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令貧富懸殊表面化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1.7.2010)

一位經營小餐館的遠房親戚，是典型默默耕耘、對社會時事不太關心的香港人，在Facebook寫道：「登了廣告以時薪25元至30元招請外賣員。今天有位叔叔來應徵，他開出時薪16元想我聘用他。我說：『叔叔，通過了最低工資，就算我出25元都請不到你，如果出到33元，有得選擇我又不會要你。』到底什麼人得到保障？什麼人被忽略？」最低工資終於通過了，獅子山學會上下無不感到唏噓，有的更非常自責，說眼睜睜看社會最弱勢的如智障、新移民、老人、主婦、低學歷人士（就像上述的叔叔）遭政客們奪去工作，把利益轉移給自己的支持者，社會不公義至此，實在難以接受。

弱者失業政客視而不見
我倒出奇的冷靜，安慰他們說：「既然張建宗局長也親口承認，有弱者將因此而失業，那就是他和特區政府親手把弱者推進火坑，就讓我引用聖經的話給有關人士：『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註1】」我們寫了過百篇文章，出席過無數論壇，受人多勢眾的工會唾罵，在龐大的壓力下指出最低工資如何不公義。期間亦報道了李卓人的職工盟按摩店如何以佣金制的巧妙財技應付最低工資【註2】，傳媒亦爆出力最低工資時薪33元的黃毓民，其經營的牛肉店員工最低時薪少至25元【註3】。我們既推許自由市場制度，當然不奢求按摩店和牛肉店老闆資本家們賺少一點，只祈求自己沒有說一套做一套，作出違心的事罷了。
最後，我們的堅持，使國際知名的左傾刊物《經濟學人》，也不得不在其《自由市場實驗告終》一文【註4】，狠批特區政府之餘，亦說了句公道話，說本會是一個「讓人注目的例外」（the notable exception），我們可謂對得起自己良心。況且，我們已在籌款、資助國內外勞動經濟學權威學者的研究【註5】，密切監測香港弱勢社群受這法例的影響，隨時向外公布研究結果，一定不會讓問責官員和一干人等輕鬆過關。」

改善勞工權益的代價
經過開解，學會同仁稍稍收拾心情，經濟研究員黃健明提出疑問：「為何張建宗局長在立法後才承認弱者將因此而失業，作為施政者，這麼重要的事不是應在立法前給市民說明嗎？那…。」話未說完，我立刻插嘴：「黃研究員，張局長看來人品忠厚，絕對不會做出欺騙市民或有意隱瞞等事情。況且，事到如今，張局長說得最對的兩句話，就是『有部分低層員工會因此而失業』和『這是改善勞工權益的重要里程碑』，勞工權益如何改善？例子：市面的快餐店會與西方先進國或本地大學食堂（價格總比市價低）看齊，顧客用餐後都會自行清理桌面。」「在日本吃拉麵，有自動售票機。目前，在香港用這種機器，實在不合成本效益；可是，工資被人為拉高之後，八達通這麼流行，隨時可引進自動售票機功能，在金鐘海富中心的大家樂，為迎接這『里程碑』，就安裝了這台八達通自動售票機。清潔阿哥和收銀阿姐都不用了，回家湊仔弄兒為樂，享受家庭溫情，而就如張局長說，『當局會向失業者提供再培訓及社會保障等協助』，成功為他們爭取綜援，數不清的勞工不用工作而領取社會福利，與希臘看齊，讓香港的失業率追上左仔天堂芬蘭瑞典，相信張局長一定引以為傲、以這樣的香港為榮。」

富人擁有更多特權
所以，最低工資是里程碑倒是沒錯，就像拿破崙決定揮兵莫斯科，不也是波拿巴王朝的里程碑嗎？況且，今次立法，修訂案有一條是關於把外地家務傭工包括在最低工資，是由李卓人提出的，今天雖遭否決，但沒有了道德高地的香港特區，就像當年美國《獨立宣言》既說人生而平等，早已鋪下廢除黑奴的道路一樣，香港那些月入萬多元的小市民，他們用外傭的日子已經無多了！

以後，就讓香港回歸粵語殘片年代，家傭當然是富有人家的專利，別說是上述那些小市民，中產們也可別癡心妄想！再加上緊隨其後的政策，大至競爭法（本會在7月13日的華爾街日報已撰文說明其害【註6】，不贅），小至停車熄匙（以後只有大老闆、有司機階層才可享受冰凍冷氣車廂），一切一切，都是叫富人擁有愈來愈多特權，如果說香港貧富懸殊表面化，那實在是特區政府一手造成的。

【註1】《新約聖經》馬太福音．27:24
【註2】http://lionrockhk.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23.html
【註3】《蘋果日報》2010年7月17日
【註4】http://www.economist.com/node/16591088?story_id=16591088
【註5】http://www.lionrockinstitute.org/index.php?contentid=390
【註6】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48704518904575-365963723383280.html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王弼

最低工資 香港奮鬥精神衰亡

(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7.7.2010)　

　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甚麼影響？營商成本上升和社會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毫無疑問是兩個重要指標，不過，那仍然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分析公共政策的影響，最大的盲點，就是忽略不可量化的範式轉移。

　　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立法，在政治正確的情緒下，強行通過。在過去的一段日子，反對立法的一方，一直有指出，這項主張會剝削社會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就連支持立法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承認，最低工資立法會令部分原本有工作的人，失去現有的收入。可是，幾年來的辯論，就鮮有見到討論有關改變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生產自動化 貧富懸殊更劇

　　最低工資令人力資源成本上升，企業要維持業務運作，便只有改變現有模式。傳統經濟學裏，生產其實就是將人力、資本、土地（廣義理解則是一切有形的天然資產）透過管理，創造價值賺取利潤的過程。當人力資源成本上升，而資本可以替代其生產的投入時，資本的應用自然會增加，人力的需求會減少。套用比較通俗的觀點：人工貴了，自然多點用機器，或更甚者，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怪現象。

　　在世界工資水平最高的地方，低增值的運作環節，自動化的程度也愈高。到過日本旅行的朋友，可能曾經光顧過自動售票的拉麵店。在歐美地區，快餐業也將清理食桌的責任，交給消費者；更甚者，我曾經在歐洲光顧漢堡包連鎖店的時候，正要進廁所，卻有一位女士攔我，向我收取半歐元服務費！無他，連鎖店把廁所清潔管理外判給她，這位女士既沒有底薪，半歐元的服務費當然就是她全數收取。可見，這不但是消費文化一部分，也是零售場地的管理學問。

　　其他更多看不見的上游生產環節，高工資社會的自動化程度也更高。換言之，最低工資間接鼓勵了資本密集形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若資本市場傾向保守消極，市場也更易集中在少數擁有資本的財閥手上，即貧富懸殊更表面化，可謂跟特首在答問大會說要解決貧富懸殊背道而馳。如此種種現象和趨勢，就如前述的廁所外判例子，既難以用量化的方法去評估，而且改變也只會慢慢浮現。屆時就算將政策逆轉，也不可以將市場的常態變回原狀。

流動性減低 希臘式福利上演

　　局部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年輕人、長者、新移民以及殘疾人士，已經是一大課題；但更難計算的是，政策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有多大。在最低工資辯論的中期，獅子山學會曾經提出，社會要進行追蹤研究，了解香港基層勞工家庭的收入及生活水準的變化。今天我們見到的低收入基層勞工，可能在3數年便可以脫離這個階層。究竟在最低工資生效之後，對這些人的影響會是怎樣呢？要是有部分人更難投入勞力市場，對社會流動性又怎樣的影響呢？最終我們又會否造就出一個依靠政府就如希臘般的福利文化呢？

　　獅子山學會明白，當社會愈見進步，政治上對平等均富的訴求也自然愈高。不過，目標和政策手段，未必是簡單的單向性關係。像最低工資般的簡單政策，已經可以衍生出經濟模式轉移的可能性，要是競爭法落實，香港的經濟模式將會翻天覆地的改變，覆水難收。

　　表面上，競爭法的原意是用立法手段禁止以本傷人。可是，在實際的運作上，政府行政機關提出的立法草案，卻粗放地豁免所有法定機構。問題是在香港，許多真正有壟斷地位的事業，如交易所、博彩業、展覽業、交通運輸到地產，都是由非公非私的法定機構所主宰。要是落實了競爭法，也不見得這些行業會有任何轉變。

　　有說指，競爭法旨在針對超市和油站，正如最低工資只不過針對餐飲、保安和清潔。可是，法律就是法律，政策的原意在立法之後就無關宏旨。又有說法指，競爭法只不過將香港整體經濟，像規管電訊業般規範化。然而，電訊業是發牌行業，換言之，競爭法等同將所有行業一併變成發牌規管的行業。一般而言，有發牌規管的行業，傾向更消極保守，也更缺乏新加入者的挑戰；到頭來，也更傾向單調統一。最重要一點，因為消極避險而失去的機會，我們永遠都無法量度記錄。

　　將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加起來，讓我們借張建宗局長的話，「是政府保障基層勞工里程碑」，不過就像拿破崙進軍莫斯科的決定，這里程碑代表了香港奮鬥精神的衰亡。因為，當政策一旦建構成商業文化的一部分，逆轉法例也不一定可以還原市場的狀況。這就是為何在未造成傷害之前，我們便要反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政策。

利字當頭：新加坡有景

利世民, 蘋果日報 (財經要聞, B11 2010. 07. 16)

前晚，電視新聞說，新加坡可能是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最高的地方。其實，本欄早於3月19日的《開賭》一文中，已講過人家新加坡的策略，也沒有甚麼值得再重複。

反正，世民多講也沒用，特區政府就像政客所形容一樣，廢廢的，再多的絕世好計，他們既沒有心去做好，也沒有能力去實現。

不是嗎？過去幾年，特區有哪一件事是做得好呢？一直以來，世民都只不過以為，有些官員可能是公關手段差一點，政治觸覺鈍一點，沒有常識和理解力低。可是，昨天發生的事，卻令世民完全改觀。

從今天起，我可以肯定地說：特區官員不顧香港未來死活。至少，負責勞工和福利的張建宗，絕對是這種官員的代表。

最低工資立法通過，大家都明白是甚麼一回事。可是張建宗之後的話，卻令人搖頭嘆息。

港最低工資致局部失業

昨天，張建宗意氣風發地說：「特區政府一個新的管治思維，是保障基層勞工的一個里程碑。」對不起，張局長，你的助理莫小姐，曾私底下聯絡我們這班自由市場派，說貴局擔心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權要來了。相信貴局已在台底下和工聯會都講好了，所以請別要見人講人話。

「利世民，現實一點，政府面對政治壓力啊！」這一點，我們明白。可是，也請你明白，所謂的政治壓力，其實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像張建宗這種見風駛『巾里』的，搞出來的公眾期望，會令人以為政府不再中立。為了政治的方便，政府可犧牲沉默的市民。你心知肚明，最低工資會造成局部的失業，但你仍可背棄良心，誰知道，日後你可做些甚麼出來？或者，你是覺得那位行政會議召集人有機會更上一層樓，你也趁這個機會撈點政治資本？

各位讀者，你們今天要是想看投資的分析，我唯一的建議是多儲點現金，或者索性考慮移民新加坡吧！

世民以前看不起的新加坡，是張建宗令我對它改觀了。

利世民

最低工資未為人知三數事

祝越山, 蘋果日報 (論壇, A20 2010. 07. 16)

「反正都已經立法，大家還是乖乖的跟著規矩辦事。政府說最低工資是多少，我們便付多少。」最低工資就是這麼簡單嗎？立法，可以迫使資本家賺少一點，讓勞工分成多一點嗎？

可惜，世界不是這樣運作。

沒有工作經驗、沒有社會網絡、殘疾、低學歷和因為要照顧家庭的，本來就缺乏議價能力，最低工資立法之後，他們的議價能力沒有增加，可是工資水平卻提高了，大家覺得，他們會因此失去工作嗎？還是我們天真的以為，僱主會隻眼開隻眼閉的，付更高的工資，繼續請同一班人去工作？有條件更好的人應徵，又有誰可以保證，弱勢社群原本有的工作不會被取替？

「可是有些工作，總要有人去做啊？」 真的嗎？在美國的快餐店，顧客用餐後都會自行清理桌面。可是，在香港的快餐店，自以為有教養，餐後執拾桌面，反會被人家說：「別搶清潔阿姐的飯碗，好不好？」以後，大家都會忘記清潔阿姐的飯碗。

這是文明的代價，只不過，埋單的不是自以為有教養的一群。

工資提高轉用機器 在日本吃拉麵，有自動售票機，不用售票員。目前在香港用這種機器，實在不合成本效益；可是，工資被人為拉高之後，說不定用機器更化算，尤其當香港的八達通這麼流行。可惜，八達通既是大財團壟斷的生意，引進自動售票機，也不是弱勢社群做得來的事。對不起，實在看不到弱勢社群因此會有任何得益。

商人改變模式應付 中環昭隆街有一家茶餐廳，用的都是一次即棄的膠湯匙、木筷子和紙碗碟。

茶餐廳收銀處有一張大字溫馨提示：「本餐廳用即棄餐具，如要多索取，每套五毫子。」誰夠膽說這不會是最低工資生效之後的潮流？規管工資，銅板的另一面，就是要做生意的改變模式。香港做清潔的工資高了，資本家便入口即棄餐具。別忘了，開工廠生產即棄餐具，搞入口分銷，還是資本家包辦。我仍然看不到，最低工資如何為弱勢社群帶來好處。

又或者，有老闆會想出：「清潔阿姐，從今之後，你每幫我洗五百隻碗，我便給你十元，好嗎？」可是，誰可以擔保，工運首領不會說這是「假自僱」，要除之而後快呢？承包合約模式可以廢掉嗎？有沒有想過，有時候自僱可以讓人多接些工作，多勞多得？

支持最低工資，不是沒有認真想像後果，就是不顧後果；當惡果逐一浮現，他們卻看不到自己種下的因。最低工資既已立法，往後的日子，社會更加要追蹤有關政策帶來的種種影響，免得做生意的，再吃多幾隻死貓。

獅子山學會研究員

祝越山

邊緣勞工最黑暗的一天

孫柏文, am730 (投資, M34 2010.07.14)

BEACON

今日，立法會將會繼續審議最低工資呢條法例，如無意外，呢條法例將會通過，而通過之日亦係香港勞工市場最邊緣的工人，面對最黑暗一日。

成個最低工資討論，來來去去都係勞資關係，又係個講到已冇人信或服「營商環境」理由。

就算係冇心批評最低工資好與壞，一間上市公司主席純粹要向佢老闆即係股東交代，如果落實有最低工資，公司可能要發出盈利警告，都俾人屈佢玩恐嚇。

呢間就係大家樂(341)，佢主席陳裕光早前話，如果最低工資訂每小時33蚊，大家樂就會發盈利預警。一講，立即激發長毛示威、抗議，話陳裕光玩剝削。

孫柏文今日可以同大家講，我係唔會為大家樂擔心。

最低工資呢樣，當年新西蘭人發明原因，係為保護工人有工做。不過，唔係包括所有工人，只係男性工人。因當年新西蘭女權抬頭，大量女性工人湧入勞動市場，所以，為排擠女性，訂下最低工資。

當僱主一定要俾最低工資時候，佢只會請能夠值得該工資水平員工，亦因當年係勞力主導農業經濟，所以，女性惟有乖乖，返屋企，煮飯湊仔。

我見到七一遊行時，有團體懶有創意咁樣，著好多個有最低工資國家球衣。不過，佢知唔知，例如德國、瑞士等，係金融海嘯之中冇咁傷國家，佢係冇最低工資呢樣。

呢國家政客，唔同希臘或者特區抽水議員，佢明白一個好簡單道理，就係有學工，人工會好低。
我絕對會相信，有最低工資的落實後，人工係會上升。俾個例子大家參考下，例如，我有個朋友係髮型師，佢會請後生仔返來做學徒。歷年來訓練唔少新髮型師。

不過，呢學徒，學時人工其實好可恥，但除負責掃地、洗頭外，就真係學到剪頭髮。我個朋友話，一旦有最低工資後，呢學徒人工將會倍升。

不過，佢會全程掃地、洗頭，做足佢薪金要交貨。學？邊個仲教佢呢？

未來想做髮型師？去工聯會搞政府資助再培訓課程啦！唔怪得只有工聯會咁想呢條法例通過。

講真，有好多人批評話，有便利店員工的人工好低。不過大家有冇發覺，呢類型工有好多新移民女性做？你鬧工資低，而我見到係，一群又一群新移民，可以有第一份工，成功上車。

邊緣工人受害，將會締造好多政府資助。工會們，唔好再扮到為工人。你只不過係一班為自己利益，心地唔好機會主義者，正好遇到一個要800張選票特首。

你今日「勝利」，係建基於無數人不幸。

作者為前石油業證券分析員，視股市為終身學習場所，不斷交學費。

http://www.am730.com.hk/news_query.asp

富士康工人為何跳樓？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5.31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今年首五個月，深圳富士康已先後有十二名工人跳樓。輿論紛紛指責富士康管理有問題，不然怎會在短時間裡接連有這麼多人跳樓？

內地有記者假扮工人進入富士康工作，發現廠內的工作環境其實不比一般的內地工廠差，乾淨、光猛、有冷氣，只是紀律嚴格，工作期間不許交談，工作氣氛十分緊張。工人在這種環境下工作時間長了，容易受不住壓力。

據說，廠方在編配宿舍時，刻意不讓同鄉住在一起，令工人在公餘沒法有正常的社交生活，難以互相開解，思想容易鑽牛角尖，EQ不足的，容易患精神病。加上內地對精神病的知識不足，人們容易把精神病患者視作怪人，不想與這類人交往，以致患者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走上了絕路。

富士康的老闆郭台銘，為此特別由台灣趕來深圳了解情況，初時還說自殺事件與工廠的管理無關，自殺者都有自己的情緒問題與生活問題。這種解釋對化解危機沒有一 點好處，反而令人覺得廠方想推卸責任。每個自殺的工人當然有他個別的、特殊的自殺原因，但由於自殺事件集中發生在富士康，自殺者很可能有共同的、與機構運作模式有關的原因。聰明的做法，應是委託學術機構進行調查研究，並承諾會不惜代價，按調查的結果去改善公司的運作模式，務必令自殺事件不再惡化下去。

我在六、七十年代，也在香港的工廠做過工人，先後做過搬運、打磨，以及替洋娃娃梳頭。頭一份是純體力勞動，第二份不但要體力，而且操作時有危險，第三份則要在女工群中工作，被其他男工友笑到面黃。做這些工作，無論肉體上與精神上都不太好受，但我知道自己是在工廠裡工作，做工人就是做這類工作的，怨天怨地也沒有用，惟有等有機會的時候，找份好的工作。我認識的工友中，有病死的、遇工業意外死的，但未聽過因工作性質太機械化而想自殺的。大家這麼辛苦也頂硬上的目的，是想活，不是想死。

過去，中國人給人的印象是刻苦耐勞，為何富士康的年輕工人，這麼容易就輕生？是不是內地的八十後，已與上一代的中國人不一樣？

現時內地的年輕人，都是嚴格實施一孩政策後出生的，在家裡是萬千寵愛在一身。即使在物質條件不太好的家庭，亦會把最好的留給獨生子。平時家裡的工作，都不會交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長輩們都爭著替他效勞。過慣這樣生活的新一代，去到大規模生產的工廠，簡直是進入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因此，以前行之有效的生產模式，可能已不適合新一代。工廠管理已不能只顧效率與效益，還得顧及人性的需要。我自己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就是員工都有一個愉快工作的環境。

沒讀大學有上進機會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4.30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由於大學教育愈來愈普及，社會已沒法為所有的大學生提供一份高檔次的職位─專業性或決策性的工作，以致有些大學生不得不去幹一些事務性或文書性的工作。如果連讀完大學也得面對一個這樣的處境，那沒有讀過大學的人，在社會上就是否更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呢？那又不見得完全如是。

早年香港流行「發三師」的說法，意思是說，做律師、醫師、建築師的最容易發達。不少家長至今仍迷信這一套，所以一窩蜂的送子女入文法中學，希望子女可以考入大學，將來有機會做「三師」。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如今在香港當「三師」，已不保證會發達。

其實，社會上的工作有兩類：一類是非讀大學不能做的，如上述的所謂「三師」；另一類是可以憑天資與經驗去做的，如當歌星、運動員、教練、廚師、技工、推銷員，以至做生意，都不一定要讀大學。

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這一行的從業員絕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不見得他們就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這一行需要EQ多過IQ。埋頭讀書的人，由於少與人接觸，EQ反不及經常在球場上被人欺負、一早拍拖食慣檸檬的人。我在這一行每年都看到不少新進Top Sale，他們的收入，絕不低過新入行的三師。

其實，不只地產代理有這種現象，其他如保險、傳銷等行業，都不難看到有成員向上流動的現象。他們初入行時，成功主要靠鬥心；之後，他們的經驗會愈來愈豐富，客路會愈積愈多；故不至於像新星一樣，閃兩閃就熄滅了。我見過很多成功的銷售人員，在積累起足夠的資本之後，還自己出來創業。我自己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

不少統計都顯示：創業的人大部分都沒有讀過大學，因為創業要冒風險，承受比打工更大的壓力，很多時，在其他的路都沒法行的時間，人才會被迫去創業。讀完大學的人，比沒讀過大學的人，較容易找到出路，不至於走投無路而非創業不可，所以都是打工的多，反是沒讀過大學的人，更有機會做老闆。

社會上仍經常會聽到，做廚師的自己出來開食肆，跳舞跳得好的開舞蹈學校，做技工的搞維修服務公司……。可見香港社會不是沒有向上流動的通道，只不過要上進就得付出代價。創業不單辛苦，而且夭折率很高，並非人人願意去冒這種風險。

即使不創業，沒讀過大學的人在職場也不至於沒有機會。商業社會很實際，入職時會看學歷，入職後一定看工作表現，沒讀過大學的人一樣有升職的機會。反而我擔心在有了最低工資之後，會有更多的人寄望政客去為他們爭取提升最低工資，因而失去了個人奮鬥的動力。然而，即使最低工資得以不斷提升，拿最低工資的人仍沒有在社會裡向上流動過。

(轉載自2010年4月30日am730C觀點)

以最少工時換最低工資

黃佑謙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7,2010.4.14)

難道有如得了抑鬱症的家母所說，這世界的是非黑白真的顛倒了麼？

自小母親便要獨力供養一家三兄妹。母兼父職，在一家本地公司當名小職員。每日上班落班打卡按本子辦事賺取一分一毫。求的不是大富大貴，但求安安份份打份工，期望我們三兄妹健健康康，勤勤力力。將來安份守己就是家母喪父後的小願望。

可幸的是家母多年辛勞工作，總算成功交棒予我們兄弟姐妹三人這一代，不幸的卻是多年累積下來無人分擔的壓力及擔憂，在近年更惡化為焦慮及抑鬱症。

作子女的，祈願可一報母親養育之恩，一家共享天倫之樂，無奈如今也多了一道傷痕。今年初由小妹發起，三兄妹計劃在剛過去的復活節假期與一生從未曾外遊的家母到東南亞度假。希望一家可以愉快過節之餘也可以讓媽媽放開懷抱，散一下心，拋開心底裏的鬱結與煩囂。

假期前談判折騰全港市民

幾個月來，一家人包括母親興致勃勃準備外出。可是，自空中服務員工會與資方談判破裂後，從新聞報道得知工會會以工業行動迫使資方妥協。本來旅行去不成，掃興而已，對普通人來講小事一樁。

不過，對於焦慮抑鬱病人來說，有時因忘記自己說到唇邊的說話也可以焦慮得整晚睡不着；當時旅行團不知能否成行，這樣的忐忑實在超過母親所能承受的，因此焦慮抑鬱病突然惡化。所以最後雖然罷工未成，行程也因為母親的病況而被迫取消。

工會為會員謀利益，無可厚非。從最低工資立法一事上，工會可以因會員利益犧牲社會上弱勢社群，如新移民、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下一代（特別是低學歷的青年）、長者和回歸職場的家庭主婦等人的就業權利，就知道工會為擴展勢力可以如癌細胞般生長，是沒有底線的。

透過這次空中服務員工會與航空公司在調更新制及底薪設定的分歧，更可以看見工會的橫蠻無理是無分階級的（那怕是基層工人、技術工人、教師、空中服務員到慨歎在半山買不到樓的醫生、律師等受政府大力保護的專業人士）。航空公司本想在談判當中爭取修補在現有制度下，有空中服務員長期飛行時數少於七十小時，卻確保有七十小時底薪的漏洞。

空中服務員樹大有枯枝，優秀勤奮的多數中有害群之馬，而這漏洞因為變相鼓勵了一群有意中飽免費空中午餐於私囊的人士，「轉讓」工時予另一群想合理賺取超時工資的空中服務員的行為。本來航空公司就想以「飛足七十小時才能調更」的方法去杜絕以上濫用靈活調更制度的行為。

措施本意公道卻遭拒

新措施本意公道，在未影響加班工作空中服務員的糊口之餘，也只不過拿回付了七十小時底薪應換回來的勞力而已。可是工會發下了「非取消飛足七十小時才能調更的新制及保留七十小時底薪制不可，否則會在復活節長假採取工業行動」的最後通牒。情況有如悍匪挾持人質打劫銀行，綑綁了航空公司之餘，手槍又指向用辛苦錢換取假期的無辜市民。

假期未能外出，三兄妹在家陪母親休養。收音機響起了許冠傑的「半斤八兩」。母親不禁慨歎，「都係以前啲歌好聽啲，而家世界都變晒，求求其其都出嚟唱歌！」這次，我竟然首次認同了這句母親對本港現今藝人質素的不滿；認同的不是藝人質素的差劣，卻是世界的確變了。

過去母親辛苦工作，出左半斤力，只不過想話攞番足八兩。家陣有人揾食卻只想出四兩力，想話攞成斤的肥豬肉。如今，世界變得如此「公道」，都咪話社會唔「進步」矣。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info@lionrockinstitute.org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嘉賓：孫柏文
主題：企業管治
內容：市民作籌碼

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program_video/index.php?video_id=74372

靈活薪酬才使你安享晚年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理財投資P.37,2010.3.17)

日頭猛做，回家多奢望可以一享安寧，充電以後，新的一天又可從新搏鬥。可幸內子掌管家事有道，一向守好大後方。兩夫妻一前一後，分工合作，一家三口，樂也融融。

近年兒子俊仔踏入青春期，一向聽教聽話的乖仔恐怕已不再。內子也比以前明顯勞碌，晚間也多了怨言，她壓力主要來自管教俊仔的學業與品行，做丈夫的也難免偶爾成為出氣袋。

俊仔天生聰敏，天資用在學業上念書當然事半功倍，可是讀書懶散，終日投訴課堂苦悶，以致無心向學。俊仔也多了與一群學生哥們課後到處玩樂，回家也多了頂撞媽 媽，可說是青少年的通病，實在拿他沒辦法。況且，現在校園又充斥着各種可毀掉一生的危機，真教今時今日的父母擔心又無助，只能奢望有如日劇阿久津老師般的 天使在俊仔身旁出現。

上學期中，學校來了一位由教育學院的實習張老師替俊仔的班主任代課，就在那個學期，俊仔的學習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俊仔不但一放學便回家，更不像以前只顧伏在電視前打電動遊戲，而是到網上的維基百科搜尋資料。

見俊仔的改變，太太放下心頭大石，沒有再「蚊蚊憎憎」，夫婦間的感情竟也有回歸新婚的甜蜜。然而，一直好奇張老師這個「大恩人」用了什麼妙計把兒子的學習興趣提高。

學期末，終於有機會一遇張老師。張老師果然有他一套，俊仔一走進課室便跟老師喋喋不休，我們的話題輾轉間便落在俊仔的學業上。交代了俊仔的成績及建議了一些 成長目標後，我不禁把話題轉移到張老師身上，言談間發覺張老師醉心教育，一腔熱誠，不難想像他上課時會更得心應手。會考成績有二十多分的他，當年放棄了一 些更賺錢的學科而立志為人師表。

問他有否後悔當時的決定，他說若他不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決定可能會來得較為容易，可是自父親去年因病而 失去了工作能力，張老師畢業後便要撐起一家四口。他說也不是並無壓力，但既然現在教師的入職資薪點也能勉強照顧一家人，也就咬緊牙關幹下去。況且，張老師 反問我，香港不是一個愈有能力便愈得到賞識的社會嗎？他深信，只要他每事也比其他同事多行一步，多花一點心思，就不是會比其他同事上位更快嗎？

教育資源肥上瘦下

聽罷了張老師的一席話，百感交集。年輕人對現今香港社會階梯的流動性抱有憧憬，因而決定發奮圖強是可喜的。可悲的卻是連身為「六十後」的我──曾見證如日中天的香港，目睹不少打工皇帝靠自己才能上位，我也認為張老師的想法確有點天真。

張老師認為當今教師入職薪酬還可勉強接受，其實有點一廂情願。政府過去多年，屢次調整教師入職薪酬，今年的入職薪酬可以接受並不代表下年的也可以接受。說穿了，用於教育的資源永遠肥上瘦下，官僚要平衡各方利益莫過於向新入職甚至尚未入職的同事開刀，既是保住在職教師現有薪酬的良策，亦是惹來最少反對聲音的妙方。

隨着這方向思考下去，張老師所相信的「能者自然上位」論是說不通的。想到這點，香港這個充滿着白手興家故事的小地方，難道今天已面目全非？

上學期過後，俊仔原本的班主任回歸了，俊仔對上課的厭倦也故態復萌。順理成章，我們對俊仔的擔心、兩夫婦間的磨擦也回歸了，惟有心裏苦笑著：「如果張老師也 回歸就好了。不過，近期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建議，將學位及相連職系的公務員基準薪酬調低兩個薪級點，不知張老師能不能再接受呢？」前兩天，在 一家咖啡店碰見張老師，主動上前問好，順帶問及他對再調整入職薪酬一事，張老師也承認不能承受再被削減入職薪金，已考慮投身保險業。張老師說：「起碼該行 業，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聽罷了，心中替張老師也感到高興，畢竟他找到了一個令他相信的行業。可惜的是一班如俊仔般的學生，錯過了一位有潛質的老師。

回家途中，妙想天開，想着若香港教育界的薪俸制度能向保險業借鏡，說不定一表人才、滿腔熱誠如張老師的教師們也會一直留在教育界。新入行的能一展所長，連一群勤奮盡責的前輩們也不會因一群拿着「頂薪點」，卻好逸惡勞的同事而感到不公。

教師人才如何留得住

誰說得到穩定收入的教師才能專注地教得出好學生？我認為，有一套能夠獎勵教師能力的靈活薪俸制度，才可以留住有能力的教師；有能力的教師，才能教出好學生。孩子品學兼優，夫妻我倆才可安享晚年。

回到家中，看見俊仔在打電玩遊戲，心裏一沉，正想跟他說說教，高談勤力讀書方可成一番事業的偉論時，想起教育界的「保護政策」扭曲了賞罰制度，也排斥了在行內努力向上爬的教師。既然不能理直氣壯，倒不如不說罷了。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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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7)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新推出的一批居屋「貨尾」，獲高倍數超額認購，顯示買家都以為買居屋有著數。其實這只是一個錯覺，居屋的資助似有實無。房委會建居屋，不但不用拿錢出來補貼買家，而且可以從買家身上賺取龐大利潤。長期以來，房委會都是靠從居屋買家身上賺回來的錢去興建公屋及補貼公屋租戶的；所以，當停售居屋的時候，房委會的財政立即出現問題。



一般人以為買居屋有著數，是因為居屋的訂價比私人市場便宜，只是市價的五至七成左右，但即使是按市價的一個折扣賣樓，房委會一樣有錢賺。因為香港私人市場的樓價非常高，其中大部分屬地價，只有小部分屬建築成本，所以即使是按市價打一個折扣，房委會收回來的錢，仍足以彌補發展成本，並有可觀的利潤。



一般人以為，推出多一點居屋，有助遏抑私人市場樓價。現實卻是：居屋的存在反而助長了私人市場樓價的高企。因為居屋的出現，實質上把樓宇買賣市場分割成兩層，一層是賣給高收入人士，一層賣給低收入人士。賣給高收入人士的樓價自然可以訂得高一點，而賣給低收入人士的樓價，卻是以這種高價作基準，只是打過折扣罷了。



政客常借興建居屋去討好選民，他們喜歡向房委會施壓，要求房委會提升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以讓更多的人可以買居屋。但這種做法實質上令私人市場的銷售對象進一步縮窄，令私人市場的物業集中賣給社會上收入最高的那批人，那私人市場的物業豈不是可以賣得更高的價錢？



在推出夾心居屋的年代，家庭入息不超過四萬二千元一個月的都可以申請購買有折扣的夾屋，但月入超過四萬二千元的家庭，只佔當時香港家庭的10%左右。結果是私人樓宇只需賣給收入最高的那百分之十的家庭，令私人住宅市場的訂價可以愈訂愈高。房委會再按這個高價打個折扣賣居屋，一樣可以賺很多錢。由此可見，加推居屋與提升申請者的入息上限，只會令私屋市場縮小，令政府可以減少推出私人市場的土地，令私人市場的樓價高得與廣大市民的購買力脫節，同時亦令政客可以更加振振有詞地要求加建居屋，造成惡性循環。



相反，若果不設居屋，那原先撥給居屋的土地也得興建私人住宅，那私人住宅的銷售對象就得擴大，私人住宅就得賣給收入較低的那些市民，屆時私人住宅的售價，就得遷就收入低的市民的購買力，樓價就無法維持在私人市場縮窄時的高位。



由此可見，居屋的所謂資助性質，只是一種假象。買家所得的折扣，是在推高私人市場的售價後才計算，一如珠寶市場，先把訂價提高一倍，再給你打個六折，賣方仍然有錢賺。

居屋超額認購的啟示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6)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新一期居屋「貨尾」，共獲2.6萬份申請書，超額認購17.7倍，是1997年以來的最高紀錄，平均18人爭購一個單位。有政客表示：超額認購反映居屋的需求大，政府應恢復興建居屋。



這種說法，表面上言之成理，但若真的按政客的意見去行的話，則絕非社會之福。



居屋是帶有資助性的住屋，訂價只是市價的六至七成，有這麼好的福利，怎會沒有需求。若是房委會肯放寬申請者的入息上限，或是把訂價的折扣訂得更多，超額認購的比例一定更高。由此可見，居屋認購的多寡，取決於居屋的福利資助的含量，而非政客所說的社會需要。



此外，居屋的需求亦受社會上的投資氣氛所影響。樓價趨升的時候，認購居屋的人就會增加；樓價趨跌的時候，認購居屋的熱情亦會下降。同一批居屋，上次在金融海嘯期間推出時，訂價雖然比這一次低，卻不見有這麼踴躍的認購。由此可見，買居屋的人根本不是有迫切的住屋問題等著解決(否則為何上次較便宜的時候反而不來申請)，而希望搭樓價上升的順風車。他們是眼見近期有樓的人身家大升，才引發出要擁有物業的慾念的。我不覺得社會需要動用公帑去滿足人們這種投資賺錢的慾念。



曾特首最近提醒市民，弱美元及低息可能會帶來資產泡沫。政客對此好像充耳不聞，竟想在這段高危時刻，協助沒有置業經驗的市民擁有房地產，結果只會害人不淺。



96至97年樓價高升時，政客就「為民請命」，督促政府建了不少居屋，還為一批入息比申請居屋的入息上限更高的人，新搞了一批夾心階層的居屋，令社會上近九成的人都可以申請資助性的住屋。結果這批買了居屋與夾屋的人無一倖免，吃盡資產泡沫的苦頭，有些至今仍無法償還欠銀行的債務。由此可見，興建居屋並不一定可以益市民，弄得不好，可能會害死市民。因此，凡涉及投資性質的決定，最好讓投資者自行作出取捨，政府不宜去造就投資者，否則反會被投資者埋怨。



我並非說今次去買居屋的人，會遇到97年買居屋的人同一樣的命運，我只是認為，政府無需以建居屋的模式去滿足人們的投資需要。若然買居屋的人都賺到錢，那社會上要求多建居屋的呼聲就會更多，結果只會迫政府不斷增建，直到私人市場最終也被拖垮。這時，居屋也會跟著跌價，因為居屋的訂價向來是以私人市場的價格為依歸的，只不過打個折扣罷了。



因此，復建居屋雖有安撫民間對樓價高升不滿的功能，但其效用只是一時性的，長遠只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政府若是想幫助更多的港人置業，增撥土地已經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興建居屋只會自尋煩惱。

大學不應標榜畢業生的薪酬

施永青 - AM730, (C觀點, 2009.11.1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中文大學候任校長沈祖堯日前表示，以後不會再向外公布畢業生的平均薪酬，以免傷害一些低收入學生的感受。他說：「大學往往公布平均薪酬，那低於平均數的人有何感受？若學生是為理想、幫助基層、工會，怎可用薪酬比較？」我看，是否會傷害學生並非最關鍵的問題，學生應有勇氣去面對現實，並為自己的選擇作出承擔。一個有理想的人，應該「雖千萬人，吾往矣！」怎會怕受這樣的傷害？更值得支持的是，大學的確不應該標榜這種一切以錢去衡量的庸俗價值觀。



可能是香港的學生大都比較短視。他們在選報大學時，考慮的可能不是自己的興趣與學校的專長，而是將來出社會工作時能有多少收入。學生有這種想法，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問題是大學應否迎合學生這類狹隘的想法？大學是教育機構，不是商業機構，大學的工作是提升學生，不是遷就學生！



近年香港各大學的做法實在太過分了。他們為了增收學生，以便向政府爭取更多的撥款，在標榜自己畢業生的平均薪酬的時候，已發展至接近弄虛作假的程度。真不知道他們的統計數字是怎樣得來的，連他們自己的學生也不相信。



譬如，現時商界聘請新畢業的大學生，起薪點一般都在每月萬二至萬五之間，低過一萬的，也一樣請到人。然而，很多大學公布的畢業生薪酬的平均水平都在二萬元以上。如果他們的學生都以這個工資水平去找工作，找到明年，可能還有一半人未找到工作。商界是絕對不會以大學公布的薪酬水平去聘請他們的畢業生的。



大學公布這些不切實際的統計數字，不但會誤導畢業生，令他們不易找到工作，還會令他們工作時不安於位，整天想著要「騎牛搵馬」，這樣怎可能在工作上做出成績？長期鬱鬱不得志的結果，是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令他們做出很多不理性的反社會行為，對己對人都沒有好處。



其實，求學的目的絕非單是為了換取高薪。被錢幪住雙眼的學生，只會局限了自己的視野，在學業上與工作上都不容易有好的表現。大學應設法令學生跳出這種思想上的束縛，而不是去加固這種枷鎖。我們這個社會，已經處處以錢來衡量，大學不應也這樣做。



大學是追求知識，探索真理的地方。能沉醉於這方面追求的學生，將來出社會不愁無用武之地。這樣的學生，即使將來的工資不太高，他們一樣可以有其他生活上的追求，一樣可以感到人生的價值。真不明白香港的大學，為甚麼都要把學生趕入追求高薪的死胡同？中大今次是做對了，希望別的大學也不要錯下去！

高學歷青年申請公屋增

施永青 - AM730(C觀點, 2009.11.11)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房屋署的統計數字顯示，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的青年人，對公屋的需求趨增。在過去三個財政年度裡，未滿30歲的單身申請人，在輪候冊中分別有︰1.34萬、1.45萬及1.64萬，屬高學歷的分別有︰4,154、4,930及6,068人，其比例分別為31%、34%與37%，兩年裡增加了近二千人。



我覺得這種趨勢很不健康，沒有理由讀得書多的年輕人比讀得書少的年輕人更沒有信心，這麼早就看死自己沒有能力租私人樓宇，非要申請入住公屋不可，年紀輕輕，本應大有前途，何必這麼早就去依賴社會照顧？一旦養成了這種習慣，以後就只能靠政客去「為民請命」，向政府爭取更好的免費午餐，而自己則日漸失去自我奮鬥的信心，更要不得的是︰讀了這麼多的書，還去與基層爭奪社會資源，真不明白讀書讀來有甚麼用？



有學者為大專學生解釋︰說他們讀書時多有申請貸款津貼，畢業後要開始償還，經濟壓力很重。再者，近年經濟環境不佳，青年人不易找到好的工作，失業率在青年一代尤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多了大專生去申請公屋是很正常的。



然而，我看到有些青年人，在求學時期，不但拿政府的貸款作生活津貼，還用銀行的信用卡去消費。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應按自己的財政狀況去決定自己的生活模式，未有收入，就去消費，自然不會有好結果。信用卡的利息是很高的，一旦未能及時還款，就可能一世為銀行打工。



可惜，社會上有些年輕人，自己不好好檢討自己當初為何胡亂消費，卻埋怨政府這麼快就要他們還款，還要收取利息。其實，有借有還是天公地道的事，他們在借的時候，就得為還作好準備。有本事拿獎學金，就可以不用還。



令我無法理解的，是社會上仍有不少團體對這類青年人寄予同情心。他們認為房委會有責任回應這類單身青年的住屋需要，不應在輪候的時候歧視他們，要他們分開輪候，另排一條隊，在分派單位時，優先給有家庭及較年長的單身人士，而不照顧單身的年輕人。



我覺得房委會的策略沒有錯。社會的資源有限，長者與有家庭的人士，對住屋的需求當然比青年人逼切。單身的年輕人，大可以與父母同住，待有經濟條件時，才搬出來獨立生活。尤其是那些學歷較高的一群，他們的競爭力應該較強；他們應有條件，在不久的將來，找到一份較高收入的工作，不應與基層一起去爭奪社會資源。



如果連高學歷者也要靠政府，將來政府又何來這麼多的資源，去照顧愈來愈多的需索？結果只會令香港的整體生活水平下降。

中國應如何增加內需

施永青先生 - AM 730 ( C 觀點 M06 - 2009.9.3 )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歐美國家的股市雖已明顯回升，但人民的消費意欲卻依然在低位徘徊。這種情況令長期依賴出口的中國經濟飽受壓力。為此，中央的財金官員都紛紛表示，中國有需要調整其經濟結構，以增加內需，減少對外需的依賴。

這個方向當然正確，但他們斷症的角度，以致開出的藥方，我卻有所保留。

他們認為：中國內需不足的原因，是儲蓄率太高；而儲蓄率太高的原因，則是福利保障不足。因此，中國應增加福利，提供人民更多的保障，讓人民不用為將來的生活作過度的擔憂。這樣，人民才有條件降低儲蓄率，甚至放膽去借貸，先使未來錢。

這種做法，等同要中國行西方經濟發展的老路，而西方的模式已被證明，缺乏持續發展的能力，中國沒有必要去跟隨這條沒有前景的老路。

積穀防饑乃中國人民的傳統智慧，人民有較高的儲蓄率，是中國經濟的優勢，而非缺點。中國受金融海嘯的衝擊較西方小。與中國人民的儲蓄率高，有莫大的關係。沒有理由因為給西方埋怨兩句，我們就跟著他們的屁股走。

我認為，儲蓄多少，花費多少，每個家庭都可以有不同的比例，讓人民各自按自己的處境去作判斷好了。這樣，可保持民間的多樣性，好過由政府一刀切。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人民中起碼有一部分人有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用人人都要靠政府施以援手。藏富於民勝過藏富於國。

要藏富於民，就得讓人民有更大的支配財富的能力，而不是向人民抽重稅，然後由政府去提供生活保障。西方的經濟證明，福利保障過高，只會養成人民依賴政府的習慣，因而失去了自力更生的奮鬥心。

再者，把資源交給政府去安排，效率一定不會高，只會為貪污和浪費提供更多的空間。西方現時的福利制度，成本甚高，政府已不勝負擔，甚至面臨破產。中國何苦要去跟這條行不通的路。

無疑，中國現時的福利制度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我不贊成走全民福利化的道路，應讓社會上的大多數人自己照顧自己，政府要照顧的，只是那批真正失去自我照顧能力的不幸者。當人有能力為自己的將來謀幸福的時候，人生才有意義。當人要靠新的福利政策才能改善生活時，人就會感到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樣的生活一定不會好過。

中國要增加內需，不宜靠增加福利，而應該讓人民對自己的努力所得有更大的支配權。現時中國的分配方式不公平，財富落在少數人手裏，這才是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不過這個問題太複雜，只好另文再談。

藉豁免範圍反思最低工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 31, 2009.4.8)

最低工資討論多時，最近的焦點落在豁免範圍之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最近決定，分別豁免外籍家庭傭工和大學生實習工作於將來的最低工資之外。

其實自1999年起，外籍家庭傭工便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其中一個目的開宗明義是限制外傭對於本地家傭的競爭。現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約為三千多元，因此與其說政府最近的決定是豁免外傭的最低工資要求，不如說是拒絕提高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對此，政府的理由是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外傭被解僱，而且外傭的待遇一般包括食宿，因此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

至於大學生的實習工作，在不同種類的實習之中，只有為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屬選修科或必修科的實習，才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

劃一最低工資應否跨行業應用　　

一項政策的豁免，既可以使其更為完備，反過來也可以從此審視其合理性及窺探立法者心中所想。競爭法對於法定機構的豁免，就反映出立法者對於競爭與反競爭的定義並無把握。

對於上述豁免，無論政府、大專院校代表跟不少評論，都有提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資將會減少工作和實習機會。這點在討論最低工資之時，反對立法人士都提過，政府跟支持立法的人士不是否定推論，就是未有正面回應。現在討論豁免，卻又再次成為理由。

相關人士應該回應和市民應該反思的是，人為地設定工資下限因而減少工作機會，是否只屬外傭或大學生實習時遇到的獨有情況？退一步而言，如果將來跨行業的最低工資對於外傭是過高，劃一的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應該跨行業應用？

說外傭待遇包括食宿，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是對的。可是如此一來，不少行業同樣提供伙食或交通配套等等非現金福利，這些工作是否亦應豁免於最低工資之外﹖抑或為了避免過寬的豁免，而把這些所有的非現金待遇換算為現金﹖　　

工作中的非現金回報又不止於食、宿、交通配套，大部分院校代表都反對把大學生的實習工作納於最低工資之內，理由就是大學生在實習工作時的所得不止金錢，還有工作經驗。不少技術性的行業，初入行者的刻苦程度跟薪酬並不相稱，而求職者不缺，也是由於存在金錢之外的回報。

「實習」非大學生專利

現在勞顧會以實習有否學分決定是否豁免最低工資，除了反映害怕最低工資減少實習機會，對於需要實習經驗才能畢業的學生影響較大而明顯可見之外，別無其他邏輯可言。如此決定，擁有實習學分的科目奇貨可居，無非鼓勵各大專院校為各學系加入「實習」作為選修科。

更重要的是，以「實習」賺取工作經驗是否應該只是大學生的專利？還是其他如未能進入大學的青少年、新來港定居人士更加需要「實習」的機會？

早前元朗一間幼稚園以月薪4500元聘請校長，最近終於聘得一位曾於國際學校任職的教師出任。教師接受如此低薪，全是出自一番熱誠與愛心。這份校長的工作，每天只須工作三個小時，應能逃過將來最低工資的限制。可是，大家必須留意，只要工作時間加長一點、或是工資再低一點，這種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關係，將會為法例所禁止。現在幼稚園得以繼續營運、學生得以繼續原校上課、愛心教師得以展其抱負的機會，將會因為最低工資而不復存在。

豁免名單惹爭議

接受較低工資，可以是為求畢業、可以是為求經驗、可以是競爭手段、可以是為一展理想抱負。可能不是所有低工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政府因而為此修修補補準備豁免名單，可是就像上面的問題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之多，要是掛一漏萬，最低工資便會成為把弱勢社群排除於工作機會之外的元兇。在大家熱中討論豁免範圍之時，是否更應藉此重新反思最低工資的合理性？

社會責任 VS 社會利益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 信報 (理財投資 P.27, 2009.02.18)

每下愈況，中環的擦鞋師傅最能體會經濟環境的變化，據聞他們金融海嘯之後收入大減，情況較九七年金融風暴和沙士期間還要差。眼下生意大減，要是有擦鞋師傅感到收入不足夠糊口，寧願將購買鞋油、鞋擦等「搵食工具」的資金另投他方，決定放棄擦鞋工作。對此大家或會慨嘆生活艱難，但恐怕不會指責過往光顧擦鞋師傅的客人或出售鞋油和鞋擦的人不負責任。

缺乏理據

可是，假如出售鞋油和鞋擦的人早前有意打入「擦鞋市場」，於是提供「搵食工具」，再以月薪聘請擦鞋師傅，如今感到收入無法提供足夠資金回報，或要減薪或要解僱擦鞋師傅，卻難免會引來政客和工會指責缺乏企業社會責任。

社會一面是對於不同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另一面就是資金、人力資源等等生產要素，其中有成千上萬的方法使生產要素變成能夠滿足別人需求的產品和服務。文章開首的例子所反映的，就是一般人認知的「企業」，無非是其中一種組織生產的合約安排。

「企業」的形式之所以在某些情況下被採用，奈特（Frank Knight）、艾智仁（Armen Alchian）、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高斯（Ronald Coase）和張五常教授曾經分別提出風險、卸責和交易費用等不同解釋。無論「企業」因何而成，「企業」既然只是某種形式的合約組合，認為某種形式的合約組合需要負上合約以外的社會責任，而其他組合則無此需要，顯然缺乏理據。

企業被認為有其社會責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企業從社會上賺取了盈利，因而應該在有需要的時候回饋社會。不過，這只是一個流傳已久的謬誤。除非企業是受政策偏袒而形成壟斷，否則企業的盈利不過是投入資金或企業家的回報。假如認為股東與企業原是一體，這種剩餘收入不能當成資金回報的開支，企業只要以借貸代替股東資金，盈利便會成為利息支出，消除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源頭。假如我們放在銀行的儲蓄所賺取的利息，沒有使我們需要承擔額外的社會責任，企業的資金回報也不應使其背上這種責任。

要企業背上社會責任不單缺乏理據，造成的結果更會適得其反。

負面影響

假如在經濟不景時，政治和輿論壓力使企業必須犧牲資金回報以避免解僱員工，這種責任便會成為合約中的隱含條款，資金提供者必然將此計算在內。結果，資金提供者不是要求更高的平均資金回報，就是在相同回報下願意提供的資金減少，而兩者對於創造就業都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將避免解僱塑造成社會責任，產生的利益（或是租值）只是一次性的，而得益者也只限於現在本應被解僱而因為這種社會責任而得以留任的僱員。相反，本來能夠留任或正在求職的人，便會因為較少的資金投入或是更加嚴謹的聘用程序而受到損害。難以解僱變成難以受聘，歐洲勞工市場的情況便是如此。

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我們的晚餐並非來自屠夫、釀酒者或麵包師傅的仁慈之心，而是他們的自利之心」（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的用意，應該是希望指出，即使各人雖然是以自利之心行事，交易之中並無背上任何對於社會的責任，最終卻是為別人、社會帶來貢獻。

同樣道理，企業即使只是履行合約的責任，而非政客和利益團體強加的社會責任，卻在協調生產、促成交易方面節省重要的交易費用，為整體社會帶來巨大的益處。

企業營運固然可以考慮社會利益，在經濟不景時盡力保留現存的人力資源，也可在僱員忠誠、人力資源傳承方面得到回報。不過，把這種企業考慮變成政治和輿論壓力下的社會責任，為企業的合約安排中加入不是合約雙方要求的隱含條款，企業最終為社會帶來的益處只會更少，而不是更多。

如何看企業的社會責任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2008.12.0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全球經濟步入衰退，不少企業都裁員減薪。這是企業為了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繼續生存，而迫不得已的選擇，卻被社會輿論群起而攻之，指責企業為了盈利不顧被裁員工死活，是缺乏社會責任的表現強調企業要負社會責任，是一種社會主義思潮，與香港一向以來篤信的自由經濟理念格格不入，但近年卻成了傳媒鼓吹的主導思想，我十分懷疑，是否大家一起高唱一下，就可以令企業真的願意負起更多的社會責任，並對香港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

我是多間企業的負責人，屬下有過萬員工。我十分清楚我的一些取捨，足以影響很多人的生計。因此，我作決定時會十分審慎，因為如果我作錯了決定，傷害到一些可以不必被傷害的人，我就會得不到下屬的支持，我的領導地位就會動搖，公司就更難度過這段困難時期。我十分明白，作為企業的負責人，我不但對股東有責任，對員工、對社會也有責任。然而，我的責任來自三個組成部分。一是人人都要負起的法律責任，法律有規定的，不管自己是否認同，既然選擇在這個社會生活，就得遵守這個社會的法律。我不會動不動就搞公民抗命。二是合約上的責任，這是我自己在簽約時承諾的責任，不管是對股東，對員工，對顧客；或對其他商業夥伴，既然簽約時你情我願，自然有責任履行合約的規定。三是來自我個人的道德操守，來自我個人對人生的反省，完全是個人的價值取捨，不受社會上那些未經深思熟慮，只顧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意見領袖影響。我是一個「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我對我深信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但對那些不負責任的批評，我不但會橫眉冷對，而且亦會據理力爭，還以顏色，全無畏懼。

以上的三類責任，頭兩類是屬於企業必須肩負的，做不到會有法律後果。社會若發現企業想逃避這兩類責任，可以揭發他，指控他，批判他，可以對他有公論，但如果是第三類責任，則屬個人層面的道德取捨，不能由輿論加諸企業身上。因為道德標準人人不同，只能各自遵守自己的道德，不能強要別人遵守你的道德。除非社會覺得，必須把某些道德標準，提升為法律標準，否則不能隨意按自己的標準，要求企業負起各種空泛的社會責任。

以企業裁員為例，這是經營者應有的自主權，一旦剝奪企業在這方面的自主權，只會加快企業的倒閉，令更多人失業。香港現時雖沒有人要求立法去剝奪企業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權，卻常對裁員的企業進行道德審判。這種道德審判，短期無法改變企業的決定，長期卻會阻嚇企業在香港的投資。就我所見，那些高唱企業社會責任的人，都是一批不懂企業運作的人。讓這類人來香港搞企業，員工更難有好日子過。

大陸行最低工資的效果

施永青 - am730 , C 觀點 ~ 新聞 M04 ( 2008.7.28)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年，社福界力主在香港推行最低工資制。他們覺得中國大陸也有最低工資，香港沒有理由這麼落後。我們不妨先看看最低工資在大陸推行的效果，然後才決定香港是否值得跟著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前，大陸行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所有的企業都是國營的，工資由國家統一制定，非常「公平」。但「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結果，是大家都失去了努力工作的誘因。

香港的年輕一代，很難想像工資可以低到三十六元人民幣一個月，而且是全國如是，長年如是。其結果是跳槽也沒有用，因為跳來跳去也跳不出最低工資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大部份人都生活在無望之中。

在香港力推最低工資的人，希望把最低工資的範圍訂得廣一點，不只是照顧處境最差的一小撮，以為這樣可以令更多的人受惠。不過，現實可能是令更多的人受害，因為當人們落入最低工資的保護範圍，就等如把命運交給了政客，要靠政客而非靠自己，才能改善自己的待遇。

人總是在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時，才感覺生活有希望，一旦要靠別人去努力，把整個階層的工資一起提升，自己才能一起獲益時，個人奮鬥就變得沒有意思，人生就會變得渺茫。

未有訂定最低工資時，大家還有期望，以為訂出來的水平會比自己的現有水平為高。但果真如是的話，這只表示，將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大家都沒有加工資的機會。因為，一個社會的工資水平，最終受制於社會整體的生產力，生產力不提升，僱主憑甚麼增發工資。然而，法定工資本身就是破壞生產力的毒藥，一經訂定，就變成加快生產也沒有用。結果長年累月都只是月薪三十六元人民幣。

改革開放後，大陸的經濟高速發展，企業大量招聘人手，不得不提升工資去搶人，市場工資升得比政府修訂最低工資的速度還要快，最低工資如同虛設；但這並不妨礙工人的生活不斷得到改善。

去年，大陸政府忽然有為起來，不肯跟著市場後面提升最低工資，改為跑在市場前面主動為工人謀福利。結果把最低工資訂在企業負擔能力之上。加上同期推出嚴苛的勞動合同法，令很多企業不勝負荷，紛紛倒閉，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單是珠三角，已有五千間廠倒閉。

有些企業，工資雖然按政府的要求加了，但飯堂不再供應免費膳食，宿舍亦要加房租，工人並沒有因為政府調高最低工資而得益。

現時政府已知道事態嚴重，決定放寬政策推行的力度，但造成的禍害已無法補救。希望香港在這個問題上不要重蹈大陸的覆轍。

香港可不用外傭嗎?

施永青 [am730] 2008-07-25 M06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連續寫了多篇討論本港基層處境的文章，引起不少回應，有讀者建議我，應設法促使政府停止輸入外傭，以免拖低本地工人的工資水平，變成在職貧窮。

按這位讀者的觀點，既然家居服務必須在本地進行，當然最好由本地人來提供，好讓本地的技能不足者也可以有多些工作機會。

如果因為外邊有廉價勞動力就向外輸入，那是否其他工種的勞工，也一樣可以向外輸入？這樣發展下去，本地工人一定更難有立足之地。

他認為，大部分先進國家都對輸入外傭有一定的限制，只是特區政府不肯照顧基層利益，才導致香港的中產階層特別依賴外傭，不見得外國的中產階級沒有外傭就不能生活。今天香港的環境已與最初輸入外傭時有很大的變化，現在應是重新檢討政策的時候了。

我告訴他，其實本地人根本不喜歡做外傭擔當的工作，不要說日夜長駐在僱主家裡，就算是做鐘點傭工，也不一定很多人想做。但這位讀者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外傭，急需家務助理的僱主，一定會提升工資作吸引，這就可以促使其他的本地服務行業也一起加薪。

此外，他認為禁止輸入外傭的最大功效，不在於為香港基層提供這類工作崗位，而在於逼使部分職業婦女回家當家庭主婦，那麼原先由他們擔當的職位，就會落入現時失業的人的手裡。他估計，如果沒有外傭，社會上可能會有十萬名職業婦女選擇回家當主婦，這會使人力市場立即緊張起來，香港的整體工資水平都會因此而被拉高。因此，禁止輸入外傭對所有打工一族都有好處。

不過，我很難完全接受這位讀者的看法，一下子硬把這麼多有競爭能力的婦女拉離工作崗位，改由次一級的人選補上，不可能不削弱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如果香港的生產力因而下降，香港人的整體入息亦無可避免會下降，並會削弱整體社會的內部需求，令基層更難找到工作。

香港需要有人善於賺海外的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令本地的需求增長起來。這樣本地的基層才有機會在本地的服務行業找到工作。如果我們的政策妨礙了有能力賺外邊錢的婦女出社會工作，只會削弱中產家庭在本地的消費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基層即使找到工做，工資也不會高。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若是真的想改善基層的處境，不能簡單地著眼於直接為基層創造就業機會，而應該先大力發展可以賺外邊錢的行業，如金融業與知識含量高的商業服務，先助一批人可以大量賺到外邊錢，再透過他們的消費產生滿溢效果，令基層也可以分到一杯羮。禁止輸入外傭，只會對此起破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