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anuary 14, 2009

以學券創新天 各施各法救學子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33 , 2009.1.14 )

星期天看港台的《城市論壇》,一班學者校長東拉西扯「標籤效應」、「中中英中」、「彈性微調」,講了一句鐘,恍如當今香港教育困局的寫照,教育制度中的主角:莘莘學子,在討論中失了蹤。

當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官僚糾纏於教學語言管多少、怎樣管、如何改、改多少,其實反映更重要的問題核心,香港教育制度被官僚緊緊管制,再有能力志向的教育人才,都無從發揮,唯有引入學券制度,才能解救如在水深火熱中的香港學子。

學生真正需要

記得在我讀英文中學的初中日子,年少無知不懂英語的重要,最後落入成績最差的班級。每當上英文課,老師如何努力都只有幾位同學聽課,其他科目硬要採用英文課本,同學索性連課本也不帶,帶了也不揭開,荒唐日子就是這樣流過。

什麼中中英中,標籤不標籤,對學生來說根本毫不重要,學生需要的是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學生需要的是因才施教的課程課節,學生需要的是才德兼具的教學團隊,今日的微調方案是不是大手術,我並沒有興趣討論,但肯定的是,這陣子引發的討論觸不到癢處,幫不了學生。

為什麼國際學校的課程就可以自由訂定,是因為高官議員的子弟都在那裏讀書的原故嗎?何以資助學校的所有運作都要由上而下,皆由脫離教育現場的官僚去倒模規範?一班多少學生才最有教學效益,官僚知道嗎?為什麼不可以資優學生在大班,資弱學生在小班?何以要一刀切全港課室都要用同一規矩?外國名牌大學的英文系教授可以教中學嗎?可以,不過請從最低薪級點計算人工,還要先讀所謂的專業課程。這是為學生揀選最好老師的制度嗎?這是讓最有能力、最有誠意的教育者服務學生的制度嗎?

由家長學生選教學語言

歸根究柢,學校的教學語言不應該由官僚去管,官僚也不懂得管,只有將選擇權歸還給家長和學生,辦學者自然在競爭下不斷進步,滿足公眾的期望,替學生打造貼身的教學方式。

起源於美國學券制,是解救當前困局的唯一出路。

早在1779年,著名學者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提出,家長是決定孩子接受怎麼樣教育的最佳人選,在1869年的佛蒙特州(Vermont)和1873年的緬因州(Maine),已經推行過有學券形式的「鎮付學費」(town tuitioning)計劃。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發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開啟了現代學券近幾十年的探索和發展。

引入競爭是關鍵

學券制的基本理念在於,維持政府對教育津貼的同時,亦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升教育的質素,讓學生接受到最佳的教育服務。而在形式上,政府向家長發出學券,學券金額等於政府每年津貼個別學生的金額。家長則自由地選擇合符指定要求的學校,不論政府或私立都可以。最後家長用學券繳付學費,學校收到學券後,憑券向政府索回現金。

在整個學券制運作中,政府的角色減至最小,如同管理餐廳的發牌,只要符合基本的安全和條件就可以辦學,辦不辦得成功,就由公眾的選擇去汰弱留強,最佳的餐廳讓食客大飽口福,最佳的學校就讓學生學得最多!

不應由官僚去管

學券制早就證明對提升學生學習有莫大幫助,哈佛大學彼得斯(Peterson)和格林(Greene)兩位教授在1996年,對美國密爾沃基市的MPCP學券計劃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是,這個執行了五年的學券計劃,讓參加的學生在閱讀成績上提高了3至5個百分點,在數學成績上更提高了5至12個百分點。

這個實證的結論,不單引起當時五十多個傳媒的廣泛報道,更讓全球各國領袖關注引入學券,讓學生得到最佳的教育,巴西、智利、中國、台灣都推行過不同形式的學券計劃。當少管教育是全球趨勢,而香港卻仍然停留於官僚要管多少的問題。

世上根本沒有教育理想國,只有各施各法的教育戰場,與其繼續大鑊飯式教育飯盒,不如以學券讓學生享用千變萬化的教育自助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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