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 33, 2009.4.29)
《信報》練乙錚先生在4月7日發表〈香港辦私立大學能賺大錢嗎？〉一文，列陳香港語文水平低落、辦學成本高昂等因素不利發展本地私立大學為「賺錢」產業。香港中文大學劉遵義校長在4月27日以中央政策組教育服務小組召集人身份，指香港發展教育產業並非為了賺錢，建議政府訂立《大學法》支持私立大學發展。
獅子山學會向來擁抱自由經濟，對「賺錢」這詞語從不抗拒，既不會神聖化熱愛「賺錢」的人，也不會妖魔化以「賺錢」為目標的朋友。但我卻有點狐疑，花精力辯論私立大學能否賺錢，是否偏離了為下一代想的題旨？
我們的研究總監孫柏文先生時常引用荷里活電影《華爾街》裏的一句對白：「貪婪讓人類進步。」當我們關心下一代的教育質素，希望整個教育制度變革，我們就必須思考怎樣的制度才能帶來不斷的進步。
學額不足難解決
劉遵義校長指出：「本地大專院校學位，只佔適齡學生中的18%，比率較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等地偏低，對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有關的比率屬太低，應考慮提升比率至逾40%。」如所言非虛，香港的大學教育問題僅是學額不足，那問題應該十分簡單，只需要增加學額不就把問題化解嗎？而要增加學額，不外乎三個方法：一是增加資源投放，擴大現有體制；二是向外地購買學額供本地生學習；三是以現有資源作更有效分配，達至學額增加。
本來解決方法一是最簡單，但劉校長和一眾中策組顧問不是不知，現今納稅人每年花116億元在大學教育方面，總受惠學生也只不過六萬多人，要是來個翻一番，特區政府不是花不起一、二百億元，但現時大學教育種種流弊，會不會也一起翻兩番，到時公帑花費換來大學教育中學化，對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的宏大理想還是不利。
方法二倒是能夠進一步思考，香港早就慣了請外援，本地老師教不好英語，請外籍的，家裏有能力也老早送子女到外地升學（包括一眾立法會議員和教育高官的子弟，所以本地大學就學率偏低也成一疑問）。但放到大學生的問題倒是複雜，究竟送錢給大學生到外國讀書較好，還是送錢給教授來港教大學生更好，確是大難題。
方法三看似輕鬆，卻是阻力最大。香港的大學教職員早以高薪見稱，同樣資源服務更多學生，不是共了他們的產嗎？一校之長當然要三思而行。
真的無路可行嗎？獅子山學會倒一直倡議既簡單又有效的方法，就是推行大學學券，凡是符合一定條件的學生就發給他們一定金額，哪管他們跑上北京，飛往大西洋，還是留在沙田，想讀什麼就讀什麼，本地大學想留住學生，請提供優質教育，官僚從此不用費神管這管那，大學教員更具空間創新了。
當代古典自由經濟學派一直倡議以學券實現教育改革，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就是當中的致力推動者，他指出人們須要分辨由政府資助教育和提供教育的兩個角色，學券是最有效的方式使政府只集中在資助教育之上，不再直接提供教育，從而透過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以及家長和學生的真正選擇，建立起最優秀的教育制度。【註】 當然，佛利民和海耶克等古典自由經濟學家都傾向政府資助基礎教育，而大學教育未必是政府義務所在，但故且時宜勢易，人們對政府的期望比以前高，對教育的要求也比以往多，如果政府真的需要資助大學教育，我相信大學學券是古典自由經濟學家支持的唯一方法。
香港本來民辦大學力量強大，浸會、崇基、新亞書院等大專當年不是給港英政府逐步歸化，早就是獨當一面的民辦大學。
今日香港看似大學林立，但都以官辦為主，資源來自官方，自當被官僚管得僵硬，每所大學都爭逐當研究型大學，結果研究教學兩不討好，這不是苦了我們的大學生嗎？
有謂發展私立大學可以開創天主教大學、大中華大學等宏願，但人家名牌大學沒上一兩百年也建立不起來，現在從頭開始是不是自討苦吃？何不以大學學券解救現成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兩所本地大學龍頭不就有資格由官轉民，以現有財力加上校友網絡發展成有如美國長春藤大學聯盟般的民間知識力量？到時大學間合併重組，只要學生受惠，資源更有效運用，又豈會再有教院風波？
制度致學生鑽營考試
更加重要的是，香港學生和家長望穿秋水進入大學門檻，由三歲開始的唱遊班，到中小學的考試操練，無不是想得到大學的入場券。但現時在大學聯招制度下，學生又只有透過公開試成績定奪生死，大學學系連面見學生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制度又怎會不造成學生鑽營考試，教師無從發揮，辦學團體罐頭倒模的通輸局面。
雖然練乙錚先生在〈香港辦私立大學能賺大錢嗎？〉一文，確實指出香港的大學對國內和外國學生的吸引力有限，但卻忽略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仍然是香港比國內優勝的地方，如大學能從學券制中得到解放，大學自由化的局面隨時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始終數以億計的年青同胞，幾個巴仙來港升學也叫我們吃不消，賺不賺他們的人民幣，卻不是我關心的課題。
要打破當今香港教育制度的流弊，順藤摸瓜，必從大學開始，要大學革新自強，大學學券是必經之路。「貪婪讓人類進步」，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得到步步向前的教育嗎？
註 Friedman,M.,(1955).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 in Robert Solo, ed.,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Wednesday, April 29, 2009
Wednesday, April 22, 2009
香港走上「成龍」之路？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 P. 27, 2009.4.22)
港產國際巨星成龍周六於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被問及對文化自由的看法時，發表了他對自由的獨特見解：「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很混亂。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即時全場譁然，港台傳媒網民亦展開圍攻，指出成龍需要人管是他自己的事，別扯到港台民眾身上。
即使在成龍眼中「不亂」的內地，其言論也引起很大迴響，不少同胞更認為成龍生於香港這自由之都，是仰賴這地方賦予的自由才使他在演藝事業上有如此輝煌成就，說這風涼話是忘本的表現。無論如何，儘管在二十一世紀還是有人追求被管的生活，大部分人仍是嚮往自由這句話應錯不到哪裡去的。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而最大型的移民湧入就是發生在中國最不自由的年代，所以從中國移民來港的都是追求自由、逃避管制的人；正巧，發生在過度期的移民出國潮也是由於港人懼怕回歸後香港會失去自由的決定。所以香港人，特別是在獅子山下年代成長的，他們的血液應是擁有強烈追求自由的DNA，而成龍正正是這個年代成功的表表者，從他的名字──港生，便知道他父親應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成龍的父親是中華民國的退役軍人，國民黨敗逃後他為了避禍躲到香港，後來擔心離大陸太近，去了澳大利亞隱姓埋名做廚師。有了這些背景，成龍的自由論分外令人震撼、傷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便不難理解。
正是香港人知道自由是有代價、得來不易的，成龍這一個國際級人物，曾經代表著大中華地區揚威海外，就這樣把多年來為爭取自由而付出血淚人士的努力抹去，才真的令人痛心。可是，在罵成龍這樣雙手把自由奉上之時，人們有沒有也有意無意的把自由放棄了呢？或者我們的自由悄悄地被人拿走而不自知呢？
強迫的強積金
在獅子山學會工作了兩年，曾經出席不少論壇，聽到輿論最多談及的就是社會上有某某問題，靠市場自律解決不了，所以要求政府立法規管。認識我們的都知道，獅子山學會從成立的第一天便反對強積金，我們賺的錢為甚麼要由政府安排儲起來？還逼我們非給基金公司賺管理費不可？政客的解釋是：社會上有人不懂為將來打算，所以要專業的基金公司為他們理財，儲蓄一下，以免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我知你們懂理財，不過要公平嘛，你們也供，來來來！理由不錯吧？可是一個金融海嘯，專業了百多年的雷曼也爆煲，其他基金公司的財產也愈理愈少，看不到他們比普通人更懂理財。
見我們的錢少了一截，細心的政客們怕我們的錢不夠老來看病，所以又逼我們供強醫金；更有「洞悉先機」的基金界人士遊說政府強積金不宜讓市民於六十五歲全部提取，應按月發放生活費，以免缺乏定力的人在死前把強積金用完！最近在街上仍聽到有人說政府設立強積金的原意是好的，不過這樣那樣云云。
我們就這樣的把人生努力所賺的十分一、把用這些血汗錢的自由雙手奉獻給政府。看來政府還比上帝權威，上帝只要祂的信徒甘心樂意的奉上十分一，信徒還有不奉獻的自由；在政府的權威下，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供強積金，否則便坐牢。愛自由的香港人，你服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眾理由我們說過了百遍，不贅。但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問題，為甚麼我沒自由為自己的勞力作定價？有人便會即時反駁：誰希望把自己的勞力賤價而沽？他們只不過是被剝削吧！但我們總不能否定有些人只要求一個工作機會，哪怕就是四萬長期失業者（2004年第二季總數為82,700人，就算現在經濟比當時好多了，估計也有四萬之眾），加上因失業太久放棄尋找工作而不在統計之內的失意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這些數字包括兩成的15至19歲青年失業人口、還有一些殘障人士……這幾萬人就是政客口中所謂的少數。現在因外傭抗議，政府也終於承認最低工資會損害某些人的工作機會，打著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把這幾萬人工作的自由剝削了。
最低工資保障誰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因新法例的實施，僱主難免會把某些長工轉為外判工作，政客見法例達不到預期效果又立例不許企業「無理」解僱員工（政客基本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不斷立例，而代價就是我們的自由），僱主因此對招聘極為謹慎，受害的最終也是沒有經驗的青少年，這不是我胡亂推敲，只要走到法國德國一趟，你便看到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有人說最低工資不是如我們說般可怕，不會死人的。對，我們是死不了的，因為我們已踏上了事業的階梯，朋輩們也挺成功，死的只是弱勢人士，我們不忍他們成為政客試試看下的犧牲品。
我們的自由還有怎樣溜走？禁煙禁到餐廳、干犯了私有產權也不說了。政客說不能讓員工吸二手煙，也說得通（但不要忘記員工是有選擇工作的自由的），但為何要禁到郊野公園？難道怕野豬猴子吸二手煙？商業競爭要管、開車和情人看日落開不開冷氣要管、要寫的還可以寫幾千字……是的，或許如成龍所盼望的，香港快不亂了，早晚祖國還要向我們學習學習。 所以我說，上海要超越香港，還早呢！
港產國際巨星成龍周六於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被問及對文化自由的看法時，發表了他對自由的獨特見解：「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很混亂。太自由了，就變成香港今天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台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原來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即時全場譁然，港台傳媒網民亦展開圍攻，指出成龍需要人管是他自己的事，別扯到港台民眾身上。
即使在成龍眼中「不亂」的內地，其言論也引起很大迴響，不少同胞更認為成龍生於香港這自由之都，是仰賴這地方賦予的自由才使他在演藝事業上有如此輝煌成就，說這風涼話是忘本的表現。無論如何，儘管在二十一世紀還是有人追求被管的生活，大部分人仍是嚮往自由這句話應錯不到哪裡去的。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而最大型的移民湧入就是發生在中國最不自由的年代，所以從中國移民來港的都是追求自由、逃避管制的人；正巧，發生在過度期的移民出國潮也是由於港人懼怕回歸後香港會失去自由的決定。所以香港人，特別是在獅子山下年代成長的，他們的血液應是擁有強烈追求自由的DNA，而成龍正正是這個年代成功的表表者，從他的名字──港生，便知道他父親應不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人；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成龍的父親是中華民國的退役軍人，國民黨敗逃後他為了避禍躲到香港，後來擔心離大陸太近，去了澳大利亞隱姓埋名做廚師。有了這些背景，成龍的自由論分外令人震撼、傷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便不難理解。
正是香港人知道自由是有代價、得來不易的，成龍這一個國際級人物，曾經代表著大中華地區揚威海外，就這樣把多年來為爭取自由而付出血淚人士的努力抹去，才真的令人痛心。可是，在罵成龍這樣雙手把自由奉上之時，人們有沒有也有意無意的把自由放棄了呢？或者我們的自由悄悄地被人拿走而不自知呢？
強迫的強積金
在獅子山學會工作了兩年，曾經出席不少論壇，聽到輿論最多談及的就是社會上有某某問題，靠市場自律解決不了，所以要求政府立法規管。認識我們的都知道，獅子山學會從成立的第一天便反對強積金，我們賺的錢為甚麼要由政府安排儲起來？還逼我們非給基金公司賺管理費不可？政客的解釋是：社會上有人不懂為將來打算，所以要專業的基金公司為他們理財，儲蓄一下，以免他們成為社會的負擔；我知你們懂理財，不過要公平嘛，你們也供，來來來！理由不錯吧？可是一個金融海嘯，專業了百多年的雷曼也爆煲，其他基金公司的財產也愈理愈少，看不到他們比普通人更懂理財。
見我們的錢少了一截，細心的政客們怕我們的錢不夠老來看病，所以又逼我們供強醫金；更有「洞悉先機」的基金界人士遊說政府強積金不宜讓市民於六十五歲全部提取，應按月發放生活費，以免缺乏定力的人在死前把強積金用完！最近在街上仍聽到有人說政府設立強積金的原意是好的，不過這樣那樣云云。
我們就這樣的把人生努力所賺的十分一、把用這些血汗錢的自由雙手奉獻給政府。看來政府還比上帝權威，上帝只要祂的信徒甘心樂意的奉上十分一，信徒還有不奉獻的自由；在政府的權威下，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得供強積金，否則便坐牢。愛自由的香港人，你服嗎？
反對最低工資的眾理由我們說過了百遍，不贅。但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問題，為甚麼我沒自由為自己的勞力作定價？有人便會即時反駁：誰希望把自己的勞力賤價而沽？他們只不過是被剝削吧！但我們總不能否定有些人只要求一個工作機會，哪怕就是四萬長期失業者（2004年第二季總數為82,700人，就算現在經濟比當時好多了，估計也有四萬之眾），加上因失業太久放棄尋找工作而不在統計之內的失意工人（discouraged workers），這些數字包括兩成的15至19歲青年失業人口、還有一些殘障人士……這幾萬人就是政客口中所謂的少數。現在因外傭抗議，政府也終於承認最低工資會損害某些人的工作機會，打著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把這幾萬人工作的自由剝削了。
最低工資保障誰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因新法例的實施，僱主難免會把某些長工轉為外判工作，政客見法例達不到預期效果又立例不許企業「無理」解僱員工（政客基本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不斷立例，而代價就是我們的自由），僱主因此對招聘極為謹慎，受害的最終也是沒有經驗的青少年，這不是我胡亂推敲，只要走到法國德國一趟，你便看到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有人說最低工資不是如我們說般可怕，不會死人的。對，我們是死不了的，因為我們已踏上了事業的階梯，朋輩們也挺成功，死的只是弱勢人士，我們不忍他們成為政客試試看下的犧牲品。
我們的自由還有怎樣溜走？禁煙禁到餐廳、干犯了私有產權也不說了。政客說不能讓員工吸二手煙，也說得通（但不要忘記員工是有選擇工作的自由的），但為何要禁到郊野公園？難道怕野豬猴子吸二手煙？商業競爭要管、開車和情人看日落開不開冷氣要管、要寫的還可以寫幾千字……是的，或許如成龍所盼望的，香港快不亂了，早晚祖國還要向我們學習學習。 所以我說，上海要超越香港，還早呢！
Wednesday, April 15, 2009
為外傭說句公道話
李兆富 -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信報 (理財投資 P. 31, 2009.4.15)
粗略統計，香港現時有約二十六萬名外籍家庭傭工。少數極度富有的家庭，或許負擔得起聘請多於一名外傭，其餘絕大多數的香港家庭，就是靠家中的這位過客，照料老小，打點家務，讓二十多萬個家庭的婦女得以投入工作，間接造就了香港今天的繁榮和生活水平。
換個角度看，外籍家傭要離鄉別井，更要被中間人多重剝削，才獲得這麼的一份工作，為的只是更優厚的薪金。當然，每個外傭背後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但事實擺在眼前，她們來自的社會，女性無論如何努力上進，也難以衝破各種障礙，賺到生活和尊嚴。反之，當家傭成為了出路，將錢匯回家鄉的一刻，她們都實實在在感覺到自己的貢獻。
先犧性婦女利益
外傭和香港的經濟關係，背後的常識簡單不過︰任何人，無論是本地人抑或外國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那怕收入相對低微，最終也會創造價值，帶來意想不到的良好結果。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自八十年代至今，每次公開討論外傭政策，總惹來自命代表勞工的組織，以保飯碗為由提出種種聘用外傭的限制；就算是美其名為保障外傭的工資規限，其背後用心，仍是要防止外傭以低價搶走本地人生計。只要細心審視每條針對外傭的法規，便不難發覺立法者的動機，明顯是要限制外傭與本地人在勞力市場正面競爭。
香港著手為整體跨行業訂立最低工資，外傭工資的問題也變得更加棘手。雖然官方已經表明，外傭將不會被包括在未來的最低工資立法之內。外傭組織方面也表明，最低工資立法要是對外傭作出歧視，他們會就有關問題提出司法覆核。
行政機關的一廂情願，最終會否為司法機關所接受，必須要等待案件完成方有答案，可是常識推論，若外傭受同樣的最低工資法規所限制，除少數大富之家，不少中產家庭將無法負擔聘請外傭，結果除了令外傭失去工作，香港不少中產的生活以及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生活模式，勢必面臨一次重大改變。
勞工組織宜三思
香港有不少家庭，要夫婦二人的收入加起來，才足以負擔家庭開支，照顧家中老小的任務，由外傭代勞。想當然的人會以為，一旦香港不再依賴外傭的支援，仍然可以靠本地鐘點家務助理，然而，本地鐘點家務助理始終跟留宿的外傭提供的支援在性質上有所分別。換言之，最終仍然有不少家庭，要在生活質素和事業等問題上作出妥協。再者，我們不難看見，在任何家庭當中，出現需要妥協的時候，婦女的利益往往是最先被犧牲。
事實上，任何公共政策要是帶來不可預見結局，最終往往會由社會上最無力的一群去承受大部分的惡果。最低工資立法之後，將有人會失去原有的工作，最缺乏議價能力的，更會首當其衝。外傭是香港勞力市場中，最缺乏就業自由的一群，若然他們被最低工資所限制，卻不相應地讓他們享有就業彈性，最低工資也只會害了他們，要他們失業。
自命為勞工發聲的人，請問你們可以面對政策令人失業這個事實嗎？為甚麼勞工組織與其爭取表面上公平的最低工資待遇，卻不去為外傭爭取更基本的權益？為甚麼外傭不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去選擇工作？為甚麼外籍家傭在香港工作七年之後不可以正式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為甚麼因為他們是菲律賓、印尼、泰國人，就不容許他們從事零售、飲食或者其他職業？
粗略統計，香港現時有約二十六萬名外籍家庭傭工。少數極度富有的家庭，或許負擔得起聘請多於一名外傭，其餘絕大多數的香港家庭，就是靠家中的這位過客，照料老小，打點家務，讓二十多萬個家庭的婦女得以投入工作，間接造就了香港今天的繁榮和生活水平。
換個角度看，外籍家傭要離鄉別井，更要被中間人多重剝削，才獲得這麼的一份工作，為的只是更優厚的薪金。當然，每個外傭背後都有自己的一個故事，但事實擺在眼前，她們來自的社會，女性無論如何努力上進，也難以衝破各種障礙，賺到生活和尊嚴。反之，當家傭成為了出路，將錢匯回家鄉的一刻，她們都實實在在感覺到自己的貢獻。
先犧性婦女利益
外傭和香港的經濟關係，背後的常識簡單不過︰任何人，無論是本地人抑或外國人，只要找到一份工作，那怕收入相對低微，最終也會創造價值，帶來意想不到的良好結果。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明白這個道理。自八十年代至今，每次公開討論外傭政策，總惹來自命代表勞工的組織，以保飯碗為由提出種種聘用外傭的限制；就算是美其名為保障外傭的工資規限，其背後用心，仍是要防止外傭以低價搶走本地人生計。只要細心審視每條針對外傭的法規，便不難發覺立法者的動機，明顯是要限制外傭與本地人在勞力市場正面競爭。
香港著手為整體跨行業訂立最低工資，外傭工資的問題也變得更加棘手。雖然官方已經表明，外傭將不會被包括在未來的最低工資立法之內。外傭組織方面也表明，最低工資立法要是對外傭作出歧視，他們會就有關問題提出司法覆核。
行政機關的一廂情願，最終會否為司法機關所接受，必須要等待案件完成方有答案，可是常識推論，若外傭受同樣的最低工資法規所限制，除少數大富之家，不少中產家庭將無法負擔聘請外傭，結果除了令外傭失去工作，香港不少中產的生活以及過去二十多年來的生活模式，勢必面臨一次重大改變。
勞工組織宜三思
香港有不少家庭，要夫婦二人的收入加起來，才足以負擔家庭開支，照顧家中老小的任務，由外傭代勞。想當然的人會以為，一旦香港不再依賴外傭的支援，仍然可以靠本地鐘點家務助理，然而，本地鐘點家務助理始終跟留宿的外傭提供的支援在性質上有所分別。換言之，最終仍然有不少家庭，要在生活質素和事業等問題上作出妥協。再者，我們不難看見，在任何家庭當中，出現需要妥協的時候，婦女的利益往往是最先被犧牲。
事實上，任何公共政策要是帶來不可預見結局，最終往往會由社會上最無力的一群去承受大部分的惡果。最低工資立法之後，將有人會失去原有的工作，最缺乏議價能力的，更會首當其衝。外傭是香港勞力市場中，最缺乏就業自由的一群，若然他們被最低工資所限制，卻不相應地讓他們享有就業彈性，最低工資也只會害了他們，要他們失業。
自命為勞工發聲的人，請問你們可以面對政策令人失業這個事實嗎？為甚麼勞工組織與其爭取表面上公平的最低工資待遇，卻不去為外傭爭取更基本的權益？為甚麼外傭不可以享有更大的自由去選擇工作？為甚麼外籍家傭在香港工作七年之後不可以正式成為香港永久居民？為甚麼因為他們是菲律賓、印尼、泰國人，就不容許他們從事零售、飲食或者其他職業？
Wednesday, April 8, 2009
藉豁免範圍反思最低工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 31, 2009.4.8)
最低工資討論多時，最近的焦點落在豁免範圍之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最近決定，分別豁免外籍家庭傭工和大學生實習工作於將來的最低工資之外。
其實自1999年起，外籍家庭傭工便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其中一個目的開宗明義是限制外傭對於本地家傭的競爭。現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約為三千多元，因此與其說政府最近的決定是豁免外傭的最低工資要求，不如說是拒絕提高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對此，政府的理由是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外傭被解僱，而且外傭的待遇一般包括食宿，因此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
至於大學生的實習工作，在不同種類的實習之中，只有為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屬選修科或必修科的實習，才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
劃一最低工資應否跨行業應用
一項政策的豁免，既可以使其更為完備，反過來也可以從此審視其合理性及窺探立法者心中所想。競爭法對於法定機構的豁免，就反映出立法者對於競爭與反競爭的定義並無把握。
對於上述豁免，無論政府、大專院校代表跟不少評論，都有提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資將會減少工作和實習機會。這點在討論最低工資之時，反對立法人士都提過，政府跟支持立法的人士不是否定推論，就是未有正面回應。現在討論豁免，卻又再次成為理由。
相關人士應該回應和市民應該反思的是，人為地設定工資下限因而減少工作機會，是否只屬外傭或大學生實習時遇到的獨有情況？退一步而言，如果將來跨行業的最低工資對於外傭是過高，劃一的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應該跨行業應用？
說外傭待遇包括食宿，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是對的。可是如此一來，不少行業同樣提供伙食或交通配套等等非現金福利，這些工作是否亦應豁免於最低工資之外﹖抑或為了避免過寬的豁免，而把這些所有的非現金待遇換算為現金﹖
工作中的非現金回報又不止於食、宿、交通配套，大部分院校代表都反對把大學生的實習工作納於最低工資之內，理由就是大學生在實習工作時的所得不止金錢，還有工作經驗。不少技術性的行業，初入行者的刻苦程度跟薪酬並不相稱，而求職者不缺，也是由於存在金錢之外的回報。
「實習」非大學生專利
現在勞顧會以實習有否學分決定是否豁免最低工資，除了反映害怕最低工資減少實習機會，對於需要實習經驗才能畢業的學生影響較大而明顯可見之外，別無其他邏輯可言。如此決定，擁有實習學分的科目奇貨可居，無非鼓勵各大專院校為各學系加入「實習」作為選修科。
更重要的是，以「實習」賺取工作經驗是否應該只是大學生的專利？還是其他如未能進入大學的青少年、新來港定居人士更加需要「實習」的機會？
早前元朗一間幼稚園以月薪4500元聘請校長，最近終於聘得一位曾於國際學校任職的教師出任。教師接受如此低薪，全是出自一番熱誠與愛心。這份校長的工作，每天只須工作三個小時，應能逃過將來最低工資的限制。可是，大家必須留意，只要工作時間加長一點、或是工資再低一點，這種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關係，將會為法例所禁止。現在幼稚園得以繼續營運、學生得以繼續原校上課、愛心教師得以展其抱負的機會，將會因為最低工資而不復存在。
豁免名單惹爭議
接受較低工資，可以是為求畢業、可以是為求經驗、可以是競爭手段、可以是為一展理想抱負。可能不是所有低工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政府因而為此修修補補準備豁免名單，可是就像上面的問題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之多，要是掛一漏萬，最低工資便會成為把弱勢社群排除於工作機會之外的元兇。在大家熱中討論豁免範圍之時，是否更應藉此重新反思最低工資的合理性？
最低工資討論多時，最近的焦點落在豁免範圍之上。勞工顧問委員會最近決定，分別豁免外籍家庭傭工和大學生實習工作於將來的最低工資之外。
其實自1999年起，外籍家庭傭工便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其中一個目的開宗明義是限制外傭對於本地家傭的競爭。現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約為三千多元，因此與其說政府最近的決定是豁免外傭的最低工資要求，不如說是拒絕提高外傭的最低工資水平。
對此，政府的理由是過高的最低工資會令大量外傭被解僱，而且外傭的待遇一般包括食宿，因此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
至於大學生的實習工作，在不同種類的實習之中，只有為取得有關學歷的學分、屬選修科或必修科的實習，才可不受最低工資限制。
劃一最低工資應否跨行業應用
一項政策的豁免，既可以使其更為完備，反過來也可以從此審視其合理性及窺探立法者心中所想。競爭法對於法定機構的豁免，就反映出立法者對於競爭與反競爭的定義並無把握。
對於上述豁免，無論政府、大專院校代表跟不少評論，都有提出制定（或提高）最低工資將會減少工作和實習機會。這點在討論最低工資之時，反對立法人士都提過，政府跟支持立法的人士不是否定推論，就是未有正面回應。現在討論豁免，卻又再次成為理由。
相關人士應該回應和市民應該反思的是，人為地設定工資下限因而減少工作機會，是否只屬外傭或大學生實習時遇到的獨有情況？退一步而言，如果將來跨行業的最低工資對於外傭是過高，劃一的最低工資又是否真的應該跨行業應用？
說外傭待遇包括食宿，薪酬實際上高於現金薪酬是對的。可是如此一來，不少行業同樣提供伙食或交通配套等等非現金福利，這些工作是否亦應豁免於最低工資之外﹖抑或為了避免過寬的豁免，而把這些所有的非現金待遇換算為現金﹖
工作中的非現金回報又不止於食、宿、交通配套，大部分院校代表都反對把大學生的實習工作納於最低工資之內，理由就是大學生在實習工作時的所得不止金錢，還有工作經驗。不少技術性的行業，初入行者的刻苦程度跟薪酬並不相稱，而求職者不缺，也是由於存在金錢之外的回報。
「實習」非大學生專利
現在勞顧會以實習有否學分決定是否豁免最低工資，除了反映害怕最低工資減少實習機會，對於需要實習經驗才能畢業的學生影響較大而明顯可見之外，別無其他邏輯可言。如此決定，擁有實習學分的科目奇貨可居，無非鼓勵各大專院校為各學系加入「實習」作為選修科。
更重要的是，以「實習」賺取工作經驗是否應該只是大學生的專利？還是其他如未能進入大學的青少年、新來港定居人士更加需要「實習」的機會？
早前元朗一間幼稚園以月薪4500元聘請校長，最近終於聘得一位曾於國際學校任職的教師出任。教師接受如此低薪，全是出自一番熱誠與愛心。這份校長的工作，每天只須工作三個小時，應能逃過將來最低工資的限制。可是，大家必須留意，只要工作時間加長一點、或是工資再低一點，這種僱主僱員雙方同意的關係，將會為法例所禁止。現在幼稚園得以繼續營運、學生得以繼續原校上課、愛心教師得以展其抱負的機會，將會因為最低工資而不復存在。
豁免名單惹爭議
接受較低工資，可以是為求畢業、可以是為求經驗、可以是競爭手段、可以是為一展理想抱負。可能不是所有低工資者都是如此，但是這些情況確實普遍存在。政府因而為此修修補補準備豁免名單，可是就像上面的問題反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何其之多，要是掛一漏萬，最低工資便會成為把弱勢社群排除於工作機會之外的元兇。在大家熱中討論豁免範圍之時，是否更應藉此重新反思最低工資的合理性？
Stay clear of the dead-end that is a minimum wage
Nicole Idanna Alpert -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Research Associate ( The Standard , 2009.4.8)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minimum wage boggle the mind and the only solace is in the comical side- stories of this perverse policy tragedy.
Why would a minimum wage policy, whose raison d'etre is to save our city's most vulnerable, still exclude those who are the least fortunate?
It sounds like a riddle, but the answer is that a minimum wage policy doesn't actually work. It doe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s promoters claim it intends, which begs another riddle: if it doesn't work, why is it being promoted in Hong Kong?
It all boils down to politicians crafting policy to satisfy their political needs and not being able to offer our society anything better.
It is old news that a minimum wage doe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 intends. A minimum wage and its effect on jobs can be understood much lik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ny product. When the price increases, people, including business owners, buy less of it. Jobs are lost and therefore competition for them rises.
The least skilled and least educated -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lose out. Instead of a minimum wage helping the vulnerable, it renders them jobless and destitute. In effect, it asks the least fortunate to subsidize those better off.
Why then, do people push a minimum wage?
Those who support the policy span from wishful thinkers who don't understand economics to the cynical. These include unionist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s. When you hear the rhetoric that a minimum wage will help, you have to ask: " Help who?"
At first, the public is told to expect it will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But talk of exemptions exposes the lie.
To wit - why make exemptions if this policy really helps the least fortunate? The suggested exemptions for live- in workers show that representatives know jobs will be lost under a minimum wage. The only delusion is how many.
Advocates of a minimum wag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a few for the benefit of many.
The morality of choosing to sacrifice the unlucky aside, it will in fact be far more than expected, as the permanent underclass of Western countries reveals.
The recent discussions show a minimum wage as the perverse policy that it is and proves that it doesn't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Herein lies the tragedy of this comedy of errors.
While it's very clear that everyone agrees a minimum wage kills jobs, the policy is pursued anyway.
Those who still push for it must be deluded or cynical.
Even the minimum wage board believes it would create unemployment for the low-skilled, new graduates and domestic helpers. It has been clearly illustrated to the public - in the form of exemptions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 that a minimum wage does not work.
Once a policy is put into motion, it can hardly be turned back.
The public needs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and protect themselves now. They must step forward and voice their opinion so this perverse policy will not be made into law.
Only then will we be able to focus on new policies that can actually help the least fortunate in our society.
Though supporters of a minimum wage wouldn't tell you, there are many realistic ways to help our city's most vulnerable including minimum income supplements.
Once the public recognizes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policy, they should force policymakers to go down another road - preferably one that doesn't lead to the dead-end that is minimum wage.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Hong Kong minimum wage boggle the mind and the only solace is in the comical side- stories of this perverse policy tragedy.
Why would a minimum wage policy, whose raison d'etre is to save our city's most vulnerable, still exclude those who are the least fortunate?
It sounds like a riddle, but the answer is that a minimum wage policy doesn't actually work. It doe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s promoters claim it intends, which begs another riddle: if it doesn't work, why is it being promoted in Hong Kong?
It all boils down to politicians crafting policy to satisfy their political needs and not being able to offer our society anything better.
It is old news that a minimum wage does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t intends. A minimum wage and its effect on jobs can be understood much like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ny product. When the price increases, people, including business owners, buy less of it. Jobs are lost and therefore competition for them rises.
The least skilled and least educated -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y lose out. Instead of a minimum wage helping the vulnerable, it renders them jobless and destitute. In effect, it asks the least fortunate to subsidize those better off.
Why then, do people push a minimum wage?
Those who support the policy span from wishful thinkers who don't understand economics to the cynical. These include unionist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vested interests. When you hear the rhetoric that a minimum wage will help, you have to ask: " Help who?"
At first, the public is told to expect it will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But talk of exemptions exposes the lie.
To wit - why make exemptions if this policy really helps the least fortunate? The suggested exemptions for live- in workers show that representatives know jobs will be lost under a minimum wage. The only delusion is how many.
Advocates of a minimum wage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a few for the benefit of many.
The morality of choosing to sacrifice the unlucky aside, it will in fact be far more than expected, as the permanent underclass of Western countries reveals.
The recent discussions show a minimum wage as the perverse policy that it is and proves that it doesn't help the most vulnerable.
Herein lies the tragedy of this comedy of errors.
While it's very clear that everyone agrees a minimum wage kills jobs, the policy is pursued anyway.
Those who still push for it must be deluded or cynical.
Even the minimum wage board believes it would create unemployment for the low-skilled, new graduates and domestic helpers. It has been clearly illustrated to the public - in the form of exemptions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 that a minimum wage does not work.
Once a policy is put into motion, it can hardly be turned back.
The public needs to examine the evidence and protect themselves now. They must step forward and voice their opinion so this perverse policy will not be made into law.
Only then will we be able to focus on new policies that can actually help the least fortunate in our society.
Though supporters of a minimum wage wouldn't tell you, there are many realistic ways to help our city's most vulnerable including minimum income supplements.
Once the public recognizes the problems behind the policy, they should force policymakers to go down another road - preferably one that doesn't lead to the dead-end that is minimum wage.
Monday, April 6, 2009
The Lion Rocks
To see the SCMP published version, click here http://bit.ly/7oSn
The model economy
Apr 06, 2009 About a year ago, I took part in a meeting with Hong Kong Treasury officials and businesspeople primarily from western countries. A Hong Kong official referred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as the "more developed economies". I took issue with that, telling him not to have an inferiority complex: Hong Kong is the developed economy.
Balanced budget provisions in the Basic Law, excellent monetary policy, a rapid transition from trade to manufacturing and then services - these have characterised our progress and continued success. Hong Kong stand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so-called developed economies, with its open ports and capital controls, lack of proxy economic controls (like anti-trust measures) and a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that gives our entrepreneurs space to manoeuvre through the storms that buffet our ports.
These "developed economies" are condemned politically to debt and deficit unless they have oil riches (even then, sometimes); suffer from a paralysed immigration policy caught between the desire for more young workers and xenophobia and security fears; and witness violent strikes and protests on labour issues. Rather than letting manufacturing go, as Hong Kong did in the 1990s, western economies are desperate to save these jobs, leading to repeated bailouts of perennial failures.
Rather than damaging our psyche, as some suggest, our response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other calamities, has been admirable. What is notable about all the storms is that they have their origins elsewhere, and we do better than anyone in weathering them. When it comes to a slowdown, Hong Kong is Lifo - Last In, First Out. Of course, the Hong Kong model isn't perfect: it is not ideal to have half the people without home equity because of dependence on public housing; our demographics will challenge our health care system; and, our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 will come under siege if the US dollar becomes a liability.
However, Hong Kong will manage. Inventive and liberal immigration policies advocating new settlers from - but not limited to - the mainland - could go a long way to restoring the demographic balance. Maintaining a labour market unfettered by a minimum wage, maximum working hours and other ridiculous creations of less-developed economies would allow workers and employers flexibility in their relationship.
We will adapt. Policy development will play a rol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persistent in its attempts to keep spending under 20 per 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is type of commitment ensures the most productive use of resources in our economy, generating real wealth and keeping poverty at bay. While developed economies limit the numbers of skilled immigrants, or have year-long waiting times, a university degree and a job should get you access to Hong Kong residency in a matter of weeks. The government's recent decision to delay a competition law arose from a spirited debate among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a realisation that this "developed" economy construct had done those economies no good whatsoever.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Lion Rock is alive and well and will continue to thrive if we embrace our uniqueness and strengths. Throughout the 1960s, the Hong Kong formula of responsible small government with minimal involvement in the economy, plus open ports, had created an increasingly affluent society on a par with an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By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 disastrous policies of successiv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s resulted in a devaluation of the pound. Again - a storm for Hong Kong, but not of our making. Had we followed discredited world trends, the legacy would have been far greater unemployment, more crime, and less social mobility.
We do need new ideas. Fortunately, we face the current crisis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than our global rivals. Our relative strength should give us the confidence to develop policy solutions the world has never seen. Hong Kong's path as the developed economy seemed radical, because it was different. But it works.
Cheung Wei-han is an associate at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Friday, April 3, 2009
Freedom to Trade Coalition holds G20 to Account
1000+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 Makers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Persons Call on Governments to Reject Protectionism and Eliminate Trade Barriers
Open letter stresses free trade promotes prosperity and peace, warns that protectionism prolongs recession and could lead to war
Freedom to Trade Coalition holds G20 to Account
Hong Kong, 3 April 2009 – The Freedom to Trade Coalition, comprising over 60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from 44 countries, launched an open letter calling on all governments to eliminate trade barriers.
Signatories include Nobel Prize winning economist Vernon Smith; form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Schultz; former Prime Minister of Estonia Mart Laar MEP; former Finance Ministers of New Zealand, Chile, Ukraine, and Poland; former Kremlin chief economist Andrei Illarionov; noted Chinese economists Xia Yeliang (Peking) and Mao Shoulong (Renmin; Alexander Graf Lamsdorff MEP; and many other eminent economists, philosophers and other academics. In total, over 2000 people have so far signed the letter, including over 1000 academics and the total is growing.
Peter Wo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signed the petition while promoting it in Hong Kong adding, “I am thankful for the coalition - protectionism creates poverty and while never a good direction for any country, it is the worst policy any government could adopt right now.”
Moreover, mindful of the tragic consequences of the protectionism of the 1920s and 30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o the poverty and nationalism that led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letter observes that “Protectionism destroys peace.” By contrast:
“Trade promotes peace … by uniting different peoples in a common culture of commerce – a daily process of learning others’ languages, social norms, laws, expectations, wants, and talents … [and] by encouraging people to build bonds of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Just as trade unites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Paris and Lyon, of Boston and Seattle, of Calcutta and Mumbai, trade also unites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Paris and Portland, of Boston and Berlin, of Calcutta and Copenhagen – of the peoples of all nations who trade with each other.”
The open letter is available at http://www.freedomtotrade.org/ which features news stories, exclusive webcasts, and statements by signatories.
The
Related Media Coverage: REUTERS Top economists urge G20 to embrace free trade
(http://uk.reuters.com/article/email/idUKTRE5302YO20090401)
Notes: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founded in 2004, is a public policy think tank advocating free market solutions for Hong Kong's policy challenge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lionrockinstitute.org
Thursday, April 2, 2009
無懼上海超越香港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信報 ~ 理財投資 P. 33 , 2009.4.1
中央政府上周宣布要於2020年把上海打造成為「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此消息令上海各界精神為之一振，一位專家在接受上海媒體採訪時便情不自禁地感嘆：「現在好了，終於有了『尚方寶劍』，可以大膽地走下去了。」 競爭對手手執尚方寶劍，香港即時慌了。儘管特區政府官員和中央政策組立刻派定心丸，表示上海與香港之爭為良性競爭，又說香港能從配合上海發展而得益，無懼挑戰云云；但不少輿論，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卻對香港大潑冷水，指出香港在「吃老本」，業務單元化，金融中心規模難與紐約、倫敦甚至東京相比，而且在股票成交金額跟市值，上海已超越香港，香港如再夜郎自大只說不做，最後只會慨嘆時不我與，淪落為二等城市。
香港被上海迎頭趕上之說已不是甚麼新鮮的事，早在九十年代已如是說，奇怪的是主流媒體反應始終如一，沒有與時俱進。愛國公民教育不是推行了十二年嗎？為甚麼香港人還是這麼自我中心？說穿了，不少香港人怕的，是特區政府自毀長城；是我們淪落了，才給上海追上。
我們好不容易從八萬五的惡夢走出來，但母語教學、副學士教我們對本地教育信心盡失；政府許多鴻圖大計都是以夭折告終，還留下爛攤子如迪士尼、數碼港，而最新埋下的炸彈是西九文娛區和最低工資（已有外傭團體表明，若遭政府不公平對待，定訴諸法律）。
當然，政府支持者會反擊說香港現在的「困局」是本地商界缺乏創意，一味以地產為主，炒炒賣賣，以致香港經濟單一化，所以這是市場失效，要政府帶領發展新經濟。但香港又是否處於他們所謂的「困局」？那倒要認真檢討一下。
九七樓市泡沫爆破後，樓市沉寂了數年，到2005年又轉趨活躍，加上股市暢旺，吸引了某些企業不務正業，以炒賣為生，但從今次金融海嘯起因──全球樓價大幅下挫，香港樓價縱有波動，還是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也沒有大規模斷供銀主盤湧現，可見香港整體已汲取了以往的教訓，市場已作出調節，產業上沒有過去般倚重地產。
實情是，香港已自發的往金融業轉型，其GDP比重由九六年的10.3%到2006年提升到15.9%。回想在2002、03年經濟低迷時，政府又有誰說過要發展金融業？還不是到2007年見金融業界把業務發展得有聲有色，才來抽水，說要推動金融業務發展？政府不碰則已，一碰便來個金融海嘯，事實證明市場早著先機、政府專接火棒，如果香港真的陷入經濟困局，也千萬別指望政府這「明燈」打救吧！
而且香港經濟還是充滿活力，從微觀可看到一些例子：九七沫爆破後，企業為減省成本，裁減公司「後生」（Office Boy）職位，但速遞公司應運而生，吸納更多低技術勞動人口，而更多中小企可享受價廉物美的速遞服務，生產效率得以提升。這些都說明香港經濟轉型能力佳，而香港企業家轉數之快，創造職位能力之強，與我們百萬年薪的張局長相比，又是誰勝誰負？
回到上海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之爭，獅子山學會從來厭惡假大空的唱好香港，但事實是香港早已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可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金融城市，金融海嘯後更證明這一點：有別於上海是封閉市場，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熱錢去留自如，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家銀行要花納稅人的錢打救，貨幣穩定全區之冠，甚至更勝英鎊，金融體系根基沒有動搖。
市場規模雖相對較小，但作為一個只有七百萬人、面積一千平方公里的城市（紐約、倫敦、東京和上海大都會人口都上千萬計，面積倍於香港），我們人均的生產力卻絕對能與世界任何城市相比。至於產業多元化方面，搞不清為何政客們總要香港周身刀，你聽過現在紐約受金融海嘯重創，要發展高科技和中藥港救紐約嗎？
最後，甚麼叫國際金融中心？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肖林看得透：「縱觀世界各國，紐約絕對不是僅服務於紐約這個城市，倫敦金融城的覆蓋範圍則遍及歐洲，因此上海建金融中心也不僅是服務上海。」 論到金融業服務世界各方顧客，在中國，香港還是第一。毫無疑問，從規模論，上海已經是中國的第一金融中心，可是在國際化上，還是要花不少時間，但這打造得來得嗎？如果是向市場更多自由、資訊更暢通無阻的方向進發，相信上海金融市場國際化是指日可待的。
無論如何，作為中國人，只要特區政府不用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從來不怕上海追上香港，更希望中央能找到正確的方法，讓上海能真真正正超越香港，不，不單上海要超越香港，如果北京、天津、重慶甚至廣州和濟南都超越香港的話，哪中國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我巴不得她們不單經濟上超越香港，連市民也較香港人文明，不再隨地吐痰、不插隊、市民對市議會擲蕉爆粗掃事件也一笑置之。到那時，我相信香港人會在光榮完成歷史任務下，微笑著從坐著已久的第一位退下來。
中央政府上周宣布要於2020年把上海打造成為「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此消息令上海各界精神為之一振，一位專家在接受上海媒體採訪時便情不自禁地感嘆：「現在好了，終於有了『尚方寶劍』，可以大膽地走下去了。」 競爭對手手執尚方寶劍，香港即時慌了。儘管特區政府官員和中央政策組立刻派定心丸，表示上海與香港之爭為良性競爭，又說香港能從配合上海發展而得益，無懼挑戰云云；但不少輿論，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卻對香港大潑冷水，指出香港在「吃老本」，業務單元化，金融中心規模難與紐約、倫敦甚至東京相比，而且在股票成交金額跟市值，上海已超越香港，香港如再夜郎自大只說不做，最後只會慨嘆時不我與，淪落為二等城市。
香港被上海迎頭趕上之說已不是甚麼新鮮的事，早在九十年代已如是說，奇怪的是主流媒體反應始終如一，沒有與時俱進。愛國公民教育不是推行了十二年嗎？為甚麼香港人還是這麼自我中心？說穿了，不少香港人怕的，是特區政府自毀長城；是我們淪落了，才給上海追上。
我們好不容易從八萬五的惡夢走出來，但母語教學、副學士教我們對本地教育信心盡失；政府許多鴻圖大計都是以夭折告終，還留下爛攤子如迪士尼、數碼港，而最新埋下的炸彈是西九文娛區和最低工資（已有外傭團體表明，若遭政府不公平對待，定訴諸法律）。
當然，政府支持者會反擊說香港現在的「困局」是本地商界缺乏創意，一味以地產為主，炒炒賣賣，以致香港經濟單一化，所以這是市場失效，要政府帶領發展新經濟。但香港又是否處於他們所謂的「困局」？那倒要認真檢討一下。
九七樓市泡沫爆破後，樓市沉寂了數年，到2005年又轉趨活躍，加上股市暢旺，吸引了某些企業不務正業，以炒賣為生，但從今次金融海嘯起因──全球樓價大幅下挫，香港樓價縱有波動，還是停留在2007年的水平，也沒有大規模斷供銀主盤湧現，可見香港整體已汲取了以往的教訓，市場已作出調節，產業上沒有過去般倚重地產。
實情是，香港已自發的往金融業轉型，其GDP比重由九六年的10.3%到2006年提升到15.9%。回想在2002、03年經濟低迷時，政府又有誰說過要發展金融業？還不是到2007年見金融業界把業務發展得有聲有色，才來抽水，說要推動金融業務發展？政府不碰則已，一碰便來個金融海嘯，事實證明市場早著先機、政府專接火棒，如果香港真的陷入經濟困局，也千萬別指望政府這「明燈」打救吧！
而且香港經濟還是充滿活力，從微觀可看到一些例子：九七沫爆破後，企業為減省成本，裁減公司「後生」（Office Boy）職位，但速遞公司應運而生，吸納更多低技術勞動人口，而更多中小企可享受價廉物美的速遞服務，生產效率得以提升。這些都說明香港經濟轉型能力佳，而香港企業家轉數之快，創造職位能力之強，與我們百萬年薪的張局長相比，又是誰勝誰負？
回到上海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之爭，獅子山學會從來厭惡假大空的唱好香港，但事實是香港早已是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是可與紐約倫敦並駕齊驅的金融城市，金融海嘯後更證明這一點：有別於上海是封閉市場，香港作為全球最開放的市場，熱錢去留自如，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家銀行要花納稅人的錢打救，貨幣穩定全區之冠，甚至更勝英鎊，金融體系根基沒有動搖。
市場規模雖相對較小，但作為一個只有七百萬人、面積一千平方公里的城市（紐約、倫敦、東京和上海大都會人口都上千萬計，面積倍於香港），我們人均的生產力卻絕對能與世界任何城市相比。至於產業多元化方面，搞不清為何政客們總要香港周身刀，你聽過現在紐約受金融海嘯重創，要發展高科技和中藥港救紐約嗎？
最後，甚麼叫國際金融中心？還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肖林看得透：「縱觀世界各國，紐約絕對不是僅服務於紐約這個城市，倫敦金融城的覆蓋範圍則遍及歐洲，因此上海建金融中心也不僅是服務上海。」 論到金融業服務世界各方顧客，在中國，香港還是第一。毫無疑問，從規模論，上海已經是中國的第一金融中心，可是在國際化上，還是要花不少時間，但這打造得來得嗎？如果是向市場更多自由、資訊更暢通無阻的方向進發，相信上海金融市場國際化是指日可待的。
無論如何，作為中國人，只要特區政府不用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從來不怕上海追上香港，更希望中央能找到正確的方法，讓上海能真真正正超越香港，不，不單上海要超越香港，如果北京、天津、重慶甚至廣州和濟南都超越香港的話，哪中國會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我巴不得她們不單經濟上超越香港，連市民也較香港人文明，不再隨地吐痰、不插隊、市民對市議會擲蕉爆粗掃事件也一笑置之。到那時，我相信香港人會在光榮完成歷史任務下，微笑著從坐著已久的第一位退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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