月薪金的外傭稅，當年又同時調低他們的最低工資，這種幾近剝削的苛稅，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公義的財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徵不義之稅
而且外傭來港貢獻良多，大部分雙職家庭靠他們照顧年幼子女，讓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年老長輩也不用費神照料兒孫，實在一舉多得，無怪外傭人數從來有增無減，怎樣看也沒有什麼負面的界外效應，與本地鐘點工人的服務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我們怎能向薯片生產商徵稅來補貼白米價格？
至於政府收稅用以支付開支，相信是外傭稅當年最接近的原因，當年董特首雄心壯志搞八萬五、數碼港，都是出於好意助百姓，可惜結果通通是擾亂人民原有的秩序，結果民不聊生，政府稅收大減。但「智多」的董特首並沒有放棄鴻圖大計，繼續想用政府剩餘強權搞東搞西，結果就弄出外傭稅，在財赤下補貼再培訓，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層，實際埋下「民之難治」的困局。
正因為外傭稅從頭到尾都是不義的徵稅，中產家庭早就不滿之聲不絕，幾年來有不少自發的反對外傭稅遊行，一個親子網站討論區就好幾次發起遊行，一家大細星期天自掏腰包辦抗議，外傭組織連年加入七一遊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對不義徵稅累積的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種各類的基金，有的一次過撥款運作，有的由立法會按年撥公帑資助，有的就如再培訓基金般有獨立財源不斷滾存。但這類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時代脫節，即使環境轉變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繼續存在，而且往往不務正業欠缺監管，例如優質教育基金不去資助教育而去投資賣買，持續進修基金就醜聞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為一人公司的免費貸款，種種「智多」造成「民之難治」。
由外傭稅款交的再培訓基金已滾存約45億元，僅是滾存的利息達到1.75億元，再培訓局大幅擴張培訓名額，每年開支由以往約4億元，增至往後兩個年度的11億元和14億元。不論接受再培訓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總之有人參加就繼續從外傭口袋奪取資助，更可惜的是營辦這類再培訓課程的是政團屬下的機構，糊塗混賬愈展愈亂。
如今曾特首仍然沒有擺脫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權宜暫停兩年外傭稅，這決定卻又是另一種「智多」劣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外國領事通通被擾亂原有秩序，結果在亂局中繼續「難治」。
美國總統列根當年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在1982年美國經濟急遽衰退之際，為國家建立起長久健康的基礎。曾特首遺傳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對象。
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難於管理，大都是因為執政者自以為聰明絕頂，胡亂施行無謂的政策，擾亂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為最受歡迎領袖的美國總統列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今天香港的外傭稅問題，正正就源於政府施政無方，害得僱主、外傭、再培訓人士通通成為受害者。
政府徵稅一般只有三個主要的理由：一、作財富再分配，如暴利稅；二、以稅款減少負面的界外效應，如汽油稅、酒精稅等；三、收取金額應付政府基本開支。對於港府發明的外傭稅，先別討論香港並不實行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是外傭從千里來港日夜辛勞，從他們僱主身上抽取等同家鄉半月薪金的外傭稅，當年又同時調低他們的最低工資，這種幾近剝削的苛稅，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公義的財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徵不義之稅
而且外傭來港貢獻良多，大部分雙職家庭靠他們照顧年幼子女，讓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年老長輩也不用費神照料兒孫，實在一舉多得，無怪外傭人數從來有增無減，怎樣看也沒有什麼負面的界外效應，與本地鐘點工人的服務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我們怎能向薯片生產商徵稅來補貼白米價格？
至於政府收稅用以支付開支，相信是外傭稅當年最接近的原因，當年董特首雄心壯志搞八萬五、數碼港，都是出於好意助百姓，可惜結果通通是擾亂人民原有的秩序，結果民不聊生，政府稅收大減。但「智多」的董特首並沒有放棄鴻圖大計，繼續想用政府剩餘強權搞東搞西，結果就弄出外傭稅，在財赤下補貼再培訓，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層，實際埋下「民之難治」的困局。
正因為外傭稅從頭到尾都是不義的徵稅，中產家庭早就不滿之聲不絕，幾年來有不少自發的反對外傭稅遊行，一個親子網站討論區就好幾次發起遊行，一家大細星期天自掏腰包辦抗議，外傭組織連年加入七一遊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對不義徵稅累積的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種各類的基金，有的一次過撥款運作，有的由立法會按年撥公帑資助，有的就如再培訓基金般有獨立財源不斷滾存。但這類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時代脫節，即使環境轉變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繼續存在，而且往往不務正業欠缺監管，例如優質教育基金不去資助教育而去投資賣買，持續進修基金就醜聞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為一人公司的免費貸款，種種「智多」造成「民之難治」。
由外傭稅款交的再培訓基金已滾存約45億元，僅是滾存的利息達到1.75億元，再培訓局大幅擴張培訓名額，每年開支由以往約4億元，增至往後兩個年度的11億元和14億元。不論接受再培訓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總之有人參加就繼續從外傭口袋奪取資助，更可惜的是營辦這類再培訓課程的是政團屬下的機構，糊塗混賬愈展愈亂。
如今曾特首仍然沒有擺脫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權宜暫停兩年外傭稅，這決定卻又是另一種「智多」劣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外國領事通通被擾亂原有秩序，結果在亂局中繼續「難治」。
美國總統列根當年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在1982年美國經濟急遽衰退之際，為國家建立起長久健康的基礎。曾特首遺傳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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