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字當頭：鎮壓炒樓絕招

(Apple Daily, 7.29.2010)

如果問世民，怎樣去搞好香港經濟。對不起，真不知道從何說起。畢竟，七百萬人就有七百萬個方法；就算只有1%是對的，好點子也有成千上萬。不過，錯的99%，還是有成本，要由提出這些想法的人，自己去負責。明白這一點，就明白不干預的精神是甚麼。

銅板的另一邊，搞衰香港的方法，雖然同樣有成千上萬個；但是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做錯事的成本，永遠不用由提出的人去負責，而是由全城人一起去分擔錯誤的成本；既然如此，結果當然會藥石亂投。

亂推稅項不切實際
不信嗎？就讓世民和大家來個純思想的實驗。假設，今天有人提出要落最重的藥，去打壓樓價，你會有甚麼提議？嚴禁囤積，好嗎？立法規定每人可以擁有一套房供自住。擁有住宅業權的人再買樓，無論有冇賺錢，一律算投機，徵收樓價5.5%投機稅；投機房賺錢，收雙倍利得稅率，有錢的都不會炒樓了。不過，每人只可以擁有一套房，租盤又從何而來？租盤供應有限，租金上升，誰敢保證聲大夾惡的政客，不會出來呼天搶地？

第二招，樓宇空置超過三個月，便徵收空置樓宇租金，以十倍差餉計。兩招一起出，投機活動減少，租盤亦自然又平又多。這直頭是鎮壓啦！

要是推第三招：立法規定，地產發展商收益超過平均市場回報率，便要交50%暴利稅。無利可圖，又哪裏來地產商去賣甚麼假豪宅？大家覺得世民說的是天方夜譚嗎？但願如此。要是有朝一日，香港政客竟然將上面的都做。阿彌陀佛，大家還是準備移民好了。
利世民

唱好香港的意義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P.37,2010.6.02)

獅子山學會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唱好」香港，特別近年一眾特區高官和「藍血」立法會議員等事事奉「西方先進國慣例」為圭臬，把香港評得一文不值；而事實上，所謂西方先進國內政都一塌糊塗、政府欠下一屁股債而民不聊生時，唱好香港、鼓勵港人堅持不跟隨在西方已證實破產的傻蛋政策尤其重要。

當歐洲高福利主義泡沫爆破的今天，歐盟對這世界的貢獻已變得無關痛癢，他們能搞好自己的爛攤子不連累街坊，已是功德無量，「藍血」立法會議員們別再做「無間道」，向香港輸入歐洲的有毒政策，好嗎？

在大西洋的彼岸，當我唱好香港時，高傲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認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是他們望塵莫及的。當然，他們也有民主制度是我們望塵莫及的，大家算打個平手。

歐美對香港又羨慕又妒忌

美國人很奇怪，有一類是衷心欣賞香港的低稅率、大市場政策。有一次有一個歐洲人又向世界推銷他們的「靠害」政策，說亞洲各國政府應該放棄抽入息稅（或薪俸稅），改以提高增值稅彌補稅收。我即時挑戰他，說香港沒有增值稅或銷售稅，繳納薪俸稅的人數只佔工作人口的35%，政府卻連年盈餘，為何歐洲不學香港？一 位美國人即時在我耳邊說：「這是歐洲的詭計，你要是跟了他們，最後增值稅和入息稅都要交，稅率都好像天一樣高，就像他們。香港的稅制『頂呱呱』，我們都想要，幹嗎學他？」另一類美國人，通常都是親共和黨的保守派，他們心中明白香港的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但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也因為大美國心理作祟，每一次我 唱好香港，他們會暗暗跟身旁的人說：「香港土地行的是租借制度（leasehold land），不是完全擁有地權制（freehold land），政府是最大地主，這樣不好。」當然租借制還是完全擁有地權制好，牽涉很多歷史因素，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但客觀條件是租借制在香港行了一百七 十年，仍然相安無事。這類美國人對香港雞蛋裏挑骨頭，更深層的意義，是恐怕中國瞭解到香港的優點、明白了自由經濟的真諦時，真的全面落實經濟自由化，那中國威脅美國的一哥地位再不是說說笑而已，老美哪會不驚？

總括來說，每一次唱好香港，當看見大鼻子美國人的羡慕或妒嫉眼神，本會同寅都感到身為香港人的無限光榮。說到這裏，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香港貧窮問題很嚴重，有一百萬人活在貧窮線以下—— 一百萬人的故事嘛，行政會議成員都要幫窮人出頭，你不知道嗎？我知道，不如讓那位自認很有為的特首大熱門的行政會議成員，帶領我們成為另一個希臘，四十歲就可以退休的樂園，好嗎？

也相信有香港人自虐的DNA會發作，說：「不是曾有一國內同胞因颱風被困香港機場，說了句：『香港若不是中央政府 照顧你們，香港就完蛋了』的名句嗎？『香港完蛋論』在國內很有市場呀！上海北京早就不放我們在眼裏了。」基於某部分國內同胞對我們的不理解，所以我們唱好香港行動也積極向國內拓展。

上周，我就應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邀請，出席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和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在北京的燕山大講堂主辦的講座，向同胞推廣港英留下的最寶貴資產，就是「積極不干預」政策。

「積極不干預」不是早就給曾蔭權宣布死亡了嗎？還有什麼好說？別說作為英國爵士的他，我不相信他真心就這樣放棄英國人留下的瑰寶。既自稱為政治家，耍一下手段，陽奉陰違，大大聲宣布「積極不干預」死刑、私底下拖延它的行刑時間，這等三腳貓工夫他老人家還是懂的。拖到他卸任，讓下一任特首，特別是如果由那位自認很有為的特首大熱門來當的話，把香港變為另一個歐洲，那香港人還不永遠懷念曾蔭權嗎？而我這北京之旅，希望能做到的，就是把香港這傳說，在它滅亡前，傳遞給國內懂欣賞香港的同胞。

香港對國家發展價值重大

篇幅有限，講座的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上騰訊的網頁 （http://view.news.qq.com/a/20100531/000040.htm）瀏覽。國內的講座有一個特點，我說完以後，會有一群學 者（評議嘉賓）即時分析和評論我的觀點。就在同一天，我也參加了一個關於國內公共醫療系統的講座，那些學者就毫不客氣的批評來自德國講者的論點。所以，在國內演講，是很大的挑戰，如何避重就輕是一大學問；另外，國內知識分子牙尖嘴利的提問，也是挺惱人的。

不過，國內同胞對香港（和台灣）給大陸的示範作用，卻是珍而重之的。評議嘉賓之一、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楊團教授便說：「香港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密切結合的，香港的經濟增長是自我努力的結果，它的三大要素是自由資本的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土地的流動。這些基本要素的流動讓每個人有自我奮鬥、自我成長的意志和空間，最後造就了香港的繁榮。所以，能不能在香港繼承它百年成長起來的文化傳統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全世界獨特模式，可能決定着香港的未來。如果中央政府一定要把香港改成中央集權、人為干預的話，那麼再過二十年，香港很可能就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富饒、自由的香港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馮興元教授也說：「中國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國家，我們有台灣的地方法，有香港自由港普通法，兩個地方都有錢，給改革開放帶來大量的技術、資金、管理經驗。」看來，香港於中國長遠 發展，還是很有價值的。所以唱好香港，一定要繼續下去！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info@lionrockinstitute.org

退回膠袋稅更利環保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39, 2009.9.30)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在《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與自由》等著作提出「不可預見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後來成為了「不可預見的定律」（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對現代人理解人類群居生活有重大意義。
　　
「不可預見的後果」說來並不複雜，要旨在於解釋強制力量何以不能改變人們的習慣，甚至會出現適得其反的現象。因為成千上萬人的現代群居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動機和意志，社會現狀只不過是眾人在不斷互動下的暫時狀態，由一種由內而外的凝聚力推進漸變式的進步。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任何強大的外力試圖去改變這種集體選擇後的秩序，最終都會徒勞無功，甚至會因為擾亂了原有秩序而引發原先不可預見的後果。
　　
這理論最重要的地方是解釋給世人知道，儘管擁有強大力量的機構如政府，都不可能隨意以外力強制改變人們的原有習慣。獅子山學會成立以來屢次反對政府的無謂干預，出發點不是否定政府的存在意義，而是要憂心政府的干預最後都只會引發始料不及的災難。回歸後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正給予港人當頭棒喝，由政府強力干預，最後只會以敗局收場。
　　
最新近的例子莫如7月7日開徵的膠袋稅，引發的「不可預見的後果」包括更多不同形式的浪費，最終不但做不到保護環境，還帶來不必要的破壞。好像主張環保回收的組織「綠．行動」在膠袋稅實施後訪問逾八百名市民，逾九成受訪者指家中有逾十個不織布環保袋；逾五成指用過的環保袋曾出現破損，被迫棄掉。

不織布環保袋塑膠製造
　　
坊間大部分不織布環保袋都是塑膠製造，耗用的塑膠量比普通的膠袋多五十倍，而且因為有錦線、釘口等組件，就算回收都難以循環再用。現在無論到大小商店都愛送上一個「環保袋」，最終累積的浪費無可計量。
　　
更有趣的是，膠袋稅引發「不可預見的後果」還包括打擊消費意欲。零售管理協會訪問二千七百六十五間實施膠袋徵費的零售店舖會員，有近六成商戶指周五至周日生意下跌，亦有三成六指其餘日子生意也減少，其中一成半更「大幅下跌」，協會估計每宗生意平均減少2至3元，整體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有個位數字跌幅，影響甚大。究竟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是在反消費？是不是人人減少消費就等如達到環保的目的，實在令人深思。
　　
當然，膠袋稅引發「不可預見的後果」也不可以說完全「不可預見」，外地實施膠袋稅都帶來種種禍害。台灣自徵收膠袋稅後，膠袋垃圾由2000年的五千萬噸，升至2005年的九千萬噸。商販改用更厚更耐用的塑膠袋，反而造成更多塑膠垃圾。
　　
據The 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調查顯示，愛爾蘭徵收膠袋稅後，總膠袋用量並沒有改變，愛爾蘭人不過由使用購物膠袋改用垃圾膠袋。
　　
香港在膠袋稅實施後還未有完整全面的調查數據，不過塑料袋業廠商會副會長劉志良稱，背心袋的訂單確下跌接近四成，然而垃圾袋、平口袋、不織布袋分別上升最高五成，令整體用膠量反升半成，根本是此消彼長。種種「不可預見的後果」還未包括超市送貨次數的增加、預製膠袋的包裝、百貨公司以紙袋取代膠袋、超市保鮮袋被濫用等等遺禍。

退稅才是「污者自付」
　　
事到如今，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終於改口，留有一線地說會了解塑膠使用量，才評估得到膠袋稅的成效。但問題是點算在堆填區的膠袋數量，並不能準確反映膠袋稅帶來的種種「不可預見的後果」。單是超市現在背心膠袋，已經比過去的變大、變厚，每個袋耗用的塑膠成本都比以往的多出好幾倍。
　　
要在堆填區清楚點算膠袋本來就很難準確，就算是逐車點算膠袋數目，僅是數量減少也反映不到塑膠的使用量有否減少。如果僅是減少了背心袋的數量，就盲目認同膠袋稅的成效，那只是掩耳盜鈴的愚蠢行為。
　　
事到如今，環境局只有把膠袋稅退回給市民，每個已收取膠袋稅的已用膠袋可以取回五毫子，鼓勵市民收集膠袋循環再造。現在的膠袋稅收取的方式是「用者自付」，不論是否謹慎使用都即收如儀，但如果把膠袋稅退回市民，那才是「污者自付」，使用完膠袋而不作回收的話，才需要付款。
　　
一直反對實施膠袋稅的107動力在8月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膠袋稅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影響，在一百九十一名市民回覆中，所得出的結果是有83.2%的受訪市民認為在自己把膠袋拿去循環再造後，政府應該退回稅項。
　　
這建議還能夠將本地幾近是一池死水的膠袋回收業重新上路，不再單靠外國進口的膠袋再造成其他用品，而能夠善用本身可以循環再造的本地膠袋。說到底，善用資源才是環保之道，強制禁絕帶來的禍害將無法估計。

環保的經濟角度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 33 , 2009.7.15)

不要以為從經濟角度分析環保問題，就是簡單地說環保會增加成本、阻礙經濟發展，於是環保與經濟增長成為二選其一的選擇題。相反，環保問題的經濟分析其實有助了解問題的核心，從而制定相關政策。

過去的環保問題主要集中於資源短缺的憂慮，例如害怕使用木材會使樹森消失、急增的能源需求會耗盡石油等。這種想法的經濟理論基礎較弱，原因是某種資源的多寡會影響價格，價格改變消費行為，最後所謂短缺問題亦會得以解決。

就像歷史中的木材、煤和石油等各種能源，隨價格主導而更替，都能避過耗盡的危機。同理，只要石油的存量下降到一定程度的少，價格就能引導使用各種再生的能源。

界外效應受關注

近年的環保議題已較少集中「耗盡」的問題，而是主要來自各種經濟活動產生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假如工廠毋須負擔污染環境的成本，同時生產又不受限制，工廠將會在整體社會的邊際成本（包括環境污染的成本）高於整體社會的邊際得益的情況下，仍然繼續生產。這種情況就是過度生產，過度生產的背後，就是過度使用環境資源。

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指出，界外效應源於產權不清，工廠過度污染河流打擊漁民生計是由於河流的產權不清，因而無法透過交易使河流資源達致適度使用。

釐清產權在工廠和漁民的社會是很可行方法。不過，隨工廠和漁民的人數增加，高昂的交易費用，將使界定環境資源的產權接近不可能，於是政府限制生產，或以稅項解決問題就較為常見。

由此可見，因為膠袋難以分解或在分解時產生有毒物質，所以對膠袋徵費，並非沒有經濟理論架構支持的。不過，由界外效應看現在香港的膠袋徵費，有幾點卻很值得留意。

第一、過度使用膠袋的問題，是由於個人使用膠袋時沒有考慮到對社會帶來的額外成本，而徵費則是用來把以往未有考慮的社會成本加入個人成本之中，利用價格機制減少膠袋的使用量。

減少膠袋使用量是改正個人成本的結果，而不是徵費本身的目的。盲目追求減少膠袋使用量，使到過少使用膠袋（即使用量的邊際得益仍高於邊際成本）而加重其他代替品的消耗，理論上，與過度使用膠袋的害處不惶多讓。

要有效地利用額外的徵費達到適度使用膠袋的效果，關鍵在於弄清使用膠袋對環境所帶來的額外成本。環境成本往往難以直接計算，簡接的方法就是根據回收再造，或無毒廢物處理等能夠「消滅」膠袋的成本入手。因此，利用徵費改善過度使用膠袋問題的步驟，應該是先建立相關的產業，然後再根據有關的成本制定徵費，這樣才可以避免膠袋徵費失去方向。

第二、既然徵費目的在於解決個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分歧，存在成本分歧的項目便應徵費，當中不應存在價值判斷。如果處理膠袋存在額外的社會成本，膠袋便不會因為用於濕貨，變得較環保或者較為必須，因此也沒有理由豁免於徵費外。進一步而言，如果膠袋的問題源於塑膠物料，便應從源頭的塑膠物料徵費，而不應只把使用膠袋才是浪費。

實施膠袋徵費以後，不織布袋成為主要的代替品。環保袋的塑膠物料多於普通膠袋幾十倍，部分較膠袋更難分解，但較為耐用。最終使用不織布袋是否較為環保，取決於個人習慣。

有些人使用不織布袋時分門別類、小心存放，不織布袋可以經年使用；有些人事務繁多，又見從各種途徑得來的不織布袋不少，每個不織布袋可能只會使用幾次。人人習性不同兼且時刻在變，假如在實施徵費時加入價值判斷，就很容易扭曲不同代替品的相對價格，把過度使用的問題由膠袋推到其他「更不環保」的代替品。

第二、 過度使用等於過度供應，向消費者徵費跟向供應者徵費理論上沒有分別。當然，要是供應者沒有把徵費轉嫁給消費者，這樣便無法減少膠袋的使用量。

事實上，零售商採購的膠袋從來不是免費的，但大部分零售商最後卻是將膠袋免費給予顧客。其實這樣的情況在社會上一點也不罕見，食肆的茶水、牙籤是免費的（酒樓收茶錢，但加水加茶葉不另收費），巴士上的座位也不會較企位另收費用。這些情況都是因為「收取費用」的行為本身存在成本，要是膠袋、茶水、牙籤和座位本身的價值較為他們定價、監察用量、更改收費系統等成本還要低，零售商、食肆和巴士公司自然寧願免費奉上。

成本高 利運用資源

因此，假如徵費對象是零售商，而零售商並無把徵費轉嫁消費者時正代表對膠袋收費的成本大於徵費。即使零售商不對消費者收費，因而不能減少膠袋使用量，但對整體社會的資源運用仍然較為有利。也許有人會認為向消費者收費的成本只屬一次性，必定較改正過度使用膠袋的長遠社會得益為少。

環保是當今的重要議題，然而，要是政府不只打算把環保成為流於口號的形象工程，隨波逐流地將外地的相關法律照抄一通，而是真正希望避免環境資源被濫用。政府推行措施之時，除了要有嚴謹的科學基礎，也應該認真地進行經濟分析。

膠袋稅害苦地球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王弼 及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何民傑 , 信報 (理財投資 P.29, 2009.7.8)

美國前總統列根有一句名言：「政府往往不能夠解決問題，因為政府就是問題的本身」。

沒錯，現代形式的政府也只有幾百年的歷史，就算政府的規模如何龐大，資源如何充足，面對人類群居生活建立的複雜關係，往往會好心做壞事，將社會上原有的問題搞得更加混亂。

在香港，7月7日實施的膠袋稅就是最新的例子。為什麼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會選擇7月7日，即中國抗日八年的開端這個國殤日子開徵新稅項？天曉得！聰明的他可能想幽香港人一默，膠袋稅亦是環境災難的開端吧！

愛地球及善用資源是現代人恪守的環保信念。但要實踐這些信念，必須從人們的心底裏出發，心悅誠服的為大自然設想，而不是單靠政府的強制暴力立一條法，就能夠改變每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香港人真的不環保嗎？我們收集超市膠袋作循環之用和最後把它成為垃圾袋，是環保得叫外國人發笑的。

不過，邱騰華為了政績強推膠帶稅，口口聲聲說新稅款會推動環保；但荒謬的是，就在膠袋稅推行的第一天，邱騰華卻說膠袋稅能否減少膠袋消耗，要視乎市民是否合作，如果要市民合作，為何要開徵新稅？得來的稅款又撥歸庫房而不用於環保，那膠袋稅如可推動環保？既稱合作，則市民必須自願，強逼繳新稅不叫合作，應叫懲罰。
.
推行前惡果湧現

膠袋稅未成功推行就見到三大弊病。第一、膠袋稅不斷引發海耶克講的「不可預見的後果」，即是政府意圖以強制力實現一些儘管是善意的想法，但都會因人們複雜多變的習慣而無法實現，甚至引發一些原先預想不到的惡果。

有超市在七．七大限前，已經免費派送八十萬個不織布袋，每個袋的塑膠原料是傳統膠袋的三十多倍，還有其他更多的材料，而且永不分解；有調查指出，近月超市湧現預製膠袋包裝，增幅達三成，而且又厚又大，密封袋口，用完即棄，估計一年將浪費三十億個膠袋；還有便利店索性將膠袋改成無手抽設計，一樣照派如儀；甚至有老牌百貨公司全線改派紙袋，而紙袋較膠袋須耗用五十倍能源製造……。

莫以為這是意想不到的惡果，其實早在2005年，政府曾經委托顧問公司做實施膠袋稅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研究了世界各地實施膠袋稅的經驗，配合香港的特殊生活環境，得出的結論是不值得在香港推行膠袋稅。但奇怪的是，邱騰華對這份報告近乎隻字不提，甚至連報告的中文版本也欠奉，難道不喜歡的顧問報告就可以當沒有做過？

事實上，不少國家在實施膠袋稅後都和香港一樣出現不少惡果。例如愛爾蘭就因膠袋稅而增加近十倍的垃圾膠袋量，塑膠用量並無實質減少。台灣、丹麥也出現膠袋用量反彈的情況，蘇格蘭和澳洲甚至因此叫停膠袋稅，而香港卻因邱騰華力主推行膠袋稅，引發連串環保災難。

說到底，香港盛行的「法律實證論」觀需要全面檢討，近年但凡有任何社會問題，官僚政客最便利的反應就是要求立法，立法規管停車熄匙、立法規管開車入市區等等，視法律為統治人民工具的聲音不絕於耳。

銷售稅的先兆？

法律是一把雙面刃，政府善用，則有道；濫用，變為政府行使強制力的手段，則無道。何謂「善用」、「濫用」，這是法理學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此很難三言兩語說清楚。一般而言，法律是用以保障人民的性命、權利、財產，是為「善用」。

若法律是用以限制人民的生活，對人民的自由諸多箝制，是為「濫用」。如今，邱騰華以推出膠袋稅來強制人民實行官方所謂的「環保」，其對法律之濫用，可謂破壞了本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

我們除了要留意膠袋稅對環境的破壞，還要注意一點，是膠袋稅的徵收方式︰政府現在先要求有關商戶登記，然後再作每個膠袋徵稅，再由關商戶定期向政府交數，得來的稅款又撥歸庫房而不用於環保。

如此，膠袋稅隨時變相為政治日後銷售稅的「先頭部隊」，待政府試行膠袋稅的徵收辦法行通後，再推出銷售稅時則謂有師可法。故此，膠袋稅有為銷售稅鋪路之嫌，實在不得不令人擔心。

正視公私營合作 保障納稅人權益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 P.31 , 2009.6.10)

剛於周六擔任一專上學院的嘉賓講者，與該校的社工副學士生探討自由主義如何影響社會政策，席間免不了討論政府的社會角色等問題。

一如所料，某些同學英雄出少年，不滿足於成龍大哥的自由論：與其只局限中國人，倒不如走向國際，總之社會就不能太自由，因為市場非萬能，必須政府管一管。

市場是否萬能，猶如這世界有沒有神一樣，證實不了；但政府是否萬能，獅子山學會卻很有信心予以否定。不過，政府把持納稅人的血汗錢，的確有很大力量，問題是你的公僕一旦大權在握，通常會把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還是為自己累積政治籌碼？

政府傳媒的弔詭糾纏

過了數十年寒暑的讀者相信都對答案瞭然於胸。獅子山學會從不自命清高，向來不抗拒自利這現實。既然如此，商人和政客在骨子裹又有何異？

為何在香港，商界常被描繪為站於剝削勞苦大眾的位置，而政府卻鐵面無私？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傳媒遇到所謂不公義的事，一方面要求政府主持公道，但當政府出手干涉時又云官員們如何的無能。

總之香港傳媒和政府就永遠在這弔詭的關係中糾纏。政府由從前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現在「免議而不決、價貴照上馬」，還是找不到出路，浪費掉的還不是納稅人的血汗錢嗎？

事實反映一切，繼政府豪花200多億興建西九後，立法會於上周五再向環境局撥款51億元，於屯門曾嘴興建焚化爐。興建焚化爐竟要51億元，更令人擔心的是申請撥款恐怕陸續有來，因這焚化爐只處理淨化海港所產生的污泥，環境局擬興建另一（或擴建現計劃的）焚化爐，焚燒其他固體廢物，可見整個焚化爐興建計劃隨時花納稅人近100億元（當年西隧建築成本57億元，就算加上通脹，整個焚化爐計劃的成本，應可用以興建第四條海底隧道），實在貴得驚人。

我們在上周所討論的「公私營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文章中已指出，本來青洲英坭和科技大學合作，所提供的焚化爐方案只需九億元，為何環境局會拒絕這方案？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的解釋是青洲英坭遲了入標和沒有提交環評報告，所以不考慮其標書云云。

公僕爭取政治本錢

但如果這事純粹發生在商界，任誰當老闆都不會讓邱騰華這樣輕鬆過關。如此大型計劃，環境局不可能在截標後才知道青洲的方案。如果事前已知這方案存在，環境局是否應細閱該公司的標書？如果內裹有不設實際的定價或其他過份辛辣的條件，如收取高昂的營運費等，那邱局長應可堂而皇之交代為何不接納青洲的方案，而不是像現在以遲入標這匪而所思的理由，拒絕一個造價低了八成的方案。

究竟一年收了我們納稅人三百多萬的邱局長，有沒有做好他的工作，看清楚青洲的標書？還是為免政治上的麻煩把青洲的方案排除在考慮之外？

又是「官商勾結」這魔咒在發作了。問題是縱使官員們要明哲保身，正所謂貨比三家，如果青洲可以九億元做到的事，是否意味其他私人機構也可以相近的價錢做到？如果不只是青洲投標，而是環境局主動邀請其他機構參加競投，是否可淡化官商勾結的色彩？

究竟每天跟我們說要過低碳生活，卻又打算「發展」郊野公園成為垃圾堆填區的高薪公僕，是在撈其政治本錢、還是為人民服務，答案不是顯然易見嗎？

高官好大喜功的心魔

所以在回歸以來，政府施政的連番失誤，與其認同傳媒喪罵我們的高官低能（始於不能接受這論點，能在兇險的政壇爬到現在的高位，他們不可能是泛泛之輩），倒不如說他們都走不出傳統官僚的心魔—是好大喜功，另一極端就是明哲保身。前者繁衍出數碼港、八萬五、母語教學和將來西九文化區等假大空的政治炸彈，後者比較不明顯，不過對市民的傷害，猶如吸血蟲附體，受害者血液被一點一滴的抽去而不自知，危險可能更大。所以要保障納稅人的權益，政府應鼓勵私人機構參與投標，而不是對投標者不屑一顧。只要競爭存在，公私營合作是應重新受到重視的。

特區管治的出路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 29 , 2009.6.3)

財爺又派糖，先別討論在財政預算外大灑公帑，有沒有違反基本法第一零七條的量入為出原則，輿論和民情的反應就似乎並不受落，錢是派了，卻沒有太多市民感到高興，政府民望也不見提升，反而早就證偽過的派錢招數故技重施，對經濟復蘇肯定作用不大，特區施政更見黔驢技窮。

說到底，政府雖是龐然大物，但並不是萬事俱能，優良的管治離不開三大原則，第一、應做就要做好，一些非得已由政府去管的事情，例如治安、法治，政府就應該傾全力去維護，讓所有市民都享受到保護；第二、可以不去管就不該去管，一些本來是個人或民間的事務，並不必由政府插手的，政府少干預為上，減少擾亂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三、要管也要管得聰明有效益，現成政府管理的事務應該不斷提升營運效益和透明度，使市民感到管治的效率。

香港特區政府對於第一原則要做的事，基本上有盡力去做，但做得愈來愈差，香港的人口和警察數目比例是全球最高的，但一宗旺角漒水案就顯見警隊乏力。淫審條例的修訂更呈現法治和言論自由的隱憂。而特區政府對第二原則就更加是倒行逆施，每月從打工仔口袋扣糧的強積金，在金融海嘯下故然引起民憤，近年禁煙、停車熄匙、膠袋稅、最工資等新議的立法都是不必要而擾民的，政府每天都在製造被仇恨的理由。

而第三原則，自董建華執政以後，特府施政進退維谷，所有提升公共服務運作效益的計劃，都不見得有順利開展。政府要管得聰明，其中一個方法是盡量將公共服務發展成「公私營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PPP）的方式，即是減少官僚的規模和直接提供服務，以外判、合營、民營等方式，透過民營機構的靈活和彈性，將政府施政優化。

可惜董建華治港期間，將「公私營合作」的良好力量一掃而空，長官意志發展無甚可為的數碼港，被指是變相地產項目；2004年生吞活剝式辦西九龍文娛王國，結果兩面不討好，「公私營合作」最後等同成「官商勾結」。最後，大則連機場管理局私營化的建議，也在2005年的諮詢後無疾而終，小則如沙田濾水廠外判的計劃，也因為公務員工會的反對而一拖再拖。

民營化創造就業機會

事實上，香港高效率的辦事作風一直為港人帶來優質生活，當倫敦的國營巴士公司年年虧蝕，香港單是九龍巴士公司就有每年超過十億人次客量，擁有全球最具規模的車隊，納稅人不用補貼運作，這都是民辦比官辦得好的力證。

又例如房屋署自1987年起，將數百萬香港人居住的公共屋管理外判，不單止提升了公屋的清潔和物業管理質素，得以將舊式保安提升到甲級水平，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到今天仍未追上香港的水平。「公私營合作」還節省房屋署的常規人手，同樣的資源，清潔和物業管理公司可以聘請更多數量的前線員工，創造就業機會。

「公私營合作」除了節省政府開支，限制官僚篇制，更重要的是在成本和收益下，將大自然的資源得到充分保護和利用，不致因官僚只按規章辦事而破壞環境。

好像香港政府2008年購買東江食水的開支高達25億元，但水務署管理水管不善，地下水管的食水滲漏率竟高達22％，即是每年白白浪費了近6億元公帑，任由珍貴的食水在地底流失。而以2008年食水供應量達九億五千萬立方米計算，即是有二億一千萬立方米的食水浪費掉，相等於四十七萬個標準泳池的食水。

如果由成本和收益都必須計算的外判機構管理，將更盡力去維修水管，珍貴的食水就不會白白浪費。上海、巴黎、澳門近幾年都將水務管理民營化，讓民間機構更有彈性和效益去管理水管，滲漏率即時有明顯改善。

喜歡以立法管制人們方式的環保局局長邱騰華，當然不會出手干預食水浪費，但他轄下的廢物處理政策，也同樣不將「公私營合作」放在眼內。位於屯門的青洲英坭和科技大學早在2000年開始，就研究以都市固體廢物作再生能源發電生產英坭，灰燼也可用作英坭原料而不用堆填。

不知道邱騰華局長是不是因為懼怕背上「官商勾結」的惡名，對這個連環保團體都支持的再生能源方案卻嗤之以鼻。環境局並打算另覓地點以公帑興建新的焚化爐，如果立法會在這星期批出環評撥款，等同將民間的再生能源方案劃上句號，浪費這個可以節省超過60億元公帑的民間獻策，嚴重打擊其他民間機構日後主動參與公共服務的意欲。

「公私營合作」可解決問題　　

我們明白提倡「公私營合作」是要克服很多阻攔，除了「官商勾結」的批評，更大的阻力是現有公務員體系的反對，例如郵務人員反對郵政署全面民營化；同時也要應付公務員以外的反對聲音，例如有律師最近以人身安全為由，反對法庭的警員由專業保安員取替。但我們相信良好管治是長時間建立起來，並且要持續不斷以相同原則去維持體制的建全，今天的特區政府就是欠缺良好管理的理念原則，也沒有維護良好制度的決心和能力。

時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的馬時亨在2005年話：「政府把部分資產私有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把公共資源，集中投放在必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方面。這不僅符合『大巿場、小政府』的原則，也可給予私營巿場更多發展空間，讓可以以商業運作模式經營的服務，交由非政府機構處理，令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發揮作用，從而提升效率和成本效益。」　　

今日在官場和立法會議事廳，還有沒有這種勇氣和承擔，知其應為而為之，敢於捍納稅人的血汗錢，維護政府的良好施政，讓更多「公私營合作」能夠落實執行呢？

減稅吧！讓我們自尋生機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29, 2009.3.4)

香港於年初二在車公廟求得的一支下籤，籤文如下：「君不須防人不肖，眼前鬼卒均為妖。秦王徒把長城築，禍去禍來均自招」，財爺的財政預算案應了「秦王徒把長城築」一語，指出特區政府守財如築長城，並無有效利用財政盈餘解決當前困境，提出大幅減稅的承諾，讓經濟由民間自發回復能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就有這句名言：「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管他什麼藉口什麼理由，我都支持減稅。」香港政府累計財政盈餘估計超逾1.2萬億元，面對金融海嘯，政府應藉此良機，作出永久性減稅和取消稅種的決定，讓納稅人有合理預期，增加經濟活動的活力，達到經濟發展持續增長。

退減差餉是否應增加至全年四季？讓小業主在跌市中少喝一杯涼水。標準稅率又可否減至10%呢？香港所謂的低稅港美譽早就被愛爾蘭等地區超越，香港入息稅的徵收水平已經跌出全球十大低稅地區，港府何不藉西方金融動盪吸引資金和人才來港？

又或者狠心取消強積金，容許市民動用強積金度過難關。去年強積金整體資產平均出現25%至30%虧損，每名打工仔平均輸掉逾3萬元，連評級機構穆迪投資也建議香港仿傚新加坡允許市民動用部分強積金，令市場回復信心。但財爺卻死抱去年注資強積金的過時決定，除了基金公司可以繼續發行政費的財，小市民又怎能感受到政府是與民共度時艱，財爺豈不是徒把長城築？

儲備充足仍向人民借錢

更加諷刺的是，財政預算案大加煙稅，美其名減少煙民，實質的可預見結果是煙民減不了，走私和水貨煙活動大增。根據政府統計署的資料，1990年時全港煙民只有六十九萬人，但經歷九十年代煙稅不斷增加超過100%，到了1998年煙民人數不跌反升到八十萬的高峰。事實證明透過增加煙稅就如店舖加價，只要消費者適應增幅，長遠並無助減少煙民人數。

以增加煙稅這等罪惡稅作手段，達到「減少煙民」的目的，實際就是政府要「阿媽教仔」，這等原則一旦強大推廣，是否快餐、燒肉、薯條等「無益食物」都要加重稅？實情是，人們每天都會作出不同程度傷害自己的活動，行山潛水如是，飲食習慣如是，交朋結友都如是，是不是人民所有活動政府也要管？

好的做不了，壞的還有更多，政府便打算在資金用途未定的情況下發債券。政府發債從來都是「窮」國用來抵銷赤字，港府儲備可謂天下第一，還有機場、股票、土地等等資產，香港政府還要向人民借錢？抽乾民間的資金來由我們特區英明神武、高瞻遠矚、反應快人一等的官員來推展他們的鴻圖大計？這是什麼道理？有沒有違反基本法107條的「量入為出」原則？

推動簡政便民

面對經濟面臨衰退的時候，政府更應推動的是簡政便民，所有政府部門削減0.5%的不必要開支，問責高官全體減薪，省下來的錢就足以退減更多稅項。

同樣面對經濟危機的美國，對省減不必要的公共開支，就有和港府完全不同的做法。奧巴馬在就職後第二天便決定對白宮高級職員實行工資凍結，並且提倡公務員的奉獻精神。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彼得．歐爾薩格在上星期的美國預算案中，介紹了四點削減赤字的途徑，其中第四點是將取消不必要的和效率不高的項目和開支。特區政府能否在別人身上學到點點智慧？

如果海關不去法國「品酒」，如果旅發局不再大花筒，香港還是轉得動的，卻肯定可以省下0.5%的不必要開支，達60、70億元的公帑就至少是政府「誠意金」，讓飽受金融海嘯打擊的市民心裏好過一點。

財爺未必是「鬼卒」，但這份預算案確是「禍去禍來均自招」。老子《道德經》第五十七章道「聖人云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所指就是統治者，老子不是要所有統治者什麼也不做，而是要統治者放開不必要的管制，讓人民自由去探索如何找到好生活。道理簡單，可是天下的統治者都戒不掉管這管那的癮！

還幸近日傳出將會帶來中小企災難的「公平競爭法」暫緩推出，總算獅子山學會這幾年來，在只有寥寥可數的盟友下，反對這惡法的心血沒有白費。或者特區政府未愚蠢到要「茅廁點燈」，在大中小企都面臨困境的情況，還要推出打擊中小企生存空間、增加經營成本的競爭惡法。推廣簡政便民，才能無為而無不為，人們已經在海嘯裏遊走求存，政府就讓我們自己找出生機吧！

嚴守財政紀律勝藥石亂投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經濟企管 P.31 , 2008.11.24)

金融海嘯之下，各地政府急謀對策挽救經濟。即使「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貸美（Freddic Mac）等政府干預信貸市場的措施引致次按危機的記憶猶新，面對信貸收縮，英國政府及香港部分政黨仍然希望以行政手段影響中小企的信貸市場。如此政策無非重回舊路，只顧短期效果，卻為下一個危機埋下種子。

加大投資和減稅的作用

聯繫匯率之下，香港政府調控經濟只餘財政政策可用，要不加大政府投資、就是減稅，或是兩者兼用。所謂加大開支，就是要把政府開支增加至原定計劃或所需之上，所以政府承諾把計劃中的基建盡快落實動工，基本上不能算是加大開支。或許政府是從過去參與興建迪士尼樂園的失敗經驗汲取了教訓，因而並無再次試圖以公帑代替私人投資。政府當年在亞洲金融風暴下投資興建迪士尼樂園，結果入場人數及收益遠遜預期，振興經濟效果成疑，現在反而成為「注資無利、棄之可惜」的雞肋。其實，除非我們確信政府在投資營商方面有過人之處，不然每次經濟循環中政府的投資愈多，累積的雞肋便會愈多，最終只會減低整體經濟的靈活性和政府應付經濟低潮的能力。

相對政府加大投資，減稅的作用較為簡接，因為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退稅在經濟前景不明朗下將被儲起、而非用於消費，對於刺激經濟的作用有限。部分論者和政黨因而提出以台灣為師，認為政府應該派發消費券，確保市民「用得其所」。

退稅勝消費券

消費券與部分經濟學者建議的學券、醫療券等均冠以「券」字，或會混淆。出於目前大部分政府以直接包攬的形式，為教育和醫療等基本社會服務提供資助，於是遂有學券和醫療券等建議，希望透過在供應層面引入競爭和給予服務使用者選擇權力，改善服務質素和減低租值消散。假如政府是要補貼市民消費，給予市民消費券無疑較政府直接成立部門生產後，免費或以低價出售商品更為合乎效益。可是，認為消費券因為能夠避免市民增加儲蓄、強迫消費，因而優於退稅或派發現金，卻是言過其實。除非消費券的金額遠高於市民日常生活開支，否則市民自然會在使用消費券之後，根據本身的儲蓄偏好，減少並儲起原來的日常開支；觀乎政黨現在提議的1000元消費券，幾乎可以斷言消費券不會較退稅更能鼓勵消費。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市民基於使用消費券時方便程度的考慮，又或政府本身基於行政方便的考慮，可能使消費券較為集中用於中、大型零售商。要是加上消費券對市民原來日常開支的擠出效應（crowding out effect），消費券將會把市民消費開支由小商販重新分配至中、大型零售商。推行消費券的行政費用異常龐大、安排複雜，既然未能確保較其他措施更能增加消費，似乎不如一切從簡，直接退稅或派發現金。

無論是政府提供借貸、增加公共投資、派發消費券，其實都是希望藉着政府之手，強作個人不欲作之事，而凡此種種，均須以公帑支持。政府利用公帑嘗試調控經濟，可是公帑最終來自社會個人，要是個人對此加以考慮、理性預期，就會出現練乙錚在其專欄提及的李嘉圖相等（Ricardian Equivalent）；政府左手加、市民右手減，致使政策失效。

現在政府財政儲備約為4000多億港元，看似天文數字，可是只要加上今年將會出現超過500億元的財政赤字和亞洲金融風暴後幾年經濟低潮所累積的接近2000億元赤字，便會明白香港財政儲備雖然充足，但要應付未來財政需要仍然嚴峻。因此，政府與其虛耗儲備藥石亂投，不如嚴守自身財政紀律，免卻市民將來或要加稅「填氹」之憂。

不景氣下政府應有的行為

李兆富 -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信報 ( 經濟企管 P.31 , 2008.11.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上周末接受電台訪問，指經濟放緩的效應，將在下半年陸續浮現，來年政府在土地、股票印花稅、利得稅等方面的收入會相應減少，財赤在所難免，但所謂的基建計劃仍然不會有任何改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表明，現階段談加稅言之尚早。不過，後續一句「政府從不向市民開刀」，潛台詞卻教人憂心。究竟曾司長是話不說盡，留條尾巴，即使日後政府要加稅，也好自圓其說，將加稅合理化成迫不得已？

加稅與否，箇中盤算，只有曾司長和一眾特區行政機關首長心裏明白，獅子山學會亦無意在此過度猜測。可是在經濟環境仍未惡化至人人喪失理性討論能力之前，我們應該從原則去辯證，什麼是政府在經濟不景氣下應有的行為。

經濟衰退，人人自然節衣縮食，增加儲蓄；尤其當衰退期的終點遙遙無期，積穀防飢，保留實力，更是生存之道。有賴這真正的傳統智慧，人類文明才能發展至今。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只要實力保存下來，不景氣過去，又是繁華盛世。

美國新政無助不景氣

偏偏在1923年，英國人凱恩斯說了一句話︰長遠而言，我們都難免一死。這句帶有禪味的說話，就似在叫人活在當下，救市救人，就在那一念之間，要是民眾集體不願消費，政府帶頭花錢，不景氣也可以一揮即去，不用等，也不應等。毫無疑問，面對困難的時候，任何給予人希望的說話都叫人受落。諷刺的是，凱恩斯這句話的本意，卻是主張政府要積極控制通脹。

羅斯福在1933年的大蕭條陰影之下當上美國總統，在就任的頭一百天，劫持了當時得令的凱恩斯學說，推出了連串所謂新政（New Deal），全方位擴張政府架構，也奠定了美國福利主義之路。然而，在1933年至39年間，美國政府開支擴張三倍，但美國的經濟不景氣，並未如預言般消失。反之，七十五年後的今天，新政的鬼魅仍然陰魂不散。當大家都懂得大肆鞭撻美國政府的揮霍無度，卻從來都不會歸根究柢去了解開支背後的歷史因由。

社會主義者或許會條件反射地將美國財赤問題都推委到目前每年約1萬億美元的國防開支上。可是，「兩房」近5萬億美元的爛賬、近7萬億美元的社會福利負擔和34萬億美元的醫療福利負擔，這些才是美國公共財政的真正問題，而各種尾大不掉的所謂德政，全部都可以追溯至羅斯福，以及他之後一眾對開支沒有節制的政客，例如詹森和尼克森。

獅子山學會無意在此令凱恩斯追隨者感到難堪。畢竟，凱恩斯學說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時移世易，大家應當對就事實重新理解相關的論述。事實上，二十世紀的歷史說明了，無論是什麼黨派的政客，基本上都避免不了花費別人的金錢換取政治資本的誘惑。更重要的另一教訓，就是一旦官僚組織建立起來，它們便會不斷尋找存在的理由；就算最初成立時的因由已經得到有效解決，官僚總會想似是而非的新問題。

就以香港的再培訓政策為例，1992年成立的再培訓，原意是紓緩經濟轉型的失業問題；時至今日，經濟轉型完成，所謂的再培訓竟然荒謬地將服務對象範圍包涵至十五歲的年輕人。另一方面，負責主流教育的官僚亦同時面向這群年輕人，結果就是架屋疊床的資源浪費。

官僚和市場最大的分別，就是在於面對失效管理的對應。當官僚無論是作出多嚴重和深遠的錯誤決定，解決方法都是投入更多的資源去糾正問題。雖然在政治壓力之下，個別負責的官員會受到責備和調任，但整體系統卻不會有重大的改變，現象本身亦變相成為鼓勵浪費的機制。市場的運作原則就是鼓勵成功，受到廣大人民支持，管理得宜者，哪怕是蠅頭小利，都可以慢慢擴展；在優性劣敗淘汰之下，漸漸找出社會的需求，雖然過程一樣有所虛耗，但當中修正的速率仍遠比官僚運作來得敏捷。

回歸至今，香港經歷過的衰退比以往更多，也見識過所謂政府振興經濟的成效。事實擺在眼前，最終都是由於不景氣的自然散去，市民生活也慢慢回復正常，藥石亂投的方案，卻在不景氣過去後，仍格格不入地殘延。

糾正官僚架構問題

今次金融海嘯既然是百年一遇的大型經濟災害，面對如此不確定的前景，政府要比市場更保守謹慎。當市民都希望在袋口中多留一分，政府便不應趁火打劫。政府財赤，是因為稅收銳減；但稅收銳減，卻是因為市民收入銳減。明白了這個因果關係，就不會支持財赤下加開支加稅的論點。
事實上，1999年推出的「資源增值計劃」，結果不了了之。在財赤當前的今天，要是政府考慮再次推出類似的改革，雖然會面對一定阻力，但在與民共度時艱的大前提之下，又確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當然，假若簡單地將目標定為縮減開支，就像1999年的三年「資源增值計劃」，自然是二元對立的零和結果。獅子山學會無意將公務員和其他市民放在對立面，而我們更深信負責任的公務員作為最主要的公共服務提供者，也同樣會希望將資源的運作效率提升，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高效施政，向來都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一。政治上，類似資源增值計劃的推行，成敗在於如何將公務員、受惠於公共政策的民眾和其他納稅人等不同的利益放在同一陣線上。

趁現在改革糾正官僚架構的問題，不但可以讓香港整體更有能力抵禦金融海嘯的衝擊，更可以轉危為機，為香港下一個經濟周期作出準備。

逆向稅也有幣處

施永青 - am730 ( M04 , 新聞 ~ C觀點) 2008.8.12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近期向讀者介紹的逆向稅，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亦有不足的地方，足以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要社會制定一條界線，讓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人都得到社會的現金資助，以便社會的基層都可以過起碼的生活，說來好像很簡單，但這種共識並不容易達至。收入高的人，明知自己不會成為這項政策的得益者，會傾向把這條界線訂得低一點，以免更多的人可以因而獲得資助，變相成為自己的稅務負擔。但大部分政客會傾向把界線訂得高一點，令更多的人可以有資格收到逆向稅，以換取更多的選票。其結果是，在開始時，這條界線很容易被訂得太高，直到發覺社會的負擔太重，高收入的人怨聲載道時，社會才會考慮是否要把界線調低。

這條界線若是訂得太高，高收入的人當然不滿，他們或失去工作的動力，或遷往其他地方工作，令願意為社會作承擔的人愈來愈少。

另一方面，於低收入的人來說，他們亦會發覺，除非有能力令自己的收入，跳越至這條界線之上，否則他們的一切努力，只會令自己得到的政府援助減少。因為逆向稅的計算方法是以他們的實際收入與這條界線的差距為準的，以至努力增加收入亦不會獲得實質的好處；不如做少一點，等政府派多一點，更為著數。

讓社會的基層落入這種處境，為他們帶來的壞處比好處更多。因為，在這種環境下，人會失去努力的誘因，轉而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希望政客可以在議會上爭取把這條界線不斷提升，好讓他們能收到更多的逆向稅。

易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其實何只君子，所有人，甚至所有生物，都得在世上自強不息；否則，在物競天擇的天道下，不努力者就會被淘汰出局。逆向稅令基層可以不努力也有基本的生活，令他們失去必須自強不息的環境，結果只會養成惰性，以至跨代貧窮，再也無法跳出要靠社會資助的圈子。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確不宜把這條需要援助的界線訂得太高，能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已經足夠。所謂基本生活，就是衣、食、住、行：衣，不用漂亮，能禦寒、蔽體已足夠。食，不用美味，能提供足夠的熱量與營養已可以。住，不用奢華，能提供安全有私隱的居所已經足夠。行，不用舒適、快捷，能及時到達目的地，費用又負擔得起，已經不錯。

這樣的生活可能不夠體面，難言幸福。然而，正因為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不滿足，他們才會自強不息，努力去改善自己的處境。我們這代首批在戰後出世的人，常感到年輕一代鬥志不足，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處境太安穩了。此之所以，我才經常對政府提供過多的福利提出異議。我並非對基層缺乏同情心，而是希望有一個足以令他們自強不息的環境，這樣才對他們更有好處。

外傭稅智多生弊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 (信報 ~ 經濟企管 P. 28 , 2008.8.11)

老子有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意思是指人民之所以難於管理，大都是因為執政者自以為聰明絕頂，胡亂施行無謂的政策，擾亂人民原有的生活模式。被喻為最受歡迎領袖的美國總統列根在就職典禮上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今天香港的外傭稅問題，正正就源於政府施政無方，害得僱主、外傭、再培訓人士通通成為受害者。

政府徵稅一般只有三個主要的理由：一、作財富再分配，如暴利稅；二、以稅款減少負面的界外效應，如汽油稅、酒精稅等；三、收取金額應付政府基本開支。對於港府發明的外傭稅，先別討論香港並不實行社會主義財富分配，相信不會有人認為是外傭從千里來港日夜辛勞，從他們僱主身上抽取等同家鄉半月薪金的外傭稅，當年又同時調低他們的最低工資，這種幾近剝削的苛稅，實在看不到有什麼公義的財富分配效果。

大政府徵不義之稅

而且外傭來港貢獻良多，大部分雙職家庭靠他們照顧年幼子女，讓香港的生產力得以提升，年老長輩也不用費神照料兒孫，實在一舉多得，無怪外傭人數從來有增無減，怎樣看也沒有什麼負面的界外效應，與本地鐘點工人的服務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市場，我們怎能向薯片生產商徵稅來補貼白米價格？

至於政府收稅用以支付開支，相信是外傭稅當年最接近的原因，當年董特首雄心壯志搞八萬五、數碼港，都是出於好意助百姓，可惜結果通通是擾亂人民原有的秩序，結果民不聊生，政府稅收大減。但「智多」的董特首並沒有放棄鴻圖大計，繼續想用政府剩餘強權搞東搞西，結果就弄出外傭稅，在財赤下補貼再培訓，美其名救活本地低下層，實際埋下「民之難治」的困局。

正因為外傭稅從頭到尾都是不義的徵稅，中產家庭早就不滿之聲不絕，幾年來有不少自發的反對外傭稅遊行，一個親子網站討論區就好幾次發起遊行，一家大細星期天自掏腰包辦抗議，外傭組織連年加入七一遊行喊「加人工、加人工」，通通都是對不義徵稅累積的憤怨。

公帑基金缺效益運作

更加重要的是，董特首年代成立各種各類的基金，有的一次過撥款運作，有的由立法會按年撥公帑資助，有的就如再培訓基金般有獨立財源不斷滾存。但這類有特定用途的公帑基金往往和時代脫節，即使環境轉變仍然因官僚意志而繼續存在，而且往往不務正業欠缺監管，例如優質教育基金不去資助教育而去投資賣買，持續進修基金就醜聞百出，中小企基金就成為一人公司的免費貸款，種種「智多」造成「民之難治」。

由外傭稅款交的再培訓基金已滾存約45億元，僅是滾存的利息達到1.75億元，再培訓局大幅擴張培訓名額，每年開支由以往約4億元，增至往後兩個年度的11億元和14億元。不論接受再培訓人士是否有真正需要，總之有人參加就繼續從外傭口袋奪取資助，更可惜的是營辦這類再培訓課程的是政團屬下的機構，糊塗混賬愈展愈亂。

如今曾特首仍然沒有擺脫大政府的「智多」，只是權宜暫停兩年外傭稅，這決定卻又是另一種「智多」劣策，僱主、外傭、中介公司、外國領事通通被擾亂原有秩序，結果在亂局中繼續「難治」。

美國總統列根當年將所得稅降低了25%、減少通貨膨脹、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債，排除稅賦規則的漏洞，繼續對商業行為撤銷管制，在1982年美國經濟急遽衰退之際，為國家建立起長久健康的基礎。曾特首遺傳董特首的「智多」以外，似乎仍然有很多可以學習的對象。

逆向稅的優點多

施永青 - am730 ( M06 ~ 新聞 , C觀點 ) 2008.8.11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上周論及，援助社會基層的最好方法是逆向稅。社會得先達成一個共識，應為基層提供一個甚麼樣水平的基本生活。然後把它量化成需要多少金錢才能過這樣水平的生活。我們可以把這條界線稱作援助線。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上的人，政府可以向他們徵稅，凡收入在這條界線以下的，就可以得到社會的援助，變成政府以逆向的方式，把稅交給基層。

逆向稅可以現金的方式，由政府付給收入在援助線以下的人，金額是他的實際收入與援助線之間的差距。收入愈少，兩者之間的差額愈大，他可收取的逆向稅就愈多。反之，收入愈高的，他可收得的逆向稅也就愈少。

這種援助基層的做法，比現時房委會的做法更合理、更公平。按現時房委會的做法，只要你的收入不足某一水平，那就不管你的收入實際有多少，與這個入息上限的差距有多大，都得到同一樣的待遇，都可以申請入住公屋或購買居屋。結果收入較高，但僅僅在入息上限之下的人就得益最多，反而那些收入少的人，卻沒有機會享用同樣多的好處。以致收入高的人可以入住面積大，租金較高的公屋，或購買位置較好、單位較大、價錢較高的居屋；變成「富戶」獲得的資助，反比低收入戶更多，極不合理。逆向稅正好解決了這種不合理性，令收入愈少的人可以得到愈多的資助。

逆向稅的另一個好處，就是單一的援助方式已可以取替現時眾多的、極其繁雜的援助方式：一時公屋、一時交通津貼、一時書簿費津貼、一時生果金……，以致大量資源浪費在行政安排上，不及派現金那樣乾淨利落。

基層收到因人而異的逆向稅之後，變成大家都擁有同樣數目的可供自行支配的現金。那麼他們就有條件過同一水平的生活，非常公平。

由於基層所得的都是現金，他們就可以自立地進行支配。想食好一點的，可以選擇租差一點；想穿著得漂亮一點的，可以食簡單一點；想儲蓄多一點的，亦可以選擇節衣縮食，總之接受援助者仍可以有自主的選擇權。

正正是因為獲資助者有支配逆向稅的選擇權，這就可以令市場機制更好地發揮作用。現時，由政府直接提供公屋，租金千篇一律，近垃圾房的，與享有海景的，都收同樣的租金，結果有些單位長期空置，沒有人肯入住，造成資源浪費。現時，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服務，不管服務好壞，都得到政府同等的資助。如果基層有得選擇，服務好的醫院就可以擴充，服務差的醫院就會被淘汰。由此而產生的管理效益，遠超過請專家去加強醫管局的管治。

西九用之如泥沙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經濟企管 P.35~ 2008.6.30)

北京有一所「中國紫檀博物館」，由國內七百名著名工匠參與仿製和修復一千餘件價值昂貴紫檀家具。四川有一所「建川博物館聚落」，佔地五百畝，展館超過一萬平方米，收集抗戰和文革時期的文物。江蘇有一所「長風堂」，2004年以6930萬元收藏山水大師陸儼少的《杜甫詩意百開冊》，藏品逾六千件。浙江有一所「金輪藝術館」，擁有歷代瓷器、青銅、書畫、雜件等藏品一千多件。珠海有一所「漢東博物館」專收藏的漢代編磬，藏品比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更珍貴。

　　我不是想寫國內文化旅遊介紹，而是想告訴大家，以上提及的博物館全都是民間出資的私人博物館，或是當地富商擁有，或是中外合資，甚或是文物投資藏庫，但大都開放給公眾參觀，不用豪花公帑資助，而這類民營博物館在國內愈來愈多，吸引世界各地熱愛文物的旅客注目和觀光。

民營博物館勝公帑辦文藝

　　在香港，也將會有一塊佔地四十公頃，擁世界著名作品的博物館群和表演場館，稱之為西九龍文化區。但和上述的民營博物館不同，這個尚未計算土地成本的文化區，需要在本周經立法會通過撥216億元公帑興建。練乙錚先生在本報多番分析西九顧問報告弄虛作假之可能性，這裏不作複述。在立法會議員快將進行由選民寄託的神聖表決之前，216億元公帑建現代阿房宮，是否用得其所，值得深思。

　　例如西九主要的現代視覺藝術館（稱為「Ｍ＋」），單是購賣館藏政府準備最初要花10億元，之後每年再花2000萬元，到2036年，Ｍ＋館藏也只會有約六十二幅名畫。但政府卻估計靠這些館藏，在2036年Ｍ＋每年就有二百五十萬人參觀，門票收入也可以抵銷20%開支。做生意的真金白銀去投資，當然不會做出幾十年的樂觀預算，但花公帑的，只要騙得到立法會，再多的無謂也可以蒙混過關。

　　如果現實一點，與外國實際營運中的博物館比較，就可以看穿政府推算的全是謊言。例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ＭＯＭＡ）館藏十五萬幅視藝術作品，每年亦只有二百多萬人入場，其中一百萬人更是免費。請問政府如何以六十二幅名畫創造比十五萬幅作品更吸引人入場的成績。到時候，西九只是大白象，浪費連同土地成本共千億元公帑，無法達到預期目標，更要納稅人不斷補貼，由長官意志製造文化大煉鋼，最終文藝團體因為要迎合西九管理局的長官意志而失去創作自主。實際例子是電影基金以公帑投資拍港產片，卻要對劇本內容設諸多限制，電影人紛紛卻步。

立會通過撥款須向選民交代　　其實西九的土地可以參考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園，如果由文化區改成大公園，成本為216億元減到5.8億元（減少97.3%），或者可以引入幾間民營博物館，既可以成為九龍區市肺，改善空氣質素，達環保和保育效果，也無阻附近土地的發展時間表，更可以比現在西九計劃的落成時間更早完工。

　　雖然西九由1999年建議興建公園，到董建華時代搞出地產連文化的新派頭，眾聲反對下又出了現在的公帑辦文藝的方案，十多年的討論已讓人感到落後陳舊。但近千億元的公共資產不是小數目，一直自喻無權無力的立法會議員，手執撥款的最後令牌，在政府解釋得不清不楚的情況下，為何在工務小組只有一票反對西九方案？其他投棄權票的是所為何事？支持者又如何向選民和納稅人交代？

　　杜牧的《阿房宮賦》有這樣的唏噓：「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投票贊成西九者，當以史為鑑。

稅基狹窄不太差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3-3)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周公布二○○八╱○九年財政預算案，數日來經過熱烈討論，如果現在再對預算案內的細節指指點點，恐怕讀者們都會看得打呵欠。獅子山學會嘗試以另類角度檢視預算案，或者讀者從中可得到一點啟示。

在三國時代的後期，魏、蜀兩國相繼滅亡，只剩下西晉、東吳南北對峙。當時晉強吳弱，西晉朝廷積極討論滅吳統一天下大計。當時有一位名叫山濤的大臣，說出當時最「不負責任」的說話，竟然為敵國說好話。

他說：「除非是聖人，沒有外患時，一定會有內憂。今天，饒了東吳帝國，使她存在，作為我們的警惕，豈不合算？」不幸地，晉武帝在滅吳後認為天下太平，果然荒廢國事，國家在他死後便分崩離析，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警惕作用

同樣地，在政府有破紀錄的一千億盈餘在手，有不少論者便直言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感到失望，認為政府沒有在有巨額盈餘的情況下訂立長遠發展目標或改善貧富懸殊政策，藉口以盈餘為非經常性，採取一次過形式還富於民而拒絕長期承擔（特別是弱勢社群）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而香港便永遠在有盈餘時「有錢不敢花」，赤字時「要花沒有錢」的困局中。他們認為，要走出這困局，政府不免要增加長遠開支，而當中不免要擴闊稅基，潛台詞就是加薪俸稅或開徵新稅如銷售稅以減低政府收入的波動。

自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指出香港稅基狹窄，改革香港稅制的聲音便不絕於耳。沒錯，對很多人來說，稅基狹窄以致政府收入波動，的確是香港稅制的一大缺點，但我們卻認為，這缺點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對政府開支有警惕作用。其實，香港作為低稅率的自由貿易港多年，經濟極度受外圍世界環境所影響，政府收入波動也不是今年的事，但五十年來有九成以上的財政年度都是有盈餘，靠的就是對開支的節制，再配合巨額的財政儲備，這是香港能安然度過每個寒冬，而社會服務質素總體能維持的原因。

從支持大政府的人士對財政預算案的輿論也可以看到，他們總認錢是萬能的，政府只要肯付錢，彷彿貧窮問題就能解決，獅子山學會卻不以為然。就以教育改革為例，教改十年，耗用多少資源，十年後撥亂反正，錢浪費了事小，害了莘莘學子事大。

長遠計劃多失敗

至於財政預算案沒有長遠計劃，或者這正是這預算案的可貴之處。歷史上有太多由政府主導的偉大長遠計劃都以失敗告終，遠的不說，就拿回歸後的八萬五、超曼克頓、數碼港、迪士尼等，哪一個不是政府的長遠發展？哪一個最後不成為笑話或香港人的負資產？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進行最偉大的「超英趕美」計劃時，造成大飢荒；到七十年代鄧小平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只「摸石頭過河」，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卻真的超英趕美（至少在ＧＤＰ上），那所謂長遠計劃真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重點嗎？到今天，請問各位，哪位領導人真正有遠見呢？

在世界上，稱自己是負責任的政府很多，但要為處理龐大財政盈餘而頭疼如香港政府的卻少之又少。看來，維持低稅率，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才是保持香港人生活質素的硬道理。每年分花紅式的財政預算，又豈非美事？

勿讓西九成迪士尼翻版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08-01-07 P.30 經濟．企管 獅子山學會 By 黃健明 王弼

獅子山學會在上星期五應邀出席立法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的會議，對西九文化區（西九）的發展模式表達意見。我們高度關注西九的發展，整個項目所牽涉的公帑—包括政府二百一十六億元的撥款加上為項目提供的免費土地是一個天文數字，而興建出來的西九更將是香港史上最大的官僚架構。它對香港的公共財政有空前巨大的影響，實在值得每一個港人關注。

撥款相等於薪俸稅2/3

根據立法會提供的資料，政府為西九計劃提供的一次性撥款高達二百一十六億元，每名香港市民平均分擔近三千元，金額足夠免除納稅人士一年三分之二的薪俸稅或支付一年綜援開支。政府捨棄貧苦老弱的生活需要、辛勤納稅人士還富於民的要求，把公帑投放於「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的整體發展，以期改善整個社會的生活質素」等口號式的西九計劃，獅子山學會實在難以認同。

文化中心既不是政府打造得來，而土地的最佳發展卻應由民間決定。把西九的土地賣出，由民間自行發展他們認為合適的工商業，才對香港社會最為有利。政府賣出的土地所得的金錢，可以幫助如黃葵香等真正有需要人士度過難關和自力更生，政府更有能力減稅以還富於民，紓緩中產人士的壓力。發展後的土地又可持續發展製造就業，使草根階層獲益。

如今，政府反其道而行，從庫房提出二百一十六億元興建一頭大白象，來討好一小撮人士，罔顧負擔最多但得到最少的中產人士和在水深火熱的基層市民，請問政府如何解釋？

我們明白，大片土地丟空實在是暴殄天物，但是否就要政府一言堂地把西九龍發展成文化中心？文化中心又為何一定要在西九？香港的高地價無疑令文藝活動的發展添上困難，但香港哪一個行業不面對同樣情況？一些文化人亦早有對策，年前已進駐租金低廉的工廠區，紐約的蘇豪區正是以這模式形成的，為何政府和業界認定這不能在香港發生？正如公共圖書館林立的地方，圖書出租生意難有作為一樣，政府投入龐大的資源到西九更會產生排擠效果（Crowding-Out Effect），扼殺這些正在成形的文化區。

如果說西九想以美國百老為目標，看看紐約的百老街（Boardway）和四十二街（42nd Avenue）附近一間又一間的大小型劇院，是紐約市政府安排他們在那裏經營嗎？當然不是！沒有政府的安排計劃，他們自發的在那裏經營，不知不覺的共同把紐約打造成現代歌劇聖地。

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任何文化瑰寶是由政府推動得來的，遠至莫扎特的交響樂、米高安哲羅的大像雕塑，到近代中國梅蘭芳的劇曲，香港七、八十年代輝煌的電影業，都是民間努力耕耘的成果。

公營機構成效乏善可陳

相比之下，政府推動的工業成績有目共睹。公營機構管治欠佳，在芸芸審計報告中可謂罄竹難書，其中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十八萬風水顧問費、旅遊發展局的十八萬元醫療保險的教訓記憶猶新，政府如何確保建議成立的西九管理局不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各議員在議事堂中對應科院、旅發局濫用公帑的行為莫不義正詞嚴，各位在考慮應否成立西九管理局時正有機會對如此不公義之事防患未然。不要忘記，討論中的西九管理局將獲得逾二百億元公帑的撥款，相等於旅發局三十年的資助，無疑將是一個超級公營機構，很可能製造更多化公為私的事件。

就政府和文化界在發展西九文化區的理據，更加是互相矛盾。一方面，業界認為，現在香港表演設施不足夠，但另一方面，唐英年司長卻說要他屬下的高級官員每年最少參與一次文化項目，以幫助增添香港人的文化氣息，這證明香港人現在對文化活動的需求不大，但再興建多幾個藝術場館就可以刺激需求嗎？

即使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確為市民之願望，以公營機構提供相關活動和營運相關設施，卻不能真正有助促進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事實上，政府資助文化藝術並非始於今天，就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現在便管理香港共十四間博物館，每年開支約為四億元。可惜，根據審計署第四十六號報告書對公共博物館的審核，發現博物館內部分設施使用率偏低（部分博物館更無設施使用率記錄）、博物館刊物積存多年，而單是香港歷史博物館已遺失藏品近二百件，可見公帑在公營機構的管理與效率問題中流失甚多。

把香港人帶到無底深潭

再仔細看立法會所提供的資料文件，更發覺整個西九計劃會把香港人帶到一個無底深潭。例如文件指出「西九管理局的工作，是負責規劃、設計、發展、營運、管理和保養其職權範圍內的設施」，管理局權力是否過大？雖說管理局會以財政自給的方式進行這些工作，但如果出現營運虧蝕，政府將如何處理？政府的建議書中隻字未提，實在不難想像虧蝕最後會由公帑支付。於是，今天政府的鴻圖大計，便將成為他日以公帑供養的「大白象」。

事實上，根據財務小組的評估，十七項文化藝術設施，只有大型表演場地及展覽中心可以自負盈虧，其餘十五項均會出現虧蝕，而五十年的累積虧蝕可達六十多億元。政府在方案中雖然表示，把同期區內近七十億元的餐飲娛樂租金收入撥歸西九管理局，應可彌補經營文藝設施的虧蝕，達致收支平衡。問題在於，預期收入的變化可以很大。一九九九年，政府決定出資超過二百億元興建迪士尼樂園，當時預計參觀人數可達五百萬人次。現今開幕兩年，實際人流卻較預期相去甚遠，政府正為是否注資救亡而舉旗不定。當年政府提供的美好願景，成為了今天或須以公帑供養的大包袱，相信是政府始料不及的。迪士尼樂園的教訓前車可鑑，今天二百多億元的注資，可能只是虛耗公帑的開始而不是終結。

最後，李永達議員在會議中提及的一個現象或許值得讀者反思。李永達議員指出，市民願意付出幾百元觀看演唱會，卻不願購票欣賞一些文藝表演（印象中好像是指交響樂），因此政府實在需要以資助形式推動文藝發展。事實上，市民願意付出真金白銀的，又豈止演唱會？詹瑞文的表演、黃子華的「棟篤笑」以及阿虫的畫句，均受市民喜愛。難道這些由市民付鈔「投票」支持的，無一屬於政府、議員及「專業」團體所指的文化藝術？市民以自身血汗錢支持的選擇，政府、議員及「專業」團體不甚喜愛，於是強逼市民以稅款、有需要人士以援助金促進他們心目中的「文化藝術」，難道這就是我們樂見的香港文化藝術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