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是否和諧？

香港社會是否和諧？

嘉賓：王永平、孫柏文
主題：社會現象
內容：不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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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當頭：三分錯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8 2010. 04. 09)

俗語話，聖人都有錯。星期三，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的聽證會，聯儲局前主席格林斯潘更量化一點，說自己「決定有七分是對，三分錯」。

監管不足勢成調查結論

把事情做對，乃理所當然。究竟格老做對的決定是甚麼，相信沒有幾個人會去考究。世間沒有真正功過相抵。那怕是九成九的正確決定，只要一個重要的錯，便恨錯難返。可是公道一點說，為官21年，要一件錯事都沒做過，確實很難。格老是對是錯，有全世界人上百億隻眼睛都在看，又何需一個甚麼委會員去評功論過？

調查委員會這玩意，向來不是要來尋求真相。就像心理學家Maslow的說法：一個人手上的工具是鐵鎚的話，他便會傾向將所有問題都看成釘子。政客手上的工具是監管，監管，再監管，所以，全世界所有由政客主持的調查委員會，也永遠都是先有「監管不足」的結論，再找證據。大家還記得香港的立法會雷曼迷債小組嗎？ 雖然閉門會議還在開，但世民夠膽打賭，結果一定是︰「監管不足」。

格老千年道行恐一朝喪

功過量化，這回格老可能真的怕千年道行一朝喪。想深一層，過去廿多年來，格老把持世界經濟起伏，權力的滋味固然過癮，最終又何嘗不是跟隨着政治環境的節拍擺動？87年，格老剛上任兩個月便爆發股災，他的所謂救市手段，就是為市場提供流動資金。華爾街叫這系統性設計做Greenspan Put。廿多年來，都是同一套板斧：將災難發生的時間往後推。

說到底，政客希望股市日日穩步上揚，打工仔可薪高糧準唔使做。格老只不過盡量滿足各人的願望。可是，世事難盡如人意，要發生的，總會發生。到了面對一切代價的時候，人總要找個理由。時下美國的民情，主流要銀行業問責，政客也希望格老說︰「加強監管」。

這場戲實在不難演，但真正問題有沒有因此解決？政客為了選票，將根本沒有能力置業的人都推上車，又是否正確？這些事情，格老當然不會說明白。或者，人在江湖本身已是錯。

利世民

最低工資厚顏可恥

李兆富- 壹週刊 (A006| 時事| 另壹角度- 8/4/2010)

兩週前，在一個電視烽煙節目辯論最低工資立法，節目中，工聯會的潘佩璆打電話進來，基於天生的好奇心，我問：你們支持的最低工資水平是什麼？

潘：「每小時不低於三十三元。」

支持最低工資陣營，聽到張宇人提出二十元的最低工資水平，便要他試用二十元的時薪去過活。請問工聯會，全體上下都可以用三十三元的時薪來生活嗎？

潘：「 時薪不低於三十三元，是我們為了工人爭取的……」

鬼拍後尾枕，潘佩璆道出了政治的可悲。為民請命，銅板的另一面，就是憎人富貴厭人貧。階級敵人提出二十元是可恥工資，可是，高高在上的工會領袖，無論談吐打扮多麼草根，卻始終不是領受最低工資的人。

為什麼工會開價三十三就是尊嚴工資？難道每小時多十三元便買得到工會的尊嚴？ 尊嚴不是越多越好嗎？工會為什麼不去爭取時薪三千三百三？最低工資立法會令某些人失業，工會領袖又怎會不知道這個事實？而且，法定工資水平越高，死傷越慘重，所以工會才會開一個比可恥工資多十三元的「相對不可恥工資」。

每次辯論最低工資，我都會問：請支持最低工資的人，向因為這條法例而失去了工作的人解釋，為什麼失業會令人更有尊嚴？

工會選擇不去看清事實，寧願要令工人失業，是出賣工人，尤其是工人當中議價能力最低的一群。時薪三十三元的最低工資，跟二十元一樣可恥，只不過是原因不同。

追本溯源，新西蘭在十九世紀末率世之先推行最低工資立法，目的是為了排拒教育水平直逼男性工人的婦女，以及從中國湧入的廉價勞工的。廿世紀初，美國推動最低工資立法，也是間接抑制有色人種以低薪競爭的歧視性政策。

另一邊廂，除了張宇人，世上也有其他商界力撐最低工資。○五年美國沃爾瑪忽然呼籲提高最低工資水平，輿論以為向來不賣賬的沃爾瑪，終於屈服在工會壓力下作出妥協。實情是，沃爾瑪員工的薪酬，早已高出最低工資近一倍，沃爾瑪也表明不會給員工加薪。說穿了，提高最低工資，是為了提高中小企對手的成本。

工會要工人失業，商人爭取最低工資，似是天下間最荒謬的事；原來敵我之分，在於有票無票。

工資低，多是低學歷和低技術。他們並未有因為最低工資立法提高了議價能力；反之，他們的勞力價值，和法定工資水平拉得更遠了。 香港落實最低工資立法的得益者，時薪比上不足但比下有餘的工人，可以暫時減少一點競爭壓力。仔細看兩大工會屬會成員的工資分布情況，便知道被最低工資淘汰的，都不是有票在手的人。

劫貧濟貧，難言公義。另一邊廂，最低工資立法淘汰中小企，減少競爭讓大企業受惠，劫貧濟富，更是厚顏。這場政治秀，有票的都是贏家，苦了的都是最弱勢的工人。

利字當頭：妄自菲薄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05 2010. 04. 08)

上海市長韓正訪台，伸出的橄欖枝，是上海交通銀行的人民幣和台幣雙向兌換。

如果我是在大陸的台商，現在應會很期待這德政落實。畢竟財富是人民幣抑或是新台幣，乃一種選擇。

以前沒有選擇，現在多一點，當然是好事。世民最看不順眼，就是國家的大員宣告類似的便民政策時，字裏行間，總流露出天朝大員施恩予黎民百姓的一般傲慢。

香港剛巧在月初成立了台港策進會，大家都希望在統戰台胞上盡一分綿力。可是港府在形勢上，永遠輸蝕一截，坊間每次見上海有甚麼動作，都杞人憂天。

「香港邊緣化了，香港地位不保了。」這老調彈了十多年，究竟上海有沒有取代香港？有人說，以前就是因為大陸和台灣沒有直接聯繫，香港可在中間過水濕腳。現在沒有這個「優勢」，所以香港要褪色了。

要是你相信，香港有今天的繁盛，全因以前人家作繭自縛，那麼，你的擔心是應該的。不過連滙兌如此基本的櫃台業務，都要由堂堂市長去宣佈，上海在可見將來，有能力威脅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嗎？

有。條件是我們放棄了香港獨有的優勢。

港甘願放棄獨有優勢

「香港獨有的優勢是甚麼？」世民的確遇過不少二十出頭的提出這疑問。原來過去十多年，我們的教育制度在有意無意間，向這群八十後灌輸「中國好、香港好」的邏輯。

久而久之，我們都忘記了，香港對改革開放的貢獻。當然，他們也忘記了，這地方曾是經濟奇蹟。

「那是以前的事嘛？世界不一樣了。」說這句話的人，我從來沒聽過一個可用簡單的話給我解釋，世界究竟有甚麼不一樣，為甚麼香港戰後成功的一套現在行不通。還是香港在回歸後潛藏的改變，令我們不再像以前般優越？

好，就算要說真的有甚麼改變，那就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香港的對手都是全世界最好、最尖端的。以前香港商人都是放眼世界，現在特區政府眼中只見大中華，前路當然難行。

利世民

人為提升工資的後遺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理財投資P.31,2010.4.07)

最低工資的立法程序已經進入最後階段，討論焦點亦由立法與否轉至工資的限制水平。雖然最低工資已似如箭在弦，但政策對於勞工市場有着不可挽救的深遠影響，實在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工資是價格，由勞工供應與相關的工作機會決定。較低技術勞工的工資，長年以來都難受惠於經濟增長，除了是由於工作本身要求專業技術較低，因而使任何的工資上調都會吸引大量競爭者之外，亦因為新來港移民為低技術工作持續提供充足的勞工所致。

工作機會減少無可避免

對於有能力提升技術和生產力的勞工，相信無人願意利用政策把他們長期困於低技術工種，這一類人改善工資的最好方法自然是透過學習、創新提升自身的價值。當然，社會亦有另一類人受制於不可改變的客觀因素難以提升生產力。即使社會福利的大門敞開，不少人仍然希望參與勞動市場自食其力。在職貧窮的問題，應該針對幫助後者而非前者。

要人為地調升市場工資的水平，實施最低工資是其中一種方法。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工資被限制於較高水平，無可避免會減少工作機會，而減少的幅度視乎勞工需求的價格彈性。有關職位愈屬必要，價格彈性愈低，受影響的就業機會愈少。這點受過基本經濟學訓練的人都能掌握，甚至成為支持實施最低工資的理據。

大部人忽略的是，最低工資減少的工作機會並不等於受影響的勞工人數：即使就業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原封不動，獲得工作的勞工卻可以人面全非。因為當工資被人為地限制於較高水平時，一方面會使更多勞工加入競爭相關職位，另一方面僱主在工資被限制於較高水平的情況下，必然嘗試聘請較高生產力或能夠從事較多不同工種的勞工來減低損失（正確來說是減低租值消散），所以原本擁有工作的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失業的機會會大增。 至於希望投入勞動市場的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在相對工資被迫提高的情況下，同樣較難獲得機會。

正因如此，不同的研究雖然未能對於最低工資與就業的關係達成一致的結論，但是對於最低工資打擊低技術勞工就業的結論，卻較為肯定【註1】。

對於最低工資為低技術勞工和弱勢社群帶來的威脅，支持者似非毫不知情。根據個人經驗，在不同討論最低工資的場合，都曾就有關問題與支持者討論，支持者都會不約而同表示弱勢人士以如此辛勞換取如此微薄收入，或許退出勞動市場、申領社會福利對他們更為合適。

可惜，在整個最低工資的討論之中，政府與支持者既未有將這種想法諮詢可能受影響的弱勢社群，更未有為因此而對他們帶來的打擊提供相應配套（記憶之中，只有傷殘人 士可能獲得豁免，其他如年老者、新移民、欠缺工作經驗的年青人、更新人士等等的處境均被忽略）。

人為提升工資的另一方法，是為勞工提供收入補助，亦即所謂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簡單而言，負入息稅就是為收入低於某一水平的家庭，提供某個百分比的補助。收入提高， 補助金額會按某個百分比減少，從而維持勞工提高收入的積極性。負入息稅的最大好處，是在於能夠同時提高市場工資與就業機會。勞工收入因為補助而提高，僱主則因為勞工成本下降而樂於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可考慮負入息稅

對於低技術勞工和弱勢人士，由於原本的工資較低而獲得較多補助，因此在僱主眼中，他們與高技術人士的相對工資會進一步拉闊，從而為僱主聘請低技術勞工和弱勢人士提供更大誘因。美國早於七十年代實施一項非常類似負入息稅的計劃，名為入息稅務優惠（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有關計劃提供的補助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逐步調升，對於改善受助人士的就業情況有着重大的貢獻【註2】。

當然，相對於最低工資，負入息稅涉及政府開支、需要動用稅收。除此以外，最低工資之下勞資雙方利益對立，有助降低監管成本，負入息稅則很有可能出現勞資雙方「同心」利用虛假職位騙取補助的機會。

對於實施負入息稅的主要憂慮，其實並非在於上述細節，而是在於負入息稅對於提高工資的效果較難確定。因為負入息稅為勞工收入提供補助，所以勞工願意在低於原有工資的情況繼續工作，僱主因而受益。最終僱主與勞工分別受惠於負入息稅的多寡，需要視乎勞工需求及供應的價格彈性。

註 1：Neumark, David and Wascher, William（2006）.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review of evidence from the new minimum wage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663, NBER
註2：Bruce D. Meyer and Dan T. Rosenbaum（2001）. "Welfare, 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Single Mother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6.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國泰若出事對港負面影響大

嘉賓：孫柏文
主題：企業管治
內容：市民作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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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干預得了嗎？

李兆富- 壹週刊 (A004| 時事| 另壹角度- 1/4/2010)

香港的社會改造工程，始於上世紀戴麟趾當總督的六十年代。六六和六七年的暴動，逼殖民政府「做點事」。由海底隧道到推行六年強迫教育，設置民政主任制度，搞點工人福利等，都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是香港公共政策的代表作。

自七十年代至今，政府大致重複同一套方程式；回歸十二年九個月，特區政府在建制上，仍然可以隱約看得到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功利主義的基因：要大灑金錢便開闢新市鎮，搞基建，蓋公屋；另外，教育首要目的是建立市民對社會的認知，難聽一點就是洗腦，資源許可便搞普及，但課程必須嚴格控管。香港行政機關，除了這幾個範疇和基本政府功能，就沒有建立其他可以深入干預市場運作的能力。

可是單就幾個大干預範疇，已經足夠搞出許多問題。像新市鎮，幻想中的「社區經濟」從來沒有實現過。以前的規劃師相信，有了新道路、公屋群和官辦商場及工業大廈等硬件，人人就會安居樂業。 事實上，新市鎮建成初期，因為就業不足和設計不周，帶來極多社會問題，政府就是一直沒有辦法，要等幾十年後社區都已經老化，當年的問題才慢慢自然死亡。

從宏觀角度看，官僚想像中的社會，像一台機器，這裡拉一把，那裡推一桿，任何改變都對應得了。可是，真實的世界，正所謂百樣米養百樣人；拉動計劃經濟的操縱，社會有時沒有反應，有時要很長的時間才有反應，更多時候，反應跟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樣。

回歸後香港出生率不斷下降，到○三年谷底，全年只有四萬七千個嬰兒出生。說到底，經濟不好，大家自然少生育；可是在教育的計劃經濟，五年，十年的教育框架，一條龍由量產教師到學校興建，早就定好了目標。人口的變化，對不起，準備不了。

特區嬰兒要升中了。經歷過早幾年小學殺校，今次教育局想出讓學校自願縮班。可惜，世界就是不會依官僚心目中的劇本發展。有名校已表示不會縮班，因為好學校學額永遠供不應求，也是合理做法。可是，到了二○一九年，要是中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移民潮，入學人數比現在要多近二萬，縮班殺校之後，屆時又會出現教師人手供不應求的問題，計劃經濟又可以怎樣呢？

歸根結底，政府有沒有必要深入干預教育？若果香港有學券制，入學人數低的幾年，要縮班的還可以試試選擇轉成小班，提高教育成效和名牌競爭。如今管死了，又是誰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