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9)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據摩根大通的私人銀行部門的統計，這次金融海嘯已捲走了全球私人銀行的客戶合共十萬億元的資產。雖然近半年來，資產價格已大幅反彈，但整體資產值與金融海嘯前相比，依然下跌了16.75%。
摩根大通的統計是全球性的，香港的情況應比歐美國家好。因為，歐美國家只能令股市反彈，但樓市並未見起色，銀行收樓作強制拍賣的情況仍在不斷惡化，但香港的樓價已基本上回復至金融海嘯前的水平，而香港的股價則與高峰期尚有三成距離。
由於全球的資產價格回升，投資市場的氣氛又再熾熱起來，投資者都蠢蠢欲動，希望短期裡收回失地，甚至想將自己的資產值超越海嘯前的水平。一度沉寂的投資講座，最近又人頭湧湧。投資者又再忘掉燒傷手指的痛楚，不惜高風險去博高回報了。
不過，企圖在投資市場上賣出買入去賺錢的想法並不實際，以我逾30年在投資市場的經驗所見，絕大部分人都是虧損告終的。即使你把錢交給信譽最好的私人銀行代為投資，在宏觀大環境出現大變的時候，專家一樣難逃劫數。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錢人有這麼多的積累，既花費不完，又沒處重投實體經濟，屬於沒有社會功能的錢，讓這餘錢早些蒸發掉應屬天道，讓它留在世上，只會遺禍人間。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天道就會收拾有餘錢的人一次，要麼是革命，要麼是戰爭，要麼是金融海嘯，要麼是自然大災難，總之是一場浩劫，大家都打回原形，非得重新腳踏實地去工作不可。
今次金融海嘯，本應發揮替天行道的角色，但給各國政府聯手阻止了，變成有餘者只是小損，未有大損，現在又妄想可以增加自己有餘的程度，這分明是不符合上天的旨意的。因此，我相信天道還會重臨，再來一次財產大蒸發。至於會在甚麼時候發生，則只有天曉得了。
要避過這場災劫，可以考慮以下幾種做法。第一是要腳踏實地，把自己的主要心思放在有建設性的工作上，不要妄想可以靠投資去賺錢。第二是要遏抑自己的貪念，即使在投資時，也要以保值為主，不要謀取不切實際的高利潤。目標訂得高，就得去冒高風險，結果可能得不償失。第三是盡量減少借貸，以免陷自己於負資產的境地。第四是投資實物，如物業、貴金屬等，如果不是借錢買回來的，這類資產不會蒸發到連渣也沒有。第五是把餘資拿去做善事，趁錢尚未蒸發掉之前，把錢用在最有意義的地方。老子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這句話是值得相信的。
Thursday, November 19, 2009
Wednesday, November 18, 2009
讓G2 肅然起敬的香港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理財投資P.39, 2009.11.18)
上周應美國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邀請出席假港麗酒店、主題為「Morality of Markets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的圓桌會議（名字不好譯，因為用中文很難說清Morality in Markets跟Morality of Markets的分別，兩者在英文中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與會人士來自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Tom Palmer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滿口英文的高等華人，小弟僅有經濟學碩士學位，牌面當然相形見絀，特別在開會前一天的晚宴上，閒談間我指出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1956年的著作中（書名：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曾說東方世界在對現代人類社會的智力勞動成果（Intellectual Effort）上再沒有如古時般作出巨大貢獻，這言論跟我們問中國還為什麼沒有本土出產的諾貝爾獎得主或國際天王巨星米高積遜一樣，我歸咎於是中國還沒有實現足夠資訊自由流通的結果，一位來自內地的本地大學代表，語帶輕視的以英語質問我：「那你們香港人享受了資訊自由那麼久，又有誰對世界作出過什麼貢獻？」
英美參考香港政策
正在享用美國安格斯牛排的我，用餐巾抹一抹嘴角，淡淡然回答：「香港沒有誰成為驚世的大思想家，但我們創造了一個低稅率、自由貿易、積極不干預的系統，為世界提供了經濟繁榮的活生生例子，列根總統跟戴卓爾夫人都參考香港，改革本國經濟，為其後的全球化展開序幕，這就是香港人的功德。」我看見北京代表的臉有點火光，他按捺不住道：「你是七十還是八十年代出生的？那怎會是香港人的功勞？你們都是被英國殖民者統治，不要把英國人的金往自己的臉上貼！」「英國人是不會理我們死活的，所謂積極不干預就是他們懶得管，你看當時英國政府在本土的統治，關懷工人、事事對英國勞工階層服侍周到，卻搞得經濟一塌糊塗，自己成為歐洲病夫，怎有能力創造香港奇？」我望手上杯中的紅酒說。
會議主席美國人Doug，見雙方僵持不下，打圓場說：「列根總統改革經濟時的確有參考香港例子，不過會議明天才開始，到時再談吧。」北京代表嚴肅的回應：「王先生，要說服我恐非易事。」晚宴就在一點點的火藥味之下結束。
第二天，會議正式開始。老實說，除了小弟，會中都是猛料之人，因此討論內容比我昨晚的西餐甜品更豐富，令我精神上得到極大滿足。其實月初我也參加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辦的會議，當時的重點講者為澳洲人Michael Fullilove，他「鼓勵和教導」我們香港的智囊組織如何可以學他的智庫在國際上發聲和影響世界，會中不乏本地學者和政府高官，他們都仿效曾蔭權拜會胡總時低頭狂抄筆記，又在會上怨婦式向Dr. Fullilove投訴，政府如何撥款不夠，又如何漠視學者們的意見，像是要這洋人為他們主持公道。
當我想指出，香港智囊其實早在國際上發表意見，如獅子山學會便曾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還有香港也早在三十年前便一直影響世界（包括澳洲），卻發現Dr. Fullilove所主講的環節竟然沒有答問時間。難道中央政策組認為我們的高官學者，只配乖乖的聽洋人發言，卻沒有能力提問？特區政府的管治每況愈下，往往只能引用外國例子，又豈是偶然？
一人一票與神化民主
言歸正傳，自由基金會的會議環繞多個議題，香港人較感興趣的可能是對民主的討論。民主社會是普世價值，這個相信沒有人異議；可是，如果我們說只要有民主，甚至決定都是經一人一票所作出，事情便因此能保證公平公正，我們又是否把民主神化了？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當然無容置疑，但這是否代表民主產生的政府在執政的四五年間權力可以無限擴大、隨統治者的意志干預人民的交易？市場本身又有否民主的特性，甚或是民主的一種表達（an expression of democracy）？因為在自由市場上，每人都有投票權，只是比重不一，但窮人仍有可能以他們的消費改變市場的一些現象，可是在政治選舉上，選民支持的政黨贏不了大選，選票便如廢紙，他們的意願定遭執政黨漠視，可見市場擁有一人一票所不能賦予的彈性，有利促進真正民主。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當我們談到貨幣政策的時候，主持Tom Palmer說他是金本位的支持者，無他，因為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壟斷了發鈔權，繼而濫發貨幣而對鈔票信心盡失，這不難理解。
當時，我立刻把皮包的港幣都掏出來，說：「香港的貨幣（20元或以上）都不是中央銀行所印的，只要私人的發鈔銀行認為有需要，把等值的美元放在金管局便可發鈔。香港有三家發鈔的私人銀行，發鈔卻絕對有紀律，從不混亂。最近，渣打銀行便發行了150元的鈔票，慶祝其成立一百五十周年，以溢價賣出鈔票，盈餘撥歸公益，市民開開心心買鈔捐款。只要有機制、有競爭、有信用，私人銀行也可發鈔，香港是否自由市場的典範，香港人又是否創意無限？」銀紙也可由民間印，還印150元，想都未想過！此言一出，身處在G2中美超強的精英群中，發現他們頓時對我，不，是對香港，流露出肅然起敬的神情。北京大學的代表，更微笑輕拍了我的背一下，一笑泯恩仇。會後，全團人到南丫島嘆肥美龍蝦海鮮餐，而三天的會議就這樣愉快地落幕。
香港人，別再聽政客們的鬼話連篇，說得我們一文不值。我想起在《少林足球》中周星馳對趙薇說的一句話：「你是最好的！」願共勉之。
上周應美國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邀請出席假港麗酒店、主題為「Morality of Markets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的圓桌會議（名字不好譯，因為用中文很難說清Morality in Markets跟Morality of Markets的分別，兩者在英文中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與會人士來自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Tom Palmer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滿口英文的高等華人，小弟僅有經濟學碩士學位，牌面當然相形見絀，特別在開會前一天的晚宴上，閒談間我指出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1956年的著作中（書名：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曾說東方世界在對現代人類社會的智力勞動成果（Intellectual Effort）上再沒有如古時般作出巨大貢獻，這言論跟我們問中國還為什麼沒有本土出產的諾貝爾獎得主或國際天王巨星米高積遜一樣，我歸咎於是中國還沒有實現足夠資訊自由流通的結果，一位來自內地的本地大學代表，語帶輕視的以英語質問我：「那你們香港人享受了資訊自由那麼久，又有誰對世界作出過什麼貢獻？」
英美參考香港政策
正在享用美國安格斯牛排的我，用餐巾抹一抹嘴角，淡淡然回答：「香港沒有誰成為驚世的大思想家，但我們創造了一個低稅率、自由貿易、積極不干預的系統，為世界提供了經濟繁榮的活生生例子，列根總統跟戴卓爾夫人都參考香港，改革本國經濟，為其後的全球化展開序幕，這就是香港人的功德。」我看見北京代表的臉有點火光，他按捺不住道：「你是七十還是八十年代出生的？那怎會是香港人的功勞？你們都是被英國殖民者統治，不要把英國人的金往自己的臉上貼！」「英國人是不會理我們死活的，所謂積極不干預就是他們懶得管，你看當時英國政府在本土的統治，關懷工人、事事對英國勞工階層服侍周到，卻搞得經濟一塌糊塗，自己成為歐洲病夫，怎有能力創造香港奇？」我望手上杯中的紅酒說。
會議主席美國人Doug，見雙方僵持不下，打圓場說：「列根總統改革經濟時的確有參考香港例子，不過會議明天才開始，到時再談吧。」北京代表嚴肅的回應：「王先生，要說服我恐非易事。」晚宴就在一點點的火藥味之下結束。
第二天，會議正式開始。老實說，除了小弟，會中都是猛料之人，因此討論內容比我昨晚的西餐甜品更豐富，令我精神上得到極大滿足。其實月初我也參加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辦的會議，當時的重點講者為澳洲人Michael Fullilove，他「鼓勵和教導」我們香港的智囊組織如何可以學他的智庫在國際上發聲和影響世界，會中不乏本地學者和政府高官，他們都仿效曾蔭權拜會胡總時低頭狂抄筆記，又在會上怨婦式向Dr. Fullilove投訴，政府如何撥款不夠，又如何漠視學者們的意見，像是要這洋人為他們主持公道。
當我想指出，香港智囊其實早在國際上發表意見，如獅子山學會便曾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還有香港也早在三十年前便一直影響世界（包括澳洲），卻發現Dr. Fullilove所主講的環節竟然沒有答問時間。難道中央政策組認為我們的高官學者，只配乖乖的聽洋人發言，卻沒有能力提問？特區政府的管治每況愈下，往往只能引用外國例子，又豈是偶然？
一人一票與神化民主
言歸正傳，自由基金會的會議環繞多個議題，香港人較感興趣的可能是對民主的討論。民主社會是普世價值，這個相信沒有人異議；可是，如果我們說只要有民主，甚至決定都是經一人一票所作出，事情便因此能保證公平公正，我們又是否把民主神化了？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當然無容置疑，但這是否代表民主產生的政府在執政的四五年間權力可以無限擴大、隨統治者的意志干預人民的交易？市場本身又有否民主的特性，甚或是民主的一種表達（an expression of democracy）？因為在自由市場上，每人都有投票權，只是比重不一，但窮人仍有可能以他們的消費改變市場的一些現象，可是在政治選舉上，選民支持的政黨贏不了大選，選票便如廢紙，他們的意願定遭執政黨漠視，可見市場擁有一人一票所不能賦予的彈性，有利促進真正民主。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當我們談到貨幣政策的時候，主持Tom Palmer說他是金本位的支持者，無他，因為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壟斷了發鈔權，繼而濫發貨幣而對鈔票信心盡失，這不難理解。
當時，我立刻把皮包的港幣都掏出來，說：「香港的貨幣（20元或以上）都不是中央銀行所印的，只要私人的發鈔銀行認為有需要，把等值的美元放在金管局便可發鈔。香港有三家發鈔的私人銀行，發鈔卻絕對有紀律，從不混亂。最近，渣打銀行便發行了150元的鈔票，慶祝其成立一百五十周年，以溢價賣出鈔票，盈餘撥歸公益，市民開開心心買鈔捐款。只要有機制、有競爭、有信用，私人銀行也可發鈔，香港是否自由市場的典範，香港人又是否創意無限？」銀紙也可由民間印，還印150元，想都未想過！此言一出，身處在G2中美超強的精英群中，發現他們頓時對我，不，是對香港，流露出肅然起敬的神情。北京大學的代表，更微笑輕拍了我的背一下，一笑泯恩仇。會後，全團人到南丫島嘆肥美龍蝦海鮮餐，而三天的會議就這樣愉快地落幕。
香港人，別再聽政客們的鬼話連篇，說得我們一文不值。我想起在《少林足球》中周星馳對趙薇說的一句話：「你是最好的！」願共勉之。
Tuesday, November 17, 2009
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7)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新推出的一批居屋「貨尾」，獲高倍數超額認購，顯示買家都以為買居屋有著數。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房委會建居屋，不但不用拿錢出來補貼買家，而且可以從買家身上賺取龐大利潤。長期以來，房委會都是靠從居屋買家身上賺回來的錢去興建公屋及補貼公屋租戶的；所以，當停售居屋的時候，房委會的財政立即出現問題。
一般人以為買居屋有著數，是因為居屋的訂價比私人市場便宜，只是市價的五至七成左右，但即使是按市價的一個折扣賣樓，房委會一樣有錢賺。因為香港私人市場的樓價非常高，其中大部分屬地價，只有小部分屬建築成本，所以即使是按市價打一個折扣，房委會收回來的錢，仍足以彌補發展成本，並有可觀的利潤。
一般人以為，推出多一點居屋，有助遏抑私人市場樓價。現實卻是：居屋的存在反而助長了私人市場樓價的高企。因為居屋的出現，實質上把樓宇買賣市場分割成兩層，一層是賣給高收入人士，一層賣給低收入人士。賣給高收入人士的樓價自然可以訂得高一點，而賣給低收入人士的樓價，卻是以這種高價作基準，只是打過折扣罷了。
政客常借興建居屋去討好選民，他們喜歡向房委會施壓，要求房委會提升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以讓更多的人可以買居屋。但這種做法實質上令私人市場的銷售對象進一步縮窄，令私人市場的物業集中賣給社會上收入最高的那批人，那私人市場的物業豈不是可以賣得更高的價錢？
在推出夾心居屋的年代，家庭入息不超過四萬二千元一個月的都可以申請購買有折扣的夾屋，但月入超過四萬二千元的家庭，只佔當時香港家庭的10%左右。結果是私人樓宇只需賣給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之十的家庭，令私人住宅市場的訂價可以愈訂愈高。房委會再按這個高價打個折扣賣居屋，一樣可以賺很多錢。由此可見，加推居屋與提升申請者的入息上限，只會令私屋市場縮小，令政府可以減少推出私人市場的土地，令私人市場的樓價高得與廣大市民的購買力脫節，同時亦令政客可以更加振振有詞地要求加建居屋，造成惡性循環。
相反，若果不設居屋，那原先撥給居屋的土地也得興建私人住宅，那私人住宅的銷售對象就得擴大，私人住宅就得賣給收入較低的那些市民，屆時私人住宅的售價，就得遷就收入低的市民的購買力，樓價就無法維持在私人市場縮窄時的高位。
由此可見，居屋的所謂資助性質，只是一種假象。買家所得的折扣，是在推高私人市場的售價後才計算，一如珠寶市場，先把訂價提高一倍，再給你打個六折，賣方仍然有錢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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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的一批居屋「貨尾」，獲高倍數超額認購，顯示買家都以為買居屋有著數。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房委會建居屋，不但不用拿錢出來補貼買家，而且可以從買家身上賺取龐大利潤。長期以來，房委會都是靠從居屋買家身上賺回來的錢去興建公屋及補貼公屋租戶的；所以，當停售居屋的時候，房委會的財政立即出現問題。
一般人以為買居屋有著數，是因為居屋的訂價比私人市場便宜，只是市價的五至七成左右，但即使是按市價的一個折扣賣樓，房委會一樣有錢賺。因為香港私人市場的樓價非常高，其中大部分屬地價，只有小部分屬建築成本，所以即使是按市價打一個折扣，房委會收回來的錢，仍足以彌補發展成本，並有可觀的利潤。
一般人以為，推出多一點居屋，有助遏抑私人市場樓價。現實卻是：居屋的存在反而助長了私人市場樓價的高企。因為居屋的出現，實質上把樓宇買賣市場分割成兩層，一層是賣給高收入人士，一層賣給低收入人士。賣給高收入人士的樓價自然可以訂得高一點，而賣給低收入人士的樓價，卻是以這種高價作基準，只是打過折扣罷了。
政客常借興建居屋去討好選民，他們喜歡向房委會施壓，要求房委會提升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以讓更多的人可以買居屋。但這種做法實質上令私人市場的銷售對象進一步縮窄，令私人市場的物業集中賣給社會上收入最高的那批人，那私人市場的物業豈不是可以賣得更高的價錢？
在推出夾心居屋的年代，家庭入息不超過四萬二千元一個月的都可以申請購買有折扣的夾屋，但月入超過四萬二千元的家庭，只佔當時香港家庭的10%左右。結果是私人樓宇只需賣給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之十的家庭，令私人住宅市場的訂價可以愈訂愈高。房委會再按這個高價打個折扣賣居屋，一樣可以賺很多錢。由此可見，加推居屋與提升申請者的入息上限，只會令私屋市場縮小，令政府可以減少推出私人市場的土地，令私人市場的樓價高得與廣大市民的購買力脫節，同時亦令政客可以更加振振有詞地要求加建居屋，造成惡性循環。
相反，若果不設居屋，那原先撥給居屋的土地也得興建私人住宅，那私人住宅的銷售對象就得擴大，私人住宅就得賣給收入較低的那些市民，屆時私人住宅的售價，就得遷就收入低的市民的購買力，樓價就無法維持在私人市場縮窄時的高位。
由此可見，居屋的所謂資助性質，只是一種假象。買家所得的折扣，是在推高私人市場的售價後才計算，一如珠寶市場，先把訂價提高一倍，再給你打個六折，賣方仍然有錢賺。
Monday, November 16, 2009
居屋超額認購的啟示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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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居屋「貨尾」，共獲2.6萬份申請書，超額認購17.7倍，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平均18人爭購一個單位。有政客表示：超額認購反映居屋的需求大，政府應恢復興建居屋。
這種說法，表面上言之成理，但若真的按政客的意見去行的話，則絕非社會之福。
居屋是帶有資助性的住屋，訂價只是市價的六至七成，有這麼好的福利，怎會沒有需求。若是房委會肯放寬申請者的入息上限，或是把訂價的折扣訂得更多，超額認購的比例一定更高。由此可見，居屋認購的多寡，取決於居屋的福利資助的含量，而非政客所說的社會需要。
此外，居屋的需求亦受社會上的投資氣氛所影響。樓價趨升的時候，認購居屋的人就會增加；樓價趨跌的時候，認購居屋的熱情亦會下降。同一批居屋，上次在金融海嘯期間推出時，訂價雖然比這一次低，卻不見有這麼踴躍的認購。由此可見，買居屋的人根本不是有迫切的住屋問題等著解決(否則為何上次較便宜的時候反而不來申請)，而希望搭樓價上升的順風車。他們是眼見近期有樓的人身家大升，才引發出要擁有物業的慾念的。我不覺得社會需要動用公帑去滿足人們這種投資賺錢的慾念。
曾特首最近提醒市民，弱美元及低息可能會帶來資產泡沫。政客對此好像充耳不聞，竟想在這段高危時刻，協助沒有置業經驗的市民擁有房地產，結果只會害人不淺。
96至97年樓價高升時，政客就「為民請命」，督促政府建了不少居屋，還為一批入息比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更高的人，新搞了一批夾心階層的居屋，令社會上近九成的人都可以申請資助性的住屋。結果這批買了居屋與夾屋的人無一倖免，吃盡資產泡沫的苦頭，有些至今仍無法償還欠銀行的債務。由此可見，興建居屋並不一定可以益市民，弄得不好，可能會害死市民。因此，凡涉及投資性質的決定，最好讓投資者自行作出取捨，政府不宜去造就投資者，否則反會被投資者埋怨。
我並非說今次去買居屋的人，會遇到97年買居屋的人同一樣的命運，我只是認為，政府無需以建居屋的模式去滿足人們的投資需要。若然買居屋的人都賺到錢，那社會上要求多建居屋的呼聲就會更多，結果只會迫政府不斷增建，直到私人市場最終也被拖垮。這時，居屋也會跟著跌價，因為居屋的訂價向來是以私人市場的價格為依歸的，只不過打個折扣罷了。
因此，復建居屋雖有安撫民間對樓價高升不滿的功能，但其效用只是一時性的，長遠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政府若是想幫助更多的港人置業，增撥土地已經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興建居屋只會自尋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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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居屋「貨尾」，共獲2.6萬份申請書，超額認購17.7倍，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平均18人爭購一個單位。有政客表示：超額認購反映居屋的需求大，政府應恢復興建居屋。
這種說法，表面上言之成理，但若真的按政客的意見去行的話，則絕非社會之福。
居屋是帶有資助性的住屋，訂價只是市價的六至七成，有這麼好的福利，怎會沒有需求。若是房委會肯放寬申請者的入息上限，或是把訂價的折扣訂得更多，超額認購的比例一定更高。由此可見，居屋認購的多寡，取決於居屋的福利資助的含量，而非政客所說的社會需要。
此外，居屋的需求亦受社會上的投資氣氛所影響。樓價趨升的時候，認購居屋的人就會增加；樓價趨跌的時候，認購居屋的熱情亦會下降。同一批居屋，上次在金融海嘯期間推出時，訂價雖然比這一次低，卻不見有這麼踴躍的認購。由此可見，買居屋的人根本不是有迫切的住屋問題等著解決(否則為何上次較便宜的時候反而不來申請)，而希望搭樓價上升的順風車。他們是眼見近期有樓的人身家大升，才引發出要擁有物業的慾念的。我不覺得社會需要動用公帑去滿足人們這種投資賺錢的慾念。
曾特首最近提醒市民，弱美元及低息可能會帶來資產泡沫。政客對此好像充耳不聞，竟想在這段高危時刻，協助沒有置業經驗的市民擁有房地產，結果只會害人不淺。
96至97年樓價高升時，政客就「為民請命」，督促政府建了不少居屋，還為一批入息比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更高的人，新搞了一批夾心階層的居屋，令社會上近九成的人都可以申請資助性的住屋。結果這批買了居屋與夾屋的人無一倖免，吃盡資產泡沫的苦頭，有些至今仍無法償還欠銀行的債務。由此可見，興建居屋並不一定可以益市民，弄得不好，可能會害死市民。因此，凡涉及投資性質的決定，最好讓投資者自行作出取捨，政府不宜去造就投資者，否則反會被投資者埋怨。
我並非說今次去買居屋的人，會遇到97年買居屋的人同一樣的命運，我只是認為，政府無需以建居屋的模式去滿足人們的投資需要。若然買居屋的人都賺到錢，那社會上要求多建居屋的呼聲就會更多，結果只會迫政府不斷增建，直到私人市場最終也被拖垮。這時，居屋也會跟著跌價，因為居屋的訂價向來是以私人市場的價格為依歸的，只不過打個折扣罷了。
因此，復建居屋雖有安撫民間對樓價高升不滿的功能，但其效用只是一時性的，長遠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政府若是想幫助更多的港人置業，增撥土地已經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興建居屋只會自尋煩惱。
Thursday, November 12, 2009
大學不應標榜畢業生的薪酬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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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候任校長沈祖堯日前表示，以後不會再向外公布畢業生的平均薪酬，以免傷害一些低收入學生的感受。他說：「大學往往公布平均薪酬，那低於平均數的人有何感受？若學生是為理想、幫助基層、工會，怎可用薪酬比較？」我看，是否會傷害學生並非最關鍵的問題，學生應有勇氣去面對現實，並為自己的選擇作出承擔。一個有理想的人，應該「雖千萬人，吾往矣！」怎會怕受這樣的傷害？更值得支持的是，大學的確不應該標榜這種一切以錢去衡量的庸俗價值觀。
可能是香港的學生大都比較短視。他們在選報大學時，考慮的可能不是自己的興趣與學校的專長，而是將來出社會工作時能有多少收入。學生有這種想法，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問題是大學應否迎合學生這類狹隘的想法？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大學的工作是提升學生，不是遷就學生！
近年香港各大學的做法實在太過分了。他們為了增收學生，以便向政府爭取更多的撥款，在標榜自己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的時候，已發展至接近弄虛作假的程度。真不知道他們的統計數字是怎樣得來的，連他們自己的學生也不相信。
譬如，現時商界聘請新畢業的大學生，起薪點一般都在每月萬二至萬五之間，低過一萬的，也一樣請到人。然而，很多大學公布的畢業生薪酬的平均水平都在二萬元以上。如果他們的學生都以這個工資水平去找工作，找到明年，可能還有一半人未找到工作。商界是絕對不會以大學公布的薪酬水平去聘請他們的畢業生的。
大學公布這些不切實際的統計數字，不但會誤導畢業生，令他們不易找到工作，還會令他們工作時不安於位，整天想著要「騎牛搵馬」，這樣怎可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長期鬱鬱不得志的結果，是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令他們做出很多不理性的反社會行為，對己對人都沒有好處。
其實，求學的目的絕非單是為了換取高薪。被錢幪住雙眼的學生，只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學業上與工作上都不容易有好的表現。大學應設法令學生跳出這種思想上的束縛，而不是去加固這種枷鎖。我們這個社會，已經處處以錢來衡量，大學不應也這樣做。
大學是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地方。能沉醉於這方面追求的學生，將來出社會不愁無用武之地。這樣的學生，即使將來的工資不太高，他們一樣可以有其他生活上的追求，一樣可以感到人生的價值。真不明白香港的大學，為甚麼都要把學生趕入追求高薪的死胡同？中大今次是做對了，希望別的大學也不要錯下去！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中文大學候任校長沈祖堯日前表示，以後不會再向外公布畢業生的平均薪酬，以免傷害一些低收入學生的感受。他說：「大學往往公布平均薪酬，那低於平均數的人有何感受？若學生是為理想、幫助基層、工會，怎可用薪酬比較？」我看，是否會傷害學生並非最關鍵的問題，學生應有勇氣去面對現實，並為自己的選擇作出承擔。一個有理想的人，應該「雖千萬人，吾往矣！」怎會怕受這樣的傷害？更值得支持的是，大學的確不應該標榜這種一切以錢去衡量的庸俗價值觀。
可能是香港的學生大都比較短視。他們在選報大學時，考慮的可能不是自己的興趣與學校的專長，而是將來出社會工作時能有多少收入。學生有這種想法，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問題是大學應否迎合學生這類狹隘的想法？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大學的工作是提升學生，不是遷就學生！
近年香港各大學的做法實在太過分了。他們為了增收學生，以便向政府爭取更多的撥款，在標榜自己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的時候，已發展至接近弄虛作假的程度。真不知道他們的統計數字是怎樣得來的，連他們自己的學生也不相信。
譬如，現時商界聘請新畢業的大學生，起薪點一般都在每月萬二至萬五之間，低過一萬的，也一樣請到人。然而，很多大學公布的畢業生薪酬的平均水平都在二萬元以上。如果他們的學生都以這個工資水平去找工作，找到明年，可能還有一半人未找到工作。商界是絕對不會以大學公布的薪酬水平去聘請他們的畢業生的。
大學公布這些不切實際的統計數字，不但會誤導畢業生，令他們不易找到工作，還會令他們工作時不安於位，整天想著要「騎牛搵馬」，這樣怎可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長期鬱鬱不得志的結果，是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令他們做出很多不理性的反社會行為，對己對人都沒有好處。
其實，求學的目的絕非單是為了換取高薪。被錢幪住雙眼的學生，只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學業上與工作上都不容易有好的表現。大學應設法令學生跳出這種思想上的束縛，而不是去加固這種枷鎖。我們這個社會，已經處處以錢來衡量，大學不應也這樣做。
大學是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地方。能沉醉於這方面追求的學生，將來出社會不愁無用武之地。這樣的學生，即使將來的工資不太高，他們一樣可以有其他生活上的追求，一樣可以感到人生的價值。真不明白香港的大學，為甚麼都要把學生趕入追求高薪的死胡同？中大今次是做對了，希望別的大學也不要錯下去！
高學歷青年申請公屋增
施永青 - AM730(C觀點, 2009.11.11)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房屋署的統計數字顯示，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的青年人，對公屋的需求趨增。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裡，未滿30歲的單身申請人，在輪候冊中分別有︰1.34萬、1.45萬及1.64萬，屬高學歷的分別有︰4,154、4,930及6,068人，其比例分別為31%、34%與37%，兩年裡增加了近二千人。
我覺得這種趨勢很不健康，沒有理由讀得書多的年輕人比讀得書少的年輕人更沒有信心，這麼早就看死自己沒有能力租私人樓宇，非要申請入住公屋不可，年紀輕輕，本應大有前途，何必這麼早就去依賴社會照顧？一旦養成了這種習慣，以後就只能靠政客去「為民請命」，向政府爭取更好的免費午餐，而自己則日漸失去自我奮鬥的信心，更要不得的是︰讀了這麼多的書，還去與基層爭奪社會資源，真不明白讀書讀來有甚麼用？
有學者為大專學生解釋︰說他們讀書時多有申請貸款津貼，畢業後要開始償還，經濟壓力很重。再者，近年經濟環境不佳，青年人不易找到好的工作，失業率在青年一代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多了大專生去申請公屋是很正常的。
然而，我看到有些青年人，在求學時期，不但拿政府的貸款作生活津貼，還用銀行的信用卡去消費。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應按自己的財政狀況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模式，未有收入，就去消費，自然不會有好結果。信用卡的利息是很高的，一旦未能及時還款，就可能一世為銀行打工。
可惜，社會上有些年輕人，自己不好好檢討自己當初為何胡亂消費，卻埋怨政府這麼快就要他們還款，還要收取利息。其實，有借有還是天公地道的事，他們在借的時候，就得為還作好準備。有本事拿獎學金，就可以不用還。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社會上仍有不少團體對這類青年人寄予同情心。他們認為房委會有責任回應這類單身青年的住屋需要，不應在輪候的時候歧視他們，要他們分開輪候，另排一條隊，在分派單位時，優先給有家庭及較年長的單身人士，而不照顧單身的年輕人。
我覺得房委會的策略沒有錯。社會的資源有限，長者與有家庭的人士，對住屋的需求當然比青年人逼切。單身的年輕人，大可以與父母同住，待有經濟條件時，才搬出來獨立生活。尤其是那些學歷較高的一群，他們的競爭力應該較強；他們應有條件，在不久的將來，找到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不應與基層一起去爭奪社會資源。
如果連高學歷者也要靠政府，將來政府又何來這麼多的資源，去照顧愈來愈多的需索？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整體生活水平下降。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房屋署的統計數字顯示，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的青年人，對公屋的需求趨增。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裡，未滿30歲的單身申請人，在輪候冊中分別有︰1.34萬、1.45萬及1.64萬，屬高學歷的分別有︰4,154、4,930及6,068人，其比例分別為31%、34%與37%，兩年裡增加了近二千人。
我覺得這種趨勢很不健康，沒有理由讀得書多的年輕人比讀得書少的年輕人更沒有信心，這麼早就看死自己沒有能力租私人樓宇，非要申請入住公屋不可，年紀輕輕，本應大有前途，何必這麼早就去依賴社會照顧？一旦養成了這種習慣，以後就只能靠政客去「為民請命」，向政府爭取更好的免費午餐，而自己則日漸失去自我奮鬥的信心，更要不得的是︰讀了這麼多的書，還去與基層爭奪社會資源，真不明白讀書讀來有甚麼用？
有學者為大專學生解釋︰說他們讀書時多有申請貸款津貼，畢業後要開始償還，經濟壓力很重。再者，近年經濟環境不佳，青年人不易找到好的工作，失業率在青年一代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多了大專生去申請公屋是很正常的。
然而，我看到有些青年人，在求學時期，不但拿政府的貸款作生活津貼，還用銀行的信用卡去消費。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應按自己的財政狀況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模式，未有收入，就去消費，自然不會有好結果。信用卡的利息是很高的，一旦未能及時還款，就可能一世為銀行打工。
可惜，社會上有些年輕人，自己不好好檢討自己當初為何胡亂消費，卻埋怨政府這麼快就要他們還款，還要收取利息。其實，有借有還是天公地道的事，他們在借的時候，就得為還作好準備。有本事拿獎學金，就可以不用還。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社會上仍有不少團體對這類青年人寄予同情心。他們認為房委會有責任回應這類單身青年的住屋需要，不應在輪候的時候歧視他們，要他們分開輪候，另排一條隊，在分派單位時，優先給有家庭及較年長的單身人士，而不照顧單身的年輕人。
我覺得房委會的策略沒有錯。社會的資源有限，長者與有家庭的人士，對住屋的需求當然比青年人逼切。單身的年輕人，大可以與父母同住，待有經濟條件時，才搬出來獨立生活。尤其是那些學歷較高的一群，他們的競爭力應該較強；他們應有條件，在不久的將來，找到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不應與基層一起去爭奪社會資源。
如果連高學歷者也要靠政府，將來政府又何來這麼多的資源，去照顧愈來愈多的需索？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整體生活水平下降。
Wednesday, November 11, 2009
請先閂水務署的水喉
王弼、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1,2009.11.11)
近月廣東省旱情再現，珠海率先制水，澳門要密切關注，隨時要派錢給窮人買枝裝水，香港呢？水塘竟然有近八成儲水量，別說要制水，甚至可以送水給無水的地區！何以香港政府一反近期頹勢，突然高瞻遠矚、英明神武起來，以致我們能避過目前的水荒？原來代價不菲！
根據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文件，目前東江水是以統包總額方式賣給香港，即無論香港用不用到供水目標的十一億立方米，我們也得付粵方29.59億元（每立方米2.69元），價錢還按年遞升；到協議終結的2011年，香港人年花在買東江水的錢將為33.44億，水費的累積升幅與08年相比為34%，媲美本港的租金升幅。可是，在遠方的新加坡，他們從馬來西亞買水的代價竟只為每立方米0.014元，我們是他們的二百六十倍，可見洗腳不抹腳的不是別人，而是香港政府。【註１】浪費金錢尚是其次，糟蹋珍貴的水資源事大。有傳媒借此時候報道香港人均每日耗水量竟逾二百二十公升，位處已發展地區前列，較新加坡多近四成，反映港人慳水意識薄弱云云。但實情是耗水最多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水務署，簡單除個整數，就怪罪港人，實在莫明所以。
浪費四十七萬個泳池食水
正如工業國家和地區，用水量都比其他地方多，誠如該報道指出廣東人均用水達二百公升是基於工業用水量大。但香港已經沒有大型工業，為何用水量仍維持這麼高水平呢？同樣地，答案不在香港人，而又是在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08年購買東江食水的開支高達25億元，但水管因為管理不善而流失的食水滲漏率竟高達22%，即是每年白白浪費了近6億元公帑，任由珍貴的食水在地底流失。更重要的是，香港在08年食水供應量達九億五千萬立方米，以水務署的水管流失了22%計算，即是有二億一千萬立方米的食水浪費掉，相等於四十七萬個標準泳池的食水。【註２】食水是地球上極之珍貴的資源，需要全人類合力去善用及保護。聯合國把每年的3月22日定為「世界善用食水日」，希望引起全球對珍惜食水的關注。正當全世界也關注食水不足，有些國家的水資源極之希缺的時候，但特區政府卻關心燈膽而不正視食水流失。
9月初還在全港最繁忙的港島區告士打道發生水管爆裂事故，要花上近整天時間才能再次通車，製造的經濟損失難以估算。事後有輿論狠批水務署辦事不力，未有及早預料繁忙路段的水管老化問題。但問題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翻水務署公開的資料，就知道早在九年前，就開始更換約三千公里老化水管，當中大部分是使用了成三十年以上，但至今水務署就只完成了27%，即是還有超過二千公里應換而未換的水管炸彈，隨時在港爆炸。
水務民營化切實可行
問題根源是水務署的官僚沒有動機去管好水管，不會如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般要自付盈虧，珍惜每分資源，所以獅子山學會建議香港政府應把水務民營化。其實水務管理民營化並不是什麼新奇玩意，上海、巴黎、澳門早已實行多時（甚至是負責供東江水給香港的粵海投資，也是牟利的上市公司），由民間機構更有彈性和效益去管理水管，滲漏率立即大減。
更早的經驗是英國戴卓爾首相的民營化化改革。在她之前，執政工黨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建立了很多國營企業，實施高福利政策，企業賦稅沉重，經濟發展遲緩。1979 年，戴卓爾夫人任英國首相，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改革巨型國家機器，以民營化為核心，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改革，涉及石油化工、鋼鐵、電力、汽車、機械、通訊、兵器、航空航太等領域，先後有三十多家國營大企業實現了民營化。
1988年，戴卓爾政府更表示民營化無禁區，電力、供水，天然氣等在傳統上認為是自然壟斷行業而應該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的部門，也開始實行民營化。因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西方國家紛紛仿效，跨國式經營公共事業也成為全球化下的另一特式，各國經驗和人才得到更大的發揮。將公共事業民營化是提升服務質素的不二法門，連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一效法，只要在良好法治和防貪管理下，水務民營化帶來效益比公營的高很多。
與其憂心香港再次出現「樓下閂水喉」的苦況，不如及早全面改革香港水務營運狀況，從制度手改變水務署浪費食水的劣治。
【註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文件http://www.legco.gov.hk.eproxy3.lib.hku.hk/yr08-0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1028cb1-90-3-c.pdf
【註２】：水務署水管流失率參考資料http://www.budget.gov.hk.eproxy3.lib.hku.hk/2009/chi/pdf/chead194.pdf
近月廣東省旱情再現，珠海率先制水，澳門要密切關注，隨時要派錢給窮人買枝裝水，香港呢？水塘竟然有近八成儲水量，別說要制水，甚至可以送水給無水的地區！何以香港政府一反近期頹勢，突然高瞻遠矚、英明神武起來，以致我們能避過目前的水荒？原來代價不菲！
根據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文件，目前東江水是以統包總額方式賣給香港，即無論香港用不用到供水目標的十一億立方米，我們也得付粵方29.59億元（每立方米2.69元），價錢還按年遞升；到協議終結的2011年，香港人年花在買東江水的錢將為33.44億，水費的累積升幅與08年相比為34%，媲美本港的租金升幅。可是，在遠方的新加坡，他們從馬來西亞買水的代價竟只為每立方米0.014元，我們是他們的二百六十倍，可見洗腳不抹腳的不是別人，而是香港政府。【註１】浪費金錢尚是其次，糟蹋珍貴的水資源事大。有傳媒借此時候報道香港人均每日耗水量竟逾二百二十公升，位處已發展地區前列，較新加坡多近四成，反映港人慳水意識薄弱云云。但實情是耗水最多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水務署，簡單除個整數，就怪罪港人，實在莫明所以。
浪費四十七萬個泳池食水
正如工業國家和地區，用水量都比其他地方多，誠如該報道指出廣東人均用水達二百公升是基於工業用水量大。但香港已經沒有大型工業，為何用水量仍維持這麼高水平呢？同樣地，答案不在香港人，而又是在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08年購買東江食水的開支高達25億元，但水管因為管理不善而流失的食水滲漏率竟高達22%，即是每年白白浪費了近6億元公帑，任由珍貴的食水在地底流失。更重要的是，香港在08年食水供應量達九億五千萬立方米，以水務署的水管流失了22%計算，即是有二億一千萬立方米的食水浪費掉，相等於四十七萬個標準泳池的食水。【註２】食水是地球上極之珍貴的資源，需要全人類合力去善用及保護。聯合國把每年的3月22日定為「世界善用食水日」，希望引起全球對珍惜食水的關注。正當全世界也關注食水不足，有些國家的水資源極之希缺的時候，但特區政府卻關心燈膽而不正視食水流失。
9月初還在全港最繁忙的港島區告士打道發生水管爆裂事故，要花上近整天時間才能再次通車，製造的經濟損失難以估算。事後有輿論狠批水務署辦事不力，未有及早預料繁忙路段的水管老化問題。但問題其實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翻水務署公開的資料，就知道早在九年前，就開始更換約三千公里老化水管，當中大部分是使用了成三十年以上，但至今水務署就只完成了27%，即是還有超過二千公里應換而未換的水管炸彈，隨時在港爆炸。
水務民營化切實可行
問題根源是水務署的官僚沒有動機去管好水管，不會如電力、煤氣等公用事業般要自付盈虧，珍惜每分資源，所以獅子山學會建議香港政府應把水務民營化。其實水務管理民營化並不是什麼新奇玩意，上海、巴黎、澳門早已實行多時（甚至是負責供東江水給香港的粵海投資，也是牟利的上市公司），由民間機構更有彈性和效益去管理水管，滲漏率立即大減。
更早的經驗是英國戴卓爾首相的民營化化改革。在她之前，執政工黨推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建立了很多國營企業，實施高福利政策，企業賦稅沉重，經濟發展遲緩。1979 年，戴卓爾夫人任英國首相，以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改革巨型國家機器，以民營化為核心，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刀闊斧改革，涉及石油化工、鋼鐵、電力、汽車、機械、通訊、兵器、航空航太等領域，先後有三十多家國營大企業實現了民營化。
1988年，戴卓爾政府更表示民營化無禁區，電力、供水，天然氣等在傳統上認為是自然壟斷行業而應該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的部門，也開始實行民營化。因為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西方國家紛紛仿效，跨國式經營公共事業也成為全球化下的另一特式，各國經驗和人才得到更大的發揮。將公共事業民營化是提升服務質素的不二法門，連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也一一效法，只要在良好法治和防貪管理下，水務民營化帶來效益比公營的高很多。
與其憂心香港再次出現「樓下閂水喉」的苦況，不如及早全面改革香港水務營運狀況，從制度手改變水務署浪費食水的劣治。
【註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文件http://www.legco.gov.hk.eproxy3.lib.hku.hk/yr08-09/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1028cb1-90-3-c.pdf
【註２】：水務署水管流失率參考資料http://www.budget.gov.hk.eproxy3.lib.hku.hk/2009/chi/pdf/chead1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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