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隱應防障 過猶反招損

祝越山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8.16.2010)

　　私隱絕對是2010年新聞焦點之一。繼香港人大叫「八達通回水」，金管局乘勢執行家法，揭發6間零售銀行，在過去5年轉售客戶資料作推廣用途。（編按：個人資料私隱專員蔣任宏14日表示公署正調查涉及共八家銀行的處理個人資料個案。）
　　跳出香港，《華爾街日報》在7月底，發表了一系列題為「What They Know About You」的調查新聞報道，逐一揭露最熱門的網站背後放置的追蹤程式。
　　踏入8月，南韓政府又高調殺入谷歌的辦事處，理由是懷疑谷歌製作實境地圖時，街景車蒐集了無網絡的資料；事實上，同一件事，香港的私隱專員公署也曾高調介入。
網上追蹤程式 記錄資料轉售
　　掌握在民營機構手中的個人資料，有時候確實遠高於我們想像。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調查，網上字典dictionary.com，放置的追蹤程式竟然高達234個；就連《華爾街日報》自家的網站，也放置了64個追蹤程式。最企理乾淨的只有非牟利的維基百科，一個追蹤程式也沒有放置。
　　這些追蹤程式，大多數都是為了網上廣告而放置。谷歌、雅虎和微軟的追蹤程式，會因應消費者的瀏覽習慣，提供相應的廣告，而且這些大公司都會讓消費者選擇終止程式的追蹤。可是，部分比較侵犯性強一點的追蹤程式，除了瀏覽習慣以外，還會記錄消費者的個人資料，甚至將這些資料轉售。當然，原則上這些網站的聲明，為了符合法規，都有詳盡的說明，可是真正會留意箇中細節的又有幾人？
　　說到底，隨社會發展，資訊科技愈進步，私隱的問題也愈複雜。100年前，攝影技術剛剛普及，私隱問題首度被關注。後來，到了60、70年代，電話普及之後，私隱又再成為法律界的熱門課題。時至今日，現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無論做任何事情，難免會留下點痕；加上互聯網的應用日趨普及，私隱問題最終還是要再辯論一次。
政府屢洩密 威脅不遜八達通
　　「私隱問題還有甚麼要辯論？消費者的一切個人資料，掌握在商業機構的手中，你安心嗎？」個人資料，掌握在商業機構的手中，消費者當然要知情。可是，文明社會理應更擔心政府掌握市民的個人資料。
　　可惜這一點，似乎並非主流輿論對私隱問題的關注所在。
　　印度政府向Blackberry手機製造商Research in Motion（RIM）下最後通牒：除非RIM在8月底之前，向印度政府保安機關開放加密技術程式碼，Blackberry的Push Mail服務將會被封鎖。也就是說，印度政府要讀取Blackberry用戶的電子郵件，RIM被迫進退維谷：放棄消費者的私隱，或者放棄世界上最高增長的印度市場。
　　是不是民間的私營企業就信不過，公營機構和政府我們就可以放心將資料交託？過去數年，警方和醫管局都曾屢次爆出市民資料外洩的事件，雖然事件並不涉及資料轉售圖利，可是對有關人士的影響和威脅，絕不低於近來全城哄動的八達通事件。
平衡牟利保私隱 新經濟王道
　　八達通出賣私隱事件，輿論焦點本來放在消費者權益上面。不過，因為八達通公司行政總裁陳碧鏵前言不對後語，整件事由私隱和消費者權益的討論，變成了民粹的政治秀，深層次的政策問題卻從來沒有被觸及到，實在非常可惜。公道一點說，八達通的積分獎賞計劃，以提供優惠吸引消費者，另一方面為其他企業提供促銷，本來是雙贏。當然，大前提是透明和公道的條款披露，讓消費者應該要清楚明白知道，自己得到的數，其實是靠出賣資訊換回來的。
　　民間的私營企業會善待消費者私隱，也是新經濟的模範。搜尋工具龍頭谷歌，就是靠掌握個人資訊，來創造價值賺大錢。08年在谷歌的總部，曾經流傳一份長達7頁紙的文件，其中便討論了應否將消費者的資訊出售圖利的問題。這些都不是容易做的決定，但最終在長遠商業利益的考慮下，谷歌仍然決定以保障使用者私隱為先。
　　新經濟的生意模式，已經不是簡單的買買賣賣。雜誌Wired的主編Chris Anderson更加出了一本書《Free》，主張免費才是正道。當然，這些免費午餐也有成本，企業可以將使用者的資料用來創造價值，又可以保障個人私隱，自然是新經濟的巨人。從過去幾年的發展看來，對這一個趨勢的最大威脅，反而是來自政府的執法機構。
　　盲目地將私隱的概念推到極端，上綱上，最終只會扼殺創意。最簡單的比喻：假如100年前，攝影技術剛剛普及的時候，政府為了保障一般人的私隱提出立法，規定相機的使用，照片的發布等等，相信今天的媒體生態會非常的不一樣。

最低工資 香港奮鬥精神衰亡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7.7.2010)　

　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甚麼影響？營商成本上升和社會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毫無疑問是兩個重要指標，不過，那仍然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分析公共政策的影響，最大的盲點，就是忽略不可量化的範式轉移。

　　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立法，在政治正確的情緒下，強行通過。在過去的一段日子，反對立法的一方，一直有指出，這項主張會剝削社會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就連支持立法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承認，最低工資立法會令部分原本有工作的人，失去現有的收入。可是，幾年來的辯論，就鮮有見到討論有關改變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生產自動化 貧富懸殊更劇

　　最低工資令人力資源成本上升，企業要維持業務運作，便只有改變現有模式。傳統經濟學裏，生產其實就是將人力、資本、土地（廣義理解則是一切有形的天然資產）透過管理，創造價值賺取利潤的過程。當人力資源成本上升，而資本可以替代其生產的投入時，資本的應用自然會增加，人力的需求會減少。套用比較通俗的觀點：人工貴了，自然多點用機器，或更甚者，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怪現象。

　　在世界工資水平最高的地方，低增值的運作環節，自動化的程度也愈高。到過日本旅行的朋友，可能曾經光顧過自動售票的拉麵店。在歐美地區，快餐業也將清理食桌的責任，交給消費者；更甚者，我曾經在歐洲光顧漢堡包連鎖店的時候，正要進廁所，卻有一位女士攔我，向我收取半歐元服務費！無他，連鎖店把廁所清潔管理外判給她，這位女士既沒有底薪，半歐元的服務費當然就是她全數收取。可見，這不但是消費文化一部分，也是零售場地的管理學問。

　　其他更多看不見的上游生產環節，高工資社會的自動化程度也更高。換言之，最低工資間接鼓勵了資本密集形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若資本市場傾向保守消極，市場也更易集中在少數擁有資本的財閥手上，即貧富懸殊更表面化，可謂跟特首在答問大會說要解決貧富懸殊背道而馳。如此種種現象和趨勢，就如前述的廁所外判例子，既難以用量化的方法去評估，而且改變也只會慢慢浮現。屆時就算將政策逆轉，也不可以將市場的常態變回原狀。

流動性減低 希臘式福利上演

　　局部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年輕人、長者、新移民以及殘疾人士，已經是一大課題；但更難計算的是，政策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有多大。在最低工資辯論的中期，獅子山學會曾經提出，社會要進行追蹤研究，了解香港基層勞工家庭的收入及生活水準的變化。今天我們見到的低收入基層勞工，可能在3數年便可以脫離這個階層。究竟在最低工資生效之後，對這些人的影響會是怎樣呢？要是有部分人更難投入勞力市場，對社會流動性又怎樣的影響呢？最終我們又會否造就出一個依靠政府就如希臘般的福利文化呢？

　　獅子山學會明白，當社會愈見進步，政治上對平等均富的訴求也自然愈高。不過，目標和政策手段，未必是簡單的單向性關係。像最低工資般的簡單政策，已經可以衍生出經濟模式轉移的可能性，要是競爭法落實，香港的經濟模式將會翻天覆地的改變，覆水難收。

　　表面上，競爭法的原意是用立法手段禁止以本傷人。可是，在實際的運作上，政府行政機關提出的立法草案，卻粗放地豁免所有法定機構。問題是在香港，許多真正有壟斷地位的事業，如交易所、博彩業、展覽業、交通運輸到地產，都是由非公非私的法定機構所主宰。要是落實了競爭法，也不見得這些行業會有任何轉變。

　　有說指，競爭法旨在針對超市和油站，正如最低工資只不過針對餐飲、保安和清潔。可是，法律就是法律，政策的原意在立法之後就無關宏旨。又有說法指，競爭法只不過將香港整體經濟，像規管電訊業般規範化。然而，電訊業是發牌行業，換言之，競爭法等同將所有行業一併變成發牌規管的行業。一般而言，有發牌規管的行業，傾向更消極保守，也更缺乏新加入者的挑戰；到頭來，也更傾向單調統一。最重要一點，因為消極避險而失去的機會，我們永遠都無法量度記錄。

　　將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加起來，讓我們借張建宗局長的話，「是政府保障基層勞工里程碑」，不過就像拿破崙進軍莫斯科的決定，這里程碑代表了香港奮鬥精神的衰亡。因為，當政策一旦建構成商業文化的一部分，逆轉法例也不一定可以還原市場的狀況。這就是為何在未造成傷害之前，我們便要反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政策。

最低工資未為人知三數事

祝越山, 蘋果日報 (論壇, A20 2010. 07. 16)

「反正都已經立法，大家還是乖乖的跟著規矩辦事。政府說最低工資是多少，我們便付多少。」最低工資就是這麼簡單嗎？立法，可以迫使資本家賺少一點，讓勞工分成多一點嗎？

可惜，世界不是這樣運作。

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社會網絡、殘疾、低學歷和因為要照顧家庭的，本來就缺乏議價能力，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他們的議價能力沒有增加，可是工資水平卻提高了，大家覺得，他們會因此失去工作嗎？還是我們天真的以為，僱主會隻眼開隻眼閉的，付更高的工資，繼續請同一班人去工作？有條件更好的人應徵，又有誰可以保證，弱勢社群原本有的工作不會被取替？

「可是有些工作，總要有人去做啊？」 真的嗎？在美國的快餐店，顧客用餐後都會自行清理桌面。可是，在香港的快餐店，自以為有教養，餐後執拾桌面，反會被人家說：「別搶清潔阿姐的飯碗，好不好？」以後，大家都會忘記清潔阿姐的飯碗。

這是文明的代價，只不過，埋單的不是自以為有教養的一群。

工資提高轉用機器 在日本吃拉麵，有自動售票機，不用售票員。目前在香港用這種機器，實在不合成本效益；可是，工資被人為拉高之後，說不定用機器更化算，尤其當香港的八達通這麼流行。可惜，八達通既是大財團壟斷的生意，引進自動售票機，也不是弱勢社群做得來的事。對不起，實在看不到弱勢社群因此會有任何得益。

商人改變模式應付 中環昭隆街有一家茶餐廳，用的都是一次即棄的膠湯匙、木筷子和紙碗碟。

茶餐廳收銀處有一張大字溫馨提示：「本餐廳用即棄餐具，如要多索取，每套五毫子。」誰夠膽說這不會是最低工資生效之後的潮流？規管工資，銅板的另一面，就是要做生意的改變模式。香港做清潔的工資高了，資本家便入口即棄餐具。別忘了，開工廠生產即棄餐具，搞入口分銷，還是資本家包辦。我仍然看不到，最低工資如何為弱勢社群帶來好處。

又或者，有老闆會想出：「清潔阿姐，從今之後，你每幫我洗五百隻碗，我便給你十元，好嗎？」可是，誰可以擔保，工運首領不會說這是「假自僱」，要除之而後快呢？承包合約模式可以廢掉嗎？有沒有想過，有時候自僱可以讓人多接些工作，多勞多得？

支持最低工資，不是沒有認真想像後果，就是不顧後果；當惡果逐一浮現，他們卻看不到自己種下的因。最低工資既已立法，往後的日子，社會更加要追蹤有關政策帶來的種種影響，免得做生意的，再吃多幾隻死貓。

獅子山學會研究員

祝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