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字當頭：唔好咁快學奧巴馬

利世民, 蘋果日報 ( 財經要聞, B13, 2010. 03. 25)

「你睇吓，奧巴馬咁叻仔，第一個黑人美國總統都畀佢做到，不過佢老母病嗰陣，都要俾保險公司諸多留難，你話美國人幾慘？我有個移民咗美國幾十年嘅親戚話，喺美國幾有錢都好，如果無醫療保險，一場大病，即刻變無產階級。奧巴馬為幫老母報仇，改革醫療制度，你哋做唔到，都俾佢做到啦！」原來牛頭角順嫂絕非泛泛之輩，連美國政治也關心。作為奧巴馬粉絲，這幾天順嫂好自豪，尤其不用向美國政府交稅的那些塘邊鶴，興奮程度加倍。

「奧巴馬逼啲醫生睇症唔收錢？定係共產晒啲藥廠？」

「好橋喎！點解奧巴馬諗唔到？怨有頭，債有主，係都找醫療保險公司霉氣啦！好似話，奧巴馬會幫啲以前冇醫療保險嘅人買醫療保險，仲要唔畀啲保險公司揀客，要做 到差唔多全民受保咁！呢的咪德政囉！好似話我哋個周一嶽都有咁諗，不過特區啲官無鬼用，得個講字。香港，講講下就香咗啦！」順嫂仍然有留意香港時事。

醫療成本未必降

「買保險啲錢，邊個畀？天跌落嚟？定樹種出嚟？加稅咪得囉！再唔係，美國政府識印銀紙，使乜驚？枉你仲話自己識經濟。」所有問題如果都可以這樣解決，不去做，真的說不過去。可是，一個以219票對212票通過的法案，難道我們真的連聽也不聽那212票的反對理由。

事實上，美國政府花在Medicare和Medicaid的開支，跟花在國防和社會保障福利金額相若，這幾個大項，各佔美國聯邦政府總開支五分一，比很多人想像中要高許多。美國整體社會用在醫療的資源佔GDP的15%，比其他OECD國家平均高出最少5%。

合理解釋，一是美國人更重視生命，所以更願意付出。另一可能是，醫療服務難以靠入口產品替代，在美國這高成本環境，價錢自然高一點。當然，也可以是兩個因素都有。但將保險業玩死，真可以令醫療成本下降嗎？還是由出名不計成本的政府去辦醫療融資，令醫療成本高處未算高？

美國面對的問題，香港也同樣面對，但願我們會對症下藥。至少，看人家搞得怎樣，才找個真正有效的方法。

利世民

放寬醫生賣廣告利多於弊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錢鶴齡 - 獅子山學會研究助理
信報(理財投資P.31,2010.2.17)

放寬醫生賣廣告利多於弊

早前一則關於醫療融資的新聞，指出保險業界十分支持政府即將進行諮詢的自願性供款方案。其實，今次政府能放開懷抱、順應民意，讓市民你情我願開開心心買醫保，實在是近年罕有佳作。不過，當政府在醫保的戰線上挽回點面子的同時，我們一些醫生朋友卻又因職業操守的問題上遭人詬病。

上月底，傳媒報道了一則有關香港醫療的新聞，這篇報道透視了私家醫生收受回佣轉介的問題。文章指出有家庭醫生在轉介病人至專科醫生時收取回佣，而回佣金額約在專科醫生診金的5至25%不等。

醫生一向以仁心仁術自居，發生這樣的事情當然會惹來各界關注。很多人把矛頭直指醫生，批評這些收取回佣的醫生貪得無厭，認為醫生是高尚的職業，所以醫生們不應利字當頭；行內個別醫生更直斥醫務委員會無能，醫醫相衛沒有盡力去打擊違規轉介。原來，私家醫生收取病人轉介費在行內已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借助市場力量作監管

儘管很多人仍然把在電視劇集《仁心仁術》中佐治古尼的靚佬俠醫形象投射到真實世界的醫生身上，獅子山學會卻不會把光環硬套到他們的頭上。事實上，他們的一些代表在電視節目上就曾向本會坦言，今天很多在公屋開診的醫生（就是那些早前因領匯加租而罷診的），當年是因港英政府低租金「吸引」下才在公屋開設診所「濟世為懷」的。因此，在回佣的事情上，我們也不可能要求主要由醫生組成的醫委會有青天包大人明察秋毫的能耐。既然內行人監管不了，外行的廉署又竟然對這個「公開的秘密」無可奈何，借助市場力量又如何？

其實，本港醫療系統，特別在收費的資訊上，實在要在增加透明度上邁向廿一世紀的標準。大家可能都有經驗，就是每一次去看私家醫生，都要提心吊膽，不知看完醫生後會否令荷包「血流成河」；要找專科醫生，只可依賴親朋戚友的口碑，或者依賴家庭醫生，卻往往只得到一個名字和診所地址，其他資訊如資歷、收費等卻一律欠奉。

為何不讓專科醫生賣廣告？其實醫委會在2008年已修改《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放寬醫生賣廣告，但對廣告的內容諸多限制，例如：只批准醫生在四類印刷媒體，包括報章、雜誌、學報及期刊刊登廣告；廣告的篇幅規定不可大於三百平方釐米（約半張A4紙）；內容不可以推銷其他服務；不可與美容院等廣告刊在同版，更包括不容許醫生在廣告內披露有關年資和重大手術經驗的資料。

這些所謂放寬，都是醫務委員會就禁止醫生賣廣告的上訴失敗後，輸打贏要的「老油條」對策。可是，只有解除限制，才真正有助節省病人找尋醫生所花的時間及費用。簡單而言，就是令他們可以貨比三家，更容易比較各專科醫生的優劣。

放寬醫生賣廣告的限制所帶來的好處，實在遠不止於降低病人的機會成本。首先，廣告可以促進行業內的新陳代謝。年輕的專科醫生有機會以廣告宣傳、殺出血路，從而增加生存空間。老一輩的醫生，有的早已享負盛名，當然沒有必要賣廣告，但他們沒有理由自己不用賣廣告，便阻止後輩以此提高知名度吧？第二，病人能掌握更多關於專科醫生的資訊和診金的多少，病人便能以自己的負擔能力選擇不同級數的醫生。這會鼓勵有經濟能力的人放棄到公立醫院及診所求診，改為直接去向私家醫生求診，從而減低了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對真正負擔不起私家醫生的人士有幫助。

廣告費不會推高診金

或許，很多人會認為醫生是高尚職業，而廣告會影響他們的形象，使他們變得商業化。也有人會說由於病人缺乏醫學知識，不能判斷醫生廣告的真偽，容易被誤導。更多人會說廣告費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加重病人的負擔。可是，如果年輕醫生苦無渠道宣傳自己，我們寧可他們賣廣告，還是要他們以身試法，冒險以回佣吸納顧客？至於醫生廣告的質素，現在的諸多限制，病人對訊息一知半解，行不見得不被誤導。而廣告費真的會令診金上升嗎？大家看看小巴車身上的廣告，便會不言而喻──君不見很多律師事務所標榜辦理離婚也只是數千元嗎？

解決醫生違規轉介的問題，是需要以增加專科醫生運作的透明度來解決。政府與其花錢去進行醫療融資的諮詢，倒不如協助放寬醫生行醫的無謂限制。這或許會比任何醫療融資方案，更能解決公立醫院專科醫生不足及輪候時間過長等問題。

留學基金重燃孩子新希望

孫柏文 - 獅子山學會研究部總監, 信報 (理財投資 P.33, 2009.10.7)

1993年，六四事件四年後。筆者有一位住屯門的朋友名叫Rita，她與丈夫強哥決定，不論他人對一國兩制的懷疑、對北京給香港人承諾的沒信心，Rita和強哥向香港未來投下最神聖的一票。

沒錯，他們選擇了生育，同年誕下了男嬰Anson。

一轉眼到2009年10月，Anson已是昂藏六尺的中五生。他就是香港最後一批會考生。

如無意外，到2012年，他便會中學畢業同歷代學生一樣，希望能升上大學。不過，2012年除了是最後一屆會考生畢業，也是三三四學制改革之下，第一批接受六年中學教育畢業的人。Anson畢業的一年，將會面對前所未見的雙倍學生人數，去爭奪大學教育機會。

政府官員對這情況的反應有二。一、輕描淡寫地保證該年會有多一倍的學位學額。二、將自己的小朋友抽離本地教育制度，離三三四改革「有咁遠得咁遠」。

理性的「希望赤字」

保證多一倍的學位學額是不錯的保證。因為能迎合那些讀書只是求分數、上學只是為學位的學生及家長。不過，對那些讀書是希望求知識的天真人，希望大學能增加生產力的傻子，大學師資能忽然把一年的容量加大一倍嗎？

不能，就等於即使入了大學，接受的亦只是次級教育，一生都要因政府官員有天起身「身痕」，要搞三三四改革而付出代價，連政府的教育官員都誠實地說過：「係會亂幾年。」這班學生的原罪是什麼？就是他們的父母，不論當年多少的風浪及多少人大聲唱淡香港，都選擇誕下他們。而今天的特區政府，給這班人的回報，就是「係會亂幾年」。

曾特首，這批學生的父母，他們的信念應有這樣的報應嗎？你能夠睡得嗎？

一名懂性、聽話的學生，每天在聽父母的警告，因為畢業人數多，還會滯後，升學路會難上加難。

學生一預見自己的未來，就會發現長線的「值博率」不高，不如理性地追求短視的快樂。

結果是怎樣？就是在那些年紀的人中爆發索K、援交及紋身等的底因，莫視長遠前途而換取短暫快慰的行為。那些大義凜然的社工除了為自己爭取「更多資源」外，不如試想如何解決學生理性的「希望赤字」。

希望是奇怪的東西，有了時是真的能醫百病。在三三四學制必定推行的同時，曾特首不如畀次機會這些小朋友，給他們一個希望。

我們欠了這班小朋友，一定要學番鬼佬話齋，要over compensate他們。

獅子山學會早前與多個智庫組織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邀請商談，關於我們在下星期三曾特首的施政報告中想見到的政策。

本會的建議是，政府應拿建立強醫金那種的決心，下星期三宣布撥500億元建立留學基金，給2012年及其後幾年畢業的學生們留學的機會。

給學生一個機會

假設香港最弱的大學，世界排名是一百，我們讓那些能自己成功申請進入其他世界排名一百名以內大學的學生，能享用政府提供給本地大學生每年20元的補貼往外國留學。

大家雖然聽到獅子山學會的建議時已垂涎三尺，不過，落實這政策是會遇到阻力的。因每次政府想將資源給學生離港，本地大學的既得利益集團便會反射式反對，大大聲、不斷重複：「本港大學唔係教學生，其實係搞研究，對社會好大貢獻！」不過，今次三三四改革的環境，就是能打破這反對聲音的機會，因為無論本地大學既得利益集團如何咆哮，沒有家長或學生相信他們能忽然消化多了一倍的畢業生。2012年就是給香港學生逃生門的一個大好機會。

最後，政府應要求所有數年後想接受補貼的學生，要自願驗毒。每六個月一次。如有這「逃生門獎學金基金」，學生不但有動力驗毒，還有誘因不吸毒。希望這東西，就是這樣神奇。

曾特首，給這班學生一個機會，歷史必定會稱他們為你的兒女「Donald Tsang's babies」。

香港需要一次重大質變

李兆富 - 獅子山學會創辦人, 信報 (理財投資 P.31, 2009.6.17)

出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一群香港人，我會叫他們做「特區孩子」，他們見證了特區的成立，經歷了香港由盛轉衰的日子，要是香港在最根本的環節沒有出現重大質變，他們前路或許會很難走。

加拿大作家 Malcolm Gladwell 去年出版的暢銷書 Outliers 提出了一個看法︰時勢造英雄。簡而言之，成功除了天分和努力，更要配合外在環境因素；出生在錯誤的時空，像號稱「全美國最聰明的人」Christopher Langan，就算有爆燈的195分智商，在一生的頭一段日子際遇不好，往後也只有幹幹粗活，那非凡的腦袋苦無用武之地。

「特區孩子」怨氣極深

筆者的一代，出生於七十年代，大學畢業後投入社會，剛巧是亞洲金融風暴前後和科網經濟的興起；雖然在畢業之後的十五年間，經已遇到了三次泡沫，但友儕間能成功趕上新經濟步伐，也總算找到了一門出路。九十年代移民潮，造就過一段中高層人才真空，也讓當時廿多歲的我們，更多了一點事業上出頭的機會。可是，比起父兄一輩人經歷的急速增長，我們這一代的小康之路，難免比較多崎嶇顛險。

可是，比筆者年輕、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人，經歷的又是更灰暗的另一番境象。他們畢業的時候，正是科網泡沫爆破和之後的新經濟寒冬，本來雄心勃勃想當網絡英雄，苦讀了三年電腦工程，結果卻前路迷茫，就算是冬去春來，卻見到處盡是股樓炒作，彷彿九十年代資產泡沫爆發的翻版；記得當時坊間冒出了有幾位少年和美少女「股神」，不知他們如今身在何方？

時光飛逝，終於到九十年代出生的「特區孩子」投入社會。「特區孩子」剛懂事的日子，便親身經歷特區成立和接下來的連串混亂施政。這群「特區孩子」的小學經歷，是社會為一刀切母語教學爭論不休，他們自己也面對前所未見的壓力；到他們上了中學，又遇到新學制和通識科的挑戰。近日，社會才忽然驚覺，原來這一代的孩子和往昔的我們，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政府說年青人濫藥，有結黨去打劫的少年，也有出賣肉體的少女，這些明顯都是社會最嚴重的警號。問題是，警號背後又隱藏了什麼訊息？

再過幾年，「特區孩子」便要入大學。第一屆新高中學制的畢業生，以及舊制下的最後一屆畢生，進入大學的過程也加倍驚險，雖然那一年兩批學生沒有正面競爭，三年制和四年制各有學額去吸納他們，可是他們當中仍會有數萬人進不了大學，相信其中有不少會在翌年，也就是2013年，以重讀生的身份去跟第二屆的新高中學制畢業生競爭學位。這幾年的一群「特區孩子」，怨氣將會很深。

官方的答覆或許是︰「除大學外，還有其他渠道去讓中學畢業生去進修，或者他們可投身社會工作。」

「派錢保民望」變成傳統

在未面對真正的政治衝擊前，官員還可以如此冷靜回應。不過，屆時特區有新的行政長官，未站穩陣腳的他，會以什麼方案去對應這個問題？到時特區政府會大幅增加高等教育的撥款嗎？在政治現實下，增加高等教育的撥款既可解燃眉之急，也可贏得社會掌聲，為政者做個順水人情，何樂而不為？再者，特區早已開了「派錢保民望」的傳統，增加高等教育撥款似乎將是下一個十年必然發生之事。

可是，大學學位數目的不斷增加，卻非教育質素的進步。

筆者的兩個孩子年紀還很小，所以「特區孩子」面對的問題，對筆者來說仍然有點距離。不過，筆者跟其他父母討論子女的未來，大家都顯得憂心忡忡。事實上，有不少能力上負擔得起的父母，都表示一旦香港教育狀況繼續差下去，唯有將子女送到外國。說句政治不正確的話，大家都對教育制度全面失去信心。

筆者和這些家長的觀點和預期，是非常典型的中產思維；不過，這也正好是香港沉默多數的想法。就算中學畢業之後進不了大學，也得趕緊在年青時進修，否則，前路難行。老套點說，在全球化的知識型社會，一般人的成就跟學歷掛，而大家的競爭對手也是來自全球各地的人，教育搞不好，香港還會有未來嗎？

無論是為了特區還是為了孩子，我們都要反思如何令投放在高等教育的資源得到應有的成效。不斷擴大一個自我封閉的系統，絕對不是一條出路，搞好教育亦不等於永無止境地增撥資源。事實上，我們必須要面對一個重要問題：香港的高等教育界具備國際級的競爭力嗎？
錢跟學生走

近日民間組織在熱烈討論打造香港為教育樞紐。對香港的良好願望，無論如何也值得在精神上作出支持，但面對現實，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要提升競爭力，首先要從收生的過程改革。現在的大學聯招，要是套用競爭法的技術用語，根本就是瓜分市場的反競爭行為。以往只得兩所大學的日子，直接競爭令大學的文化和氣份都搞活了。如今，大學是三年制或四年制，也要被一刀切，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有兩種學制並存競爭？為什麼大學是三年制或四年制，竟然不是由大學自己決定？

另一方面，對大學本科生的撥款，應得錢跟學生走。政府對大學本科學位的撥款，為什麼不可以用來讓香港的年青人到海外升學？一個學生要是被頂級學府收錄，為什麼他要放棄一個香港學生應得的資助？這個學生要是父母負擔得來，他或許可以瀟灑一點。可是，如果他是一個貧窮家庭的學生，雖說外國的頂級大學多數設有獎學金，又有幾多人因為怕日後失去獎學金而寧願選擇留下？

大概在千禧年，還未是特首的曾蔭權，對大學生提出了錢跟學生走的想法，結果惹來高等教育口誅筆伐。事實上，當時正值科網泡沫爆破，本來就是一個改革的契機。要是早已經有錢跟學生走，或許科網第二波的Google、Facebook 和 iPhone，會見到香港年青人的貢獻。當然，歷史沒有如果，而這一代香港人，結果熱衷投入社會運動，帶來連串新現象，既是社會有機體的自然調節，也是當初想不到的後果。

面對同一個政策題目，比以當年曾蔭權提出錢跟學生走，現在更有需要改革香港的高等教育。往事已矣，筆者希望香港各界，可以從更宏觀的視點去對待高等教育，免得又一次錯失讓香港出現正面質變的黃金機會。

瘟疫雜談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29, 2009.5.6)

繼禽流感、非典型肺炎之後，俗稱豬流感的甲型流感H1N1於4月在美洲爆發。瘟疫瞬即蔓延全球，感染人數過千，造成過百人死亡。香港上星期亦出現了亞洲首宗豬流感的確診個案，幸而瘟疫傳入香港早屬意料中事，政府因而能夠迅速採取隔離措施。再過幾天沒有新增個案，香港便應可避免一次瘟疫在社區爆發的危機。

也許叫人難以置信，不過曾幾何時，疾病卻是改善人類生活的「良友」。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人類長期處於馬爾薩斯困境（Malthusian Trap）之中。在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告別施捨》（A Farewell to Alms：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中，從一幅橫跨數千年的人均收入圖表中可以看見，人類的生活曾經長期徘徊於接近石器時代的水平。

瘟疫長期影響社會

在馬爾薩斯困境中，生產技術的改良往往輕易被人口增長所抵消，生活改善刺激的人口增長，其速度甚至可以使生活水平下降；這點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其實亦可見一斑。於是，戰爭、飢荒和瘟疫這些減少人口的天災人禍，有時反而有助改善人民生活。

當然，假如因為上述理論架構而消極地提倡定期進行戰爭或散播病毒改善人民生活，明顯是愚蠢的想法。馬爾薩斯的困境，最終是由工業革命帶來的生產力上升所打破，使人類社會繼續從正面的方向發展。

瘟疫再非「良友」，而其經濟影響亦因時代而轉變。過往的瘟疫，經濟影響主要集中於人類染病或死亡所帶來的勞動力損失和相關的醫療成本。至於在經濟愈趨高度分工和全球化的今天，即使瘟疫並未帶來大量的染病和死亡的個案，瘟疫帶來的恐懼和對人流及人與人之間接觸的影響，已經足以對經濟帶來沉重打擊。

政府應為市民提供安全網

瘟疫的經濟影響，不少組織都已作出不同的評估，評論亦多有引述。不過除了對當代人的影響之外，瘟疫的影響也可延至下一代人。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四千多萬人死亡。哥倫比亞大學的艾蒙教授（Douglas Almond）利用美國的資料，對流感時及於其前後受孕的胎兒進行研究（註一），發現在瘟疫時期受孕的胎兒在長大之後，教育程度較低、收入也較差，可見瘟疫對於社會同樣存在長期影響。

天災人禍期間，部分物資價格或會急升，這些情況往往是由於需求增加而供應未能於短期內調節所致。雖然價格急升往往使人不安，但對市場調節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相反，政府眼短期的表象而對市場作出諸如價格管制等干預，歷史經驗告之是會適得其反的。非常時期，政府應做之事並非壓抑市場表象，而是應該利用儲備資源，透過市場為市民提供必要的安全網。

香港作為國際間人流物流的樞紐，任何大型疫症的爆發，恐怕都難以避免傳入。觀乎過去一段時間，不同種類的瘟疫反覆出現，無論是對今次豬流感的往後幾波，或是將來的未知名瘟疫，政府皆宜早作應變準備。

（註一）Almond Douglas （2006）：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大學學券解救學子困局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理財投資 P. 33, 2009.4.29)

《信報》練乙錚先生在4月7日發表〈香港辦私立大學能賺大錢嗎？〉一文，列陳香港語文水平低落、辦學成本高昂等因素不利發展本地私立大學為「賺錢」產業。香港中文大學劉遵義校長在4月27日以中央政策組教育服務小組召集人身份，指香港發展教育產業並非為了賺錢，建議政府訂立《大學法》支持私立大學發展。

獅子山學會向來擁抱自由經濟，對「賺錢」這詞語從不抗拒，既不會神聖化熱愛「賺錢」的人，也不會妖魔化以「賺錢」為目標的朋友。但我卻有點狐疑，花精力辯論私立大學能否賺錢，是否偏離了為下一代想的題旨？

我們的研究總監孫柏文先生時常引用荷里活電影《華爾街》裏的一句對白：「貪婪讓人類進步。」當我們關心下一代的教育質素，希望整個教育制度變革，我們就必須思考怎樣的制度才能帶來不斷的進步。

學額不足難解決

劉遵義校長指出：「本地大專院校學位，只佔適齡學生中的18%，比率較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韓國等地偏低，對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有關的比率屬太低，應考慮提升比率至逾40%。」如所言非虛，香港的大學教育問題僅是學額不足，那問題應該十分簡單，只需要增加學額不就把問題化解嗎？而要增加學額，不外乎三個方法：一是增加資源投放，擴大現有體制；二是向外地購買學額供本地生學習；三是以現有資源作更有效分配，達至學額增加。

本來解決方法一是最簡單，但劉校長和一眾中策組顧問不是不知，現今納稅人每年花116億元在大學教育方面，總受惠學生也只不過六萬多人，要是來個翻一番，特區政府不是花不起一、二百億元，但現時大學教育種種流弊，會不會也一起翻兩番，到時公帑花費換來大學教育中學化，對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的宏大理想還是不利。

方法二倒是能夠進一步思考，香港早就慣了請外援，本地老師教不好英語，請外籍的，家裏有能力也老早送子女到外地升學（包括一眾立法會議員和教育高官的子弟，所以本地大學就學率偏低也成一疑問）。但放到大學生的問題倒是複雜，究竟送錢給大學生到外國讀書較好，還是送錢給教授來港教大學生更好，確是大難題。

方法三看似輕鬆，卻是阻力最大。香港的大學教職員早以高薪見稱，同樣資源服務更多學生，不是共了他們的產嗎？一校之長當然要三思而行。

真的無路可行嗎？獅子山學會倒一直倡議既簡單又有效的方法，就是推行大學學券，凡是符合一定條件的學生就發給他們一定金額，哪管他們跑上北京，飛往大西洋，還是留在沙田，想讀什麼就讀什麼，本地大學想留住學生，請提供優質教育，官僚從此不用費神管這管那，大學教員更具空間創新了。

當代古典自由經濟學派一直倡議以學券實現教育改革，其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就是當中的致力推動者，他指出人們須要分辨由政府資助教育和提供教育的兩個角色，學券是最有效的方式使政府只集中在資助教育之上，不再直接提供教育，從而透過學校與學校之間的競爭，以及家長和學生的真正選擇，建立起最優秀的教育制度。【註】　　當然，佛利民和海耶克等古典自由經濟學家都傾向政府資助基礎教育，而大學教育未必是政府義務所在，但故且時宜勢易，人們對政府的期望比以前高，對教育的要求也比以往多，如果政府真的需要資助大學教育，我相信大學學券是古典自由經濟學家支持的唯一方法。

香港本來民辦大學力量強大，浸會、崇基、新亞書院等大專當年不是給港英政府逐步歸化，早就是獨當一面的民辦大學。

今日香港看似大學林立，但都以官辦為主，資源來自官方，自當被官僚管得僵硬，每所大學都爭逐當研究型大學，結果研究教學兩不討好，這不是苦了我們的大學生嗎？

有謂發展私立大學可以開創天主教大學、大中華大學等宏願，但人家名牌大學沒上一兩百年也建立不起來，現在從頭開始是不是自討苦吃？何不以大學學券解救現成大學，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兩所本地大學龍頭不就有資格由官轉民，以現有財力加上校友網絡發展成有如美國長春藤大學聯盟般的民間知識力量？到時大學間合併重組，只要學生受惠，資源更有效運用，又豈會再有教院風波？

制度致學生鑽營考試

更加重要的是，香港學生和家長望穿秋水進入大學門檻，由三歲開始的唱遊班，到中小學的考試操練，無不是想得到大學的入場券。但現時在大學聯招制度下，學生又只有透過公開試成績定奪生死，大學學系連面見學生的機會也沒有。這樣的制度又怎會不造成學生鑽營考試，教師無從發揮，辦學團體罐頭倒模的通輸局面。

雖然練乙錚先生在〈香港辦私立大學能賺大錢嗎？〉一文，確實指出香港的大學對國內和外國學生的吸引力有限，但卻忽略了言論和學術自由仍然是香港比國內優勝的地方，如大學能從學券制中得到解放，大學自由化的局面隨時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始終數以億計的年青同胞，幾個巴仙來港升學也叫我們吃不消，賺不賺他們的人民幣，卻不是我關心的課題。

要打破當今香港教育制度的流弊，順藤摸瓜，必從大學開始，要大學革新自強，大學學券是必經之路。「貪婪讓人類進步」，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得到步步向前的教育嗎？

註　Friedman,M.,(1955).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ducation, in Robert Solo, ed.,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以學券創新天 各施各法救學子

何民傑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 信報 ( 理財投資 P.33 , 2009.1.14 )

星期天看港台的《城市論壇》，一班學者校長東拉西扯「標籤效應」、「中中英中」、「彈性微調」，講了一句鐘，恍如當今香港教育困局的寫照，教育制度中的主角：莘莘學子，在討論中失了蹤。

當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官僚糾纏於教學語言管多少、怎樣管、如何改、改多少，其實反映更重要的問題核心，香港教育制度被官僚緊緊管制，再有能力志向的教育人才，都無從發揮，唯有引入學券制度，才能解救如在水深火熱中的香港學子。

學生真正需要

記得在我讀英文中學的初中日子，年少無知不懂英語的重要，最後落入成績最差的班級。每當上英文課，老師如何努力都只有幾位同學聽課，其他科目硬要採用英文課本，同學索性連課本也不帶，帶了也不揭開，荒唐日子就是這樣流過。

什麼中中英中，標籤不標籤，對學生來說根本毫不重要，學生需要的是靈活多變的教學方式，學生需要的是因才施教的課程課節，學生需要的是才德兼具的教學團隊，今日的微調方案是不是大手術，我並沒有興趣討論，但肯定的是，這陣子引發的討論觸不到癢處，幫不了學生。

為什麼國際學校的課程就可以自由訂定，是因為高官議員的子弟都在那裏讀書的原故嗎？何以資助學校的所有運作都要由上而下，皆由脫離教育現場的官僚去倒模規範？一班多少學生才最有教學效益，官僚知道嗎？為什麼不可以資優學生在大班，資弱學生在小班？何以要一刀切全港課室都要用同一規矩？外國名牌大學的英文系教授可以教中學嗎？可以，不過請從最低薪級點計算人工，還要先讀所謂的專業課程。這是為學生揀選最好老師的制度嗎？這是讓最有能力、最有誠意的教育者服務學生的制度嗎？

由家長學生選教學語言

歸根究柢，學校的教學語言不應該由官僚去管，官僚也不懂得管，只有將選擇權歸還給家長和學生，辦學者自然在競爭下不斷進步，滿足公眾的期望，替學生打造貼身的教學方式。

起源於美國學券制，是解救當前困局的唯一出路。

早在1779年，著名學者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就提出，家長是決定孩子接受怎麼樣教育的最佳人選，在1869年的佛蒙特州（Vermont）和1873年的緬因州（Maine），已經推行過有學券形式的「鎮付學費」（town tuitioning）計劃。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發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開啟了現代學券近幾十年的探索和發展。

引入競爭是關鍵

學券制的基本理念在於，維持政府對教育津貼的同時，亦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升教育的質素，讓學生接受到最佳的教育服務。而在形式上，政府向家長發出學券，學券金額等於政府每年津貼個別學生的金額。家長則自由地選擇合符指定要求的學校，不論政府或私立都可以。最後家長用學券繳付學費，學校收到學券後，憑券向政府索回現金。

在整個學券制運作中，政府的角色減至最小，如同管理餐廳的發牌，只要符合基本的安全和條件就可以辦學，辦不辦得成功，就由公眾的選擇去汰弱留強，最佳的餐廳讓食客大飽口福，最佳的學校就讓學生學得最多！

不應由官僚去管

學券制早就證明對提升學生學習有莫大幫助，哈佛大學彼得斯（Peterson)和格林（Greene）兩位教授在1996年，對美國密爾沃基市的MPCP學券計劃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是，這個執行了五年的學券計劃，讓參加的學生在閱讀成績上提高了3至5個百分點，在數學成績上更提高了5至12個百分點。

這個實證的結論，不單引起當時五十多個傳媒的廣泛報道，更讓全球各國領袖關注引入學券，讓學生得到最佳的教育，巴西、智利、中國、台灣都推行過不同形式的學券計劃。當少管教育是全球趨勢，而香港卻仍然停留於官僚要管多少的問題。

世上根本沒有教育理想國，只有各施各法的教育戰場，與其繼續大鑊飯式教育飯盒，不如以學券讓學生享用千變萬化的教育自助大餐。

教育政策莫以標籤為念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8.18

近千名學生家長為求一席中六學位，不惜在八號風球下，冒着風雨在仍有學位的學校排隊。雖然教育局早已宣布收生程序因風暴順延，但最後還是指示有關學校提早登記派籌。提早登記的安排，對於平息家長和學生的不滿的確立竿見影。不過，提早登記減低冒雨排隊的代價，必然吸引更多家長加入，而更多家長冒雨排隊反過來會迫使教育局更早登記派籌；周而復始，提早登記的預期可以「自我實現」。因此幾乎可以肯定，惡劣天氣下的收生安排，將會形同虛設。

無論如何，家長冒着八號風球排隊，反映的正是家長對子女教育的關切。回歸以來，教育改革頻繁，其中以母語教學影響最為深遠。經過十年的「試驗」，教育局已於年初表示，將會微調母語教學政策，給予各校更大靈活性，容許分班、分科或分段選擇教學語言。

標籤源於供求失衡

教育局推行「微調政策」，表示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可是不少論者認為，「微調政策」容許分班選擇教學語言，英語班的數目固然仍會成為各校標籤，校內更會進而出現母語班、英語班的標籤。所以，「微調政策」不是消除標籤，而是深化標籤。

回顧所謂中中、英中的標籤，其實並非來自兩者教學成效的優劣，而是源於不同教學語言的學校出現嚴重供求失衡。母語教學推行之時，除了私校和直資中學以外，就只容許約二成——即一百一十四所中學能夠使用英語教學，明顯跟社會上希望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家長數目，存在很大差距。英中求過於供，英中學生自然高人一等。相反，中中供過於求，因而連累本來就希望接受母語教學的學生淪為次等。

「微調政策」容許校本自決教學語言，實際效果是解除母語教學政策對於英語教學學位供應的人為限制，在母語、英語教學的供求較為平衡的情況下，減低兩者的標籤效應。「微調政策」有助消除中中、英中標籤，卻不代表應以此為目的。

消除標籤無助改善教育

因為單以消除標籤為目的，只會使教育政策無所適從。試想，即使強制所有中學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學生家長也必然以各校的英文科目成績作為標籤。甚至把英文科目也給取消，「名校」仍會憑藉其他科目的成績而存在。至於所謂校內標籤，即使沒有母語、英語班別之分，文理分科（曾幾何時，成績較佳的學生於高中多選擇理科）、考試名次在在皆是標籤。因此，「微調政策」根本不應以能否完全消除所謂母語、英語教學標籤論成敗。

標籤與訊息往往難以分割，無視標籤成因，反以標籤本身為問題根源，強加抑制；消除標籤之餘，其實也同時消除了訊息。近年中一收生派位成績組別由五改三，禁止中學公布中一收生成績等政策，說是消除標籤，但也大大增加學校教學和學生家長選校的訊息費用。

情況正如價格變動之時，忽視變動原因，卻以價格管制「消除」價格變動，徒然使社會失去分配資源的指標。歷史已經證明價格管制無助改善生活；只以消除標籤為目標的教育政策，同樣也無助改善教育質素。

持續進修 應該自費

施永青 [am730] 2008-06-23 M06 新聞 C觀點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亞洲金融風暴後，本港經濟一度陷入衰退，失業率上升，市民叫苦連天。特區政府手足無措，唯有藥石亂投。其中一項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藥方，是搞持續進修，希望藉此提升港人的技能，好讓他們能在新的經濟環境裡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

由於原有的教育機構兼辦新課程的能力有限，政府無法在短時間裡向社會提供大量新課程，唯有動之以利，讓私營的、甚至以前未有辦過類似課程的機構，也來舉辦這類課程。為在短期裡有漂亮的數字向社會交代，政府對這類機構的監管顯得相對鬆懈。

廉署的最新個案顯示，有機構假裝辦課程，招募了一批假學生，再由這批假學生向政府申請學費補貼，齊齊把這筆錢瓜分，騙了政府300萬元。政客紛紛出來追究責任，要求政府堵塞漏洞。
我認為這300萬元的浪費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浪費是持續進修計劃的本身，涉及的金額數以億元計。

政客常鼓勵政府為教育作更多的撥款，美其名為社會的將來作長線投資，不是支出性的花費。但我認為，教育不單是社會的投資，更應該是個人的投資；空有社會熱心，若果參與者個人不投入，這筆花費很難產生應有的作用。

現時由政府推動的持續進修課程，少則學生可以申請貸款來交學費，多則學生只要有上課就可以取回學費，部分課程，學生不但不用交學費，甚至可以領取生活補貼。難怪很多政治團體都紛紛主辦這類課程，一方面可以拿政府的錢來派街坊，乘機籠絡選民；另一方面還可以賺錢補貼政黨經費(政府的津貼已預留合理利潤)。由於立法會內的政黨很多都是得益者，所以他們都支持這類花費。

現實是報讀這類課程的，很多都是家庭主婦，她們只著意領取生活津貼，卻無意出社會工作。亦有一部分報讀者是新畢業的學生，他們在社會上一時未找到工作，為了向家長及朋輩有所交代，只好讀完一個課程又報讀另一個課程。

政府花了這許多錢，唯一的功能是紓緩了當時的社會矛盾，至於能否真正提升港人的競爭能力，我就不敢寄予厚望。現今香港的失業率已經下降，社會是否還值得花這麼多的錢去做這類門面工夫，很值得重新檢討。

騙學費津貼事件曝光後，社會輿論只一味要求教育局及勞工福利局加強監管，這只會花費更多公帑。我認為最有效的監督方法是交由消費者全方位進行。前提是想持續進修者要自己付費。這樣，他們不但會監督辦學機構，更重要的是自己會主動學習。由此而產生的社會成效，一定不會比由政府撥款差。

醫療改革須先檢討開支

何民傑、王弼 ~ 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 經濟．企管 P. 36, 2008.6.2)

政府的醫療融資諮詢進行了近三個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稱當局已收到八百份意見書，又說其中大部分認同本港的醫療制度需要改革，使市民可以得到更全面的醫療及更大保障。原來周局長看過了八百份意見書，能歸納出的結論就是這些彈了不下百遍的老調，食物及生局的效率可見一斑，也難怪當局遇到難題時就只有打市民荷包的主意了。

　　沒錯，看見醫療融資報告的封面，大家會聯想到什麼？一隻竭力攤開的手掌、手心朝天，一幅留下買路錢的模樣；未細看內容，政府已不經意地流露出起老實不客氣的神態，而它打市民荷包的形象亦躍然紙上。

　　誠如前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楊永強所言，錢並非從天降下，政府每年用2000多億元，一分一毫都是從香港市民辛勤勞苦所得的，剛交過稅又趕要填今年度報稅表的納稅人就更加感同身受。至於公帑用在哪裏，怎樣使用最有效益，就非政府首要責任莫屬。

　　在詳細討論強醫金前，讓我們先作一個比喻作為引子：如果政府預期香港的賊人會愈來愈多，警員將會不敷應用，所以每位市民便要向政府繳交一份「強警金」，又或者因為在秋天時香港山火特別多，消防車可能不夠用，就要市民齊齊供一份「強消金」。相信大家都會認為，提出這些意見的人是傻的，但政府希望市民將來每個月都要供的強醫金，就是用這個傻兮兮的邏輯所推論出來。

無必要強迫市民八折支薪

　　政府在醫療改革諮詢文件明示，香港在2033年就很可能滿街病人，所以市民便要每個月先供5%的強醫金，待幾十年後用。獅子山學會一直反對開徵這一類強制性的另類稅金，有眾多民間團體（如納稅人權益團體107動力）亦在這幾個月發起多次「不要八折出糧，反對強醫金」的行動，其理據如下：市民現在每個月供款5%工資的強積金，加上本來僱員可自由運用的另外5%的僱主供款，實際上市民已是九折支薪。倘若再加上政府提議的5%強醫金；而外國經驗是這類強制性供款只會愈來愈多，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CPF）供款達總薪酬約四成；不要忘記政府數年前提出的銷售稅（GST）又不知什麼時候捲土重來，最終市民要八折支薪絕對不足為奇；再把薪俸稅算進在內，一般市民一年便有三至四個月的工資上繳政府，那香港還可以稱為低稅率城市嗎？恐怕屆時低稅率只是富豪與大企業的專利。

　　究竟香港將來是否一定是滿街病人呢？美國和加拿大在多年前已經面對出生率低的問題，但他們有效利用移民和入境政策，一直將人口結構維持在平衡的發展，這當然值得香港參考；加上我們有巨額財政儲備，政府根本無必要強迫小市民八折出糧。

　　更加重要的是，這份文件全篇幅都是要求市民付出，但是供款怎樣運用，怎樣增家公營醫療體系營運效率就沒有提出，只講收入，不講開支，讓誰當老闆都不可能接受。作為香港政府老闆的香港市民就更加要問問，每年300多億元的公共醫療開支，在醫療事故接踵而來的情況下，是否真的用得其所。

醫管局開支八成多是薪酬

　　只要細看醫管局開支的研究報告，就發現原來醫管局的開支中有八成多都是薪酬，而且人手編制是一貫的肥上瘦下，醫管局主席和總監的年薪比特首還要高，顧問和副顧問醫生的薪酬就用了40多億元，藥物器材的開支只是30億元，但是醫管局還說藥物太貴，以至有些病人病無所醫，究竟人的工資重要？還是人命重要？

　　要市民八折支薪，請政府先管好醫管局的賬目！

強制醫療保險是什麼?

黃健明、王弼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 經濟日報 A29 國是港事 , 2008.4.15)


周一嶽局長近日撰文強調私人醫保的各種缺陷並「懷疑這些產品能否真正幫助投保人應付病患的財務風險」、有學者大力鞭撻私營保險公司拒保高風險人士和拒絕賠款等種種不道德行為、政府在各個場合明示暗示強制醫療保險會「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困難而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彷彿「強醫金」會把香港市民帶到病有所醫的烏托邦。

實情是只要我們到已實行強制醫保的台灣，會發現局長和學者所說的道德問題也在當地發生：一位患有「遺傳性表皮分解性水皰性」的嬰兒，因為他的皮膚病被台灣健保局(強制醫保官方承保機構)界定為非燙傷所造成，所以拒絕賠償每月32萬新台幣(約八萬港元)之敷藥費。
我們無意貶低醫療保險的價值，更不會懷疑私人醫保投保人的智慧，他們不至於天真地以為醫保是凡病皆保吧! 任誰都明白百密一疏的道理。我們只想說明，強制醫療保險既不能保證病有所醫，而缺點比私人醫保更多，那道理何在﹖

保險的原理，在於把個人無法準確預測的巨大經濟損失，透過集合眾人風險轉化為較為確定的開支。醫療保險的原理跟一般保險相同，假如個人患上重病的機會為萬分之一，而相關醫療支出約為一千萬，這樣集合萬人各繳千元，理論上便能應付眾人的醫療風險。

真實世界中眾人醫療風險不同，自願投保的醫療保險存在逆向選擇，即患病機會較高、索償機會較高者更為傾向投保。保險公司面對逆向選擇，所以會因應各種與患病機會相關的因素（例如年紀、生活習慣、患病紀錄、過往索償記錄等）調整保費。強制醫療保險，雖然能夠防止市民逆向選擇，但是保險公司同樣不可拒保，集合風險後的劃一保費是否必然較自願醫保為低實成疑問。反而我們可以斷定的，是強制醫療保險使健康風險較低人士補貼較高人士，而健康風險未必跟財富收入有關；煙酒不離手、夜夜笙歌的億萬富豪與不煙不酒、著重健康生活的小康之家，根據政府的強制保險建議，繳交的是同樣的保費。

保險制度存在道德風險，其中包括病人可能過量使用服務。強制醫保，由於保費劃一而不按索償調整，道德風險問題特別嚴重。當然，沒有人會因為強制醫保而故意患上重病，可是一般護理、尋常小病的醫療服務需求，卻明顯會受到劃一保費帶來的道德風險所刺激。根據南韓與台灣的經驗，醫療服務使用率在實施全民醫療保險後大幅上升，即使南韓把自付費用(co-payment)的比率調升至百分三十仍然無補於事。道德風險導致的醫療開支急增，曾經使兩地的全民醫保計劃陷入財政危機。

保險公司為了減低醫療機構提供過量服務的道德風險，而向醫務人員的治療方法施加限制，這做法常使人詬病。但即使在強制醫保下，有關限制其實同樣存在，分別只是政府名正言順的規管，代替了保險公司與醫療機構的安排—「健保殺人」這事件便是很好的例證。由此可見，強制醫保無助真正解決自願醫保面對的問題，反而因為限制市場調節，而使部分問題更為嚴重。

自願醫療保險，高風險人士的保費確實高昂。基於道德與愛心，相信香港市民不會對有需要人士(即貧病患者)棄之不顧，而現行以稅款資助公營醫療服務的方法，正是周一嶽局長所指的終極保險。相反，利用強制醫保的掩眼法，使低風險人士補貼高風險人士，間接誘使全港市民「多病多痛」，肯定不應是醫療政策的正確方向。

強制保險 無非加稅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4 , 2008-3-17)

政府在上周四發表題為「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其中提出六項解決將來可能出現公營醫療開支急增的方案，分別為社會醫療保障、用者自付、自願保險、強制儲蓄、強制保險和強制儲蓄加保險的混合方案。

上周獅子山學會已經提出公營醫療改革的重點，應該着重檢討公營醫療開支，如今再論融資方案。

醫療開支的特性，主要在於其不確定性，重病的發生機會雖低、惟醫療開支巨大，純粹的儲蓄模式對於應付有關開支的作用有限。因此，強制個人儲蓄的「強醫金」方案，基本上可以不作考慮。

相對而言，保險較為適合處理不確定性高的醫療開支。保險的原理，在於透過收取保費向投保人集資，然後在特定事件引致損失時作出賠償，從而把個人的不確定損失、開支轉化成為確定的保費支出。

保險公司提供保險時存在兩大風險，即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以醫療保險為例，逆向選擇來自患病機會較高者更為傾向投保，道德風險則是已投保者由於受到保險保障，因而忽視健康，增加患病索償機會。

市場面對兩者，也不致於「束手無策」，其中因應各種與患病機會相關的因素（例如年紀、生活習慣、患病紀錄等）和索償紀錄而調整保費，便是重要手段。根據個人情況和索償紀錄釐定保費，既是市場處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方法，間接也鼓勵市民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減低患病機會，從而得到更佳保費。

較大的道德風險

觀乎強制保險的建議，不論生活習慣或索償紀錄等因素，全民劃一保費，顯然面對較大的道德風險，保障個人醫療開支有餘、鼓勵健康不足。另外，強制保險雖然透過全民投保，有效防止逆向選擇，但是同時禁止保險公司作出風險甄別，亦即不可拒保，因此強制保險的保費並不一定較自願保險為低。

漠視風險差異的強制保險，其實並非保險，而是加稅，效果等同政府向市民收取與保費相同的稅金，然後向病者提供只作醫療之用的「醫療券」作為賠償；應該留意，對不同收入人士收取固定保費，屬於一種累退稅制。強制保險與現在以稅收直接資助公營醫療服務、或是諮詢文件提及的社會醫療保障的主要分別，並非在於保險概念，而是在於目前只以「實物」——公營醫療服務作為「賠償」，病者因而缺乏選擇，甚至因為輪候時間、質素等種種原因放棄「索償」。

強制保險確實有助縮窄公私營醫療服務價格差異、增加病者選擇，只是他日人口老化，賠償金額上升而保費劃一，未來的保費勢必增加，效果與加稅無異、更與避免「禍延後代」的宗旨大相逕庭。

無論強制儲蓄、強制保險或任何混合方案，解決公營醫療開支尾大不掉的方法，均是在於提高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減少對較有經濟能力病者的補貼，儲蓄和保費的作用無非使加價較難察覺；以強制保險為例，增加收費的事實便容易透過保險賠償抵銷而被忽略。

首要檢討開支

醫療改革，檢討公營醫療服務的開支仍為首選，大幅減低不求效益和非必要的開支，更能達致維持收費而毋須額外融資的雙贏局面。

退而求其次，勿以強制儲蓄、保險遮掩，直截了當對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能者多付的收費模式，避免為市民帶來更多欠缺靈活性、一刀切的制度。

用者自付與自願保險本來就是一幣兩面，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可以增加自願購買保險的誘因；相反，繼續不論貧富地大幅補貼公營醫療服務，自願保險必然難以推展。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固然重要，只是強制制度之下，究竟是誰掌握誰的健康、誰掌握誰的人生？

討論醫療融資 應先檢討開支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5 , 2008-3-3)

政府將於周四公布醫療融資改革諮詢文件，而財政預算早已從千億盈餘中，撥出五百億用於相關建議。香港早期醫療服務主要由慈善機構提供，其後政府逐步介入，公營醫療開支由一九八七年佔全港醫療開支的百分之三十六，增加至近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於一九九一年開始負責統一管理香港所有公立醫院的醫院管理局，更是政府以外的最大僱主。

公營醫療開支在九十年代急速膨脹，加上人口老化或會增加公營醫療需求的憂慮，政府的長遠財政承擔能力漸漸引起關注。由於預期公營醫療開支將會尾大不掉，醫療融資因而成為刻不容緩、甚至是既成事實的議題；奇怪的是，對於問題的核心—公營醫療開支卻鮮有討論。

增幅至為關鍵

醫療融資的需要，未來的公營醫療開支增幅至為關鍵，可是從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不難發現即使短如一年的預測，誤差之大也往往令人咋舌。以一九九九年哈佛專家小組題為《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而改？為誰而改》的報告為例，其中預測九六年往後二十年，公營醫療開支將以百分之十四的年率增長，所佔政府開支亦將由百分之十四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三。十年過去，實際的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只為百分之二，而所佔政府開支比重仍然停留在百分之十四的水平。哈佛小組原先的預測當然不是信口雌黃，只是作為增長預測基準、開支增長年率高達百分之十七的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間，屬於醫管局成立初期、醫療服務及設施大幅改善的「非常時期」，未必是長期趨勢。何況，接近百分之二十的開支增長預測屬於不能區分及計算錯誤的「剩餘因素」；比重之大，足使「剩餘因素」成為導致開支增長的次要因素，較與人口老化有關的平均使用率上升還要重要，重大預測誤差可謂「預料之內」。

審視公營醫療角色

除卻通脹、人口增長和人口老化引致的平均使用率上升，公營醫療開支增長的「剩餘因素」還可從何而來？醫管局去年底開始分階段推行「售藥計劃」，方便病人於公營醫院內的藥房自購藥物。「售藥計劃」的構思，本來是把藥房外判予私營承辦商，但是由於醫管局要求私營承辦商必須同時在一些偏遠醫院開設藥房，最終使投標者卻步。醫管局並無因而調整招標計劃，反而決定把私營承辦商認為難以圖利的計劃，動用公帑付諸實行。

本年施政報告提及兒童醫院的構想，兒童癌病基金曾經建議，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成立兒童醫院，主要處理兒童癌病和複雜重症，所需資助不會超過現在醫管局兒科服務的十四億元資助。可是，醫管局因為「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等大城市，都有知名的兒童醫院，沒理由香港無」，決定以公帑興建一所全新的「旗艦」兒童醫院，將服務範圍擴至基本兒科醫療；而原本設有兒科病房的醫院及原來的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卻會繼續保留相關服務。

公營醫院藥房、「旗艦」兒童醫院這種不理成本效益、只增不減的營運方式，正是構成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剩餘因素」的重要部分。因此，在討論醫療方案前，實在更應認真審視公營醫療開支的運用及公營醫療的角色。

健康無價、世事無常，市民當然應該為醫療需要早作籌謀；只是總體醫療開支難測、公營機構擴張難控，政府代替個人、強制實施劃一醫療儲蓄或保險計劃的成效實在成疑。市民究竟是否應該繼續贊同政府以公帑「壟斷」大部分醫療服務、服務對象不分富貧，因而卻要把部分收入給予政府作一刀切的安排？還是，應該讓政府集中為貧弱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從而釋放社會資源，使市民可以自行為本身的醫療需要作出不同安排和選擇？

校本自決正確學券更勝一籌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2-25)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上周會見傳媒時表示，政府正在考慮日後由學校自行決定教學語言，甚至可以分科、分級、分班使用不同教學語言，教育局則主要負責監察學校的實際情況與公布相符。

母語教學政策源於政府在九七年發表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以學生能力、教師能力和支援措施等因素，強行限制部分中學所能選擇的教學語言，中學因而劃分為只能使用母語教學的中文中學和可以使用英語教學的英文中學。如此安排，猶如政府按照中央「專家」對社會各人專長、各地區環境的「評估」，為各人指派工作、在不同地區設立龍頭行業的計劃經濟。在龐大的訊息費用下，計劃經濟終必失敗，這個已經不幸地在中國「驗證」過了。

母語教學是「計劃教育」

母語教學的本質是「計劃教育」，所以母語教學政策的失敗，並非在於所選語言之優劣，而是在於中央計劃的缺失。政府現在考慮的做法，是把教學語言由中央規劃改由學校主導，實較只是改變「計劃」的內容（即如推行英語教學或降低英語教學的資格），更能解決對學生教學語言需要訊息不足的問題。相對而言，容許學校選擇單一或多種教學語言較容許學校選擇某種教學語言（即英文中學或中文中學）更為重要，因為容許學校可以分科、分級、分班使用不同教學語言，無疑更能增加學校使用教學語言的彈性—而彈性乃社會增值之源。

應由市場提供答案

學校使用教學語言的彈性重要，因為使用教學語言的各種可能性，往往非中央計劃部門所能設想。升讀大學比率甚高的培正中學，雖然初中班級以母語授課，但同時運用現行規定容許的靈活性，在部分科目使用英文教科書和英文試題。即使政府推行校本自決教學語言，該校並不打算隨波逐流的使用英語授課，而是在擴大使用英文教科書和英文試題的科目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母語授課。如「英文書、英文試卷、中文教學」般，授課語言與參考資料語文分家的教學方式，雖然可能有人視之為「掛羊頭賣狗肉」，但是也許確實有助學生在較為容易理解教師授課內容的同時，亦能增加接觸英文的機會。只要學校如實公布教學模式的資料，實在難以理解學校、家長和學生因何不能作出如此選擇。

政府推行校本自決教學語言絕對是正確一步，只是更多關於教學方式和管理的限制也是不應忽略；政府既然容許學校自決教學語言，對於學校自決小班教學，甚至同樣分科、分級、分班採用小班教學又有何反對之理？

學校自決教學語言，針對的是減輕政府中央計劃對家長學生需要的沉重訊息成本，開放學校對教學方式的選擇只能解決問題的一半；在家長學生欠缺選擇的情況下，即使完全校本自決也無補於事。因此，學券制顯然較政府對各種教學政策「頭痛醫頭」更勝一籌。學券直接資助學生、給予學生選擇學校的權力，學校因而必須面對家長學生的需要，教學語言、小班教學等等各種教學問題將會直接由學校、家長和學生組成的市場提供答案。在市場主導的學券制下，難以出現如母語教學般影響全面、歷時甚久，但是卻與家長學生需要背道而馳的教學政策。

孫明揚局長以摩西過紅海比喻教學語言政策的改革，其實政府從一刀切的母語教學政策轉變為學校自決教學語言，只如埃及法老王釋放以色列人，離開家長學生能夠自由選擇之地，尚有一段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