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30, 2008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

施永青 - am730 新聞 C觀點 M12 , 2008.7.3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港人漸傾向社會主義。」這話聽來不大可能。香港人大部份都是為了逃避社會主義,才來香港生活的,他們怎會傾向社會主義?

不過,嚴格一點來說,香港人以前逃避的,只是苦難的生活,他們並不真正了解甚麼是社會主義,亦不知道為何社會主義會帶來這麼多的苦難。此之所以,香港最近又有社會主義回潮跡象。
近日,香港物價高漲,小市民的生活受到不少影響,大家都希望有辦法令物價早日回落。這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從電台「烽煙」節目中聽到的很多意見,其中不少都帶有社會主義傾向。我真擔心,這類思想很快會成為香港的主導思想。

我發覺,很多市民都無心去深入了解物價上漲的真正原因,他們都簡單地把問題歸咎為奸商貪得無厭的結果。因此,他們要求政府插手干預,調查奸商是否有暴利,以限制奸商隨便加價。這種手法其實與大陸的物價局所做的差不多,都是想借行政力量去干預市場,非常社會主義。但現實是:大陸雖有物價局,一樣控制不了通貨膨脹,大陸生活指數上升的速度比香港還要快。

由於政府強制,大陸的汽油雖然無法隨便加價,但油站卻缺乏足夠的汽油供應,用車者需四處排隊輪候,付出的代價不比加價少。再者,「物價局」的人手有限,總有照顧不到的地方。結果是「物價局」看漏眼的地方,物價就狂升,以補償那些升不足的地方的虛位,人民要付出的總代價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因政府插手而得付出額外的行政費用。

然而,香港人似乎未能吸收這種教訓,一樣非常熱衷要求政府控制物價。有時,他們的要求實在很矛盾,很難知道他們真正想怎樣。譬如:我最近在「烽煙」節目中聽到兩種截然不同意見,但主持人都意識不到兩者的矛盾,雙雙予以附和。

早前才有人指責,超市訂價不統一,同一種商品在不同地區的分店賣不同的價錢。但沒多久又有人投訴,油站的價格全部劃一,成本低的地方並沒有調低售價。真弄不清楚,究竟是應該劃一呢?還是應該有差異呢?

其實,如果按照資本主義的原則,訂價是商品擁有者的自由,他們有權盡量把價格有多高提多高,只是消費者可以選擇不買或幫襯其他人買。因此訂價過高只會自食其果,變成賣不出或賣得少,一樣可以招致生意上的虧損。

所以,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物價會自行調整,以便買賣雙方都可在交易中得益。如果由政府出手,按群眾的意願來訂價,結果只會適得其反。社會主義國家已做過很多這類實驗,香港不應再為此去付出代價。

Monday, July 28, 2008

大陸行最低工資的效果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新聞 M04 ( 2008.7.28)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年,社福界力主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制。他們覺得中國大陸也有最低工資,香港沒有理由這麼落後。我們不妨先看看最低工資在大陸推行的效果,然後才決定香港是否值得跟著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行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所有的企業都是國營的,工資由國家統一制定,非常「公平」。但「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結果,是大家都失去了努力工作的誘因。

香港的年輕一代,很難想像工資可以低到三十六元人民幣一個月,而且是全國如是,長年如是。其結果是跳槽也沒有用,因為跳來跳去也跳不出最低工資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份人都生活在無望之中。

在香港力推最低工資的人,希望把最低工資的範圍訂得廣一點,不只是照顧處境最差的一小撮,以為這樣可以令更多的人受惠。不過,現實可能是令更多的人受害,因為當人們落入最低工資的保護範圍,就等如把命運交給了政客,要靠政客而非靠自己,才能改善自己的待遇。

人總是在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才感覺生活有希望,一旦要靠別人去努力,把整個階層的工資一起提升,自己才能一起獲益時,個人奮鬥就變得沒有意思,人生就會變得渺茫。

未有訂定最低工資時,大家還有期望,以為訂出來的水平會比自己的現有水平為高。但果真如是的話,這只表示,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沒有加工資的機會。因為,一個社會的工資水平,最終受制於社會整體的生產力,生產力不提升,僱主憑甚麼增發工資。然而,法定工資本身就是破壞生產力的毒藥,一經訂定,就變成加快生產也沒有用。結果長年累月都只是月薪三十六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企業大量招聘人手,不得不提升工資去搶人,市場工資升得比政府修訂最低工資的速度還要快,最低工資如同虛設;但這並不妨礙工人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

去年,大陸政府忽然有為起來,不肯跟著市場後面提升最低工資,改為跑在市場前面主動為工人謀福利。結果把最低工資訂在企業負擔能力之上。加上同期推出嚴苛的勞動合同法,令很多企業不勝負荷,紛紛倒閉,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單是珠三角,已有五千間廠倒閉。

有些企業,工資雖然按政府的要求加了,但飯堂不再供應免費膳食,宿舍亦要加房租,工人並沒有因為政府調高最低工資而得益。

現時政府已知道事態嚴重,決定放寬政策推行的力度,但造成的禍害已無法補救。希望香港在這個問題上不要重蹈大陸的覆轍。

書價問題與教育制度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經濟企管 P. 31 , 2008.7.28)

暑期剛至,新學年的教科書卻已成熱門新聞。教科書年年加價,書商雖以紙價及各種成本上升辯解,但仍然無減各界謀取「暴利」的指控。政府正準備成立委員會探討問題,而剛上任的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亦以處理書價問題為首要職務。

假設教科書謀取「暴利」屬實,分析「暴利」從何而來,相信有助解決問題。

「暴利」一般離不開壟斷,正確應為壟斷租值。可是,教育局雖會制定所謂「適用書目表」,但原則上任何書商的教科書均可參與評審,而且「適用書目表」只作參考,並無強制各校用書。因此,教科書市場基本上應該是開放的,而「暴利」亦非源於書商的壟斷。

高書價源於封閉教育制度

教科書市場本身是開放的,反而現行的教育制度下,學校的「供應」受到政府嚴格限制。即使近年出現殺校威脅,學校之間的競爭仍然有限。學校既為學生提供書單,教學方式又是為書單的書目度身訂造,所以學校與教科書某程度上是捆綁銷售。

早前討論iPhone的捆綁銷售時,提及捆綁銷售伸延壟斷之說成疑。因為消費者視捆綁的兩物為一物,捆綁銷售只會轉移而不會增加壟斷租值,所以以捆綁銷售伸延壟斷其實無甚益處。不過,要是價格管制干預其中,這便另當別論。

假如政府只准一間戲院在港經營,但是同時管制戲票價格,戲院於是無從以票價賺取壟斷租值。可是,只要法例容許,戲院可以嚴禁觀眾攜帶食物飲品進場,藉此在場內高價出售小食,藉此收回戲院的壟斷租值。

同樣道理,在缺乏競爭,加上學費受到管制的教育制度,教科書的高價無非是學校收回其壟斷租值的工具。教科書的「暴利」,學校或明或暗,會透過書商「借出」器材、贊助春茗甚至直接捐款等方式收回。

廉政公署剛完成的研究顯示,有關情況其實已經存在接近三十年;而三十年前,正是政府開始包攬中小學教育,以公帑直接資助學校的年代。

另一方面,學費彈性較大的國際學校和面對市場競爭的補習社,似乎都較為積極以舊書、教學筆記等各種方法,避免書商「壟斷」校內用書。

開放教育市場才是對症下藥  

教科書昂貴,既然非關教科書市場本身,而是源於封閉的教育制度,這樣引入電子書、增加書商競爭、規管教科書頁數及改版、格價等等建議,顯然無助解決問題。

相反,書價如是學校收回壟斷租值的工具,開放教育市場、引入競爭,把現行以校為本的資助方式改變為以學生為本的學券,才是解決教科書頻頻改版、年年加價的治本方法。

當然,從事事按照「中央」意願到面對學生家長,教育形態必然有所變化,這些變化很多時候成為利益團體反對推行學券、面對學生家長的理由。早前讀到程介明教授的《與私校共舞!》一文,由衷佩服程教授對公私高等教育不同形態的洞悉。在此,且容借程教授文中兩點作結:  「首先,由於是市場產生的,就不是按計劃、按確定的要求而出現,成立的社區學院就一定是良莠不齊。期望市場產生的學院像公帑建立的學校一樣齊整,是不切實際的。」 
 
「市場產生的院校,質素的提高在乎市場的優勝劣敗。現在的社區學院,有些學生很多,有些瀕臨倒閉,正是市場在發揮作用。從整個體系來說,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Friday, July 25, 2008

香港可不用外傭嗎?

施永青 [am730] 2008-07-25 M06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連續寫了多篇討論本港基層處境的文章,引起不少回應,有讀者建議我,應設法促使政府停止輸入外傭,以免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變成在職貧窮。

按這位讀者的觀點,既然家居服務必須在本地進行,當然最好由本地人來提供,好讓本地的技能不足者也可以有多些工作機會。

如果因為外邊有廉價勞動力就向外輸入,那是否其他工種的勞工,也一樣可以向外輸入?這樣發展下去,本地工人一定更難有立足之地。

他認為,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對輸入外傭有一定的限制,只是特區政府不肯照顧基層利益,才導致香港的中產階層特別依賴外傭,不見得外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外傭就不能生活。今天香港的環境已與最初輸入外傭時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應是重新檢討政策的時候了。

我告訴他,其實本地人根本不喜歡做外傭擔當的工作,不要說日夜長駐在僱主家裡,就算是做鐘點傭工,也不一定很多人想做。但這位讀者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外傭,急需家務助理的僱主,一定會提升工資作吸引,這就可以促使其他的本地服務行業也一起加薪。

此外,他認為禁止輸入外傭的最大功效,不在於為香港基層提供這類工作崗位,而在於逼使部分職業婦女回家當家庭主婦,那麼原先由他們擔當的職位,就會落入現時失業的人的手裡。他估計,如果沒有外傭,社會上可能會有十萬名職業婦女選擇回家當主婦,這會使人力市場立即緊張起來,香港的整體工資水平都會因此而被拉高。因此,禁止輸入外傭對所有打工一族都有好處。

不過,我很難完全接受這位讀者的看法,一下子硬把這麼多有競爭能力的婦女拉離工作崗位,改由次一級的人選補上,不可能不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如果香港的生產力因而下降,香港人的整體入息亦無可避免會下降,並會削弱整體社會的內部需求,令基層更難找到工作。

香港需要有人善於賺海外的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令本地的需求增長起來。這樣本地的基層才有機會在本地的服務行業找到工作。如果我們的政策妨礙了有能力賺外邊錢的婦女出社會工作,只會削弱中產家庭在本地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基層即使找到工做,工資也不會高。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若是真的想改善基層的處境,不能簡單地著眼於直接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而應該先大力發展可以賺外邊錢的行業,如金融業與知識含量高的商業服務,先助一批人可以大量賺到外邊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產生滿溢效果,令基層也可以分到一杯羮。禁止輸入外傭,只會對此起破壞作用。

Monday, July 21, 2008

及早拆彈 按證應民營化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2, 2008.7.21)

獅子山學會一向旗幟鮮明支持自由經濟,認為市場解決問題的能力總勝於政府有形之手。有人便對此看不過眼,認為奉自由市場為金科玉律是高舉叢林法則,是一種冷血和不切實際的迷信,於是把本會冠以「獅子山教會」之「美名」。踏入作為本會行政總監第二個年頭,我不認為我們把市場奉作神明,只是我們眾人都認為自己太渺小,每個人都應以謙卑的心對待和解決社會的問題。畢竟,社會問題千絲萬縷,而政府決策階層也只是由十數到數十人組成,無論他們是什麼精英中之精英,單憑他們的聰明才智又怎能想出萬全之策?

兩房危機的反思

  最近,美國爆出政府資助按揭公司的危機,便讓我們知道政客們自作聰明所構思出的傑作,竟成為社會上的計時炸彈。房利美(Fannie Mac) 和房貸美(Freddie Mae)的危機正是政客們經常為社會埋下計時炸彈的最佳寫照。

  根據房貸美的官方文件指出,「房貸美是美國國會在1970年成立的一家上市公司,宗旨是支持居者有其屋……讓每六個購屋者中一人獲得貸款」。房利美也是同類型公司,出現更早於房貸美,規模更大。可以推斷,在美國購屋者中至少有每三人便有一個由「兩房」所支持和鼓勵才能置業的。那問題何在呢?

要知道,置業是人生大事,動輒是二三十年的承擔,必須深思熟慮,才可下決定。而置業肯定?只是居住問題,香港人應很明白置業是大部分人一生最大的投資。每個人必須因自己的財政和承受風險的能力作出決定。而市場亦因置業者的財政能力決定批出貸款與否和利率的高低,這發揮制衡作用,盡量減少置業者負上過高風險的情況。可是當房利美和房貸美這些官方的按揭公司出現後,它們為人民請命,扭曲商業銀行原來的運作模式,降低市場按揭利率和放寬了批核貸款的要求,鼓勵一些財政實力稍遜的人士置業,直接使他們承受過多風險,而最致命的是,它們集中了這類型的「高風險」置業人士。商業銀行也樂於把手上質素稍遜的按揭賣給兩房。兩房背負龐大而集中的風險,以致美國政府以 Too Big To Fail 為由而不得不救。但兩房的資產佔美國GDP的38%,他日若出手相救亦恐傷其國本,亦難免要納稅人支持兩房的龐大賬單,難怪商品大王羅傑斯 (Jim Rogers)以「十足的災難」來形容美國政府的拯救措施。

  兩房爆發的危機,令我們反思政府鼓勵人民置業所帶來的後果和同類型按揭公司的潛在風險,社會更應在這問題未爆發前拆彈。其實,由港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HKMC)也有兩房的「社會功能」。更甚的是,它壟斷香港的二按按揭保險市場,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其所收取的二按按揭保險收費難反映市場的實際價格。

按證自我膨脹

  另外,過度集中風險的情況也如上述般同樣出現在HKMC的資產中。更甚者,從HKMC年報得知,它不單購進香港的按揭,亦在2007年開始進軍國際,購入韓國按揭資產和打算進軍馬來西亞按揭市場,明顯超越其公營機構的角色,有自我不斷膨脹的趨勢。香港納稅人的錢是應否承擔韓國和馬來西亞的風險,尤其全球樓價普遍向下的這時期,實是一大問號。獅子山學會建議盡早把HKMC分拆為數家公司,然後把它們民營化,一來可減少風險集中,二來使其競爭,他們將對處理風險手法不同,以致在逆境下不會全數倒下。也防備了它們因有公帑的支持下而盲目膨脹,使將來尾大不掉。這樣做,才是在這次按風暴下最佳的危機管理。

Thursday, July 17, 2008

蘋 果 批 : 戳 破 競 爭 法 的 神 話

政 府 話 , 《 競 爭 法 》 可 以 促 進 競 爭 , 打 擊 奸 商 , 維 護 自 由 , 對 抗 通 脹 , 惠 及 消 費 者 … … 以 上 一 連 串 《 競 爭 法 》 神 話 , 最 近 一 個 論 壇 入 面 , 被 各 路 人 馬 一 一 戳 破 。 主 持 : 楊 卓 華 、 高 明 輝

http://appledaily.atnext.com/template/apple/art_main.cfm?iss_id=20080716&sec_id=4104&subsec_id=15337&art_id=11354018&cat_id=6771675

Monday, July 14, 2008

全球通脹香港無奈

施永青 [am730] 2008-07-14 M08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按政府統計出來的通脹率,5月份已達到5.7%;若果按市民(尤其是基層)的感受,日常生活開支的增幅還不止這個比例。因此,近日社會上多了很多呼聲,要求政府需有所行動,以遏抑嚴峻的通脹勢頭。

然而,今次通脹的成因與過去香港的通脹有很大的不同,成因並非源自香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並不多,不是加息或放棄聯繫匯率之類的傳統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

傳統的通貨膨脹,多由經濟增長過速造成。經濟增長令人力市場緊張,企業為增聘人手,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人們的收入增加後,於是四出購物,令商品價格上升,形成通脹。不過,近期世界經濟已因次按危機而有放緩現象,股市及樓市普遍下跌,信貸明顯收縮;照道理,在這種情況下會出現的,應是通貨收縮,而非通貨膨脹。然而,現時全球各地,不管有沒有出現經濟過熱,一樣難逃物價上升的厄運。香港在這種情勢下,不可能獨善其身。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是全球性的,也是結構性的。過去,全球經濟發展不平衡,只有少數歐美國家才有先進的生產技術,而大部分第三世界的國家都非常落後,無能力與先進國家進行競爭,不得不在交易時讓先進國家予取予攜,以小量高科技產品,就換走大量珍貴的自然資源。在這種情況下,先進國家才可以過其窮奢極侈的生活。但隨著中國及印度等國家的經濟起飛,地球上突然多了二十多億人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全球的資源立即供不應求。無論是油價,金屬價格,糧食價格都漲個不亦樂乎。

香港人過的生活,其實不比先進國家差,一樣是胡亂花費,不懂珍惜,隨著全球大環境的轉變,我們的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不受衝擊。我們現時每餐都有魚有肉,民眾在接受電視訪問。也不過是埋怨要吃雪藏雞,沒有錢買新鮮雞。但這種生活今後一定無以為繼,市場價格上升就是給我們的警告訊息。市場是以價格進行分配的,香港人不願意改變生活模式也得就範。

第三世界的經濟改善,除了增加了自己對資源的需求外,還令他們在與先進國家交往時有更大的自主要求,不肯隨便把自己珍貴的自然資源賤價賣給先進國家。所以,可能並非現時的物價偏高,而是以前的物價不合理地偏低,香港人可不要幻想以後都可以過今天一樣的日子。我擔心物價上升的趨勢只是剛剛開始,以後的形勢將會更加嚴峻。

形勢其實已十分明顯,今次全球的通貨膨脹,並非源自貨幣供應增加,而是物資供應不足。不足的是原材料,而非生產力。原材料有天然因素局限,非人為因素可以改變。因此,面對今次全球通脹,特區政府所能夠做的非常有限,我們只能慳儉一點、環保一點,以適應新的形勢。

推高油價政府甚於炒家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7.14 )


自從國際原油價格由年初約100美元水平一桶急升至最近143美元,社會開始感受到真正的痛楚。所謂真正,是有別於從前只發發牢騷,這回各地社會是真正的作出激烈回應。從很多發展中國家調低燃油補貼到發達國家的政客齊聲指責炒家在肆意推高油價,以致希望立法禁止炒風,到眾多航空公司倒閉,連對沖油價風險了得的國泰航空亦發出盈警,我們可以斷言,油價在140美元的水平,已是市場不能承受的重!加上市場在需求方面已作出激烈的回應,如美國人開始逐漸以公共交通工具代步,甚至有人主張四天工作(失去的一個工作天以每天工時增加二小時彌補)以減低燃油開支,又遇上全球經濟急劇放緩,以上各項因素綜合所產生的後果必然是原油需求大減以致油價見頂回落,當然市場於短期有非理性的一面,油價可能上升至更高水平,但總體上140美元一桶的油價是不能長期維持的,長線投資者可不必急於跟風入市,而應耐心等候這商品泡沫的爆破,待風暴過後才投資其他資產類別。



討厭如細菌亦起推動作用

  

在今次油價急升的事件中,最備受指責的當然是國際炒家,有評論便認為油價中有40至60美元為炒作所造成。因影響民生,政客便欲以法例遏止炒風,炒家於是成為眾矢之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便打算提出新計劃來打擊石油市場投機行為。在一般市民的眼中,炒家總是一羣貪婪、以掠奪別人成果為樂的人。他們有的被標籤為發達國家的打手,專在發展中國家興風作浪,然後飽食遠去,以致當地民不聊生。在香港,亦有不少中產指摘炒家推高樓價以致他們不能置業,究竟炒家是否如此十惡不赦,而沒有炒家的存在又是否代表人人可安居樂業呢?

我們都可能聽過這樣一個童話:一個國王非常討厭生病,於是下令把全國的細菌進行滅絕,於是細菌沒有了。但當國王想慶祝一個沒有疾病的國度誕生時,在宴會中他發覺酒沒有了,麵包也硬如石頭。我們可以說炒家像細菌般討厭,但他們也有推動社會的積極作用。如沒有炒家,發展商的新樓盤又怎可迅速套現而用作發展新的地皮,加速城市發展?在科網泡沫時,如沒有炒家前仆後繼地在市場提供資金,通訊科技的發展又怎可以一日千里?如果我們說這二三十年的發展在人類的發展史上是最迅速的,愈來愈多的投機活動肯定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炒家的興風作浪引發泡沫,但到泡沫爆破時並非只有小市民損失,看看今次次按各大投資銀行(即所謂大鱷)所受之重創便知他們亦不能倖免。況且,如何界定炒家也是一個難題。在香港,就算有人從未沾手股樓炒作,他也肯定有貢獻炒賣活動,政府規定每人所供的強積金,已迫使每個工作的香港人從事炒賣了。其實,與其因油價急升歸咎炒家,我們又有否想過政府的一些政策引致油價急升的影響更甚於炒家?



內地面對現實調教生活模式



投機炒賣對市場只可作短期的影響,亦得靠一些扭曲市場結構的政策作為炒賣的理據,燃油補貼政策雖不是炒家用以炒作的藉口,但他們骨子裏卻明白這是推高油價的最大因素。當中國內地的成品油還反映著國際油價在60美元水平的時候,以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用家都對這個代價不疼不癢,於是繼續其粗放式的能源應用,一般市民更因收入普遍提高而對能源毫不珍惜,以致中國對能源的需求於近幾年油價急升中仍不合理地遞增。最近,中央繼印尼等地削減燃油補貼,宣布把成品油價格提升,是在大方向踏出正確的一步。

  

當我們慶幸國家在大方向邁出正確的一步時,香港的政客卻愚昧地以為競爭法會降低香港的汽油價格。事實證明,在有競爭法的美國,其汽油在2003年由每加侖1美元升至現在的4美元,而同期香港汽油價格的升幅卻在一倍以下,這又對我們有什麼啟示?中央政府既勇於帶領國人面對現實,調教生活模式以應付高油價,特區政府卻無知地為港人帶來空想,難怪領導我們的政治家也只可如此這般了

Monday, July 7, 2008

從iPhone到《競爭法》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 35 ~ 2008.7.7)

萬眾期待的iPhone 3G將于本周五登陸香港,不少讀者相信都是「萬眾」之一。蘋果公司于去年推出第一代iPhone,憑借其功能與外表,深受各地用家喜愛。除了產品本身,蘋果的推銷策略同樣引人注目。

  蘋果推銷iPhone的策略,是在大部分地區只與當地一個電訊營運商的電訊服務「捆綁銷售」。在香港,和記電訊旗下的3香港「率先」推出iPhone,但必須同時與3香港簽定兩年服務合約。對于如此安排,城市大學法學院顧敏康教授和湯家驊議員認為有違公平競爭,因而應該盡早通過《競爭法》,除之而后快。

「捆綁銷售」另有深意

  所謂「捆綁銷售」,通常是生產商把擁有壟斷優勢的產品與另一產品「捆綁」,消費者必須同時購買。想當然者認為,生產商因而可把壟斷優勢從一種產品「伸延」至另一產品。暫且不提這種想當然的「伸延論」早已備受質疑。說生產商把壟斷優勢「伸延」本身其他產品,以賺取更多利潤,表面上仍然看似「合情合理」。可是,既然壟斷優勢來自iPhone,蘋果與其以「捆綁銷售」將「壟斷」伸延至電訊服務才賺取利潤,何不直接提高iPhone售價﹖  假如消費者願意以8000元購買一個iPhone連兩年電訊服務的組合,蘋果把iPhone定價3000元,利用「捆綁銷售」把電訊服務「壟斷」,將電訊服務的收費由競爭下的2000元急增至5000元,跟蘋果直接以6000元出售iPhone,然后給用家在市場自行選擇電訊服務,對于蘋果的盈利并無影響。

  細看蘋果與各地電訊營運商的合作模式,并非向電訊營運商收取一筆可觀的「獨家代理」費用,而是與電訊營運商對iPhone用戶的收入分成;據聞一般介乎10%至20%。分析這種分成安排,不得不提一件經典的「捆綁銷售」案例。案發之時,電腦不如現在輕巧,運作更要借助一種紙卡。當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租出電腦后,規定客戶必須使用該公司提供的紙卡,于是引來「捆綁銷售」的指控。可是,后來的研究發現,這種電腦與紙卡的「捆綁銷售」,無非是利用紙卡作為量度電腦的使用量,方便國際商業機器把出租電腦的收費模式,由固定月租變成多用多付。

「捆綁銷售」可促進競爭

  要是蘋果認為消費者對于iPhone的需求各異,或視之為潮流飾物、或視之為綜合通訊娛樂設備,而后者可以大大刺激電訊服務使用量,超乎一般型號的流動電話。如此,蘋果與電訊商的「捆綁銷售」及分成安排,正如國際商業機器的紙卡,并非旨在削弱競爭,而是用于量度iPhone用量,從而把iPhone的售價由每部定價變成以使用量收費。

  分成協議較以每部定價更為復雜、牽涉更多成本。正因如此,除了因為需要清楚划分利益歸屬以鼓勵產品推廣宣傳外,減低制定分成協議的費用亦使蘋果傾向在大部分地區,只與一個電訊商的服務進行「獨家捆綁」。

  流動電話以其使用量定價,或許聽來有點匪夷所思,但社會上各種合約安排本來就時刻推陳出新,更何況這種安排是出自把蘋果起死回生的喬布斯(Steve Jobs)。

  社會各種制度安排不是零和游戲,正如擔任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的法律經濟學家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所言,這種「捆綁銷售」在增加生產商的利潤之余,不代表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及社會效率。以iPhone為飾物的用家,在這種安排下付出的機價會相對較低。何況,在流動電話能夠以其使用量定價的情況下,可以預期手機生產商會更加傾向設計方便易用的介面及創新的功能,以求刺激用戶使用電訊服務來增加收入。這種安排,可以說是為流動電話開創新的競爭層面,而非削弱競爭。

《競爭法》易誤中副車

  《競爭法》的用意雖善,可是從iPhone銷售策略的例子中,可見各種商業運作復雜難解、競爭與反競爭行為糾纏不清,使政客與利益團體便于利用、裁決容易誤中副車。

  在絕大部分行業均是對外開放的香港引入《競爭法》,由几個「專家」把各種日常商業運作「視乎情況」(rule of reason)決定是否犯法,或許會把一些看似不利消費者的行為表象消滅,最終反而帶來損害消費者、社會效率的不可預期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