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 Kong Economic Times, 17.7.2010)
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對香港有甚麼影響？營商成本上升和社會弱勢社群的失業率，毫無疑問是兩個重要指標，不過，那仍然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分析公共政策的影響，最大的盲點，就是忽略不可量化的範式轉移。
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立法，在政治正確的情緒下，強行通過。在過去的一段日子，反對立法的一方，一直有指出，這項主張會剝削社會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就連支持立法的政治人物，也不得不承認，最低工資立法會令部分原本有工作的人，失去現有的收入。可是，幾年來的辯論，就鮮有見到討論有關改變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
生產自動化 貧富懸殊更劇
最低工資令人力資源成本上升，企業要維持業務運作，便只有改變現有模式。傳統經濟學裏，生產其實就是將人力、資本、土地（廣義理解則是一切有形的天然資產）透過管理，創造價值賺取利潤的過程。當人力資源成本上升，而資本可以替代其生產的投入時，資本的應用自然會增加，人力的需求會減少。套用比較通俗的觀點：人工貴了，自然多點用機器，或更甚者，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怪現象。
在世界工資水平最高的地方，低增值的運作環節，自動化的程度也愈高。到過日本旅行的朋友，可能曾經光顧過自動售票的拉麵店。在歐美地區，快餐業也將清理食桌的責任，交給消費者；更甚者，我曾經在歐洲光顧漢堡包連鎖店的時候，正要進廁所，卻有一位女士攔我，向我收取半歐元服務費！無他，連鎖店把廁所清潔管理外判給她，這位女士既沒有底薪，半歐元的服務費當然就是她全數收取。可見，這不但是消費文化一部分，也是零售場地的管理學問。
其他更多看不見的上游生產環節，高工資社會的自動化程度也更高。換言之，最低工資間接鼓勵了資本密集形的經濟模式；與此同時，若資本市場傾向保守消極，市場也更易集中在少數擁有資本的財閥手上，即貧富懸殊更表面化，可謂跟特首在答問大會說要解決貧富懸殊背道而馳。如此種種現象和趨勢，就如前述的廁所外判例子，既難以用量化的方法去評估，而且改變也只會慢慢浮現。屆時就算將政策逆轉，也不可以將市場的常態變回原狀。
流動性減低 希臘式福利上演
局部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年輕人、長者、新移民以及殘疾人士，已經是一大課題；但更難計算的是，政策對社會流動性的影響有多大。在最低工資辯論的中期，獅子山學會曾經提出，社會要進行追蹤研究，了解香港基層勞工家庭的收入及生活水準的變化。今天我們見到的低收入基層勞工，可能在3數年便可以脫離這個階層。究竟在最低工資生效之後，對這些人的影響會是怎樣呢？要是有部分人更難投入勞力市場，對社會流動性又怎樣的影響呢？最終我們又會否造就出一個依靠政府就如希臘般的福利文化呢？
獅子山學會明白，當社會愈見進步，政治上對平等均富的訴求也自然愈高。不過，目標和政策手段，未必是簡單的單向性關係。像最低工資般的簡單政策，已經可以衍生出經濟模式轉移的可能性，要是競爭法落實，香港的經濟模式將會翻天覆地的改變，覆水難收。
表面上，競爭法的原意是用立法手段禁止以本傷人。可是，在實際的運作上，政府行政機關提出的立法草案，卻粗放地豁免所有法定機構。問題是在香港，許多真正有壟斷地位的事業，如交易所、博彩業、展覽業、交通運輸到地產，都是由非公非私的法定機構所主宰。要是落實了競爭法，也不見得這些行業會有任何轉變。
有說指，競爭法旨在針對超市和油站，正如最低工資只不過針對餐飲、保安和清潔。可是，法律就是法律，政策的原意在立法之後就無關宏旨。又有說法指，競爭法只不過將香港整體經濟，像規管電訊業般規範化。然而，電訊業是發牌行業，換言之，競爭法等同將所有行業一併變成發牌規管的行業。一般而言，有發牌規管的行業，傾向更消極保守，也更缺乏新加入者的挑戰；到頭來，也更傾向單調統一。最重要一點，因為消極避險而失去的機會，我們永遠都無法量度記錄。
將競爭法和最低工資加起來，讓我們借張建宗局長的話，「是政府保障基層勞工里程碑」，不過就像拿破崙進軍莫斯科的決定，這里程碑代表了香港奮鬥精神的衰亡。因為，當政策一旦建構成商業文化的一部分，逆轉法例也不一定可以還原市場的狀況。這就是為何在未造成傷害之前，我們便要反對這些影響深遠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