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團主席與行政總裁分家

嘉賓：孫柏文、李家祥

主題：企業管治

內容：位高權重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9334

如何彌補天生不公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6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昨文談及爭取平等的問題，覺得社會應讓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平等的競爭機會，而不是追求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結果。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態度，他們對工作投入 的程度各有不同，對社會作出的貢獻自然會有差異。如果社會讓他們獲得同一樣的報酬，可以過同一樣的生活水準，那努力工作的人就會覺得氣餒，覺得社會對他們 不公平。因此，我們不應盲目追求結果上的一致，即使在社會整體走向一致的時候，人們的富裕程度也會有差異，只要這種差異不要過分懸殊就是了。

不過，要人人都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並不容易。因為，即使我們可以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上不會有人有特權，亦不會有人受歧視；但我們也解決不了天生的不公平問題。

人天生的體能與智力都有差異，有些人甚至天生有殘障，要天生有差異的人在同一個競技場上競爭，怎說得上公平？譬如要一個羽量級的拳手與重量級的拳手較量，結果可想而知，過程也不會公平。然而，社會不能把成員分成不同的級別，分開進行競爭，以不同的準則進行評比。因此，所謂人人都應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競爭社會應否做一些事情去彌補這些天生因素上的差異？社會上常有不同的意見。一些相對冷血的人，會認為天生的差異是天意，只能認命，不能要求其他人減少他們 贏得的補償這些不幸者，讓他們聽天由命好了。但亦有人充滿同情心，覺得社會應該劫富濟貧，用社會的整體資源去協助這些天生的不幸者，既然他們在競爭時已經不公平，就只能在結果方面補償給他們，好讓他們的生活不至於與社會脫節。

有些維護殘障人士權益的人，覺得只是派錢或分資源給殘障人士不好，應為他們創造條件，好讓他們與其他人一起學習，一起工作。但這樣的成本會比直接資助他們更 大。譬如，如果要在所有的公共設施加設輪椅通道和盲人輔助線，加裝費會十分巨大。這些改裝佔地多，使用率少，經濟上並不划算。社會富裕的時候，或許可以多 做一些，社會資源不足的時候，可能抽調部分資源平分給基層，得益者會更多。

因此，對天生的不幸者能有多少援助，應視乎社會的整體實力，不能以一句「殘障人士也要公平的競爭機會」，就要社會遷就少數人的需要而花費大量資源。這只會造成厚此薄彼，對其他基層成員不公平。

此外，對天生不幸者的支援，不能單靠政府徵稅作重新分配；還得靠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人伸出同情之手。如果他們肯把自己一生也用不完的錢拿來回饋社會，社會矛盾當不至於這麼激烈。

(轉載自2010年4月16日am730C觀點)

保留差異還是爭取平等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5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日常與朋友討論香港的住屋問題，發覺討論下去，最終都會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取態，就是我們想我們的社會保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還是想爭取人人平均。如果是支持人人平均的，就會嚮往行新加坡的路，由政府興建廉價的居屋，大部分人都住在條件差不多的公屋裡。如果覺得社會應保留差異的，就會覺得香港現時的情況更合理，有競爭能力的，可獲分配更多的資源，有人可以住淺水灣別墅，有人只可住天水圍公屋。有這種差異，才能發揮人的潛力，以為自己爭取更好的 生活。

我年輕的時候，亦傾向平等，認為這是社會公義不可或缺的部分。當時，我的思想比較單純，還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機會上的平等，還是連結果也要平等，而是簡化為一律平均。所以我當時非常嚮往社會主義。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馬路上見過棄嬰沒人援手，我沒法接受社會可以任由新生命就此死去。我亦見過黑勢力橫行，善良小市民備受欺凌，生命財產皆沒有保障，但警察卻因受賄而袖手旁觀。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程度，的確令人難以接受。所以我視公平為社會最值得爭取的公義。

後來，我日漸發覺，以絕對公平作為一切施政準則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失去動力，人民的生活質素長期沒法提升。結果人民用腳投票，紛紛逃往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我開始發覺，如果我們強求最終結果上的公平，那就等於忽視努力過程中的差異，實質上是對付出更大努力的人不公平。結果大家都向懶人看齊，以免自己吃虧。這樣的社會只會倒退，不會發展。

因此，我覺得社會應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而不強求競爭會得到同一樣的結果。在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但不用人人拿同一樣的工資，住同一樣的房屋。讓努力的差異可以在成果上得以反映，這並不代表社會不公平。這種結果上的差異，反可刺激人們在生活上自強不息，令個人的潛力得到更大的發揮，令社會可以進步得更快。

不過，香港社會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擁有資產的人，在競爭上常處於一個更大的優勢。擁有物業的人，經濟一復甦，物業價格就很快跟著上升；但沒有物業的人，可能要等工資上升，才有機會分一杯羹，這可能要一兩年後才會發生。

從這個角度去看，努力工作所產生的差異可能不如擁有資產可產生的差異大，對努力工作的人不公平。但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卻認為，擁有資產的人之前曾付出過更大的努力，他們省吃儉用才成為業主，這也應一併去計。

不過，現時亦有人覺得，這麼辛苦去買一個蝸居，一世做房奴，並不值得。但這種遊戲規則香港已玩了這麼多年，已不容易話改就改。

(轉載自2010年4月15日am730C觀點)

你喜歡新加坡式生活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如果單從居住環境著眼，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嚮往新加坡式的生活。新加坡人不用為蝸居而煩惱，八成家庭都獲得政府照顧，可以用強積金買政府興建的公屋，平均面積約有1,000方呎，在香港已可稱作豪宅。

然而，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除了要交更多的稅與強積金外，最要命的是要接受一個甚麼都管的大政府。新加坡政府在物質生活上把人民照顧得很好，但在生活自由度上卻把人民管得十分嚴，香港人不一定習慣。

去過新加坡旅遊的人，第一個印象是新加坡十分整潔。因為新加坡政府判斷人民(包括遊客)是會亂吐香口膠的，所以不許香口膠入口。在新加坡嚼香口膠是犯法的。新加坡人也不會亂貼街招。即使街招的內容不含政治性，破壞市容也足以招至被重罰。曾有美國遊客在新加坡街上塗鴉，結果被判笞刑(用藤條打屁股，可以打到皮開肉爛，打後當然印象深刻，不過不太人道，文明國家已棄用)。由於這個遊客尚未成年，美國政府曾出面替他求情，但新加坡政府卻堅持外國不容干涉新加坡的司法獨立，白屁股一樣照打可也。此事成為國際新聞，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對新加坡保持市容整潔極有幫助。不知香港人是否希望政府笞刑侍候？以改掉某些香港人的不良習慣。

新加坡政府視自己為父母官，人民則是不太懂事的孩子，不但為人民安排住宿、協助人民改變不良習慣，還要安排人民如何結婚生仔。政府會安排學歷高的適婚男女「相睇」，鼓勵他們多生孩子，以提升新加坡人的質素。不過，這些安排成效並不明顯，不知道將來會否有人提議﹔不如學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由政府安排配種，生出來的孩子交政府教養，成效當可提高。

新加坡政府又怕人民不懂得投資，故成立由政府打理的投資基金，拿人民的強積金去投資。政府揸主意，人民沒法過問。香港人則喜歡自己「落場玩」，儘管屢敗屢戰，亦樂在其中。

新加坡領袖有時亦會覺得新加坡人的創意與冒險精神都不及香港人高。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沒有政府照顧得那般週到，沒有辦法只好靠冒險與發揮創意去各自找生活，但新加坡政府卻要求人民聽教聽話，好讓政府為他們安排一個更穩妥的未來。

不過，近年香港人的心態也在改變，要求政府全方位照顧人民生活的呼聲愈來愈多。事事向政府問責的結果，必然是促使政府的架構變得愈來愈大，納稅人的負擔亦會日益加重，香港的發展將會偏向社會主義。這是否多數香港人想走的路線？傳媒在標榜新加坡的優點時，宜仔細想清楚。住在鳥籠裡，雖不愁吃，但沒法高飛。

(轉載自2010)年4月14日am730C觀點

市場機制還可信賴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2.1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出席某電視台的烽煙節目，與家庭觀眾一起討論高租金的問題。我早有心理準備，知道大部分觀眾都不是喜歡高租金的。如果我要討觀眾喜歡，我大可以附和他們，與他們一道埋怨大業主的貪得無厭，不理租客經營困難，還要強行加租，令很多人失去生計。

老實說，我自己也是高租金的受害者。我屬下的分行全部都是租回來的，租金是我們機構最大的固定支出，每逢樓市衰退，害到我們差點無法轉彎時，就是這筆昂貴但不會立即按市況作出調整的租金支出。誰不想有辦法可以令業主不要這麼狠心，肯順應租客的願望，把租金調低一點？

然而，當我聽到一個又一個觀眾，把高租金的成因歸咎為業主為富不仁，指控政府偏幫大業主時，我又覺得這樣的觀點實在把事情簡單化，訴諸情緒並不一定有助問題的解決。因為按這類觀眾的意見，租金是不用按市場的供求關係去定斷，而應該按他們的感覺去定斷。這等同要改變香港一向以來的遊戲規則，效果可以是十分嚴重的。因此，我不得不提出一些相反的意見，寧被觀眾唾罵，也在所不惜。

一 向以來，香港商用樓宇的租金都是按市場機制去制定的，政府不會插手干預。所謂市場機制，就是任由業主開天殺價，又任由租客落地還錢。雙方只顧自己的利益， 而無需照顧別人的需要。如果雙方肯妥協，那就有機會簽成租約；如果雙方都不肯讓步，那就只好拉倒。這時，雙方都得付出機會成本。業主可能要讓物業空置，將 來也未必一定租得更高的租金；而租客亦不一定可以用同樣的租金租到更理想的物業，甚至因而被逼停業。

這種各自謀取自身利益的較量，市場無時無刻都在進行，政府甚少干預，社會亦不會隨意作道德批評。但近年社會的氣氛出現了很大的改變，業主維護自己利益的行為已被視為不道德。那麼，業主應怎樣去訂定租金呢？難道又搞公投？但如果擁有業權的業主也不可以釐定自己的物業的租金，那又有誰肯去買物業做業主呢？

此 外，社會上亦有意見認為，高租金乃政府政策失誤所造成。在住宅市場，政府確可以透過增加土地供應，去調節租金。但在商業樓宇市場，供應已相當足夠。有些地 方免租半年，業主貼裝修費也租不出。大家想租的不是這些地方，而是核心旺地。但這些地方已不能再有新供應，叫政府還有甚麼辦法？難道要政府指令業主減租， 一定要租給某個租客，而不是租給其他肯出更高租金的租客？是否政府不這樣做就等同官商勾結？

歷史的事實證明，合理的租金，只能透過市場的機制去達至。如果把訂租權交給政府或是交給群眾，只會造成更嚴重的資源錯配，造成大量經濟損失，對基層群眾也沒有好處。

More Tobacco Tax?

RTHK Radio 3: Backchat
Presenter : Hugh Chiverton and Bryan Curtis

Dr. Judith McKay, director of the Asian Consultancy on Tobacco Control and Senior Policy Advisor to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on tobacco issues

Nicole Alpert, Research Associate,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ramme.php?name=backchat&d=2010-02-04&p=514&e=103725&m=episode

香港沒有華盛頓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理財投資P.33,2009.11.25)

上周拙文指出，月前由美國自由基金會所舉辦的題目為"The Morality of Markets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的圓桌會議，內容極為豐富。正巧，碰到特區政府提交最新的政改方案，引發了泛民政黨與政府的對峙及民主派本身內部矛盾。

本來獅子山學會只談經濟不談政治。不過，在自由基金會的會議中，我參與了很多關於經濟學家對文明社會歷史演變進程中民主發展的討論，以經濟學角度討論政制發展，解釋某國為何發展出某種政制，這些倒是經濟學家如海耶克和熊彼得也在其著作談論的事。我亦藉此機會拾人牙慧，嘗試從眾經濟學大師所得的啟發，解釋香港政改裹足不前的原因。


功能組別具元老院影子

說到政改，不得不說點歷史。香港政改的一大焦點是在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上；因被認為是維護特權階級的政治機器，所以民主派都說要除之而後快。事實上，從議會的歷史發展，功能組別的確有羅馬時代的元老院（Senatus）和早期英國上議院（House of Lords，實稱貴族院）的影子。顧名思義，元老院或貴族院成立的目的，當然就是維護鄉紳族長和貴族們的利益；這與現在功能組別內的地產商、銀行家、到律師、教師、工會等，以手中一票與政府討價還價，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實並無二致。可以說，香港的民主政治發展仍然是停留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時空。

英國議會的歷史從來是皇權、貴族院與下議院各方爭權而發展下來的。到十七世紀英王查理一世在內戰中被殺了頭，皇權從此一蹶不振，就只剩貴族院與下議院之爭。不過，從後來的發展來看，英式民主的發展就是下議院對貴族院的權力不斷閹割。到了今天，英、加、澳等英聯邦國家，還是保留了上議院，而其議員也大都是因出身貴族或透過政治任命的，只不過它的權力已差不多遭閹割淨盡，九成九的時間已成為下議院中執政黨的橡皮圖章。英式議會發展到如今只是形式上雙院制，實為單院制。

可是，從民主發展的角度和這個國家的生命力而言，由雙院制轉到單院制的發展卻不是好現象。雙院制為何較單院制好？有些事情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只想問問各位男士（女士回答亦無妨），你喜歡自己「單院」還是「雙院」？事實上，自然界很多事物都是成雙成對的。

日有陰晴，月有圓缺。大部分生命也是靠兩性繁殖，而這些生命都較單性繁殖的高等，更有適應力和生命力應付環境的改變，兩性雖不同，卻在生活上、基因上互補長短，有利養育下一代和物種進化；而兩院制的優點可在美國看到。

英國人爭取民主的方法是選擇保留不民主的貴族院，卻把貴族院的權力褫奪，權力盡歸下議院。美國人的方法是讓上下議院（即參眾兩院）實際運作，互相制衡，卻把參議院民主化。有別歷史悠久的英國，美國立國之初，貴族階級還未成形，參議院的民主成分很高，議員是由州的民選立法機關選出，不過，後來基於技術性困難【註】，改由一人一票選出，代表州民在聯邦政府爭取利益。

參眾兩院的分別在啥？開國元勳明白一人一票的可貴，卻更明白政客鼓動民粹派糖買票，犧牲國家長遠利益，故定下參議員任期六年，參議員都得為自己在聯邦政府的投票有長遠的考慮，選民也不得因他短期表現欠佳而轟他下台；同時，眾議員任期卻只為二年，所以眾議員傾向民粹；參眾兩院透過各有特色的運作，平衡各方利益，美國能成為超級大國，實應歸功開國元勳精心的議會設計。

說了一大堆議會歷史，干香港政改何事？如上述所言，功能組別有上議院的影子，但從美國的例子，只要把它「民主化」，實也可滿足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訴求，特別政府拋出了增加直選跟功能組別各五席的方案，功能組別全歸民選區議員，這對爭取普選的人士來說根本是大開中門！

何解？這是功能組別全盤民主化的契機：代表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席全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經此間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因此是有民意支持的，更妙的是功能組別的「參議院化」，經區議員互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一定不會激進得哪裏去。（所以間選並不一定是民主的倒退，也解釋了美國總統和英加澳等政府首長都是由間選產生的原因）。只要口口聲聲為香港人爭取民主的教育界張文光、法律界吳靄儀等民主派功能組別議員暨選民（由泛民控制的功能組別議席共四席），同意把自己的功能組別取消，交出議席，以換取代表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席，那不是立刻使經由民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席由目前的五五之比，到2012 年的四十四比二十六？更重要的是，這姿態把壓力拋了給其他的界別，功能組別內的特權階級很快便會被閹割淨盡；不用政府施捨，這就是香港人自己爭取的民主路線圖。

奢望香港有民主偉人？

這樣簡單的方法落實民主，難道泛民都看不到嗎？他們當然看到，可是正如阿當斯密名言「我們不能藉向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我們不會向他們訴諸我們的處境為何，相反的我們會訴諸於他們的獲利。」用地道香港話最能傳神說出： 「搵食（混口飯吃而已）！」民主派也是人，怎會輕易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讓？遇到年過半百，吃六四的老本，對爭取香港民主一事無成，卻還好意思指鼻子說獻身民主的老油條政客，你又能奈他何？

畢竟，歷史上自稱政治家的假貨多，真正偉大的政治家就寥寥可數，美國出了華盛頓，奠下二百多年迄今不倒的民主制度；可能真的DNA 出錯，以中國之大，卻出了袁世凱；台灣更出了陳水扁，你還敢期望香港有民主偉人？還是由獅子山學會不厭其煩，老土講句，要制約政府還是大市場、小政府吧！

讓G2 肅然起敬的香港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理財投資P.39, 2009.11.18)

上周應美國自由基金會（Liberty Fund）邀請出席假港麗酒店、主題為「Morality of Markets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的圓桌會議（名字不好譯，因為用中文很難說清Morality in Markets跟Morality of Markets的分別，兩者在英文中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與會人士來自美國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Tom Palmer和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滿口英文的高等華人，小弟僅有經濟學碩士學位，牌面當然相形見絀，特別在開會前一天的晚宴上，閒談間我指出奧國學派經濟學家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1956年的著作中（書名：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曾說東方世界在對現代人類社會的智力勞動成果（Intellectual Effort）上再沒有如古時般作出巨大貢獻，這言論跟我們問中國還為什麼沒有本土出產的諾貝爾獎得主或國際天王巨星米高積遜一樣，我歸咎於是中國還沒有實現足夠資訊自由流通的結果，一位來自內地的本地大學代表，語帶輕視的以英語質問我：「那你們香港人享受了資訊自由那麼久，又有誰對世界作出過什麼貢獻？」

英美參考香港政策

正在享用美國安格斯牛排的我，用餐巾抹一抹嘴角，淡淡然回答：「香港沒有誰成為驚世的大思想家，但我們創造了一個低稅率、自由貿易、積極不干預的系統，為世界提供了經濟繁榮的活生生例子，列根總統跟戴卓爾夫人都參考香港，改革本國經濟，為其後的全球化展開序幕，這就是香港人的功德。」我看見北京代表的臉有點火光，他按捺不住道：「你是七十還是八十年代出生的？那怎會是香港人的功勞？你們都是被英國殖民者統治，不要把英國人的金往自己的臉上貼！」「英國人是不會理我們死活的，所謂積極不干預就是他們懶得管，你看當時英國政府在本土的統治，關懷工人、事事對英國勞工階層服侍周到，卻搞得經濟一塌糊塗，自己成為歐洲病夫，怎有能力創造香港奇？」我望手上杯中的紅酒說。

會議主席美國人Doug，見雙方僵持不下，打圓場說：「列根總統改革經濟時的確有參考香港例子，不過會議明天才開始，到時再談吧。」北京代表嚴肅的回應：「王先生，要說服我恐非易事。」晚宴就在一點點的火藥味之下結束。

第二天，會議正式開始。老實說，除了小弟，會中都是猛料之人，因此討論內容比我昨晚的西餐甜品更豐富，令我精神上得到極大滿足。其實月初我也參加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舉辦的會議，當時的重點講者為澳洲人Michael Fullilove，他「鼓勵和教導」我們香港的智囊組織如何可以學他的智庫在國際上發聲和影響世界，會中不乏本地學者和政府高官，他們都仿效曾蔭權拜會胡總時低頭狂抄筆記，又在會上怨婦式向Dr. Fullilove投訴，政府如何撥款不夠，又如何漠視學者們的意見，像是要這洋人為他們主持公道。

當我想指出，香港智囊其實早在國際上發表意見，如獅子山學會便曾在《華爾街日報》刊登文章，還有香港也早在三十年前便一直影響世界（包括澳洲），卻發現Dr. Fullilove所主講的環節竟然沒有答問時間。難道中央政策組認為我們的高官學者，只配乖乖的聽洋人發言，卻沒有能力提問？特區政府的管治每況愈下，往往只能引用外國例子，又豈是偶然？


一人一票與神化民主

言歸正傳，自由基金會的會議環繞多個議題，香港人較感興趣的可能是對民主的討論。民主社會是普世價值，這個相信沒有人異議；可是，如果我們說只要有民主，甚至決定都是經一人一票所作出，事情便因此能保證公平公正，我們又是否把民主神化了？一人一票選出的政府，當然無容置疑，但這是否代表民主產生的政府在執政的四五年間權力可以無限擴大、隨統治者的意志干預人民的交易？市場本身又有否民主的特性，甚或是民主的一種表達（an expression of democracy）？因為在自由市場上，每人都有投票權，只是比重不一，但窮人仍有可能以他們的消費改變市場的一些現象，可是在政治選舉上，選民支持的政黨贏不了大選，選票便如廢紙，他們的意願定遭執政黨漠視，可見市場擁有一人一票所不能賦予的彈性，有利促進真正民主。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當我們談到貨幣政策的時候，主持Tom Palmer說他是金本位的支持者，無他，因為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壟斷了發鈔權，繼而濫發貨幣而對鈔票信心盡失，這不難理解。

當時，我立刻把皮包的港幣都掏出來，說：「香港的貨幣（20元或以上）都不是中央銀行所印的，只要私人的發鈔銀行認為有需要，把等值的美元放在金管局便可發鈔。香港有三家發鈔的私人銀行，發鈔卻絕對有紀律，從不混亂。最近，渣打銀行便發行了150元的鈔票，慶祝其成立一百五十周年，以溢價賣出鈔票，盈餘撥歸公益，市民開開心心買鈔捐款。只要有機制、有競爭、有信用，私人銀行也可發鈔，香港是否自由市場的典範，香港人又是否創意無限？」銀紙也可由民間印，還印150元，想都未想過！此言一出，身處在G2中美超強的精英群中，發現他們頓時對我，不，是對香港，流露出肅然起敬的神情。北京大學的代表，更微笑輕拍了我的背一下，一笑泯恩仇。會後，全團人到南丫島嘆肥美龍蝦海鮮餐，而三天的會議就這樣愉快地落幕。

香港人，別再聽政客們的鬼話連篇，說得我們一文不值。我想起在《少林足球》中周星馳對趙薇說的一句話：「你是最好的！」願共勉之。

群策難創新天

施永青 [am730] 2009-10-23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特首今年的施政報告，名為《群策創新天》。我對它的內容意見不大，但對它的題目卻有點不同的想法。我總覺得「群策」是很難與「創新」弄在一起的。香港歷來崇尚個人主義；因為在自由市場裡，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追求，無需群策群力去追求社會的整體利益；只要大家分頭各自努力，就自然可以互動互適，在自己的位置上不知不覺中做出對社會有利的事。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了，社會的經濟亦會同步好起來。過去從內地來港的人，大部分是看中了香港有一個可以各自謀生的環境，而不是因為這裡的政府善於搞群策群力。

可惜，不知是否近年香港人各自謀生的能力低了，轉而喜歡在政黨的帶領下向政府問責，希望能夠聚合群眾的力量向政府施壓，逼政府在政策上予自己多一點優惠，那就可以不勞而獲，也可以讓自己的生活得到不斷的改善。

通常，正是那些熱衷於搞群眾運動的人，最喜歡搞群策群力，以顯示自己相信群眾，思想民主。只有這樣，才容易把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讓他們以為，只要大家團結起來，集思廣益，就可以為集體創造出一個美好的明天。

然而，要謀求集體的美好明天，往往比謀求個人的幸福困難。如果香港人謀求自己的幸福也感到困難，怎可能期望他們合起來之後就可以創造出社會的美好明天？我自己在公司遇到困難的時候，一般都是叫下屬各自謀出路，這樣機會可能多一些。當其中某些成員找到生路之後，其他人自然會跟著去行。聚在一起搞群策群力，萬一弄錯了，就可能一次過死清光，絕非上策。

其實，世上的創新，甚少是用群策群力的方式搞出來的。香港的影藝界，有個時候也流行搞集體創作。他們一邊飲酒，一邊「度橋」，度出來的不外是一些片段性的「無厘頭」笑話，談不上真正的、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創作。

現實是：匯集起來的群眾意見，受制於公約數的模式，求低容易求高難，不但甚少創意，而且多流於庸俗。靠這樣的意見為社會創新天，希望十分渺茫。

據說，愛恩斯坦的相對論，並不是在實驗室裡搞出來的，而是在他還很年輕的時候，透過苦思冥想，從自己的腦子裡挖掘出來的。人腦是與宇宙一體的，人在孤獨的時候，有時會自行領悟出宇宙的奧秘。貝多芬聾了，雖然倍感孤獨，但可以減少外界的干擾；在這種狀態下，他的思維反而可以遊離凡間，因而感受到上天的創意，令他可以在音樂創作上得到種種靈感。人類的偉大創意，大部分都是個人在孤獨的人生路途上發現的，群策群力在創新上很難找到位置。

香港走上「成龍」之路？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 P. 27, 2009.4.22)

港產國際巨星成龍周六於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被問及對文化自由的看法時，發表了他對自由的獨特見解：「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很混亂。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即時全場譁然，港台傳媒網民亦展開圍攻，指出成龍需要人管是他自己的事，別扯到港台民眾身上。
　　即使在成龍眼中「不亂」的內地，其言論也引起很大迴響，不少同胞更認為成龍生於香港這自由之都，是仰賴這地方賦予的自由才使他在演藝事業上有如此輝煌成就，說這風涼話是忘本的表現。無論如何，儘管在二十一世紀還是有人追求被管的生活，大部分人仍是嚮往自由這句話應錯不到哪裡去的。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而最大型的移民湧入就是發生在中國最不自由的年代，所以從中國移民來港的都是追求自由、逃避管制的人；正巧，發生在過度期的移民出國潮也是由於港人懼怕回歸後香港會失去自由的決定。所以香港人，特別是在獅子山下年代成長的，他們的血液應是擁有強烈追求自由的DNA，而成龍正正是這個年代成功的表表者，從他的名字──港生，便知道他父親應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成龍的父親是中華民國的退役軍人，國民黨敗逃後他為了避禍躲到香港，後來擔心離大陸太近，去了澳大利亞隱姓埋名做廚師。有了這些背景，成龍的自由論分外令人震撼、傷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便不難理解。
　　正是香港人知道自由是有代價、得來不易的，成龍這一個國際級人物，曾經代表著大中華地區揚威海外，就這樣把多年來為爭取自由而付出血淚人士的努力抹去，才真的令人痛心。可是，在罵成龍這樣雙手把自由奉上之時，人們有沒有也有意無意的把自由放棄了呢？或者我們的自由悄悄地被人拿走而不自知呢？
強迫的強積金
　　在獅子山學會工作了兩年，曾經出席不少論壇，聽到輿論最多談及的就是社會上有某某問題，靠市場自律解決不了，所以要求政府立法規管。認識我們的都知道，獅子山學會從成立的第一天便反對強積金，我們賺的錢為甚麼要由政府安排儲起來？還逼我們非給基金公司賺管理費不可？政客的解釋是：社會上有人不懂為將來打算，所以要專業的基金公司為他們理財，儲蓄一下，以免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我知你們懂理財，不過要公平嘛，你們也供，來來來！理由不錯吧？可是一個金融海嘯，專業了百多年的雷曼也爆煲，其他基金公司的財產也愈理愈少，看不到他們比普通人更懂理財。
　　見我們的錢少了一截，細心的政客們怕我們的錢不夠老來看病，所以又逼我們供強醫金；更有「洞悉先機」的基金界人士遊說政府強積金不宜讓市民於六十五歲全部提取，應按月發放生活費，以免缺乏定力的人在死前把強積金用完！最近在街上仍聽到有人說政府設立強積金的原意是好的，不過這樣那樣云云。
　　我們就這樣的把人生努力所賺的十分一、把用這些血汗錢的自由雙手奉獻給政府。看來政府還比上帝權威，上帝只要祂的信徒甘心樂意的奉上十分一，信徒還有不奉獻的自由；在政府的權威下，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供強積金，否則便坐牢。愛自由的香港人，你服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眾理由我們說過了百遍，不贅。但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問題，為甚麼我沒自由為自己的勞力作定價？有人便會即時反駁：誰希望把自己的勞力賤價而沽？他們只不過是被剝削吧！但我們總不能否定有些人只要求一個工作機會，哪怕就是四萬長期失業者（2004年第二季總數為82,700人，就算現在經濟比當時好多了，估計也有四萬之眾），加上因失業太久放棄尋找工作而不在統計之內的失意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這些數字包括兩成的15至19歲青年失業人口、還有一些殘障人士……這幾萬人就是政客口中所謂的少數。現在因外傭抗議，政府也終於承認最低工資會損害某些人的工作機會，打著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把這幾萬人工作的自由剝削了。
最低工資保障誰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因新法例的實施，僱主難免會把某些長工轉為外判工作，政客見法例達不到預期效果又立例不許企業「無理」解僱員工（政客基本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不斷立例，而代價就是我們的自由），僱主因此對招聘極為謹慎，受害的最終也是沒有經驗的青少年，這不是我胡亂推敲，只要走到法國德國一趟，你便看到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有人說最低工資不是如我們說般可怕，不會死人的。對，我們是死不了的，因為我們已踏上了事業的階梯，朋輩們也挺成功，死的只是弱勢人士，我們不忍他們成為政客試試看下的犧牲品。
　　我們的自由還有怎樣溜走？禁煙禁到餐廳、干犯了私有產權也不說了。政客說不能讓員工吸二手煙，也說得通（但不要忘記員工是有選擇工作的自由的），但為何要禁到郊野公園？難道怕野豬猴子吸二手煙？商業競爭要管、開車和情人看日落開不開冷氣要管、要寫的還可以寫幾千字……是的，或許如成龍所盼望的，香港快不亂了，早晚祖國還要向我們學習學習。 　　所以我說，上海要超越香港，還早呢！

重新認識自由市場

謝毅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33, 2008.10.27)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不但顛覆各國的金融體系，還改變世人對自由市場的看法。
　　
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將責任歸咎於市場，指責商賈貪婪招禍。例如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在國會作證時，承認過去崇尚自由市場的想法是錯的，政府今後應該加強監管金融市場，以免危機重現。持此論者，還包括經濟右傾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
　　
至於這場海嘯的根源，包括政府所立的「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如何鼓勵銀行為低收入人士提供置業貸款，以及由政府贊助的（government sponsored）「兩房」如何大量收購次按等，則甚少有人關注。

干預有利有弊


也難怪，美國一直以市場正統自居，對別國經濟評頭品足，久而久之，我們很容易信以為真，以為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市場。實情又如何呢？原來美國早於1938年已推出「公平勞工標準法」（Fair Labor Standards Act，簡稱 FLSA），正式立法推行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多年來政府不斷收緊政策，鮮有放寬，令勞動市場極度僵化，無法隨經濟起伏而作出相應調整。同時，政府又頒布公平競爭法，規管營商活動，但效果甚微，除了引發無數訴訟，浪費大量公帑外，不見得此法對促進競爭有什麼幫助。

講到國際貿易，美國更是雙重標準：一方面自設關卡，不許外來競爭；另一方面又運用影響力，威迫利誘，要外國開放市場，再傾銷牟利，例如最近在瑞士舉行世貿會談，就因為美國不肯就農業補貼作實質讓步而破裂。所謂「美式資本主義」（American-style capitalism），究竟有多自由，大家心裏有數。還記得奧國學派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曾經說過：「自由主義的理念從來沒有徹底實行過，即使在英國這個自由主義之鄉亦如是。」又何況美國呢？

若要數跟自由主義最接近的地方，應該首推香港了。已故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經稱香港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典範，成就足可與一百年前的英美日相提並論。香港的經濟繁榮，實有賴前財政司夏鼎基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這一點，沒人能夠否認。好可惜，自從回歸後，政府開始往左走，愈來愈偏離以往的成功之道，直至兩年前，特首曾蔭權公開表示「積極不干預」已死，氣得佛老要鼓其最後一口氣，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撰文批評「香港錯了」，事件引起國際關注。

當然，香港也不是完全自由市場，若細心觀察，不難發現政府干預無處不在。但干預也有好多種，有利有弊，關鍵在於其對競爭的影響。大體而言，干預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國營企業或由政府發出的專營權。先說前者。由於政府有稅收支持，毋須自負盈虧，故定價往往不依常規，私人公司根本難以與之競爭；無競爭，自然無進步，像香港的教育、醫療、房屋等，之所以弊病叢生，歸根究柢，是政府太有為。

至於後者，雖能杜絕直接競爭，但間接競爭還是免不了。例如政府早前將港深廣高速鐵路香港段的五十年專營權批給港鐵經營，表面上無競爭，可以大做獨市生意，但如果將直通巴士計算在內，間接競爭可不少呢。當然也有例外，像電力市場，只有中電和港燈，視乎地區而定，除非閣下重過原始生活，鑽木取火，否則根本無權選擇，只能任由兩電宰割。

第二種是價格管制或貿易壁壘。與第一種比較，此類干預對市場的傷害較少，因為競爭仍普遍存在，只是程度有別，或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罷了。例如立法推行最低工資，禁止頂爛市，求職者就會轉而比拼學識、經驗、技能、年齡、性別、國藉等，凡此種種都屬於「非價格競爭」，最低工資無權干涉。而貿易壁壘只針對外來競爭，但只要國內市場夠大，選擇夠多，消費者也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種是社會福利。奧國學派第四代掌門人海耶克（Frederick Hayek）主張，當社會變得富裕，我們應該向弱勢社群伸出援手，讓他們免受赤貧之苦。唯一條件，是政府盡量不作直接干預，改為在「市場外」提供援助，或稱間接干預，將影響減到最少。當然，影響再少，也會擾亂市場秩序。比方說，自從有了綜援，工資下降有一個底線，如果太低，例如月薪500元，市民就寧可拿綜援，也不會工作。換言之，因為綜援，市場的自我調節受到限制，無法運作自如，只是兩害取其輕，總比最低工資好。

自由市場≠無政府主義

由此可見，自由市場不等於無政府主義；高舉市場，也不代表否定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以戰後的香港為例，政府在教育、醫療及房屋等領域，有較重要的角色，但在其他方面，一般甚少干預，起碼沒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對進口貨不設關稅，也沒有外管制，資金可自由進出；加上稅制簡單，稅率較低，鼓勵市民為自身利益努力奮鬥，終於成就香港的經濟奇。我以為，以上都是常識，不論有無讀過經濟，都應該知道。殊不知最近有人像發現新大陸般，聲稱「市場不是萬能，干預不是萬惡」，大有下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捨我其誰的氣概，確實令人啼笑皆非。
　　
最後，我想用米塞斯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他說：「是否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真地研究一下呢？這個問題，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但有一點倒可以肯定：如果某人沒有充分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發表贊成或反對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

施永青 - am730 新聞 C觀點 M12 , 2008.7.3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這話聽來不大可能。香港人大部份都是為了逃避社會主義，才來香港生活的，他們怎會傾向社會主義？

不過，嚴格一點來說，香港人以前逃避的，只是苦難的生活，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社會主義，亦不知道為何社會主義會帶來這麼多的苦難。此之所以，香港最近又有社會主義回潮跡象。
近日，香港物價高漲，小市民的生活受到不少影響，大家都希望有辦法令物價早日回落。這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從電台「烽煙」節目中聽到的很多意見，其中不少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我真擔心，這類思想很快會成為香港的主導思想。

我發覺，很多市民都無心去深入了解物價上漲的真正原因，他們都簡單地把問題歸咎為奸商貪得無厭的結果。因此，他們要求政府插手干預，調查奸商是否有暴利，以限制奸商隨便加價。這種手法其實與大陸的物價局所做的差不多，都是想借行政力量去干預市場，非常社會主義。但現實是：大陸雖有物價局，一樣控制不了通貨膨脹，大陸生活指數上升的速度比香港還要快。

由於政府強制，大陸的汽油雖然無法隨便加價，但油站卻缺乏足夠的汽油供應，用車者需四處排隊輪候，付出的代價不比加價少。再者，「物價局」的人手有限，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結果是「物價局」看漏眼的地方，物價就狂升，以補償那些升不足的地方的虛位，人民要付出的總代價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政府插手而得付出額外的行政費用。

然而，香港人似乎未能吸收這種教訓，一樣非常熱衷要求政府控制物價。有時，他們的要求實在很矛盾，很難知道他們真正想怎樣。譬如：我最近在「烽煙」節目中聽到兩種截然不同意見，但主持人都意識不到兩者的矛盾，雙雙予以附和。

早前才有人指責，超市訂價不統一，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地區的分店賣不同的價錢。但沒多久又有人投訴，油站的價格全部劃一，成本低的地方並沒有調低售價。真弄不清楚，究竟是應該劃一呢？還是應該有差異呢？

其實，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訂價是商品擁有者的自由，他們有權盡量把價格有多高提多高，只是消費者可以選擇不買或幫襯其他人買。因此訂價過高只會自食其果，變成賣不出或賣得少，一樣可以招致生意上的虧損。

所以，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物價會自行調整，以便買賣雙方都可在交易中得益。如果由政府出手，按群眾的意願來訂價，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社會主義國家已做過很多這類實驗，香港不應再為此去付出代價。

強加營養標籤 市民未必得益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5 , 2008.5.26)

立法會正在如火如荼地審議《2008年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修訂：關於營養標籤及營養聲稱的規定）規例》（下稱《營養標籤法》），條例要求預先包裝食品必須加上標籤說明多種指定營養素的含量，其中每年銷量低於三萬的食品可獲豁免，但作出營養聲稱的食品（如聲稱高鈣、低糖）則不獲豁免。

標籤與否市場安排

　　《營養標籤法》的用意，應是政府（或壓力團體）深感缺乏營養標籤的食品，增加消費者選擇食品的訊息費用，故此認為強制加上營養標籤可以「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可是，以強制加上營養標籤來幫助消費者選擇食物，消費者同樣需要負擔訊息費用。

　　其一是食品製造商或入口商在提供法定要求的訊息時，涉及化驗及重新包裝等成本，部分食品供應商早已明言旗下食品將會因而加價，消費者需要付出較高的食品價格。其二是消費者把營養標籤的資料轉化成為有助選擇食物的依據時，須要擁有相關知識的訊息成本，即如現時電腦雖已多有詳列各種配備，不少消費者對此其實一知半解，更遑論以此為選擇的依據。

　　當然，市場中的消費者跟供應者為求自身利益，無時無刻尋找降低訊息費用的方法。於是視乎訊息費用高低，品牌、口碑、第三方驗證或會取代商品的實質資訊，成為市民選擇的依據。自由市場的激烈競爭之下，產品提供多少訊息，無非反映相關訊息的成本效益。各人的訊息費用各異，所以提供不同訊息的產品服務可於市場中同時出現；擁有較豐富汽車知識的車主，較為喜歡到小車房維修汽車，依據每項細節議價，而對於細節所知不多的車主通常光顧大型維修中心，兩者並行不悖。

　　可以想像，當社會上存在較多擁有豐富汽車知識的車主之時，競爭之下會出現較多提供詳細維修細節訊息的車房，反之亦然。由此可知，並非現時市場中提供法定營養標籤的食品甚少而使消費者選擇食品時無所依據，而是消費者對於營養標籤的認識較遜，較少以此作為選擇依據，因而使市場中提供相關訊息的食品較少。認為市場中食品缺乏營養標籤有礙消費者選擇者，忘記了食品有否營養標籤本身就是消費者的選擇。

沒有標籤也是訊息

　　即使食品沒有加上營養標籤，也不代表該食品完全沒有幫助消費者選擇的訊息，因為不提供訊息本身也是一種訊息。以信貸評級（credit rating）為例，信貸質素最佳的企業固然欣然要求評級，可是事實上不少信貸質素較次，甚至只為「垃圾」（意指屬於投機級別的評級）的企業同樣自願進行評級。這是由於不提供評級訊息本身對於投資者便是一項重要訊息，代表企業信貸質素都是不達最佳標準的一丘之貉，然而信貸質素較次的企業當然不願與「垃圾」質素的企業為伍，於是只好「被迫」進行評級以作區別。

　　部分預先包裝食品不願提供營養標籤，要不是提供相關訊息的成本過高，便是提供相關訊息以特顯其「營養價值」的得益有限，消費者對此即無營養標籤也能得知。

　　強加營養標籤，是以一種安排取締市場現存的各種降低訊息費用的方法，或許能使部分擁有較為豐富營養知識的消費者得益，但是同時會令其他消費者因為更高的食品價格和更少的食品選擇而受害。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劉燕卿早前曾指「市民為健康而增加食品開支無可厚非」，明顯就是官代民選的心態。

　　政府要「幫助消費者作出有依據的食物選擇」，應當以加強消費者對於食品營養訊息的認識和關注為正途，從而增加市民對提供詳盡營養標籤的食品需求，為該類食品創造市場，以市場競爭逼使食品供應商作出有關調整。不從需求入手而強加標籤，是本未倒置，消費者也未必得益。


　　

社會主義能救美國嗎？

施永青 (am730 四川大地震 M04 C觀點 2008-5-1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想不到當次按危機爆發後，用來解救的方法卻十分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最大分別是：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而社會主義的基礎則是集體主義。資本主義鼓勵個人奮鬥，希望透過保護個人的私有產權，去刺激個人的動力；並透過自由市場的機制，令個人的動力產生社會效益。但社會主義卻認為，個人利益會妨礙社會利益，必須從集體利益的角度出發，利用國家機制作理性的調配，才能使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美國在次按危機爆發後，沒有要求那些胡亂借錢的人承擔自己的責任，也沒有讓經營失策的金融機構自行倒閉，反而由政府出手，為有問題的貸款提供抵押，為快將無力經營下去的金融機構提供融資，以便讓沒錢付利息的人也可以在按給銀行的住所裡繼續生活下去。這種做法實際上破壞了市場機制的自行調節能力，令正常的新陳代謝無法進行，改由集體的力量去修正個人的出錯，十分社會主義。

布殊總統寄望甚殷的1,250億美元的退稅，本身就是劫富濟貧式的社會主義分配，因為今次退稅並非按交稅多寡來退，而是按人頭作平均分配，一點不符合鼓勵個人奮鬥的精神。

1,250億美元，聽來好像是一筆很大的錢，但美國有近3億人口，每人分不到500塊錢。對於經濟出了問題的家庭，這少許錢當然無補於事；即使是這筆錢全部拿來消費，對市場產生的刺激作用也相當有限，以區區1,250億元，放入一個13萬億元的龐大經濟體系裡，很可能漣漪也看不到。

況且，美國經濟向來靠私人企業推動，各企業只需為了盈利去努力鑽營已可產生足夠動力。現在忽然覺得私人企業不行了，改而要靠政府去作調配，美國政府能突然有這種能耐嗎？如果有，何苦要等出現了危機才出手，不如平時就把經濟生產也交由政府接管，那美國的經濟增長豈不是更有保障？真是這樣的話，社會主義早在全世界都走向勝利了，美國何來機會稱霸？

其實，由政府注入市場的錢，本身來自市場，並非政府自己成功創富得來的，等如從大腿抽血再輸入手臂裡，對身體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好處。美國政府根本沒有盈餘，要退稅就得發行國庫債券，實質上就是向有錢人借錢，發放給窮人使用。但這種偉大的社會主義舉措，既不能增加基本建設，又不能改善出口，只會引導人民把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與美國現在的資本主義體系格格不入，其解救危機的能力實在值得懷疑。

林夕和唱片業的美麗誤會

信報財經新聞 2008-01-28 經濟．企管 P35 獅子山學會 何民傑

近日，本港著名填詞人 林夕先生在香港電台的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上，呼籲政府在撥出三億公帑資助電影業之後，應該再次撥出公帑資助同樣面對市場轉型的唱片業。此番言論引發不少揣測，一向不大同意政府干預的林夕，為何突然改變以往的想法，也有不少輿論藉此跟進林夕的觀點，發表了不少支持以公帑資助唱片業的看法。

其實，在市場瞬息萬變的時代，任何一個行業都面對巨大的競爭，電影業也好，唱片業也好，電視台也好，甚至互聯網的新興行業也好；市場發展的速度，遠遠比業界人士所想像的快得多。但依靠政府以公帑資助，又是不是解決市場變化的靈丹妙藥呢？

規則抹殺創意

　　回頭看看政府資助的電影業基金，立法會早就通過了撥款三億公帑，直接資助本地電影人拍攝電影。但細看這個電影基金的申請規則，不禁讓人憂心，因電影基金規限申請者拍攝的電影內容，不能涉及色情、暴力、宗教等話題，但怎樣釐定？風魔全球的《達文西密碼》是否涉及宗教？揚威國際的《色．戒》又是否色情？扣人心弦的好戲多是惹人爭議的，而強調和諧社會的官僚們既已把電影基金閹割了，它又怎能開花結果？

其實創作空間無限大，但我們的淫褻及不雅審裁處、廣播事務管理局等機構，過去對影象節目內容的官僚審批做法，加上上述電影基金的限制，因種種的局限，電影人就不得不把精力放在滿足官府的需索，種種新創意也可能在萌芽階段已經抹殺淨盡。

韓片不是好例子

不少文化娛樂界的朋友，都以南韓政府對當地電影業的幫助，作為成功例子游說香港政府應該直接資助文化娛樂事業。但他們往往忽略的，是南韓政府強制規定其國內的所有戲院，每年必須上映一百四十六天的韓國電影，又規定電視台播出韓國電影的最少時數，再加上長時間對外國影視娛樂作品的入口規限。在這些重重犧牲觀眾選擇的強制下，數年間只培育出個別成功的韓國電影，但煙花盛放過後，成績又是如何慘不忍睹？去年韓國電影的虧損規模就達到製作費的一半以上，整個電影行業損失超過一千億韓元（折合八億二千萬港元）。

香港的電影業一直有自由的創作空間，多年來是整個華人社會娛樂事業的龍頭，也是世界各地認識華人的宣傳大使，成效比旅發局高得多。近年，港產片的數量確實減少，但實情是不少電影製作人都已經到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大陸，參與電影製作。面對全球一體化的發展，香港電影業本來就應作出最有效率的反應，與世界接軌，而不是等待政府的救濟。
無止境的資助
　　
獅子山學會在電影基金成立之初，就已經在立法會指出這類基金只會好心做壞事，現在電影基金的成效存疑，盲目相信政府無所不能的人士和利益團體，會否要求政府作出種種強制規限和政策傾斜，又或者會否有更多像 林夕先生的真情剖白，要求政府在各個行業都投入公帑協助；餘此推論，舞台劇、廣播劇、粵曲、棟篤笑……等文化娛樂事業又為何不應向政府索取公帑？
　　
幸好， 林夕先生事後撰文解釋，他發言的原意是不滿政府偏幫電影業，而忽略唱片業，並重申並不鼓勵各個行業都向政府索取公帑自保。這個美麗的誤會確實引起我們再次反思，讓政府一再介入，最終只會收幫倒忙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