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30, 2010

沒讀大學有上進機會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3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由於大學教育愈來愈普及,社會已沒法為所有的大學生提供一份高檔次的職位─專業性或決策性的工作,以致有些大學生不得不去幹一些事務性或文書性的工作。如果連讀完大學也得面對一個這樣的處境,那沒有讀過大學的人,在社會上就是否更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呢?那又不見得完全如是。

早年香港流行「發三師」的說法,意思是說,做律師、醫師、建築師的最容易發達。不少家長至今仍迷信這一套,所以一窩蜂的送子女入文法中學,希望子女可以考入大學,將來有機會做「三師」。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如今在香港當「三師」,已不保證會發達。

其實,社會上的工作有兩類:一類是非讀大學不能做的,如上述的所謂「三師」;另一類是可以憑天資與經驗去做的,如當歌星、運動員、教練、廚師、技工、推銷員,以至做生意,都不一定要讀大學。

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這一行的從業員絕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不見得他們就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一行需要EQ多過IQ。埋頭讀書的人,由於少與人接觸,EQ反不及經常在球場上被人欺負、一早拍拖食慣檸檬的人。我在這一行每年都看到不少新進Top Sale,他們的收入,絕不低過新入行的三師。

其實,不只地產代理有這種現象,其他如保險、傳銷等行業,都不難看到有成員向上流動的現象。他們初入行時,成功主要靠鬥心;之後,他們的經驗會愈來愈豐富,客路會愈積愈多;故不至於像新星一樣,閃兩閃就熄滅了。我見過很多成功的銷售人員,在積累起足夠的資本之後,還自己出來創業。我自己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

不少統計都顯示:創業的人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因為創業要冒風險,承受比打工更大的壓力,很多時,在其他的路都沒法行的時間,人才會被迫去創業。讀完大學的人,比沒讀過大學的人,較容易找到出路,不至於走投無路而非創業不可,所以都是打工的多,反是沒讀過大學的人,更有機會做老闆。

社會上仍經常會聽到,做廚師的自己出來開食肆,跳舞跳得好的開舞蹈學校,做技工的搞維修服務公司……。可見香港社會不是沒有向上流動的通道,只不過要上進就得付出代價。創業不單辛苦,而且夭折率很高,並非人人願意去冒這種風險。

即使不創業,沒讀過大學的人在職場也不至於沒有機會。商業社會很實際,入職時會看學歷,入職後一定看工作表現,沒讀過大學的人一樣有升職的機會。反而我擔心在有了最低工資之後,會有更多的人寄望政客去為他們爭取提升最低工資,因而失去了個人奮鬥的動力。然而,即使最低工資得以不斷提升,拿最低工資的人仍沒有在社會裡向上流動過。

(轉載自2010年4月30日am730C觀點)

雙連車位與無人診所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13 2010. 04. 30)

世民遇到了兩件奇事:一架車,佔兩個位;一個商場,許多醫務所,但通通沒有人應診。

話說,昨日快到中午的時候,世民見沒有約人午餐,便打電話給孫柏文:「可有約人?有無興趣去黃大仙領匯商場食漢堡包?」記得以前在Ann Arbor,我們大件頭的都愛拿着Double Whopper到機舖看人家賽Daytona。

商場內診所中午全關門

黃大仙中心沒有機舖,但有很多診所。中午時段,商場有很多人,偏偏,所謂醫療中心的一塊,所有診所通通關了門。這現象大家不覺得奇怪嗎?

「你呢個利世民,人哋醫生食個晏,姑娘休息吓,唔得咩?」肥孫tongue-in-cheek的好心腸。

世民又發覺,眾多診所中,以名醫蔡堅的診所,應診時間最短。「利世民,睇吓人哋蔡名醫,八點半就睇症,你都未起身。人哋收工嘞,佢又開工。」肥孫的觀察力真強。

「不過,公公婆婆下晝想睇症,咪唔可以幫襯蔡名醫?蔡名醫又話領匯啲租貴?點解集團式診所,反而應診長咁多?」我真心的問。

說時遲,那時快,電話響起。原來是地產Joe打來:「利生,荃灣有個豪宅盤,大業主六折放貨尾車位。實收租金千五左右,每個都係廿萬,有無興趣睇吓。」

車位租一對架車唔怕花

反正閒來無事,便和肥孫一起看看。到現場,發覺不少名車。還有許多業主,寬大的雙連車位,只放一架中型車。

「嘻嘻嘻,呢位車主,手車仲衰過你。」外號「西九拓海」的肥孫,最愛笑我的駕駛技巧。「睇真啲啦!呢度大把咁樣泊車嘅人。」我反駁。

這個豪宅,車位的尺碼不算細,如此浪費,絕非駕駛技巧問題。

地產Joe說:「呢度啲車位,好多都係一對對咁o架。富貴業主有幾架車,輪流泊。成對咁租,都係三千零蚊之嘛。你放架法拉利,畀多千零蚊,唔怕花嘛。」

哦,平租,明白了。

利世民
http://hkliberty.wordpress.com

Thursday, April 29, 2010

拉人上車的荒謬

李兆富- 壹週刊 (A006| 時事| 另壹角度- 29/4/2010)

梁振英說,政府干涉市民置業,並不違反市場原則,更指反對政府介入樓市的人過去四十年都住在火星。言下之意,就是香港政府自麥里浩以來都在干預樓市,所以干預是對的,干預萬能, 干預萬歲!

由美國波及至世界各地的金融海嘯,大家總有聽說過吧。那都是華爾街的銀行家的錯嗎?對了一半。但千萬不要忘記故事另一半的主角是民粹政客。一九九五年社區再投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擴大規模,政府威迫利誘銀行,向本來拿不到信貸的家庭放款。另一邊廂,銀行風險要攤分,便透過非官亦非私的怪胎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e),將按揭收入打包出售。輾轉十多年,仍是塘水滾塘魚,整個金融市場卻充斥了有毒按揭構造成的產品。經濟環境好的時候,這些按揭供款人尚且有還款能力的問題,情況逆轉,又怎會不出現波瀾壯闊的骨牌效應?

前車可鑑,制定政策的人又豈可輕言要鼓勵沒有能力的人上車做業主?看來,梁振英才是從外星來的怪客。否則,他又怎麼會不知道,政府夾硬將沒有能力置業的人拉上車是多危險的一件事?

政客借題發揮,當然不亦樂乎。可是,當政策出了狀況,面皮薄的政客,隨便找個理由,四兩撥千斤,一點責任也沾不上衣襟;厚顏一點的索性龜縮三數載,等到時機再臨便舊調重彈,還振振有詞大談公義。可憐那些曾被政策拖累得雞毛鴨血的小市民,永遠都不會聽到一句道歉。

當年,董建華提出七成市民置業的目標,甚至兒孫也搬出來叫市民放心置業。政策上,除了從來都沒有落實的八萬五之外,更有及時斬倉的首次置業貸款。回顧前塵,千錯萬錯,都錯在沒有了解到,置業的願望,永遠需要靠供款能力去支撐。可是政客卻不願承認,樓市和經濟不可能永遠穩步上揚。

跟着政策去置業的人,在衰退時變了樓蟹,又可以怪誰?○八年,官方數字指,由九八年至○二年期間,批出三萬多宗首置貸款,完成還款的一萬五千多宗貸款,約一半曾拖欠還款;餘下未完成供款的一半,曾拖欠還款的比率亦高達三成。所有首置貸款個案,有百分之五是拖欠六個月以上或已破產的案例。至於所謂「完成還款」的個案,當中不知道有多少其實是受不了供款壓力而賣樓的苦業主。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如此將人拉上車,無疑是為社會增加動盪的因素。居者有其屋,更是香港歷史上最美麗的謊言。無疑八十年代有些人由公屋上居屋,生活環境得到改善。可是,同期咬緊牙關買私樓的市民,今天已經有市值較高,業權也完整的物業在手,足以幫下一代上樓。再者,居屋在未補地價之前,業主是假業主;不幸遇到了逆境,要求售樓拿回老本,也先要補地價,所以,居屋業主在經濟衰退時,也是避險的靈活性最低的一群。

現行房屋政策,目標很清晰,就是讓最貧困的也不至流離失所,能夠做好已是難能可貴,這亦是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香港精神。像梁振英般,將人拉上車,但又沒有想過誰付鈔,如何下車,反而是最不香港的荒謬思維。

由求學期間的競爭 延至出社會後競爭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29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經常聽到大學生的埋怨,大學畢業仍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月薪只有一萬元左右,升職又遙遙無期,讀這麼多的書不知有甚麼用。另一方面,僱主對當今的大學生也不滿意,覺得他們的水準大不如前;信也不會寫,就想要升職;一味怕蝕底,很難委以重任。

有人覺得這是香港教育制度失敗的結果,但我覺得這是教育制度改善的結果,因為更多人能上大學已是教育制度上的一種改善。大學生多了,其普遍質素很難不下降,不單香港如是,全世界都無可避免。

我讀書的時候,香港只有一間大學,能夠入讀大學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有機會考大學入學試也被視為一種榮譽;能夠大學畢業的,當然是精英中的精英。當年,人與人之間的激烈競爭,自孩童時期已經開始。小學要考升中試,中學要考會考,讀完預科,還要考大學試,而且合格率都不高。經過這麼多重的篩選,若不是天資聰敏,又刻苦耐勞,根本沒有機會衝破這麼多重的關卡,僱主對這樣篩選出來的大學生當然感到滿意。

另一方面,由於供應少,大學生畢業後就成了天之驕子,有很多高薪厚職等他們去選擇。文書性與事務性的工作可由中學畢業生去做,大學畢業的一定有機會可以做專業性與管理性的工作,這種性質的工作,工資高,發展前景好,大學畢業生當然容易感到滿意。

但自九十年代開始,香港突然增設了多間大學,以至大學生增加的速度遠比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很難一下子為大學生提供這麼多的優質職位,有部分大學畢業生因此只能做一些以前由中學生去擔當的職位;他們自然感到大材小用,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了。

另一方面,由於大學的學額多了,大學不得不降低招生的標準,否則根本沒法招足學生。因此,大學畢業生的一般水平下降,主要是由大學生人數增加所造成,把它歸咎為教育制度的失敗是不公平的。若果以同樣的比例,把現時大學生中的精英挑選出來,他們不一定會比早年香港的精英差。所謂大學生水準下降,只不過是大學普及的必然結果吧了。

隨著社會的富裕,我們沒有理由不為更多的青年人提供讀大學的機會。有些人,尤其是男孩子,立心發奮的日子來得比較遲,如果一早就剝削了他們讀大學的機會,可能會埋沒很多人才。因此,我是不贊成,為了提升大學生的質素,而不惜縮減大學生的學額的。

此外,我認為學習最好有一個自發的環境,不宜施加過多的分數壓力。要小學生為升大學的道路而進行競爭是殘酷的,為何不可把競爭延後至出社會工作時才全方位進行?這樣僱主雖然辛苦一些,但年輕人卻可以有一個相對愉快的求學時期。

(轉載自2010年4月29日am730C觀點)

地球人的潛台詞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10 2010. 04. 29)

行過中環,各大銀行總行門前,仍非常不和諧。老千之聲,此起彼落。也難怪,大半生積蓄,放在本來最信得過的銀行,誰知會化為烏有?怨恨總要有個發洩。這點,世民絕對明白。可是,同樣道理放到樓市、特區權貴當中,又有幾多人明白呢?

昨天,世民以火星人身份,在一個收費電視台的時事輿論節目中,首次和地球先生就這題目隔空對話,讓世民弄清楚兩件事。

根據官方數字,98至02年,政府批出了3萬多宗首次置業貸款,當中,近四成曾有拖延還款紀錄,也有5%破了產或拖延還款6個月以上。我要問地球先生,令這些中產夢破碎的人,就是特區的政策嗎?

地球先生:苦主不應怨政府

首先,世民肯定了,由98年至02年,因政策引誘而置業的香港人,這輩子都不會有人對你說聲對不起。至少,地球先生昨天親口說:「你唔可以樣樣嘢都賴政府。」

Fair enough。至少,我希望地球先生可以堅持到底。

另外, 世民也親身肯定,地球先生是否真的堅持,政府要就市民就業比率有個政策目標。

事實上,地球先生的立場很矛盾。置業的人響應了政府的政策,蒸發了身家,但地球先生卻認為,苦主不應怨政府。噢!難道地球先生的潛台詞認為,貪政府便宜,輸身家是活該?

最諷刺是,當火星人和地球先生辯論的時候,金融海嘯第二波正由歐洲開始殺過來。地球先生過去幾年,難道在冬眠?金融海嘯的成因是甚麼?他有否聽過次按這兩個字?或者,是他不知道次級按揭,就是本來供不起房子的人,被政策帶動上了車的孽債。地球先生啊!你,明白嗎?

年輕人供不起樓不要入市

今天買不起樓的年輕人,請不要急。你們要保住自己的收入能力,不久之後,多多好房子,任由你揀!今天要是你覺得供樓負擔不來,這就是市場叫你不要入市的訊息啊!政府今天幫了你們上車,可是,政府卻不會擔保你未來20年個個月有糧出啊!是地球先生親口說,你們不要事事都怪政府啊!

利世民

Wednesday, April 28, 2010

助人企上天台圍欄邊

黃佑謙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5,2010.4.28)

樓價高企,社會又響起了要求特區政府打壓炒風及幫助市民置業的聲音。近期,特區政府在房屋問題上遇到重重包圍。雖然特區政府已表明不會考慮重建居屋,卻有個別商界人士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發布後開腔建議政府復建居屋。而去年10月,在立法會辯論《施政報告》致謝動議時,對於有建議再次推出「首次置業貸款計 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替特區政府守住大關,表示政府不應擔任貸款機構角色。

現在批評特區政府沒有在房屋問題上「做啲嘢」的壓力也 不單是外來,近日更有特區政府團隊內的人士加入戰團,在報章撰文間接指政府有義務協助市民置業。特區政府抗拒介入房屋市場,相信是吸取了過去協助市民置業後的教訓,痛定思痛,立場才會與民意背馳。面對前後夾攻,未知特區政府的立場會否軟化。

首置計劃好心做壞事

提到過去特區政府「協助市民置業」,本人也差點成為1998年推出的首次置業貸款計劃的受益人。當年和兩位中學時代的「老死」組成的三劍俠在大學畢業時曾經 考慮利用該計劃「上車」,到最後,三劍俠中只有我沒有參與首置計劃,皆因嚴守家翁寶訓「無咁大個頭唔好戴咁大頂帽」,其他兩位老友,南柯一夢,今時今日被 打回無產一族的原形。

阿志自少以目標為本,是那種今天已計劃好五年後十年後將會做什麽的人。而眼見有提前達標的機會,阿志必會把握,因為這種性格,阿志是我們三劍俠中最成功及走得最快的。

還記得當初首置計劃推出時,香港經濟低迷,阿志卻能脫穎而出,得到大企業錄用。阿志得知首置計劃推出後,更像如魚得水般道:「我從未想過可以這麼早可以成為業主。」自少性格保守的我,不禁提醒他說政府提供三成的首期貸款加銀行的七成貸款,那是百分百的槓桿投資,這種風險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擔,更何況我們只是初出茅蘆。阿志看的卻是那半杯滿的水,說着:「我家底不算厚,要置業要花上幾年儲蓄加上市況遷就才可,原本我也打算租樓一段日子,但現在難得有政府幫上一 把,機會難逢。況且香港剛碰上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樓價只有一個方向,就是升。」這對話不久後,阿志便用盡首置計劃貸款上限的60萬元,買了一個逾200 萬元的「上車」盤去了。

斷供變賣物業贖身

自此,阿志為樓日夜奔波,皆因外在環境並未如人意,阿志工作起頭的優勢並沒有為他往後的幾年帶來薪酬太大的轉變。記得有一次同學聚會,阿志愁眉苦臉,拉我到一角說,「政府幫得人上會,卻沒說有義務幫人供樓,現在市況不佳, 供不是供不起,只是每月也勉勉強強,壓力不輕,萬一市況有什麼風吹草動,說不定也要把樓賤賣套現還款。」再往後,阿志曾經有好幾個月斷供,到最後更在沙士後期把物業賣出,向親友借貸贖身。

政府撥款180億元的「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在1998至2002年推出期間,約有三萬個成功申請人士,當中約有一半申請人曾有拖欠還款情況。到現在,有半數的申請人成功還款,不過,在萬多個成功還款個案中,不知有多少個像阿志般,是賤賣脫身,而阿志這案例, 應該也算是「捱得耐」那種。在政府公布首置計劃中承擔的4.9億元壞賬,其中一個申請破產的個案,就是米高。

米高是三劍俠的另外一員,天資不是優秀卻將勤補拙,自知沒有那種天才一步登天,就甘於按部就班,一生但求安安定定,便心滿意足。「首次置業貸款計劃」推出,本來自知不是有樓一族材料的米高,有如看見了一道天梯,帶他達到一生的安定理想,提醒他百分百槓桿的問題,他拍心口道:「政府搞這個計劃是想人人有個安樂窩,難道政府會要人瞓街?」 當時,我也想答:「是的!」可是那時政府尚有足夠的誠信讓我收起那句話,現在真有點後悔當時沒有阻止米高。

後來,米高也少見了,多年來向朋友有借無還把他弄得神憎鬼厭,再若干年後,米高來電,不是借錢,原來破產四年成為好漢後,往後有點積蓄,主動提出向我還債,初時也不想收下,他卻說:「我破產了,卻不想誠信也破產,樓沒有了,卻不想失去了朋友。」

扭曲置業人士風險管理

記得有人對董建華在房屋問題上的評價,是他老人家好心做壞事,為的是市民人人可以安居樂業,後果如何,人所共知。房地產是大部分人一生最大的投資,加上近年經濟無定向風,不時大幅波動,作出買樓的決定必須從長計議。若政府真的履行協助市民置業的義務,那便勢必扭曲考慮置業人士對自己承擔風險的能力,後果就可能製造更多像阿志及米高般的個案。

如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不改口風,堅持去年10月在立法會提出的立場,那政府的角色應該只是提供市民基本住屋需求,市民應考慮本身能力決定是否置業, 對於此立場,本人希望特區政府能抵禦各方壓力,貫徹始終。

助人企上天台圍欄邊,結果能令你安睡嗎?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網絡短片引發網民討論









網絡短片引發網民討論

嘉賓:孫柏文、李兆富
主題:社會現象
內容:一段香港少女自拍、批評老師英語發音不正確短片熱爆全城,究竟網上短片有甚麼元素,才會引人收看嗎?今集嘉賓孫柏文與李兆富,分享各由的秘方。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6139

Tuesday, April 27, 2010

政府如何有效推行停車熄匙










政府如何有效推行停車熄匙

嘉賓:孫柏文
主題:香港經濟
內容:停車熄匙應否執行,引起廣泛爭議,因為過密停車開車,對汽車零件耗損大有影響。嘉賓孫柏文指出,原來這法律有很多豁免,例如車內有動物就可以免除熄匙。用法律限制卻又諸多豁免,例不如用鼓勵方式,例如獎勵購環保貨車巴士、需增建完善單車徑等。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6033

Monday, April 26, 2010

中央出招免房地產過冷太熱









中央出招免房地產過冷太熱

嘉賓:孫柏文、張一鳴
主題:中國經濟
內容:避過冷太熱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5942

Friday, April 23, 2010

未來報告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7 2010. 04. 23)

世民的手提電腦,硬碟快用盡。上星期跑到灣仔電腦場,買個大碼替換。直覺和經驗告訴我,這種同行面對面競爭的環境,像硬碟這種近乎Commodity的產 品,不用格價,也不會買貴太多。所以隨便找了一家便奉上真金白銀。買完後繼續到處逛,才發覺自己買貴了近20%。大家可能會想:「乜你咁豬o架,格吓價好 為難你咩?」

世民跟很多中年男人一樣,僅餘的一點面子,都在消費的一刻。問了價錢不幫襯,潛意識會很過意不去。不過,買小玩意多付一點,也算是一種用行為自我警惕的機制,除笨有精。

港人買樓既兒戲又倉卒

可是香港人,一生中開支最大的單一項目,應該是住屋。奇怪是,世民經常見身邊的朋友,作出這個決定時既兒戲又倉卒。一位朋友,捨不得換掉那Windows XP手提電腦,卻大膽置業,他說:「買電腦諗咗成年。換樓,睇咗15分鐘,就落訂。」

都怪香港人的集體錯覺。自70年代至97年,自住物業是早買早着。就算買回來後才發覺不合心水,賣出去分分鐘有賺。可是,自從97年,世界變得不一樣了,消費模式也應該有所改變才對。
不知道是不是買房子的時候,買家心存太多幻想,尤其是首次置業又浸沐在愛河的情侶,滿腦子獨立成家的羅曼蒂克,特別容易做出衝動決定。世民親身經驗:新婚夫婦置業,通常都會付出一定溢價。

曾俊華最新的九招十二式,動機都好。其中,要求發展商發售前公佈一定數目單位的價單,對提高市場透明度最有效,也值得再花點心思再優化。畢竟,這是典型的資訊不對稱環境。發展商最大優勢,在於對手頭上的樓花了解最多,消費者在有限時間、有限資訊的情況下,容易多付。
長遠來說,當消費者明白買房子風險,將這筆也預算,減低買樓意欲,輸家仍是賣不出房子的發展商。

利世民

Thursday, April 22, 2010

溫和派的政治空間

李兆富- 壹週刊 (A004| 時事| 另壹角度- 22/4/2010)

香港自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殖民地政府介入市民的生活越來越廣泛,民間參與公共事務越來越深入。 銅板兩面,互為因果。參政者表面有各種不同意識形態包裝,但歸根究底,從政目的來去都是為了透過影響政策,從而影響社會資源分配。政府的干預,形成了市民參政的動機。

港督麥理浩七一年上任,集體回憶中的廉政公署、十年建屋計劃、衞星城市、郊野公園、地鐵和勞工條例,都是麥理浩的傑作。政制上,麥理浩在七三年為市政局首次引入民選議席,他離任之後幾個月,殖民地香港也進行了首屆區議會選舉。麥理浩在任的十二年,香港政府干預多了,市民也自覺有更大的理由去過問政事。

成長於六十年代前的人,他們普遍比較傾向以祖籍作為自我的身份。 但大眾媒體在六、七十年代的成功,為成長於六十年代後的人,建立了「香港人」的身份。由七十年代起的二十多年,經歷過前途問題,又在八九年見到了中共的真面目,香港人的身份意識更加根深蒂固。事實上,到了這個階段,就連殖民地政府也受到不少民間的壓力。九四年,市政局議席全部由民選產生;同年,殖民地統治下的最後一屆區議會,委任議席也被全部取消。九一年首次引入直選議席的立法局,也在九五年引入了新九組,將功能組別等同了「在職人士多一票」。走到這一步,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就算沒有路線圖,方向也非常明確。

港人治港的特區,反而走回頭路,本來已經很難說得過去。回歸初期,香港人大多抱持靜觀其變的心態。可是,回歸已經快要十三年,第三任特首也在兩年多後便要上任,如果政制上仍然見不到有任何進步,也難怪香港人會覺得被騙,而且是被騙了許多年,長遠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可修補的創傷。

回歸十多年,行政機關施政失誤頻繁,未有打破官僚信得過的神話,先造就了機會主義的泡沫。尤其在○四年之後,從政的人只要打着民主派旗幟,便自動增加了溢價,讓民主派成員的內在質素更為參差不齊。正面去看,○四後民主派發展出多支力量, 激進的一翼,讓民主派的能量得以舒展,溫和穩健的一翼,更要默默吸納相信制度建立的沉默大多數支持。可是,從表面證據看來,溫和民主派在壓力之下,似乎也被迫要裝出激情的臉孔;可是,骨子裡沒有失落者的滿腔怨憤,溫和民主派怎樣假裝最終都會比下去。

本來,沉默大多數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主流,以往他們認為官僚的管治夠好,只要市民能安居樂業,制度應以不變應萬變。可是,現在香港的境況,已經不可能像以往般任由官僚和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自把自為。

沉默大多數,現在反而是在政治上最沒有代表的一群。工商黨自以為是我們的代表,對不起,你們只是既得利益者,不配代表默默苦幹的香港人。溫和民主派,請搞清楚,香港人最終爭取的是結果,而不是純粹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流於表面的激情,幫不了你們去爭取那些對現實不滿的票。你們的市場,是我們這些對未來深感不安的一群。

虛構人物反映經濟環境










虛構人物反映經濟環境

嘉賓:孫柏文
主題:經濟現象
內容:虛構人物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5644

賺錢的創見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6 2010. 04. 22)

坪洲、長洲和南丫島三個離島加起來,人口大概3.5萬,當中究竟有幾多人要每天來往市區?算兩成好了,那就是7000多人。這個數字,已等於繁忙時間幾個小時的渡輪都坐得滿滿。政府說,全港納稅人未來3年,要資助這班離島居民每人萬多元。

政府話要資助新渡輪

「喂,利世民, 你唔好妖魔化離島居民喎!係政府自己話要資助新渡輪咋!咁離島居民冇理由唔歡迎。有邊個唔想交通費平啲先,係唔係?」世民又豈敢說離島居民的不是?在香 港,又有誰不知道原居民的組織和勢力?再者,就算不是原居民,也有不少懂得生活享受的上等人。試想,識得找租金廉宜、低密度、高綠化及華洋雜處的離島社區 居住,不是上等人是甚麼?

「家陣係新渡輪話如果唔補貼,做唔落去咋喎!」Bingo!剛才世民的推算,是所有繁忙時段航班坐滿人的數字,現在明顯是乘船人數遠遠不到這個數字,新渡輪才會蝕本嘛!每天究竟有多少人要來往市區和離島呢?未來3年,億二公帑,真金白銀分給這些人,可能每人拿到幾萬元了。

政府將錢交到新創建手上,不是更「直接」嗎?世民覺得政府可完全無懼利益輸送的指摘,又可完全忘記慳電膽券的教訓。這樣豁出去的做法,世民真的想不通為甚麼。

幾年前,世民有想過開個倉,名字也想好了,叫Rent Seekers Fund。看來,今天就坐言起行,開倉的第一隻股,就是659。

利世民

Wednesday, April 21, 2010

貿發局為何能免受審計﹖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商管智慧P.37,2010.4.21)

話說有個金山阿伯,年輕辛苦賺下幾代都使不完的財富,年老舉家回到唐山老家。有錢人最擔憂的事情莫過於下一代成為敗家仔、二世祖,兒子如果擁有他個人的事 業並搞得有聲有色,更是光宗耀祖的事,亦能在同鄉面前威風一下,虎父無犬子等恭維的說話當然是每個父母都愛聽的。

金山阿伯明白兒子要敗盡家財也不是易事,畢竟,嫖、飲、吹的殺傷力有限,賭是最大問題,而他明白做生意是最兇險的賭博,所以他給兒子阿茂和阿發的祖訓是不 能用家族的錢做生意,不過,用老爹的錢搞搞公益,幫幫推動唐山的貿易,卻是無傷大雅,也算回饋家鄉,在鄉親中賺點名聲,提高家族的地位,認為這是持家萬無 一失的妙計。

剛巧,唐山碰上長期的繁榮期,因為唐山人努力勤奮,轉數又快,對外貿易取得極大的成功,阿茂和阿發搭得這順風車,他們成立的「茂發商會」當然能成功抽水,誇誇其談唐山如果沒有「茂發」便沒有今天的成就,那些受過他兩兄弟恩惠的人也紛紛和議,說他們如何如何能幹。

兩兄弟心雄了,也搞起生意來。憑着父親的雄厚財力,撈到很多同鄉不願做的訂單,只不過大家搞不懂他們做生意為何能如此賣大包。「茂發」每年更對外宣布商會賺幾千個大洋,不知就裏的同鄉紛紛恭喜金山阿伯,兒子們事業有成,應該老懷安慰,他也以笑面接受這些恭維。

可憐的是金山阿伯,啞子吃黃蓮,看見「茂發」把家財半賣半送到一些蠱惑的同鄉和洋人手中,佔了便宜還掩着半邊嘴恥笑他,但為着面子,每年還是給「茂發」大洋三萬幾個,到頭來只拿回幾千,兩兄弟還興高采烈做老襯,金山阿伯只有仰天長歎:「老天啊!我做了什麼錯事,生下這兩個白癡!」老子打本,兒子蝕掉大半還 敢回來邀功,你估這等荒唐的事不會在現實中發生?不單會,還真的有人贊「叻仔」,還要出自我們尊貴功能組別議員的口!

真理愈辯愈明

獅子山學會出 席了昨天在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關於香港展覽業的發展的會議。說到展覽業,話題的中心當然圍繞香港貿易發展局,事緣不少私人辦展商擊鼓鳴冤,分別去信以 「奸商論」打響名堂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及立法會議員,投訴貿發局如何以龐大的公共資源,壟斷市場、與民爭利等;有直選的議員亦在不同場合對貿發局「冇王管」的情況表示關注(貿發局因政府撥款少於總收入的五成,所以一直獲豁免受審計署等部門審查和監察)。

為貿發局講說話的議員和商界的代表亦不少,功能組別議員更可謂不遺餘力(梁君彥和黃宜弘便是貿發局理事會成員)。雙方為各自代表的利益在議會中爭拗,這是文明社會常見的,也是社會健康的表徵,反正真理愈辯愈明,放在檯上討論,總比收收埋埋、黑箱作業好。

從商界的角度看,他們不想有貿發局跟他們競爭,又想有這樣的機構為他們謀求利益,以致發展出目前的矛盾,這情況是不難理解的。不過,如果這樣的機構的存在 只是為了業界少部分人的利益,而犧牲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它還應否繼續存在?更甚者,如果它每年拿了香港市民數以億元的公帑,還仿效華爾街大鱷以甚有創意 的會計方法「證明」它賺大錢(因此管理層又可以分巨額花紅),連立法會和審計署都查不了它的賬目,這又是什麼道理?

兩年實質虧蝕近6億

正所謂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去年在書展為市民帶來無數?模的貿發局,翻查它07╱08和08╱09兩份年報,聲稱盈利分別為3800萬和8500萬元,不 過,那是在拿了政府撥款3.5億元以後的事,即扣除這筆公帑後,貿發局在最近兩年實在是虧蝕了近6億元公帑,但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林大輝議員在其報章專欄 【註】以「和氏獻璧」這故事寓意貿發局「確是一塊好玉」、「勿將好人當賊辦」,我還不只一次聽到不少功能組別議員說貿發局「叻仔」!金山阿伯都知自己的兒 子是白癡,功能組別的議員們,你們可不可以好看一點,反正大家都知你們要代表業界利益;做多一點功課,交出專業一點的藉口,可以嗎?

至於兩年花掉了納稅人6億元的貿發局,你可以在沒有公帑資助下生存嗎?在還吸着市民血汗的現在,還有什麼理由連立法會跟審計署也不能審核你的賬目?本會研 究部同事便對我說:「有幾年條數加唔埋,不知是我老花,或是貿發局搞錯:每年貿發局都應該要用去年條數對比,但是下一年份年報,引用對上一年條數,又不同了。」劉吳惠蘭局長,你是有權力要貿發局公開賬目給立法會和審計署的,不要讓旅發局和應科院超豪保險看風水等事件嚇怕你。只差你一句話,你還等什麼?

【註】《星島日報》每日雜誌.自成一派╱林大輝(2010-01-20,A18)。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info@lionrockinstitute.org

黃金屋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6 2010. 04. 21)

雖然近來美國經濟看似有點復蘇迹象,但時至今日,失業率仍高達9.7%。畢竟,樓市爆破的創傷,並非一時三刻可復元。記得香港當年,經歷過90年代樓市泡沫,以及之後千禧科網潮的興奮劑,復蘇也得經歷3年多時間。

高等教育增長強勁

偏偏在這完全失去方向的兩年,卻有一個行業,每年都錄得兩成增長。專家預測,未來10年,這行業在美國將有近8倍增長。那就是高等教育。

有兩件事,無論任何人、任何時候,世民是從心底支持:不斷學習和創業致富。記得施永青講過,年輕時曾試過辭職一年在家讀書。世民認識的老闆,也是書不離手。學習,就好像健康和運動一樣,是一種習慣。成功的人,對這種習慣的堅持更徹底。

愛跑馬拉松的人,不會說跑過一次,便一世打跛腳不會走路。愛學習的人,也不會說完成學位便收工不再學習。教育產品,本質上似修身產品。當然,不可以排除有人 可在修身後,健康好,更得到其他好處。只是,要分清楚修身和運動是兩回事,更要明白,學習和教育,雖然有時是一個銅板的兩面,但更多時候,是兩件風馬牛不 相及的事。

私營牟利學府大賺

高等教育本來就不是要來謀求高薪厚職。君不見大學教授都是清風兩袖?不過,有些精英既可在高等教育界表現自己,又會將智慧發揮在創富上,令人有錯覺,以為沙紙多便可搵更多。情況就如見到籃球員都長得高,便以為打籃球可增高。

在美國,自從97年起,扣除通脹,家庭收入中位數下跌4%,但套用社會運動家的詞彙,就是貧富懸殊加劇,類似情況也出現在香港。知識型經濟冒起是原因之一,另一就是僱主將「強迫金」成本轉嫁,壓制了薪金增長。打工仔都自發找出路,進修更加是簡單直接的途徑。

政府推出資助計劃,更加催谷了一個行業的出現。NASDAQ上市的Apollo,持有美國最大私營牟利學府University of Phoenix,其收入86%是政府向學生批出的貸款。拿取一個高等學位,成本最少十數萬港元,回本期快者也要4、5年,是否化算見仁見智。肯定是,像 Apollo這種教育機構,必定賺個盤滿缽滿。

利世民

慳電膽2之補貼小輪

孫柏文 - 獅子山學會研究部總監,AM730(投資M41-大明燈,2010.4.21)

前日,特區政府建議用公帑補貼離島居民搭小輪。一出聲,全場譁然。孫柏文已經好耐未見過政府呢啲「明益式」嘅政策出台,輿論會一面倒反對。ok,又唔係真係咁耐,對上一次係舊年年尾嘅慳電膽事件。上次嘅來龍去脈,相信大家唔需要我重複。咁今次又發生咗咩事呢?其實都好簡單。

一,小輪作為交通工具嘅吸引力每況愈下,以前搭船嘅人一係搭其他交通工具,一係就搬去唔使搭小輪嘅地方。

二,小輪公司見呢個情況,又因為有利益保證,就指定動作咁想加價。點知計過數,如果加價會更少人搭船。加價冇用,開一班船就蝕一班錢。

三,小輪公司見加價唔會有用,就當然諗減開支。最直接減開支嘅方法,就係將航班次數減少,令每班船嘅搭客數量增加。

四, 呢部分就係大家睇唔到嘅嗰部分。啲離島區議員一聽到呢個消息,即刻為居民約見官員,同小輪公司代表,「強烈要求」維持航班次數。小輪公司代表望住官員話: 「蝕本生意冇得做,遲早執笠,到時一夜之間突然冇船搭時………」

五,政府喺無計可施嘅情況下,唯有向「通天後備」納稅人開刀,用公帑接濟啲離島船民。

六,傳媒發現,親戚繁多嘅特首,又有屋企人喺小輪公司返工,即刻反射式咁嗌:「利益輸送!」政府捱轟,要人護駕。

七,呢part就係高潮,之前「強烈要求」嘅議員,喺政府最需要佢哋嘅一刻,有良知就變「快閃黨」,冇品嗰啲就要行出來,大大聲話:「叫咗政府唔好㗎啦!」跟住仲話長遠解決方法係,政府不如自己設立船隊!有啲更加話不如起橋!

離譜?係。起橋呢個建議,喺成本效益上雖然完全唔得,不過,如果你係個政客,唔係冇方法迫政府。方法就係要求自己代表嘅島,割離香港版圖,變成內地一部分, 跟住就好似高鐵咁,同政府話,為國家和諧,特區唔變荒島,要起一條「日式冇人行」嘅橋(即如日本起嘅橋,最後都是沒有人行)。政府即時批600億元俾你! 講真,如果小輪冇人搭,係應該減班次。如果唔夠客,都要補貼迫船開,淨係從環保角度都唔啱。唔服嘅話,你睇下小輪噴出來嘅廢氣。

如果一日一班都唔夠客,咪隔日先開,如此類推。冇人欠咗離島船民,請佢哋同佢哋啲議員代表自重。

作者為前石油業證券分析員,視股市為終身學習場所,不斷交學費。

Tuesday, April 20, 2010

歐洲航空停頓釀成巨額損失










歐洲航空停頓釀成巨額損失

嘉賓:孫柏文
主題:社會現象
內容:冰島火山灰令歐洲多國航空交通癱瘓,市場預計航空公司蒙受每日超過2億美元損失,另外需要空運的貨運,例如高檔電子零件、鮮花及農產品等,因航空停頓的損失更難以計算。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5464

Monday, April 19, 2010

新加坡經濟增長逾三成












新加坡經濟增長逾三成

嘉賓:孫柏文、羅家聰
主題:經濟現象
內容:水漲船高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5368

Saturday, April 17, 2010

Unworkable solution, SCMP, Dan Ry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oices  |   By Dan Ryan
2010-04-17



Unworkable solution

A good rule of thumb in any public debate is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ich side resorts to character attacks. It is almost always the case that those that do have the weaker side of the argument.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proposed introduction of minimum wage laws in Hong Kong has been a good example of this principle in action.

Opponents of these laws have been accused of being, among other things, selfish, uncaring, the Scrooge class, having a truly ugly face, being liars - and that's just what's been said in public.

Now, such free character assessments are all fine and dandy, but they add nothing to civil discussion of issues in Hong Kong. More importantly, they also fail to address the very legitimate concerns about the negative effect minimum wage laws would have on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To many, this seems counter-intuitive. If you care about the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surely you should be in favour of passing a law saying that they should be paid more, right? If only it were that simple.
We all wish everyone was paid more. Unfortunately, it is impossible to pass a law to decree that people should be paid higher than the market rate for a particular type of labour without forcing them out of work.
For example, I would very much like proponents of minimum wage laws who have graced these pages to be paid more than they currently are. I think they are being exploited at their current wage levels. I want them to be paid more because I care.

Yet, if a law were passed to make it illegal to employ them for less than US$1,000 per hour, then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write for any newspaper ever again in Hong Kong. The bleak options they face would either be to go on unemployment benefit or try to get work illegally on the journalistic black market. Who would want that?

The same principle applies for the lowly paid. If the market rate for a particular type of labour is HK$20 but the law requires that no one can be employed for less than HK$30, then a portion of the labour force will necessarily be excluded from paid work.

Tragically, those forced out of employment or onto the black market will tend to be the most vulnerable - the old, the handicapped, the young struggling to enter the workforce, as well as minorities and new immigrants.
Proponents of minimum wage laws tacitly accept this argument because they seem to agree that, if you set it too high, you will cause unemployment.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not even the most left-wing union is proposing a HK$100 per hour figure. All seem to believe, nevertheless, that they can determine a magical figure for the minimum wage that is above the market rate yet will not cause greater unemployment.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square this circle.

In trying to work out this Goldilocks not too high, not too low figure, they end up engaging in moralistic finger-pointing. Thus, lawmaker Tommy Cheung Yu-yan is roundly condemned for proposing a HK$20 per hour figure but others can suggest a starting point of HK$33 per hour and be held up as the very model of virtue.
But neither is more heartless or generous than the other. Both figures are completely arbitrary, as any figure decided by a panel of experts will also be.

These attempts to centrally plan the price of wages belong to the Brezhnev era. Just as no one really knows what the level of the Hang Seng Index will be next year, or how much property will go up or down, so no one really has any certain idea what wages will do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It could very well be the case that the market crashes and demand for labour decreases. The market rate for many workers may then unfortunately drop below HK$20 per hour.

Equally, the market could - let us hope - boom, meaning that no one in the whole of Hong Kong would be willing to work for less than HK$50 per hour.

The correct and more flexible way to make adjustments for these fluctuations and for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is through private negotiations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Where demand for labour increases, employers are forced to pay more - otherwise their staff will just move on to other employers who will pay more. If demand for labour drops, then downward adjustments on wages must necessarily be made.

All minimum wage laws do is either force people out of work if the arbitrary figure they propose is above the market rate, or end up being pointless if the figure is below the market rate.

Can someone please remind me why those who oppose minimum wage laws are so terrible, again?

Dan Ryan is a director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Hong Kong's leading free-market think tank



Friday, April 16, 2010

如何彌補天生不公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6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昨文談及爭取平等的問題,覺得社會應讓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平等的競爭機會,而不是追求人人都有一個平等的結果。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態度,他們對工作投入 的程度各有不同,對社會作出的貢獻自然會有差異。如果社會讓他們獲得同一樣的報酬,可以過同一樣的生活水準,那努力工作的人就會覺得氣餒,覺得社會對他們 不公平。因此,我們不應盲目追求結果上的一致,即使在社會整體走向一致的時候,人們的富裕程度也會有差異,只要這種差異不要過分懸殊就是了。

不過,要人人都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並不容易。因為,即使我們可以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上不會有人有特權,亦不會有人受歧視;但我們也解決不了天生的不公平問題。

人天生的體能與智力都有差異,有些人甚至天生有殘障,要天生有差異的人在同一個競技場上競爭,怎說得上公平?譬如要一個羽量級的拳手與重量級的拳手較量,結果可想而知,過程也不會公平。然而,社會不能把成員分成不同的級別,分開進行競爭,以不同的準則進行評比。因此,所謂人人都應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有時候也會變成一句空話。

競爭社會應否做一些事情去彌補這些天生因素上的差異?社會上常有不同的意見。一些相對冷血的人,會認為天生的差異是天意,只能認命,不能要求其他人減少他們 贏得的補償這些不幸者,讓他們聽天由命好了。但亦有人充滿同情心,覺得社會應該劫富濟貧,用社會的整體資源去協助這些天生的不幸者,既然他們在競爭時已經不公平,就只能在結果方面補償給他們,好讓他們的生活不至於與社會脫節。

有些維護殘障人士權益的人,覺得只是派錢或分資源給殘障人士不好,應為他們創造條件,好讓他們與其他人一起學習,一起工作。但這樣的成本會比直接資助他們更 大。譬如,如果要在所有的公共設施加設輪椅通道和盲人輔助線,加裝費會十分巨大。這些改裝佔地多,使用率少,經濟上並不划算。社會富裕的時候,或許可以多 做一些,社會資源不足的時候,可能抽調部分資源平分給基層,得益者會更多。

因此,對天生的不幸者能有多少援助,應視乎社會的整體實力,不能以一句「殘障人士也要公平的競爭機會」,就要社會遷就少數人的需要而花費大量資源。這只會造成厚此薄彼,對其他基層成員不公平。

此外,對天生不幸者的支援,不能單靠政府徵稅作重新分配;還得靠社會上先富起來的人伸出同情之手。如果他們肯把自己一生也用不完的錢拿來回饋社會,社會矛盾當不至於這麼激烈。

(轉載自2010年4月16日am730C觀點)

利字當頭:頭痛醫腳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7 2010. 04. 16)

「買唔起樓,好慘o架!」立法會議員無論左中右,都覺得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要政府重建居屋。那麼,政府又有沒有責任去協助市民供樓?世民真的不明白,過去的13年,我們經歷過3次重大的經濟危機,香港竟然可以有一班人,以為資產價格可以長升長有。

說到底,這些全職政客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群。

「你才不食人間煙火!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要置業有多難!尤其是單身的,無論怎樣儲蓄,都買不起一層屬於自己的物業。」相信有不少人看到這裏,心中開始暗罵。世民當然知道置業艱難,作為過來人,更知道供樓的壓力。

倘加息供樓比上車更苦

年輕人,請不要以為上了車,那層樓便是你的。地租、差餉和管理費固然不是一筆小數,再大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今天的低息環境可以維持多久;當息口回升至歷史的平均水平,大家便會明白,供樓可以比上車更辛苦。

說到底,深層次矛盾,仍然是年輕人「搵朝唔得晚」。見到「很難置業」的表象就大叫復建居屋,不是頭痛醫腳是甚麼?

世民在筆耕之餘,晚上也兼職教一兩個碩士課程。每個星期,見到同學們拖着疲乏的身軀,聽三小時的課,又要在假日趕功課給我,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可是,想深一層,要不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為甚麼這麼多人要不斷追求學位的標籤效應?現在的白領,有個碩士已經不算甚麼,相信不久將來,會是博士通街走的日子。

事實擺在眼前,打工仔女在午夜夢迴,才發覺自己看不見事業,找不到方向。香港創業的人數世界最低,就算世民認識的幾個創業青年,不是在外國讀書回流的,就是沒有被常規的教育同化。

將一生綁在一份牛工上

難道這個現象是簡單的偶然嗎?政府叫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就去創業,是錯的。創業,就是為自己創造事業,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有甚麼想去創造,創業才有意思。本末倒置了,聽了官僚說,真是「死得人多」。

世民認識的創業者,起初都沒買樓,因資本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都留下來做生意。到了事業有成,他們才會買樓,這是傳統智慧。要年輕人,甚至單身的,買居屋,等於要他們將一生綑綁在一份牛工,值得嗎?

利世民

Thursday, April 15, 2010

Hawking Hong Kong, Bill Stacey, Next Magazine

Next Magazine
A004  |   時事  |   Second Opinion 15/4/2010  |   By Bill Stacey
2010-04-15



Hawking Hong Ko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convenience, value and flavors offered by hawkers. Reviving hawking will provide dignified alternatives for those who will lose their low-paying jobs once minimum wage is enforced.

Hong Kong is famous for its markets. The most visible form of these for visitors is the street markets around Kowloon and the edges of Central. The markets are an exciting and vibrant reminder of Hong Kong's origins as a trading city. They assault the senses with colors, smells, noise and activity. The rhythm of the markets from their slow early morning start to their late night energy measures the pulse of the city.
Yet street markets and the noble trade of hawking your goods in the street are dying as a matter of deliberate government policy.

For 40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hawker control" policy. New licenses are not issued. Buy-backs of existing licenses continue. Controls are strict. Illegal hawking is stopped. Itinerant food vending is a particular focus.

Hawkers are moved into "public markets" with mixed success, but disappear from our streets. Fixed hawking stalls are boxed in ever decreasing "hawker bazaars", that are some of Hong Kong's most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s.

Despite these restrictions, and an incredible 191 squads of "Hawker Control Teams", there were an estimated 2,061 unlicensed hawkers in 2008 and 21,801 prosecutions. This record itself shows strong demand from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for the convenience, value and flavors offered by hawkers.

There was once a well-meaning reason for this assault on small business. Hygiene, traffic, convenience and crime provided that weak rationale. However, today's Hong Kong is a different place. Reviving hawking can re-invigorate commerce in the city.

Imagine moribund public spaces like the Central Ferry Terminals with dozens of food vendors on the paths offering nourishment for passing travelers and commuters. Hawkers would restore character of the city. They would help to restore Hong Kong to its status as a food paradise, which has faded as other c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have done more to preserve street food.

Hong Kong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high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particularly the costs of real estate. Hawking offers low capital intensity opportunities for entrepreneurs. It allows them to test retail concepts that can become the large chains of tomorrow. Many of today's largest fortunes in Hong Kong began with street side trading.

With a new minimum wage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permitting hawking will provide dignified alternatives for those who will otherwise lose lower paid jobs. Under current highly restrictive laws hawkers are limited to employing assistants and have to be sole traders. Families are limited to one license. There is a big employment creation opportunity.

By liberalizing hawking, the government can save money on "hawker control", social security and license buy-back schemes.

However, the main reason to revive hawking is tha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rough their patronage of both legal and illegal vendors and despite forty years of suppression, show that they want these shopping and eating choices.

It is hard for government to change a 40-year old policy. Why not start small with a trial of itinerant hawkers on the newly constructed waterfront? This would not impact any existing residents or shops. There are no hygiene issues that could not be solved with ingenuity. If this small trial proves popular, it could be expanded to the estates of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revive small-scale business in villages.

Hong Kong's government wants to be seen as facilitating business. Reforming dated hawking laws could be just a start to a thorough review of the obstacles to commerce in our city. This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issue. The freedom to trade is amongst our most cherished values and if people don't like hawker food, they don't need to buy it.

Reviving hawking in Hong Kong would be pro-competition law worth having.

Bill Stacey is in his 10th year as a resident of Hong Kong and is Chairman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保留差異還是爭取平等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5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日常與朋友討論香港的住屋問題,發覺討論下去,最終都會回到一個根本性的取態,就是我們想我們的社會保留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還是想爭取人人平均。如果是支持人人平均的,就會嚮往行新加坡的路,由政府興建廉價的居屋,大部分人都住在條件差不多的公屋裡。如果覺得社會應保留差異的,就會覺得香港現時的情況更合理,有競爭能力的,可獲分配更多的資源,有人可以住淺水灣別墅,有人只可住天水圍公屋。有這種差異,才能發揮人的潛力,以為自己爭取更好的 生活。

我年輕的時候,亦傾向平等,認為這是社會公義不可或缺的部分。當時,我的思想比較單純,還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機會上的平等,還是連結果也要平等,而是簡化為一律平均。所以我當時非常嚮往社會主義。

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在馬路上見過棄嬰沒人援手,我沒法接受社會可以任由新生命就此死去。我亦見過黑勢力橫行,善良小市民備受欺凌,生命財產皆沒有保障,但警察卻因受賄而袖手旁觀。當時社會的不公平程度,的確令人難以接受。所以我視公平為社會最值得爭取的公義。

後來,我日漸發覺,以絕對公平作為一切施政準則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失去動力,人民的生活質素長期沒法提升。結果人民用腳投票,紛紛逃往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我開始發覺,如果我們強求最終結果上的公平,那就等於忽視努力過程中的差異,實質上是對付出更大努力的人不公平。結果大家都向懶人看齊,以免自己吃虧。這樣的社會只會倒退,不會發展。

因此,我覺得社會應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平台,而不強求競爭會得到同一樣的結果。在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但不用人人拿同一樣的工資,住同一樣的房屋。讓努力的差異可以在成果上得以反映,這並不代表社會不公平。這種結果上的差異,反可刺激人們在生活上自強不息,令個人的潛力得到更大的發揮,令社會可以進步得更快。

不過,香港社會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擁有資產的人,在競爭上常處於一個更大的優勢。擁有物業的人,經濟一復甦,物業價格就很快跟著上升;但沒有物業的人,可能要等工資上升,才有機會分一杯羹,這可能要一兩年後才會發生。

從這個角度去看,努力工作所產生的差異可能不如擁有資產可產生的差異大,對努力工作的人不公平。但支持資本主義制度的人卻認為,擁有資產的人之前曾付出過更大的努力,他們省吃儉用才成為業主,這也應一併去計。

不過,現時亦有人覺得,這麼辛苦去買一個蝸居,一世做房奴,並不值得。但這種遊戲規則香港已玩了這麼多年,已不容易話改就改。

(轉載自2010年4月15日am730C觀點)

利字當頭:無謂賭單邊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11 2010. 04. 15)

「呢招得喎!」世民心中在考量,但沒有說出聲。

腦筋還在思考,未及轉過來,世民身旁傳來施老闆雄渾的聲線:「我有諗過o架,不過金管局唔畀之嘛。」

前天,獅子山學會在外國記者會搞了個午間論壇,天大面子請到了金管局副總裁袁國恆、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以及現於港大做研究工作的郭國全(KC),多角度探討樓市泡沫和按揭市場。

席間,KC提出了一個非常值得研究,不,應該說值得盡快落實推行的市場概念。

樓市唔得一齊出問題

「香港成個銀行業不單止傾重地產,而且只可以賭單邊。樓市得,就一切都無問題。樓市一唔得,就一齊出問題。如果有個樓市指數,可以開期貨交易,大家自然識得對冲風險。好過HKMC去其他地方買人哋啲嘢。」KC一語中的,道出了香港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

作為一個國際級金融中心,推出一隻新產品,又有何困難?政府整天都在幻想那沒有市場需求的債,倒不如認真一點,研究香港地產市場的風險對冲產品市場。

技術上,創造一個地產指數期貨市場,最大挑戰,是要先做一個具代表性的地產指數。施老闆搞了個中原城市指數,甚至有分區和大型屋苑的指數,近來更在電視大賣廣告。可是,依靠成交數字來反映香港龐大的工、商和住宅物業價值的變動,作為對冲產品的指標,代表性有點不足。

再者,雖然香港房產的交投量甚具規模,可是始終不夠頻繁,個別偏離了市場標準的交易,足以移動指數,以此作為基準的衍生工具,太容易被人屈機造市,應該搞不起來。

KC有提出過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指標。本來,以租金值來做基準,會比起單純以買賣交易來編製的指數更有代表性。可是,這些估值仍然存有一定的主觀武斷成份,始終不是最理想的指數基準。

可製房產期權做對冲

最有可能創造出來的房產風險財經產品,應該不是指數期貨,而是自由開價的期權合約,然後,由這些產品,再衍生包裝出其他適合零售市場的產品。技術層面的問題,不難解決;最大的關口,仍要看監管當局有沒有膽量去試。不過,以時下的氣氛,看來很難成事。

利世民

失落者的狂熱運動

李兆富- 壹週刊 (A006| 時事| 另壹角度- 15/4/2010)


中大調查指有四分一港人贊成向政府激烈抗爭。苦力哲學家賀佛爾(Eric Hoffer)的經典著作《狂熱份子》(TheTrue Believer)正好為當下香港的狀況做個註腳。

賀佛爾是個「大隱住朝市」的傳奇。七歲時,他意外失去視力,但到十五歲,又忽然復明;怕再失去視力,他不斷讀書自學,可惜已錯過了接受正式教育的機會。年青時,他打過散工;三十年代大蕭條,他意圖自殺但拿不出勇氣;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近四十的他,希望從軍報國,可是被拒入伍。一九五一年,他四十九歲時寫成《狂熱份子》,聲名大噪,但一直到六十五歲,他的正職仍是碼頭苦力,而他也非常享受體力勞動工作。一九八三年,美國總統列根,向八十歲的賀佛爾,頒授總統自由勳章的最高殊榮;可是三個月之後,他便撒手人寰。賀佛爾是一個時代的典型失落者(Misfit);矛盾是,他同時又可以自在面對困境,以冷靜眼光分析失落者的心態。

每個時代,總有人狂熱投入社會運動。賀佛爾出位的觀點,認為狂熱社運,無論背後意識形態是甚麼,模式都是相近;推動狂熱運動的人,就是不同種類的失落者。

賀佛爾的失落者,都曾經有過某種強烈欲望,但又自知永遠無法圓夢的人。現世沒有值得失落者留戀的地方,狂熱社運正好讓他們放下「見到都眼冤」的自我,以群體成員的身份追尋完美未來。窮人,不一定是失落者。相反,在比較富庶的社會,當人自覺掌握了一定的權力, 便傾向憧憬未來;可是,一旦社會出現了系統性突變,大批人淪為永久的失落者,狂熱社會運動也因此得到所需的燃料。狂熱運動不一定是負面的,像當年的美國獨立戰爭,由甘地帶領的印度便是正面的狂熱運動事例。

香港未算出現普及的狂熱群眾運動,但中大的調查也反映社會正在醞釀一種趨勢。主流輿論將矛頭直指貧富差距,要政府財富再分配。可是假若政府照單全收,但失落者仍然無法圓中產夢,結果會更好還是更差?

細心分析近期才在政治舞台嶄露頭角的八、九十後,貧富差距問題顯然不是他們的最主要訴求。香港由八、九十年代的高增長,到回歸後的波動,的確破碎了一些六、七十後的中產夢,但他們仍然是建制的持份者。狂熱的八十後,接受過最好的普及教育,他們念書的九十年代,正是香港最風光的時刻,可是到他們出來社會工作,卻幾年都找不到一份長工,這群失落者自○三年開始進入政治活躍年齡;至於更大的未知數,卻是九十後的一群,他們不少在升中派入中文中學的一刻,已經自覺是失落者,未來幾年,他們將陸續加入政治活躍年齡,政府好自為知。

失落者可以由一種的狂熱運動,忽然跳到意識形態南轅北轍的另一種運動,這解釋了近年政治生態圈的許多新興現象。政府現在可以做的,是盡量減少製造人為的失落者,面對現實糾正過去教育改革後遺症。畢竟,自教育普及的近四十年,香港人主流意識都認定了教育是建立個人未來的正途,甚至乎可以說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教育這一支柱崩塌,未來都變得不可預期,派甚麼糖都不會有長久效用。

Wednesday, April 14, 2010

次按風暴再次來臨?









次按風暴再次來臨?

嘉賓:孫柏文
主題:金融危機
內容:約07年期間,嘉賓孫柏文說過「月入萬多元的墨西哥農夫,毋需首期也能在美國買到60萬美元的樓宇」,認為當地樓市存在很多泡沫。事隔三年,終於找到造成泡沫的主角-Magnetar,這集他將詳細解釋次按風暴的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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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少工時換最低工資

黃佑謙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7,2010.4.14)

難道有如得了抑鬱症的家母所說,這世界的是非黑白真的顛倒了麼?

自小母親便要獨力供養一家三兄妹。母兼父職,在一家本地公司當名小職員。每日上班落班打卡按本子辦事賺取一分一毫。求的不是大富大貴,但求安安份份打份工,期望我們三兄妹健健康康,勤勤力力。將來安份守己就是家母喪父後的小願望。

可幸的是家母多年辛勞工作,總算成功交棒予我們兄弟姐妹三人這一代,不幸的卻是多年累積下來無人分擔的壓力及擔憂,在近年更惡化為焦慮及抑鬱症。

作子女的,祈願可一報母親養育之恩,一家共享天倫之樂,無奈如今也多了一道傷痕。今年初由小妹發起,三兄妹計劃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與一生從未曾外遊的家母到東南亞度假。希望一家可以愉快過節之餘也可以讓媽媽放開懷抱,散一下心,拋開心底裏的鬱結與煩囂。

假期前談判折騰全港市民

幾個月來,一家人包括母親興致勃勃準備外出。可是,自空中服務員工會與資方談判破裂後,從新聞報道得知工會會以工業行動迫使資方妥協。本來旅行去不成,掃興而已,對普通人來講小事一樁。

不過,對於焦慮抑鬱病人來說,有時因忘記自己說到唇邊的說話也可以焦慮得整晚睡不着;當時旅行團不知能否成行,這樣的忐忑實在超過母親所能承受的,因此焦慮抑鬱病突然惡化。所以最後雖然罷工未成,行程也因為母親的病況而被迫取消。

工會為會員謀利益,無可厚非。從最低工資立法一事上,工會可以因會員利益犧牲社會上弱勢社群,如新移民、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下一代(特別是低學歷的青年)、長者和回歸職場的家庭主婦等人的就業權利,就知道工會為擴展勢力可以如癌細胞般生長,是沒有底線的。

透過這次空中服務員工會與航空公司在調更新制及底薪設定的分歧,更可以看見工會的橫蠻無理是無分階級的(那怕是基層工人、技術工人、教師、空中服務員到慨歎在半山買不到樓的醫生、律師等受政府大力保護的專業人士)。航空公司本想在談判當中爭取修補在現有制度下,有空中服務員長期飛行時數少於七十小時,卻確保有七十小時底薪的漏洞。

空中服務員樹大有枯枝,優秀勤奮的多數中有害群之馬,而這漏洞因為變相鼓勵了一群有意中飽免費空中午餐於私囊的人士,「轉讓」工時予另一群想合理賺取超時工資的空中服務員的行為。本來航空公司就想以「飛足七十小時才能調更」的方法去杜絕以上濫用靈活調更制度的行為。

措施本意公道卻遭拒

新措施本意公道,在未影響加班工作空中服務員的糊口之餘,也只不過拿回付了七十小時底薪應換回來的勞力而已。可是工會發下了「非取消飛足七十小時才能調更的新制及保留七十小時底薪制不可,否則會在復活節長假採取工業行動」的最後通牒。情況有如悍匪挾持人質打劫銀行,綑綁了航空公司之餘,手槍又指向用辛苦錢換取假期的無辜市民。

假期未能外出,三兄妹在家陪母親休養。收音機響起了許冠傑的「半斤八兩」。母親不禁慨歎,「都係以前啲歌好聽啲,而家世界都變晒,求求其其都出嚟唱歌!」這次,我竟然首次認同了這句母親對本港現今藝人質素的不滿;認同的不是藝人質素的差劣,卻是世界的確變了。

過去母親辛苦工作,出左半斤力,只不過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有人揾食卻只想出四兩力,想話攞成斤的肥豬肉。如今,世界變得如此「公道」,都咪話社會唔「進步」矣。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info@lionrockinstitute.org

其實希臘都想自爆

孫柏文 - 獅子山學會研究部總監,AM730(投資M31-大明燈,2010.4.14)

孫柏文讀大學時,因為係通識教育,故要讀啲古希臘、羅馬嘅文化班。其中一班,就係講希臘、羅馬人嘅娛樂習慣,我上完先知原來古希臘人好鍾意睇話劇。其中一種最主流嘅故事鋪排手法,就係角色圍繞住歷史事件發展。

咁因為觀眾已經知事態發展,所以全場就得啲角色唔知自己會點。亦因為悲劇用呢種鋪排特別吸引觀眾,所以呢種劇就叫Greek Tragedy,即希臘式悲劇。呢種戲喺近代最佳嘅代表,就肯定係97年嘅《鐵達尼》。點解?因為入場觀眾個個都知隻船會沉囉!係得阿Rose同阿 Jack唔知!
大家可能會問,點解我今日無端端要分享我大學課文?原因係因為,希臘本身就係今時今日最大嘅希臘式悲劇。錢,佢哋就借咗太 多,亦還唔到。好多人估會有救星,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或者歐盟,不過經過咁多次嘅「狼來了」拯救消息,希臘係唔會有人救。又或者因條件太辣,希臘本身都想自我爆煲算數。

大家又會問:「咩叫條件太辣?為求唔爆煲,指天椒都要硬食啦!」你咁諗就大錯特錯。

唔想扮瀟灑,不過從希臘政府角度來講,爆煲、走數、唔還錢唔係世界末日。係會好慘,不過絕對唔係世界末日。

走數最嚴重嘅後果,就係冇人會借錢俾你。咁如果你每日嘅使費係收支平衡,其實冇影響。不過走數有個好大嘅好處,就係唔使還錢還息,如果之前係債奴,即刻一身輕。

好, 如果同你話:「好啦,我借錢俾你,不過借俾你嗰錢嘅金額,只係啱啱好夠你還息。」你一定話:「即係要我撇掉利息開支後,使費收支平衡啦!咁不如我一次過爆煲走數,起碼唔使再借。」冇錯,以上就係希臘政府嘅計算。噚日傍晚時,希臘政府拍賣6個月同12個月後要還嘅國債,年息要4.55同4.85厘,算高。不 過比上周佢哋啲6個月債嘅7厘為低。

咁7厘有咩問題?希臘政府已警告,如果要喺7厘或以上借錢,政府不如走數算了。呢個警告唔係齋噏,原因係希臘國債嘅總和,係國民生產總值130%。如果要付7厘利息,即每年要用GDP的9.1%去還息。

咁依家歐盟、IMF要希臘將財赤由佔GDP的12.7%減至8.7%,先救佢。即要希臘撇掉利息開支後,使費不但收支平衡,仲要有盈餘,借新錢只全為還息。 問題係,若希臘政府走數,冇錯係要即時將財赤減至零,因再冇人願意貸款俾佢,不過能即時節省利息開支。若財赤要減到8.7%先能借IMF或歐盟的平錢,就 不如一次過走數,去慳GDP9.1%嘅利息開支。 計完呢條數,如果你再見希臘國債息率喺7厘以上,相信你係希臘官員,都會寧願揀爆煲。

作者為前石油業證券分析員,視股市為終身學習場所,不斷交學費。

利字當頭:無原罪但要積德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6 2010. 04. 14)

「唔事先通傳一聲,Eva點搞o架?立法?喜歡就由得佢試吓囉。我哋起樓賣樓咁多年,乜嘢未見過?香港嘅建築規例夠多啦,我哋從來都未驚過喎。」財閥的態度,總教世民弄不清,那是過份自信,還是依仗財勢的囂張?

品格和財勢,真的不可以並存嗎?畢菲特既是最富裕社會裏最有錢的人,可是,他也是很多人的偶像,難道香港真的沒有條件出一個像畢菲特般的富豪明星?

香港人都不是憎人富貴;至少,以前不是。猶記得,許多年前,有富豪的外號是超人,更是不少香港人的偶像。不過,那已經是歷史。今天,恐怕沒有幾個人夠膽公開說,自己的偶像就是財閥。

早幾年,世民和一位地產發展商的公關大員午飯吹水,講到民情,她說:「我們嘅原罪係賺錢太多,好難怪市民咁憎我哋。」

「換個角度諗,香港地,從地產獲得最大利益,始終都係代表廣大市民嘅政府。每呎成本,有幾多係地價,大家心中有數。如果無咗賣地收入,香港又點可以有咁多人唔使交稅,但係同時又享受到免費教育、醫療、同各種世界級基建?所以,你唔好再有呢個原罪嘅諗法。」就在那一剎那,我見到她的眉頭鬆開了。

雖說賺錢多,不說得上是罪,但財閥還是要好生積德,尤其是那些自覺交稅多便有權多拿一張功能票的富豪第二代,價值觀更要好好修正。

市民對港經濟居功至偉

毫無疑問,財閥交了不少稅,可是,沒有消費者,他們一條毛也賺不到。說到底,對香港經濟居功至偉的,仍是廣大市民。再者,就算財閥創造了許多價值,市場也已 經用盈利來回饋他們,沒有誰欠了誰。要是殷實做生意,你情我願的交易,財團沒欠消費者甚麼;反過來說,消費者花的是真金白銀血汗錢,做生意的也請老老實實。

世民一向不支持事事監管,監管從來只會減少競爭。香港的地產發展已偏向幾家大戶,再多繁文縟節,只怕傾斜的問題更嚴重。樓花買賣就算監管,說實在,相信也沒太大作用。畢竟,今天市場透明度越來越高,地產商的小動作,只會令消費者對他們更不滿。這是世民好意的提醒,最怕此例一開,官僚抵擋 不了更多監管的訴求,其他行業可沒有地產商般的人力物力招架,拖累整體環境,受損的是大家。

利世民

你喜歡新加坡式生活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1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如果單從居住環境著眼,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嚮往新加坡式的生活。新加坡人不用為蝸居而煩惱,八成家庭都獲得政府照顧,可以用強積金買政府興建的公屋,平均面積約有1,000方呎,在香港已可稱作豪宅。

然而,這樣做不是沒有代價的。除了要交更多的稅與強積金外,最要命的是要接受一個甚麼都管的大政府。新加坡政府在物質生活上把人民照顧得很好,但在生活自由度上卻把人民管得十分嚴,香港人不一定習慣。

去過新加坡旅遊的人,第一個印象是新加坡十分整潔。因為新加坡政府判斷人民(包括遊客)是會亂吐香口膠的,所以不許香口膠入口。在新加坡嚼香口膠是犯法的。新加坡人也不會亂貼街招。即使街招的內容不含政治性,破壞市容也足以招至被重罰。曾有美國遊客在新加坡街上塗鴉,結果被判笞刑(用藤條打屁股,可以打到皮開肉爛,打後當然印象深刻,不過不太人道,文明國家已棄用)。由於這個遊客尚未成年,美國政府曾出面替他求情,但新加坡政府卻堅持外國不容干涉新加坡的司法獨立,白屁股一樣照打可也。此事成為國際新聞,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對新加坡保持市容整潔極有幫助。不知香港人是否希望政府笞刑侍候?以改掉某些香港人的不良習慣。

新加坡政府視自己為父母官,人民則是不太懂事的孩子,不但為人民安排住宿、協助人民改變不良習慣,還要安排人民如何結婚生仔。政府會安排學歷高的適婚男女「相睇」,鼓勵他們多生孩子,以提升新加坡人的質素。不過,這些安排成效並不明顯,不知道將來會否有人提議﹔不如學柏拉圖的理想國那樣。由政府安排配種,生出來的孩子交政府教養,成效當可提高。

新加坡政府又怕人民不懂得投資,故成立由政府打理的投資基金,拿人民的強積金去投資。政府揸主意,人民沒法過問。香港人則喜歡自己「落場玩」,儘管屢敗屢戰,亦樂在其中。

新加坡領袖有時亦會覺得新加坡人的創意與冒險精神都不及香港人高。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沒有政府照顧得那般週到,沒有辦法只好靠冒險與發揮創意去各自找生活,但新加坡政府卻要求人民聽教聽話,好讓政府為他們安排一個更穩妥的未來。

不過,近年香港人的心態也在改變,要求政府全方位照顧人民生活的呼聲愈來愈多。事事向政府問責的結果,必然是促使政府的架構變得愈來愈大,納稅人的負擔亦會日益加重,香港的發展將會偏向社會主義。這是否多數香港人想走的路線?傳媒在標榜新加坡的優點時,宜仔細想清楚。住在鳥籠裡,雖不愁吃,但沒法高飛。

(轉載自2010)年4月14日am730C觀點

Tuesday, April 13, 2010

香港能否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能否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

嘉賓:孫柏文、李永權
主題:香港經濟
內容:離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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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pril 12, 2010

香港社會是否和諧?









香港社會是否和諧?

嘉賓:王永平、孫柏文
主題:社會現象
內容: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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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9, 2010

利字當頭:三分錯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8 2010. 04. 09)

俗語話,聖人都有錯。星期三,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更量化一點,說自己「決定有七分是對,三分錯」。

監管不足勢成調查結論

把事情做對,乃理所當然。究竟格老做對的決定是甚麼,相信沒有幾個人會去考究。世間沒有真正功過相抵。那怕是九成九的正確決定,只要一個重要的錯,便恨錯難返。可是公道一點說,為官21年,要一件錯事都沒做過,確實很難。格老是對是錯,有全世界人上百億隻眼睛都在看,又何需一個甚麼委會員去評功論過?

調查委員會這玩意,向來不是要來尋求真相。就像心理學家Maslow的說法:一個人手上的工具是鐵鎚的話,他便會傾向將所有問題都看成釘子。政客手上的工具是監管,監管,再監管,所以,全世界所有由政客主持的調查委員會,也永遠都是先有「監管不足」的結論,再找證據。大家還記得香港的立法會雷曼迷債小組嗎? 雖然閉門會議還在開,但世民夠膽打賭,結果一定是︰「監管不足」。

格老千年道行恐一朝喪

功過量化,這回格老可能真的怕千年道行一朝喪。想深一層,過去廿多年來,格老把持世界經濟起伏,權力的滋味固然過癮,最終又何嘗不是跟隨着政治環境的節拍擺動?87年,格老剛上任兩個月便爆發股災,他的所謂救市手段,就是為市場提供流動資金。華爾街叫這系統性設計做Greenspan Put。廿多年來,都是同一套板斧:將災難發生的時間往後推。

說到底,政客希望股市日日穩步上揚,打工仔可薪高糧準唔使做。格老只不過盡量滿足各人的願望。可是,世事難盡如人意,要發生的,總會發生。到了面對一切代價的時候,人總要找個理由。時下美國的民情,主流要銀行業問責,政客也希望格老說︰「加強監管」。

這場戲實在不難演,但真正問題有沒有因此解決?政客為了選票,將根本沒有能力置業的人都推上車,又是否正確?這些事情,格老當然不會說明白。或者,人在江湖本身已是錯。

利世民

Thursday, April 8, 2010

最低工資厚顏可恥

李兆富- 壹週刊 (A006| 時事| 另壹角度- 8/4/2010)

兩週前,在一個電視烽煙節目辯論最低工資立法,節目中,工聯會的潘佩璆打電話進來,基於天生的好奇心,我問:你們支持的最低工資水平是什麼?

潘:「每小時不低於三十三元。」

支持最低工資陣營,聽到張宇人提出二十元的最低工資水平,便要他試用二十元的時薪去過活。請問工聯會,全體上下都可以用三十三元的時薪來生活嗎?

潘:「 時薪不低於三十三元,是我們為了工人爭取的……」

鬼拍後尾枕,潘佩璆道出了政治的可悲。為民請命,銅板的另一面,就是憎人富貴厭人貧。階級敵人提出二十元是可恥工資,可是,高高在上的工會領袖,無論談吐打扮多麼草根,卻始終不是領受最低工資的人。

為什麼工會開價三十三就是尊嚴工資?難道每小時多十三元便買得到工會的尊嚴? 尊嚴不是越多越好嗎?工會為什麼不去爭取時薪三千三百三?最低工資立法會令某些人失業,工會領袖又怎會不知道這個事實?而且,法定工資水平越高,死傷越慘重,所以工會才會開一個比可恥工資多十三元的「相對不可恥工資」。

每次辯論最低工資,我都會問:請支持最低工資的人,向因為這條法例而失去了工作的人解釋,為什麼失業會令人更有尊嚴?

工會選擇不去看清事實,寧願要令工人失業,是出賣工人,尤其是工人當中議價能力最低的一群。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跟二十元一樣可恥,只不過是原因不同。

追本溯源,新西蘭在十九世紀末率世之先推行最低工資立法,目的是為了排拒教育水平直逼男性工人的婦女,以及從中國湧入的廉價勞工的。廿世紀初,美國推動最低工資立法,也是間接抑制有色人種以低薪競爭的歧視性政策。

另一邊廂,除了張宇人,世上也有其他商界力撐最低工資。○五年美國沃爾瑪忽然呼籲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輿論以為向來不賣賬的沃爾瑪,終於屈服在工會壓力下作出妥協。實情是,沃爾瑪員工的薪酬,早已高出最低工資近一倍,沃爾瑪也表明不會給員工加薪。說穿了,提高最低工資,是為了提高中小企對手的成本。

工會要工人失業,商人爭取最低工資,似是天下間最荒謬的事;原來敵我之分,在於有票無票。

工資低,多是低學歷和低技術。他們並未有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提高了議價能力;反之,他們的勞力價值,和法定工資水平拉得更遠了。 香港落實最低工資立法的得益者,時薪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的工人,可以暫時減少一點競爭壓力。仔細看兩大工會屬會成員的工資分布情況,便知道被最低工資淘汰的,都不是有票在手的人。

劫貧濟貧,難言公義。另一邊廂,最低工資立法淘汰中小企,減少競爭讓大企業受惠,劫貧濟富,更是厚顏。這場政治秀,有票的都是贏家,苦了的都是最弱勢的工人。

利字當頭:妄自菲薄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5 2010. 04. 08)

上海市長韓正訪台,伸出的橄欖枝,是上海交通銀行的人民幣和台幣雙向兌換。

如果我是在大陸的台商,現在應會很期待這德政落實。畢竟財富是人民幣抑或是新台幣,乃一種選擇。

以前沒有選擇,現在多一點,當然是好事。世民最看不順眼,就是國家的大員宣告類似的便民政策時,字裏行間,總流露出天朝大員施恩予黎民百姓的一般傲慢。

香港剛巧在月初成立了台港策進會,大家都希望在統戰台胞上盡一分綿力。可是港府在形勢上,永遠輸蝕一截,坊間每次見上海有甚麼動作,都杞人憂天。

「香港邊緣化了,香港地位不保了。」這老調彈了十多年,究竟上海有沒有取代香港?有人說,以前就是因為大陸和台灣沒有直接聯繫,香港可在中間過水濕腳。現在沒有這個「優勢」,所以香港要褪色了。

要是你相信,香港有今天的繁盛,全因以前人家作繭自縛,那麼,你的擔心是應該的。不過連滙兌如此基本的櫃台業務,都要由堂堂市長去宣佈,上海在可見將來,有能力威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嗎?

有。條件是我們放棄了香港獨有的優勢。

港甘願放棄獨有優勢

「香港獨有的優勢是甚麼?」世民的確遇過不少二十出頭的提出這疑問。原來過去十多年,我們的教育制度在有意無意間,向這群八十後灌輸「中國好、香港好」的邏輯。

久而久之,我們都忘記了,香港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當然,他們也忘記了,這地方曾是經濟奇蹟。

「那是以前的事嘛?世界不一樣了。」說這句話的人,我從來沒聽過一個可用簡單的話給我解釋,世界究竟有甚麼不一樣,為甚麼香港戰後成功的一套現在行不通。還是香港在回歸後潛藏的改變,令我們不再像以前般優越?

好,就算要說真的有甚麼改變,那就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的對手都是全世界最好、最尖端的。以前香港商人都是放眼世界,現在特區政府眼中只見大中華,前路當然難行。

利世民

Wednesday, April 7, 2010

人為提升工資的後遺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1,2010.4.07)

最低工資的立法程序已經進入最後階段,討論焦點亦由立法與否轉至工資的限制水平。雖然最低工資已似如箭在弦,但政策對於勞工市場有着不可挽救的深遠影響,實在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工資是價格,由勞工供應與相關的工作機會決定。較低技術勞工的工資,長年以來都難受惠於經濟增長,除了是由於工作本身要求專業技術較低,因而使任何的工資上調都會吸引大量競爭者之外,亦因為新來港移民為低技術工作持續提供充足的勞工所致。

工作機會減少無可避免

對於有能力提升技術和生產力的勞工,相信無人願意利用政策把他們長期困於低技術工種,這一類人改善工資的最好方法自然是透過學習、創新提升自身的價值。當然,社會亦有另一類人受制於不可改變的客觀因素難以提升生產力。即使社會福利的大門敞開,不少人仍然希望參與勞動市場自食其力。在職貧窮的問題,應該針對幫助後者而非前者。

要人為地調升市場工資的水平,實施最低工資是其中一種方法。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工資被限制於較高水平,無可避免會減少工作機會,而減少的幅度視乎勞工需求的價格彈性。有關職位愈屬必要,價格彈性愈低,受影響的就業機會愈少。這點受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能掌握,甚至成為支持實施最低工資的理據。

大部人忽略的是,最低工資減少的工作機會並不等於受影響的勞工人數:即使就業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原封不動,獲得工作的勞工卻可以人面全非。因為當工資被人為地限制於較高水平時,一方面會使更多勞工加入競爭相關職位,另一方面僱主在工資被限制於較高水平的情況下,必然嘗試聘請較高生產力或能夠從事較多不同工種的勞工來減低損失(正確來說是減低租值消散),所以原本擁有工作的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失業的機會會大增。 至於希望投入勞動市場的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在相對工資被迫提高的情況下,同樣較難獲得機會。

正因如此,不同的研究雖然未能對於最低工資與就業的關係達成一致的結論,但是對於最低工資打擊低技術勞工就業的結論,卻較為肯定【註1】。

對於最低工資為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帶來的威脅,支持者似非毫不知情。根據個人經驗,在不同討論最低工資的場合,都曾就有關問題與支持者討論,支持者都會不約而同表示弱勢人士以如此辛勞換取如此微薄收入,或許退出勞動市場、申領社會福利對他們更為合適。

可惜,在整個最低工資的討論之中,政府與支持者既未有將這種想法諮詢可能受影響的弱勢社群,更未有為因此而對他們帶來的打擊提供相應配套(記憶之中,只有傷殘人 士可能獲得豁免,其他如年老者、新移民、欠缺工作經驗的年青人、更新人士等等的處境均被忽略)。

人為提升工資的另一方法,是為勞工提供收入補助,亦即所謂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簡單而言,負入息稅就是為收入低於某一水平的家庭,提供某個百分比的補助。收入提高, 補助金額會按某個百分比減少,從而維持勞工提高收入的積極性。負入息稅的最大好處,是在於能夠同時提高市場工資與就業機會。勞工收入因為補助而提高,僱主則因為勞工成本下降而樂於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可考慮負入息稅

對於低技術勞工和弱勢人士,由於原本的工資較低而獲得較多補助,因此在僱主眼中,他們與高技術人士的相對工資會進一步拉闊,從而為僱主聘請低技術勞工和弱勢人士提供更大誘因。美國早於七十年代實施一項非常類似負入息稅的計劃,名為入息稅務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有關計劃提供的補助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逐步調升,對於改善受助人士的就業情況有着重大的貢獻【註2】。

當然,相對於最低工資,負入息稅涉及政府開支、需要動用稅收。除此以外,最低工資之下勞資雙方利益對立,有助降低監管成本,負入息稅則很有可能出現勞資雙方「同心」利用虛假職位騙取補助的機會。

對於實施負入息稅的主要憂慮,其實並非在於上述細節,而是在於負入息稅對於提高工資的效果較難確定。因為負入息稅為勞工收入提供補助,所以勞工願意在低於原有工資的情況繼續工作,僱主因而受益。最終僱主與勞工分別受惠於負入息稅的多寡,需要視乎勞工需求及供應的價格彈性。

註 1:Neumark, David and Wascher, William(2006).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the 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663, NBER
註2:Bruce D. Meyer and Dan T. Rosenbaum(2001). "Welfare,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Single M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6.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嘉賓:孫柏文
主題:企業管治
內容:市民作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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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April 1, 2010

教育干預得了嗎?

李兆富- 壹週刊 (A004| 時事| 另壹角度- 1/4/2010)

香港的社會改造工程,始於上世紀戴麟趾當總督的六十年代。六六和六七年的暴動,逼殖民政府「做點事」。由海底隧道到推行六年強迫教育,設置民政主任制度,搞點工人福利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是香港公共政策的代表作。

自七十年代至今,政府大致重複同一套方程式;回歸十二年九個月,特區政府在建制上,仍然可以隱約看得到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功利主義的基因:要大灑金錢便開闢新市鎮,搞基建,蓋公屋;另外,教育首要目的是建立市民對社會的認知,難聽一點就是洗腦,資源許可便搞普及,但課程必須嚴格控管。香港行政機關,除了這幾個範疇和基本政府功能,就沒有建立其他可以深入干預市場運作的能力。

可是單就幾個大干預範疇,已經足夠搞出許多問題。像新市鎮,幻想中的「社區經濟」從來沒有實現過。以前的規劃師相信,有了新道路、公屋群和官辦商場及工業大廈等硬件,人人就會安居樂業。 事實上,新市鎮建成初期,因為就業不足和設計不周,帶來極多社會問題,政府就是一直沒有辦法,要等幾十年後社區都已經老化,當年的問題才慢慢自然死亡。

從宏觀角度看,官僚想像中的社會,像一台機器,這裡拉一把,那裡推一桿,任何改變都對應得了。可是,真實的世界,正所謂百樣米養百樣人;拉動計劃經濟的操縱,社會有時沒有反應,有時要很長的時間才有反應,更多時候,反應跟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回歸後香港出生率不斷下降,到○三年谷底,全年只有四萬七千個嬰兒出生。說到底,經濟不好,大家自然少生育;可是在教育的計劃經濟,五年,十年的教育框架,一條龍由量產教師到學校興建,早就定好了目標。人口的變化,對不起,準備不了。

特區嬰兒要升中了。經歷過早幾年小學殺校,今次教育局想出讓學校自願縮班。可惜,世界就是不會依官僚心目中的劇本發展。有名校已表示不會縮班,因為好學校學額永遠供不應求,也是合理做法。可是,到了二○一九年,要是中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入學人數比現在要多近二萬,縮班殺校之後,屆時又會出現教師人手供不應求的問題,計劃經濟又可以怎樣呢?

歸根結底,政府有沒有必要深入干預教育?若果香港有學券制,入學人數低的幾年,要縮班的還可以試試選擇轉成小班,提高教育成效和名牌競爭。如今管死了,又是誰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