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業的另類觀察

施永青 (AM730,03.09.2010)

從我之前的文章中，讀者不難察覺，我傾向青年人應自我問責，而不是把問題推給社會。以青年失業問題為例，其背景非常複雜，短期內都不易得到解決，青年人宜珍惜自己的青春，調節自己去適應環境，而不是眼光光靜候環境會變得對自己有利。

然而，我看到社會上有很多評論，卻傾向從相反的方向去對待青少年失業問題，他們會把問題歸咎政府，認為是政府的教育政策失敗，以至培養出來的學生不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此外又指大學學額不夠多，令青年人失去了透過學歷去改變命運的機會；有些更指商界肯付的工資太低，沒法吸引青年人投入工作。總之，一切都是社 會的錯，青年人自己反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其實，青年人失業率高根本是一種自然現象，全球如是，香港的情況絕不比其他國家嚴重。現實是青年人離開學校後，都需要有一個找工作的過程；要物色一份自己喜歡，僱主又接受的工作是需要時間的，不可能人人都一步到位。在這個找工階段，青年人的失業率較高，是十分正常的。

這種情況其實與新樓落成時差不多，投資者也有一個物色租客的過程，在一時未找到租客的情況下，新樓的空置率較高亦是正常的，無需視作社會問題。因此，我們亦無需把青年失業率高的問題看得太嚴重，在一般的情況下，政府都沒有太多的改善空間。

新樓業主若想快點找到租客的話，最有效的方法是減租；青年人想快點找到工作的話，亦只能採取類似策略，就是要學孔子那樣「多能鄙事」，卑賤一點的工作也肯做。我在商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當練習生，實質上就是做信差；而我之後的發展，亦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現時香港的整體失業率只有4.3%，反映青少年找工一段時間之後還是能找到穩定工作的。未有跡象顯示，這一代的青年人往後都會找不到工作。當真如是，高失業率的情況，將由去年的15至24歲延伸至今年的15至25歲，而明年更會延至15至26歲；那我們才能說我們的教育真的出了問題，教出來的學生根本不符合社會的需要。

此外，我亦不認為香港大學生的學額不足；相反，我們的問題是大學生的收生基準太低。這種情況不但會浪費社會資源，亦令一些大學生虛有其表。他們缺乏自知之明，還以為一出社會就可以謀得高薪厚職；結果當然久久未能如願，徒令失業率上升。

現時，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資已不少，讀完中學可以讀展翅，讀副學士；讀完大學可以讀碩士。但讀多兩個課程，不見得社會可提供的工作崗位會同步增多，結果工作依然難找，而青年人的怨氣反比未去進修前更多。因此，與其鼓勵青年再去進修，不如叫他們早點出社會工作。

青年失業因不為鄙事

施永青 (AM730,02.09.2010)

朋友從事飲食行業，嘆聘請不到員工。我問他有沒有歧視年輕人，因為據統計數字，失業率雖已跌到只有4.3%，但青少年(15歲至24歲)的失業率卻仍有13.2%。朋友說，不是他歧視年輕人，而是年輕人歧視他們的行業。

他請人時：如果在廣告上標明是做飲食業的，那就很少人會來應徵；以至他不得不扮請文員以作招徠，那即使工資訂低一點也有人應徵。他是等有人來的時候，才告訴應徵者，文員的職位已滿額，希望說服他們轉做其他職位。

不過，他說這樣請回來的人很多都做不長，因為他們沒有思想準備，會嫌工作時間長，星期日也要返工，長時間站立很辛苦，要拋頭露面不習慣，很多時工作還不到一個禮拜，就不再上班，走的時候交待也沒有一句，更奇怪的是工資也不回來領取，家裡真的這麼富有嗎？

我會理解，青年人為何不喜歡做飲食業，高調地說職業無分貴賤是沒有意思的。然而，青少年也得明白，這個世界是不容所有人都去做醫生、做律師的，要想做這類工作，得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表現比其他同學好，如果比輸了，那就得面對現實，做一些被視為次一級的行業。總不能寧願選擇失業，有工也不去做，廿幾歲仔仍要家裡養。

據統計，香港整體的失業數字在下降(由4.6%跌至4.3%)，但青少年的失業率卻上升了(由13.1%升至13.2%)。這即是說，香港的整體環境在改善，照道理青年人找到工作的機會亦應該會同步增加，那為甚麼青年人的失業率反而增加了呢？究竟是社會愈來愈歧視年輕人，還是青年人愈來愈不願意工作？

有青年人埋怨，很多工作在請人的時候都要求有經驗，他們剛從學校出來，哪有經驗，所以不是他們不願工作，而是僱主排擠他們。然而，青年人也得有自知之明，為何一定要找那些需要經驗的工作呢？未有經驗就得找一些職位低一點的工作；從低做起是大部分人都要經過的職場里程，這一代青年人也不能例外。不見得社會上每一個職位空缺都是需要經驗的，關鍵是青年人願不願意低就一下吧了。

我記得孔子在回憶自己生平的時候說過：「余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意思是說：孔子少年的時候，身份卑微，所以很多被人鄙視的事情他都能夠做。從孔子的語氣來看，他並沒有以此為恥，反以此為榮。

史記說孔子乃野合而生。他父親早有妻妾，66歲仍不依禮教搞「野合」，弄大了20歲少女的肚，生了孔子這個私生子。孔子三歲，他就死了，令孔子得不到父系家族的庇護，只好去做鄙事—管倉庫、看牧場，可能要搬運貨物，餵飼牛羊。但少年做鄙事，並沒有妨礙孔子成為一代宗師。香港的青年人是否爾生也貴，故不屑為鄙事呢？

(轉載自2010年9月2日am730C觀點)

內地法律完美難行

施永青 (AM730, 27.08.2010)
毛澤東說，中共賴以成功的一項優良傳統是實事求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的確如是，但當權之後，卻愈來愈假大空。中國人愛面子，共產黨又要講教條，行起事來自然無法切合實際。

我在內地營商，又從事一些環保與扶貧的工作，所以接觸到不同層面的內地法律，發覺毛澤東所說的優良傳統已經蕩然無存。內地的法律在起草時都寫得很完美，卻不考慮客觀上的可行性，結果必然是沒法全面落實，只好表面上說一套，行起來又是另一套。

以內地的勞工條例與環保要求為例，立法時，標準訂得比香港還要高，連香港的勞工團體與環保人士也說訂得好，常以此向港府施壓，要求香港的法例也應向大陸睇齊，說大陸做得到的，香港怎會做不到！但現實是，大陸的法例只是虛有其表，有些根本從未落實過。大陸的勞工，在法律上可享有的福利比香港還要多，既有退休保障，又有教育與醫療補貼；既有最低工資，又有最高工時；若被解僱，還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賠償。但訂法例的人卻不考慮業界的實際情況，不明白以中國的生產力根本負擔不起這麼多的工人福利。業界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若要生存下去，就不可能遵照這樣的要求 去做。唯一的出路，就是買通有關官員，過得關就算。而官員們又樂於有這些無法執行的法律，好讓他們隨時找到業界的痛腳，方便收取「通行費」。

現時內地抓貪官抓得多了，官員不敢隨便收陌生人的賄款，於是市面上就出現了專門提供勞務的公司。企業可以把自己的員工掛在勞務公司的名上，當員工是勞務公司聘請的，福利由勞務公司負責。企業與勞務公司之間只有商業性質的合約關係，因而不受勞動法管轄。至於勞務公司如何去遵守勞動法，企業就可以不理了。這樣的安排，不但民間如是，連一些國企也有利用。久而久之，勞動法已虛有其表。

又如物業買賣的增值稅，一般要收價格升值的30%，升幅逾倍的要收60%。大陸近年樓價升幅何只逾倍，理論上大部分二手樓宇轉讓時都得交大額的增值稅。然而，買賣雙方為了避稅，都不把樓宇真正成交的價錢報給政府。於是陰陽合同就普遍起來，即一份「陰」合作是拿來交易用的，另一份「陽」合同是拿來產權登記用的。陽合同上的價錢，有些還一直停留在十幾年前的價錢。所以，內地的增值稅 例雖已有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卻從來未收到過增值稅。這分明與事實不符，但上級稅局卻可以任由下級稅務局長期收不到稅。

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原因就是內地存在著太多不切實際的法例，大家都接受有些是沒法執行的，都早已習以為常了；只要能蒙混過關，沒有人想無事生非。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又何來會有尊嚴？因此，今後內地在立法的時候，寧願標準定得低一些，但一旦法例制訂後，就必須嚴格執行。如果繼續容許有法不依，那法例訂得再好也沒有意思。

不宜為隱蔽青年解脫

施永青 (am730C 觀點 8.16.2010)

近年，青年人中出現了隱蔽一族。他們讀完書之後，不積極出外找工作；有時找到，也做不長；大部分時間閒在家裡，把自己的房門一關，就沉醉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裡，既不關心外面的真世界，亦不關心自己的家人與自己將來的命運。

傳媒在談論這種現象時，都傾向把它視作一種社會問題，從各種社會因素，去解釋出現隱蔽青年的原因。有些傳媒更把問題歸咎政府，認為是政府的政策失當所造成。

傳媒的這種取態，有時會令青年人把自己的選擇合理化，覺得一切都是社會的錯，自己反而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我曾問過一個隱蔽青年，為何不嘗試去找工作？他卻埋怨社會歧視年輕人，不請沒有工作經驗的人。即使肯請的，也只留給有關係的人，他出生寒微，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好工。餘下來的，工作死板，又沒有發展前途，五千元一個月，根本不可能養活自己。社會沒有理由逼他去接受老闆剝削。他說，得政府設立最低工資後，他才考慮是否值得出社會工作。

我並非說社會沒有責任，但我不想附和這個青年的想法。我勇於出來做醜人的原因，是這種想法會耽誤青年人的生命，我是關心他們才去說這些他們聽來刺耳的話的。

青年人可要明白，社會總是不完美的，任何時候，都可把問題歸咎給社會；難道我們在社會問題解決之前就放棄自己的生活嗎？人只能調節自己去適應環境，不能妄想環境改變去適應自己。等適合的環境出現後才去生活是不切實際的。

生命對每一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即使你相信還有來世，但那也只會是一個人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把握好當下還屬於自己的生命，即使在客觀環境不盡如意的情況下，也得盡可能令自己活得有價值一些，莫讓自己的一生不知不覺中隨時間溜掉了。

我們不難看到，即使生活在同一樣的客觀環境下，一樣有人活得好，一樣有人活得不好，關鍵是肯不肯去博一鋪吧了，生命只能在奮鬥中才能產生光輝；年輕時就隱蔽，很容易導致年長時的懊悔。

青年人可能會問，在現時的環境下去奮鬥會有成果嗎？這當然沒有人可以保證，但正因為沒有保證，才需要我們去奮鬥。我年輕時讀過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深被這個故事所啟發。

老人出海，釣到一條大馬林魚，幾經搏鬥才把魚拉近小船邊，但魚太大沒法拖上船，只能繫在船邊拖回去，回程中不斷受到鯊魚的攻擊，馬林魚的肉全被鯊魚扯食，只剩下一副魚骨。老人花了這麼多氣力，好像一無所獲，但海明威描寫老人與海的搏鬥過程中，卻讓我看到生命的真諦。

人死的時候，一樣也甚麼都帶不走，因此，生命不在乎你有多少收穫，而在乎你選擇如何過你的生活，生命的價值是在生活的過程中產生的。雖只剩下一副魚骨，老人的搏鬥，才令他不枉此生。

(轉載自2010年8月16日am730C觀點)

無法升上大學 不如及早工作

施永青 (am730, 8.13.2010)

會考放榜，友人的孩子成績欠佳，問我如何是好。

我說，孩子的成績好不好，做父母的應該早已心裡有數，到派了成績表才來考慮前途問題，是否遲了一點。

大部分家長都希望孩子能夠升上大學，但大學學額有限，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需要被淘汰。

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增撥資源，多設大學學位，以讓更多的中學生可以升上大學，無需一畢業就要受打擊。但據我觀察，現在的問題不是出在大學學額不足，而是中學畢業生質素不足，勉強讓程度跟不上的中學生也升上大學，既辛苦大學的老師，又浪費學生時間。

據一些在大學工作的朋友告訴我，現時有些非一流的大學，要收齊合資格的新生學額也有困難。大學為了避免收生不足，被政府削減撥款，不得不接受一些，在他看來不符合資格的學生入大學。他認為，如果中學教育的質素不提高，再增加大學學額也沒有用。

不過，要提升中學教育的質素似乎並不容易，其他發達國家都有這個問題，相對來說，香港已算做得不錯。

事 實證明，讀完文法中學再升大學這條路並非人人可走，家長應及早衡量自己的子女是否讀書的材料，否則拉牛上樹，大家都辛苦。若果決心要讓子女升大學，那就得 從小就培養好子女用功讀書的習慣，花多一些精神時間去關注子女的學業成績。這些都是要肯犧牲作付出的。不然的話，就得接受子女很可能沒有機會升上大學的現 實。

若然子女的成績不好，我傾向早點讓他們出社會工作，而不是再去讀甚麼副學士課程。因為透過讀副學士升上大學的機會率，比讀中學的時候更低。有些成績不好的學生之所以不斷再報讀不同的課程，只不過是為了逃避出社會工作罷了。這樣花時間去「讀書」，不如早點出社會工作，積累多些經驗好了。

其實，社會上的工作，並非全部都需要大學生才可以做的。社會上的工種，基本上可分成兩類：一類是以學校裡學習得來的知識為基礎的，如律師、醫生、工程師之類；另一類是主要靠經驗積累的，如技工、推銷、體育教練、娛樂表演等。第一類工作有認可的專業資格，工作比較穩定，一開始就有比較高的收入，第二類的工作的好處是門檻比較低，沒讀過大學也可以入行，但不代表沒有前途。隨著經驗的增長，技術能力就會不斷提升，一樣可以行行出狀元。

我以前有個學生，讀書成績不怎樣好，初中畢業就去了學做廚師，由做茶樓，轉而做酒店，後來更自己創業，成就不比其他有機會升學的同學差。中學成績欠佳的同學，無需以為自己再沒有前途。社會上的大學生，很多都是替中學生打工的呢！

(轉載自2010年8月13日am730C觀點)

編輯自主與政治角力

施永青 (am730, 8.12.2010)

在am730，我一向強調要讓員工有更多的自主空間，但我甚少附和編輯自主的論調，因為我覺得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並非絕對的。

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樂於讓自己的自由意志盡情舒展。因此，好的營運系統應予每一個成員都有盡量多的自主空間，而不是某一類崗位上的人才有。編輯要自主，記者要不要呢？美術設計要不要呢？當然是人人都想要。

然而，編輯由於職責的關係，需要有一定的主導權。當大家有不同意見時，最後得由編輯來拍板，否則工作就無法進行。編輯的這項權力，是工作崗位賦予他的，並不代表做編輯的人一定是對的，其他人非聽他的話不可。當機構內大多數人都不認同他的時候，他作為編輯的職位就會不保，他從崗位上得來的權力也會失去。

既然編輯並非必然正確，那編輯的自主權就沒有理由不可受到挑戰。既然編輯的權力來自工作崗位，並非天賦，那他的權力亦沒有理由不受制約。他的權力既然是他的工作機構授予的，那他的工作機構當然可以把這權力撤回。

近年，編輯自主之所以會被強調得那麼絕對，其實是各派政治力量角力所造成的。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想借助傳媒作為自己的宣傳工具，都想安插自己的同路人做上傳媒編輯的位置。因此，每當這些屬於自己友的編輯，工作受到干擾，或職位可能不保時，就打出不可干預編輯自主的旗幟，向各敵對的政治力量施壓。相反，若果當敵對立場的編輯被制約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會維護他的編輯自主，而且還會覺得理應如是呢。

由此可見，即使是那些經常強調編輯自主的人，其實也只是視此為一種政治角力的工具，並非真的想賦予編輯高於一切的自主權。

一般而言，編輯自主的口號都是拿來針對資方的，因為最有能力干預編輯工作的就是公司的老闆。然而，編輯的權力來自老闆的委任，在現有法律基礎上，用這個理由去抗拒老闆的干預，只能造成輿論上的壓力，並不能真正削弱老闆手上的權力。

現實是老闆也是人，也會有自己的思想取態，也應該有權參與政治活動，我們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財政狀況就剝奪他的政治權利。這樣的想法豈不是與文革時限制資本家參加政治活動如出一轍？因此，我們不應排除傳媒的投資者，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利用他手上的資源與營運能力，去利用傳媒去追求他的政治理想。說到底，要辦傳媒，也總得有資本家的參與。

在西方社會，其實不同的報紙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場，背後有相應立場的投資者。這些投資者都會在不同的程度上參與編輯方向的制訂工作，所謂編輯自主亦只是相對而言吧了。

我在am730甚少干預編輯的工作，是因為我「無為而治」的理念，而不是因為我認為編輯的工作是完全不受制約的。

(轉載自2010年8月12日am730C觀點)

辦am730初期的資金考慮

施永青 (AM 730, 8.9.2010)

在籌辦am730的初期，慫恿我「去馬」的人說，有五千萬元起動資金已經足夠，之後應可以以戰養戰。不過，亦有持否定態度的朋友企圖勸阻我。他們認為，想埋班的人想拖我落水，等我「洗濕個頭」之後，就會叫我增資，將來就多多都唔夠蝕。

經過一番盤算，我亦覺得五千萬可能只是僅僅夠，要出現事事順利的最佳景況，才有機會成功。但我知道，一份報紙由創辦到收支平衡，絕非一年半載可以做到的事。始創期愈長，中途出現波折的機會就愈多；我們做預算，就不能單以最佳的景況去推算；必須為突如其來的意外，額外預一筆應變基金。

我以前雖常在傳媒上業餘玩票，對傳媒如何運作亦有一定的了解，但這始終不是一門我認識的生意，我寧願預得鬆一些，好過中途出現資金短絀，以至打亂陣腳，功虧一簣，白白把之前打好的基礎也浪費掉。

我見過不少朋友，就是因為對困難預算不足，以至本來有機會成功的生意，亦不得不中途放棄。因此，我決定把原先建議的五千萬股本翻一番，變成一億，作為我這次新嘗試的上限。

我明白，做生意最好破釜沉舟，全力以赴。我創辦中原時，就是持這種心態的。然而，中原是我當時唯一的事業，是我人生的希望所在，我不得不這樣做。但am730只是我本業之外的另類嘗試，不應該讓這類嘗試去拖累我的本業與我的家庭。因此，我必須為我的投資作上限，一億就是一億，若果不成功，就不再加碼，以免拖得愈久，就愈捨不得抽身。

我的打算是先用五千萬作首階段嘗試，測驗一下原先的預期是否不切實際。我知道五千萬是不夠的，但起碼可以看到是否值得再博第二注資金。如果全無起色，那加碼也沒有意思，不如早日自我了斷，起碼不會弄到破產時，連欠下員工的薪金也付不出。

我告訴員工，必須在頭五千萬用盡之前，讓我看到，公司的業務是在不斷進展的，而且在用完第二個五千萬之前，公司就可以進入持續盈利的狀態。不然的話，我不保證我會投入第二個五千萬。

有公司的管理人員勸我，不宜把這種取態告訴員工，怕會影響士氣。事實上，當時的確有行家藉此來中傷我們，說我們快彈盡糧絕，離關門不遠矣。但我不想用謊言去欺騙員工，我寧用高透明度的方式，讓員工知道公司的財政實況，以決定自己未來的取向。由於我們的員工對公司知道得多，謠言反而起不了作用。

相反，當員工知道公司在財政上的局限後，都主動為公司節省成本，善用資源，亦不會在不當時刻向公司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正因為有員工的主動配合，am730才得以用低消耗的模式，短時間裡到自己的存活之道。
(轉載自2010年8月9日am730C觀點)

始創期老闆要率先付出

施永青 (AM 730, 8.6.2010)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指出，做老闆的要視員工為自己事業發展上的同路人，並願意讓員工分享共同發展起來的事業的成果，那員工與老闆之間的矛盾才能減少，合作起來才容易有效率。這樣，企業能爆發出來的戰鬥力一定比處理不好勞資關係的企業強；在市場環境惡劣的時候，這類公司尤能顯出更大的生命力。

然而，做老闆的單是肯分享成果還不夠，還要肯率先付出。因為，在公司發展初期，不一定立即有利潤可以拿出來與員工共享，即使有小量利潤，分了也不夠員工過起碼的生活。因此，在始創階段，員工的收入主要來自每月的底薪，以及一些只跟公司收入掛勾，而不跟盈利掛勾的佣金。

對那些資本密集，投資期較長的公司而言，老闆在這段時間可能是光有付出，完全沒有收入的。一旦事業不成功，之前的投入就無法收回，所以要做老闆要是冒風險的。不過，愈是投資大的公司，一旦成功，以後就愈不容易受到行家威脅，因為競爭對手要參戰的門檻也一樣很高，成功了的公司可以有一個較長的收成期。

再者，在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下，公司的產權總是屬於老闆的。公司成長之後，老闆手上的主導權，仍是比員工大的。除此之外，員工只能在公司工作的時候分享利潤，但老闆在公司成功後，即使不工作也可以分利潤，而且可以把產權傳給子孫。

因此，不見得老闆在開始時要付出多一點就不值得。有些老闆覺得我倡議的三分法對他們不公平，主要是他們把錢的功能看得太大。他們忘記了，公司要成長單是有錢是不夠的，員工也要付出精神和時間。這麼多人的青春，相比老闆付出的金錢，其重要性不應被貶低。

我由於有這種想法，所以在讓員工分享利潤時，不會有吃虧的感覺。只有在這種心態下，員工才會真正相信，老闆的確已視他們為公司的持份者。員工才會盡心盡力，為公司的前途，付出自己的創意。

為了令am730的員工，能更早感受到我願意分享利潤的誠意，我在am730剛開始有帳面利潤，過去的虧損尚未填補的時候，就提前開始利潤分享的安排。先是拿原訂的三分之一的一半出來分給員工，另一半則拿來填補始創期的虧損。

至今年中，由於公司早期的虧損已大部分追回，我又建議把分享利潤由三分之一的一半，提升到三分之一的七成半。我估計，不用到2011年，公司已有真正的利潤，員工當有機會全數分到我承諾的三分之一的利潤。屆時，大部分am730的員工的收入都可以比行內的平均收入為高。能夠高多少，則視乎am730是否能比行家有更大的盈利能力，視乎員工能否比行家多跑一步，多花一分心思。當員工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收入是與自己的努力息息相關時，我這套機制的威力，就會進一步發揮出來。

(轉載自2010年8月6日am730C觀點)

始創期老闆要率先付出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已指出，做老 闆的要視員工為自己事業發展上的同路人，並願意讓員工分享共同發展起來的事業的成果，那員工與老闆之間的矛盾才能減少，合作起來才容易有效率。這樣，企業 能爆發出來的戰鬥力一定比處理不好勞資關係的企業強；在市場環境惡劣的時候，這類公司尤能顯出更大的生命力。

然而，做老闆的單是肯分享成果還不夠，還要肯率先付出。因為，在公司發展初期，不一定立即有利潤可以拿出來與員工共享，即使有小量利潤，分了也不夠員工過起碼的生活。因此，在始創階段，員工的收入主要來自每月的底薪，以及一些只跟公司收入掛鈎，而不跟盈利掛鈎的佣金。

對 那些資本密集，投資期較長的公司而言，老闆在這段時間可能是光有付出，完全沒有收入的。一旦事業不成功，之前的投入就無法收回，所以要做老闆要是冒風險 的。不過，愈是投資大的公司，一旦成功，以後就愈不容易受到行家威脅，因為競爭對手要參戰的門檻也一樣很高，成功了的公司可以有一個較長的收成期。

再者，在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下，公司的產權總是屬於老闆的。公司成長之後，老闆手上的主導權，仍是比員工大的。除此之外，員工只能在公司工作的時候分享利潤，但老闆在公司成功後，即使不工作也可以分利潤，而且可以把產權傳給子孫。

因此，不見得老闆在開始時要付出多一點就不值得。有些老闆覺得我倡議的三分法對他們不公平，主要是他們把錢的功能看得太大。他們忘記了，公司要成長單是有錢是不夠的，員工也要付出精神和時間。這麼多人的青春，相比老闆付出的金錢，其重要性不應被貶低。

我由於有這種想法，所以在讓員工分享利潤時，不會有吃虧的感覺。只有在這種心態下，員工才會真正相信，老闆的確已視他們為公司的持份者。員工才會盡心盡力，為公司的前途，付出自己的創意。

為了令am730的員工，能更早感受到我願意分享利潤的誠意，我在am730剛開始有帳面利潤，過去的虧損尚未填補的時候，就提前開始利潤分享的安排。先是拿原訂的三分之一的一半出來分給員工，另一半則拿來填補始創期的虧損。

至今年中，由於公司早期的虧損已大部分追回，我又建議把分享利潤由三分之一的一半，提升到三分之一的七成半。我估計，不用到2011年，公司已有真正的利潤，員工當有機會全數分到我承諾的三分之一的利潤。屆時，大部分am730的員工的收入都可以比行內的平均收入為高。能夠高多少，則視乎am730是否能比行家有更大的盈利能力，視乎員工能否比行家多跑一步，多花一分心思。當員工感受到，原來自己的收入是與自己的努力息息相關時，我這套機制的威力，就會進一步發揮出來。

決定分純利前的思考

(AM 730, 8.3.2010)

我雖然在am730成立初期，已承諾會與員工分享成果，拿三分之一的盈利予員工分享；但當時大家都聽過算了，不太重視。事實上當時公司尚處於嚴重虧損時期，何時會有盈利也沒法估計，在這種情況下談盈利共享，當然引不起重視，大家只是姑且聽之吧了。

不過，我對我的承諾卻是認真的，絕非信口開河。我在提出來之前是有深思熟慮的。

拿三分之一的利潤出來分的理念，是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時想出來的。這個行業人力密集，在創辦初期，不用作太多的資本性投資，所以一般投資者會較容易接受與工作人員分享利潤的概念。但即使如此，行內亦甚少人願意這樣做，願意做的，也不想分這麼高的比例。有些行家，在公司實力不足的時候願意分，到公司聲譽日隆，員工要借助公司的程度上升時，就不願分這麼多。老細反口的情況在行內就時有所聞。

我是一個重承諾的人，我不想承諾一些將來不願做的事。

做免費報紙，可不同做地產代理，資本密集的程度遠比地產代理高。做地產代理的一個普通前線營業員，只要掌握了一定的盤緣與客路，只需一部電腦，一個無線電話，就可以自己出來做，創業所需的資金不多。但做免費報紙就沒有這麼簡單，開創初期的投資會很大，因為免費報紙的收入來自廣告，新報紙不可能一開始就接到很多廣告，需要等報紙逐步建立起讀者群之後，廣告商才會肯落廣告，

但這段期間，仍得大量印刷發行，不斷提升內容的吸引力，不能等有了廣告，才作投資。

am730從一開始就打算每天發行二十萬份以上，單是紙張與印刷費，已佔了開支的一大半，反而工作人員的工資所佔的比例都相對少，只佔總開支一成多一點。從這個角度去看，從事這個行業，對資金的需要遠比對人力的需要更為關鍵。行內是組班容易，籌錢困難。在投資者的心目中，很容易覺得，分給報紙工作人員的純利，大可以少過地產代理。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單有資金而沒有工作人員的投入，亦一樣沒法創造出一番事業。因此，我覺得讓工作人員與投資者有同等的分享純利的權利，並不為過。

然而，公司的純利不能分掉算數，還得留一部分作未來發展的需要，這是既符合股東的利益，亦對工作人員有利的。此之所以，我把公司的利潤平分為三份，股東、員工、未來發展的需要各三分之一。這種計算當然不十分精確，但簡單易明，最容易為各類持份者接受。

在香港，本來只要肯付出合理工資，不難招聘到合適的人手。但am730要突圍而出，就要所有的員工齊心合力，人人都為公司著想，人人都願意多走一步。只有透過這種與別不同的分純利制度，員工才會視自己為公司的持份者，am730才能在與行家競爭時展現出優勢。

(轉載自2010年8月3日am730C觀點)

上下齊心 力克困阻

(AM 730, 8.2.2010)

am730成立五周年了。三間免費報紙中，am730的財力最弱，資歷最淺，但我們不但贏取到存活的空間，而且還長勢旺盛，逐步威脅先行者的地位；我們靠的是甚麼呢？

孫子兵法認為：一個國家要能夠打勝仗，最關鍵是「主孰有道」。即是說，要看這個國家的領袖是否有「道」？孫子沒有對「道」的內容作詳盡解說，但對「有道」可達至甚麼樣的效果卻說得很具體。他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它的意思是：道的功能是令人民與上面的領導人有同一個意願，所以肯一同去死，一同去生，而不怕危難。

所謂同一個意願，即西方管理學上所說的 “shared vision”。即領導人對形勢的評估，能贏得大家的認同；領導人選擇的方向，大家都願意跟隨；領導人採取的方法，大家都認為合理、合適。孫子稱此為「上下同欲」。

在西方管理學的鼓吹下，現時大機構大都有自己的company vision，而且都把它文字化，寫在公司的年報上，以告知股東；亦寫在介紹公司的宣傳品上，以告知客戶與合作夥伴；新員工入職時，人事都亦會專題介紹，並在派發的員工手冊上，詳細列明。

然而，我看到很多大公司，員工雖然對自己的company vision朗朗上口，但遠遠未達到「上下同欲」的程度，只是徒具形式而已。不然，他們不應對公司有這麼多的怨言，在外人面前也忍不住要講。

有些大機構，由於已成為行內的領導者，有足夠的實力地位，較易取得員工的依歸，但我認為這樣的依歸只屬對強者的臣服，並不可靠。當公司在行內領先地位不保，最需要員工鼎力支持時，這時原有的凝聚力反日見減弱。

我發覺，很多大機構之所以未能做到「民與上同意」，關鍵是上下間在利益上的不一致。公司的盈利是員工有份打造的，但公司只派息給股東，員工只能按勞力市場的供求情況拿取工資，工資是不與盈利掛勾的。因此，公司是屬於股東的，員工只是過客。在這種情況下，員工又怎會有真正的歸屬感。員工會覺得，既然公司不願意與我們 “share profit”，我們又何需真心與公司有 “shared vision”。

我的心態則不同，我視員工為公司的共同創造者；股東投入資金，員工投入精力，大家都是公司的持份者。am730應如何打造，員工也可以參與意見，我不會搞一言堂，老細說了算，即使是前線員工，也可以在集思會上，提出自己的想法，am730的員工，都不難看到am730的今天，有自己的一分貢獻。

更重要的是，公司有清晰的機制，會安排三分之一的盈利予員工分享。分配的法則皆預先公布，不容上司隨意變更，讓員工覺得很踏實。這樣，公司的利益，才能變成員工的利益。一間資源不足的新公司，只有在「上下同欲」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地位。
(轉載自2010年8月2日am730C觀點)

am730的成功之道

(AM 730, 7.30.2010)

五年前，當我向朋友透露，我打算辦一份免費報紙的時候，愈是要好的朋友，愈努力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尚未看清免費報紙與傳統報紙的分別，只聽到報紙兩個字，就拼命拉住我，說報紙這個東西千萬不可沾手。

我可不是一個勇於冒險的人，亦決不會連想行的路都未看清楚，就盲目投身上路的人。朋友勸我的理由，在作出決定前，其實都已考慮過。所以雖受到這麼多人的勸阻，我仍是一意孤行，決心要去嘗試。

免費報紙有一條可行的路，其實不難看到，香港與世界各地都有先例。對於這點我是深信不疑的。所以我當時說，即使我的報紙辦不下去，也不等於說免費報紙的路是行不通的；這只能證明我個人營運得不好罷了。我當時還斷言，香港如果再有新報紙出現，亦將會是一份免費報紙，而不是一份傳統報紙。事實證明，我的估計一點也沒有錯。

我一直相信，老子那套「無為而治」、「道法自然」的理念，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我過去曾把這套理念應用在中原，成功地令中原成為香港地產行業的領導者。我又把香港中原的那套，移植到環境截然不同的內地，一樣可以茁壯成長。後來，我又用這套理念去收購利嘉閣，很快把利嘉閣從倒閉邊緣挽救回來。然而，之前我經營的業務都是營銷性質的；有人擔心，我的理念只適合這類生意，不一定甚麼生意都適用。所以，我很想有機會把這套理念，應用在非營銷性質的傳媒業務上；若然可以成功，那就是這套理論的一次肯定性的驗證。

因此，am730相對中原來說，雖只算是小生意，規模不足中原的百分之五，但我在am730的用功程度，絕不比其他業務差。我視am730的嘗試，為我人生的一項重大考驗。

我打算在跟著的幾篇文章中，全面總結am730的成功之道，請大家批評指正。讀者可能會覺得奇怪，做生意的人怎會把成功之道公諸於世；讓對手掌握了，豈不是對自己不利？

老實說，我不是一般的生意人，我年輕的時候曾長期投身社會運動，只是後來發覺戰友所堅持的道路其實不可行，且對社會無益，於是我只好在商界暫棲身。然而，我沒法放下對社會的終極關懷；我一直希望研究出一套有優勝競爭能力的生意營運模式，並藉此為社會帶來一套新的分配制度與生產關係。我相信，只要這套模式夠強，其他人也得跟著使用，否則就會被淘汰。這樣，這套模式就會成為營商的主導模式。而我這些年來在生意上的努力，亦變成一項逐步產生成效的社會改革工程。

此之所以，我不但不怕別人知道我的成功之道，而且希望別的機構也仿效我的成功之道。至於甚麼是am730的成功之道，我會在以後的文章中逐一介紹。
(轉載自2010年7月30日am730C觀點)

十五歲後，不宜再hea

(AM 730, 7.29.2010)

我年輕的時候也喜歡hea，藉有得hea去展現年輕人來日方長的特有優勢，以無所用心去活得自由自在，以不聽長者的教訓去表達對社會制度的反叛。

但不知為甚麼，我hea的時候，多少會有一點負罪感。當時，我聽過孔子有三十而立的說法，於是以此而原諒自己，我尚遠遠未到三十歲，大可以hea多幾年。

到讀初中的時候，才知道「三十而立」出自論語為政篇，原文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我當時不甚了了，但「三十而立」之前，還有一句「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卻嚇我一跳。原來「三十而立」不是一到三十歲就自自然然地達至的，非提前十五年有志於學不可。幸好，我當時只有十三、四歲，要立志尚為時未晚。

我初時不明白，為甚麼孔子要揀十五歲才志於學？孔子在論述人生不同階段的境界時，用的是十進制，三十至七十歲，每十年進升一個境界，為何立志於學卻是「十有五」？

這個問題我一直有思考，到後來讀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書的時候，才知道這或許與「種族意志」有關。三十歲之後，是否每十年一進，會因不同人的修為而異，但十五歲立志於學則有一定的普遍性。

孔子不說十歲，因為十歲太早；不說二十歲，因為二十歲太遲；那為甚麼是十五歲呢？因為一般人在十五歲都會開始發育，身體內的荷爾蒙分泌會出現變化，身體內的「種族意志」會被喚醒。

叔本華認為，人的存在是兩種意志的體現：其一是求生意志，其二是種族意志。求生意志協助個體掙扎圖存，但任何個體都會死亡，故必須有種族意志，令群體可以繁殖延續。所謂種族意志，就是「性」意志。

人在十五歲之前，只知道個體的需要，但開始發育後，就會對異性產生興趣，開始想物色伴侶，生兒育女，繁殖後代。這種需要令人意識到自己有超越個體生存責任。要養妻活兒，遠比維持個體生命困難，非大幅度提升自己的能力不可，因此必須有志於學。

尤其是男性，一般在十五歲前都比較懶散，不懂得自律；後來才由女性的取捨，去影響他們的行為。當男性發現，學業成績好的男同學較容易得到女同學垂青時，他才感到要讀好書的動力。

現實是若十五歲仍無心向學，則出社會後難有競爭能力。社會雖有安全網，可以令我們不至會「餓死老婆熏臭屋」，但若然自己的後代沒法在一個豐裕的環境下成長，很容易導致隔代性的持續貧窮，再下一代也難翻身。因此，為子孫著想，十五歲後，實不宜再hea。
(轉載自2010年7月29日am730C觀點)

Hea的條件與感受

(AM 730, 7.28.2010)

時下青年都喜歡找機會Hea下。Hea似乎是年輕人的特權。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無論多重要的事情，他們都可以留待將來做；來日方長嘛！

人生是活在世上的一段時間，生命由時間所組成。Hea是對生命中最珍貴的成分的任意花費。其產生的感覺．就一如去shopping的時候，可以不計價錢，胡亂花費一樣。

有而不缺本身已令人感覺良好，當有的程度去到可以不加珍惜地任意花費的時候，簡直可以拿來驕人。我見過不少女士，都喜歡shopping，尤其喜歡當著朋友面前顯示一下自己的豪氣──你們不捨得買的，我就不假思索地買給你們看。

這種嗜好，雖然低俗、無知，但對一般人來說，仍是挺享受的。誰不想在朋輩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豪氣？可惜青年人不是人人有錢，不可以用錢去展現豪氣，於是他們就拿出他們最有的、更珍貴的時間來顯示豪氣。

他們喜歡比較誰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Hea。當朋友打電話來，問你在做甚麼的時候，如果你能告訴他，你正在Hea下，那你就會有快感；因為你比他更有閑暇，不用那麼緊張。因此，最可以拿來驕人的Hea是考試前夕的Hea，羽扇綸巾，談笑用兵，自然高人一等。

Hea除了可以提供一種「有」的感覺外，還可以提供一種自由的感覺。Hea就是無所用心，因為一用心就會受束縛，就會有壓力。我現在無所事事，就代表下一刻我想做甚麼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準備考試，那下一刻，你除了讀書之外，甚麼都不可以做。因此，可以Hea下，就代表自己處於一種自由狀態。

此外，Hea亦是年輕人的一種反叛模式。他們不滿現時的教育制度，覺得這樣讀書沒有意思，故寧願hea下。他們覺得一切聽從父母與學校的安排就等同失去自己的選擇，以後就會束縛，只能營營役役地了此一生。年輕人想走自己的路，但一時又找不到方向，於是就先Hea一下再算。一般家長都不喜歡年輕人Hea，那年輕人就偏要Hea。這是一種反叛，是對權威的一種挑戰，不敢Hea的年輕人會被朋輩抵制。因此，乖乖仔有時也要與朋輩一起Hea下。

我年輕的時候也Hea過，所以知道Hea的感受。不過我Hea下Hea下識得驚，知道Hea下去就後果嚴重。生命對於每一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難道我的一生就此Hea過算了？我雖不才，但多少亦想在世上留下一點到過的痕跡。即使不要求這麼高，我也不能一世靠父母照顧；我最起碼也得獨立生活，養妻活兒；繼續Hea下去，我可能連這起碼的做人要求也做不到。於是，我只好醒醒定定，為將來早作打算。

不過，現時社會已有安全網，Hea下的後果已不如以前嚴重；加上社會風氣又傾向把責任歸咎政府，青年人已不習慣經常自省，以至有些人可以一Hea再Hea。我擔心，當他們Hea到時日無多的時候，Hea的感受將不如之前所描述的那麼美妙。
(轉載自2010年7月28日am730C觀點)

暑假當然要hea吓

(AM730, 7.27.2010)

趁暑假與子女外遊，沿途見孩子對導遊的介紹毫不用心，有時甚至在車上睡覺，連車外的風景也沒興趣觀賞。我於是不厭其煩地提醒他們，希望他們珍惜旅遊的機會，吸收多些書本以外的知識。

不知是否代溝的關係，孩子的思考方式與我很不一樣。他們覺得，剛考完大考，放假就是要輕鬆一下。如果去旅行也要像上堂抄筆記一樣，緊張聽錯了、抄漏了，那才真沒趣；這樣的暑假不放也罷。

身旁的團友，見我想板起臉孔教訓孩子，主動為孩子打圓場。她說，我的孩子其實已經很乖，叫我不要苛責他們。她自己的孩子，中三以後，已不肯跟父母去旅行，他見我與孩子們平時都有講有笑，關係融洽，令她非常羨慕。她勸我要好好保住這種關係。

我也讀過傅雷家書。傅雷教傅聰的方式，我自己也吃不消，我是一定不會用這樣的方式去教自己的子女的，畢竟時代已經變了。不過，我仍然覺得，作為父親，我是可以對子女的行為提出一定的要求的。他們若有不同的看法，我會耐心去聽，大家一起去探討，那種觀點更有道理。做子女的，總不能因為不認同父親的意見就不容父親把意見說下去。

他們的有些行為，我雖不認同，只要不會對他們造成禍害，我有時仍會讓他們按自己的選擇去做。但他們也得接受我再三舊事重提，一有時機又借題發揮。我希望量變質變，講多幾次，會有助他們明白父親的苦心。

現行的教育制度的確失敗，它不但不能提升學生對知識的胃口，反而令學生視學習為一種苦差，可以不用學習的時候，他們才覺如釋重負。現時年輕一代所說的可以hea吓，應該是指一種心理境況，在這種境況下，他們可以放下外在世界強加於他們身上的責任，隨意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以至無所用心地無聊一下。

我讀書的時候也對當時的教育制度諸多不滿，所以也明白間中hea吓的需要。但hea只能視作緊張一輪之後的調節，而不能視作人生的追求目標。長期地hea下去，就等同hea，是會有後果懲罰的——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我告訴我的子女，如果真是想hea吓，寧願胡思亂想，也不要光是打機。因為，打機是讓自己行為與思想受制於別人預設的程式，完全喪失了自我。這與一味讀書求分數，而甘心做填鴨的人，其實沒有多大分別。

我其實不贊成把生活的時間表填得太滿，間中可以留空一些時間甚麼都不做，亦不用刻意去想甚麼，就讓自己的精神處於一種無我的游離狀態。人在這種狀態下，由於沒利益的引誘，亦不受理性思維的規範，反而有時會靈光一閃，忽然悟出一點道理來。這樣hea吓，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轉載自2010年7月27日am730C觀點)

與孩子外遊引發憂慮

(AM 730, 7.26.2010)

趁子女放暑假，與他們一起出外旅遊；發覺他們在旅遊車上，不是打機，就是睡覺，不太留意導遊的講解，以及窗外的風景。我曾提醒他們注意，但他們很快就故態復萌。我怕過度嚴厲會破壞旅遊的氣氛，只好找其他機會再與他們討論這個問題。

我相信，孩子們之所以有這樣的表現，與他們成長的環境有關。我雖出生於戰後，但父母皆受過戰爭的洗禮，憂患意識很重。我們在青年的時候，已知道世上的物力來之不易，知道為了生存下去，必須懂得克己，必須趁好日子爭取多累積一些，以便在危難的時候，身上不會沒有應急的資源。

因此，我在未出社會之前，家裡從來都不會有外遊度假這回事。我記得，有一年為了回鄉探親，我們兄弟四人與父親一道，都不再出外理髮，改由母親操刀，把省下來的錢幫補盤川。母親會裁衣，但不懂剪髮，起初當然剪得不好，但為了回鄉的路費，我們都不怕同學笑話。父親既然可以這樣上班，我們哪有理由可以不上學。

由於來之不易，所以我十分珍惜這次旅程。我打開全身的神經細胞，去感受旅程上的所見所聞。在火車上，我不但用眼去看風景，還用耳去聽火車開動的聲音，用鼻去嗅不同車站的味道，連車上的座位、扶手，都一一用手去觸摸一番；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那麼難忘；我當然不會在車上睡覺。

我自己出外工作後，由於初時收入不高，要到第二年，才有條件第一次作度假性質的旅遊。這個機會我當然十分珍惜。我未出發先作資料搜集，每到一地都如飢似渴地去吸收感受，晚上還要做筆記，生怕把珍惜的一刻忘掉了。

然而，我的子女卻沒有這種經驗。他們踏入小學，已有機會坐飛機外遊，近的如東南亞、日本、南韓；遠的如美加、歐洲；連冷門一點的印度、土耳其等，也已去過。出外旅遊已成了他們長假期的例牌活動；這叫他們怎懂得再去珍惜？我真有點後悔，是否應該這麼早就帶他們出外旅遊，或許讓他們長大後，憑自己的收入去外遊，他們可能會得益更多。

我相信，生於憂患的人，才會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特別關懷，他們知道危機四伏，必須打醒精神留意身邊發生的事，不然就會反應遲鈍，或者選擇錯誤；這些都是可以致命的。可惜我們的子女都不會有這樣的感受。他們的生活太安逸了，一點危機感也沒有，所以他們可以對一切都漠不關心，連窗外的風景也懶得看。

不只我的子女如是，很多時下年輕人都有被寵壞之嫌；我真擔心，一旦環境出現異變，他們是否還有求生的能力？我眼中的世界，就從未有過永恆安逸的保證。

(轉載自2010年7月26日am730C觀點)

居屋有投資成分 非民生基本需要

(AM 730, 20.7.2010)

主張復建居屋的一項主要理由，是社會上確有這種需要。有相當一部分人，他們已不符資格去申請公屋，卻又買不起私人樓宇，他們渴望有機會買到居屋。誰也不能否認社會上有這種需要，問題是這種需要該透過甚麼途徑去得以滿足？資助市民置業是否政府的責任？

住屋是民生的基本需要，政府在制訂政策時，不可能不考慮市民在這方面的需要。香港已是一個相對富裕的社會，應有能力照顧社會的基層解決他們的基本住屋需要。政府可以透過興建公屋，以較私人市場低廉的，基層可負擔得起的租金，把公屋租予基層，以助他們解決生活的基本需要。

用這種方法，理念簡單，資源運用得較為有效。收入符合資格的人可得到照顧，收入超出某個標準，就得交市值租金，或者自行置業，不用政府一直資助下去。政府就可以把資源用在更有需要的人身上。

現時，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人，輪候時間不用三年。如果不是太揀擇的話，上樓的時間可以更快。從這個角度去看，香港的住屋問題基本上已得到解決，政府在民生上的責任基本已算完成。

當然，大多數人除了希望有樓住之外，還希望成為自己居所的業主，擁有一定的資產，這樣不但可以更有安全感，而且還可以在資產價格因經濟增長而上升時，也可以分到一杯羹。不過，這種需求，已非單純的住屋需求，而是滲入了很大的投資成份，這可不是政府的責任。

一個人在解決了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後，仍然有額外的積蓄，才可以量力而為地去投資。

買居屋，其實也是一項投資，是有一定風險的。公屋租戶，若生活上遇到困難，房委會可以減免租金。但買居屋是向銀行貸款的，居屋業主一旦供樓能力出了問題，銀行就會收樓，追欠款，損失可以十分慘重，因此，一個需要社會資助的人，根本不應去投資。

有人強辯，說買居屋的人只是為居住，不是為了投資。那又如何去解釋：為何樓價跌的時候，居屋也乏人問津；到樓價高升的時間，居屋的申請者反而倍增？要居屋不涉及投資成分，訂價就不應與私人市場掛勾，房委會應以發展成本賣樓，以重置成本收回，不讓購買者藉此去賺錢。不過，這樣一來，不但居屋購買者會失去意欲，連房委會也會失去發展利潤，社會何來那麼多的資源既要建公屋又要建居屋？

由此可見，居屋的理念混淆，不易制訂統一的政策。政府若真的想協助市民置業的話，大可透過增加土地供應與改善城市規劃，不一定用公帑資助的方式。這樣可能更符合市場經濟理念。有關這方面的意見，留待下次再談。

(轉載自2010年7月20日am730C觀點)

過一時的審查 享永久的得益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7.1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有調查顯示：已買得居屋的人，都對買得居屋十分滿意，並沒有如 坊間所說，有人埋怨受到此項政策誤誘，作錯了決定，因而蒙受了損失。我覺得這類調查沒有多大意思，因為居屋業主基本上都是政策的得益者，能夠以六折至七折的價錢，買入樓宇作十足享用，有甚麼還好埋怨。至 於有沒有人因買入後樓價下跌而後悔，則視乎調查訪問的時間，今天做調查所得的答案，與03年 做所得的答案，當然截然不同。政府在決定應否復建居屋時，不能單看得益者的意見，還得衡量社會資源是否用得其所，看社會在整體上是否有得益。

我反對復建居屋的其中一項原因，是居屋的審批方法有漏洞，一定會 引來經濟學上所說的「尋租」活動。因為審批所根據的，只是申請者申請一 刻的狀況，但獲批的得益卻是永久的。即使申請者之後財政大幅改善，社會也不可停止這項住屋福利，或要求買得居屋的人退回部分得益。

租用公屋的人一旦成了富戶，還得繳交雙倍租金或市值租金，但買入居屋的人，只要選擇自用，就不用補地價，亦不用繳交部分尚在政府手中的業權的租金。買居屋有折扣，這等同部分業權未有由政府手上轉入居屋業主手裡，故轉售時要補地價；但現有政策未有要求，居屋業主在富起來之後，需要向部分業權的擁有人——政府，繳交租金；以致購買居屋變成一種永久性的得益。政府為何要厚待居屋業主，而薄待公屋租戶？這豈不是欺負窮人，而益經濟上處境較好的人？這種安排明顯有違福利政策的原則。

由於得益是永久的，而審查卻是一時的，一定有人會想盡辦法通過審查。我曾有伙記要求公司不要加薪給他，因為他正在申請居屋。我起初擔心，這是否等同欺騙政府？但同事告訴我，工資是僱主與僱員之間的協議，政府干涉不了。只要公司沒有私下付額外的報酬給僱員，就不是欺騙政府。我相信，沒有僱主會反對僱員要求收少一點工資的。我的伙記在買得居屋後已轉工，工資超過申請居屋的上限，但政府已無能為力。

我亦認識有些經濟條件不算差的人，自己已有物業，但仍叫子女以獨 立身份，在剛出社會工作，工資未太高時，合起來去申請居屋。因為在申請居屋時，父母的資產是不用計在資產上限的要求上的。但這並不妨礙父母將來等子女買得居屋時贈給子女。

我擔心，一旦資助市民自置居所變成政府的責 任，人人都會趁剛出社會工作時，用盡自己的權利，不申請才笨。到自己 的子女長大後再叫他們申請；到自己百年歸老時，又會把自己手上的居屋作遺產留給他們。經過幾代後，香港可能人人手上都有幾間居屋，一間是自己趁符合資格時申請得來的，有幾間是家族遺留下來的。這種情況是多麼荒謬！

(轉載自2010年7月16日am730C觀點)

復建居屋是好主意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7.15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金融海嘯後，香港的樓價只往下調整了不足半年，旋即又回頭上 升，令不少人又再擔心，以後再也沒有條件自置居所了。因應社會上這類擔 憂，大部分政黨都認為政府應復建居屋。但我卻不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居者有其屋計劃，是七十年代末，由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構思出來的，它的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協 助解決公屋的富戶問題；二是安撫未有能力在私人市場置業的人士，尤以前者為主。

公屋中的富戶，由於經濟條件已獲改善，本應交出公屋單位，予更有需要的輪候人士，不宜長期佔用公 共資源。但要富戶遷出原有的單位，阻力極大；政府只好建居屋與他們換，以吸引他們把原有的公屋單位交出來。這種做法等如是以一種更大的優惠去換取一個較小的優惠，以橙換桔去益富戶。富戶要交出單位，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政府 為了省卻自己的麻煩，竟動用更多的資源去裝點門面，這怎算是一項正確的政策？

居屋最初推出時，一半單位配售與公屋住戶申請，另一半才售予未能在私人市場買得起樓的人。後來由 五五分，變成六四分，七三分，最高峰時期是八二分，都是優先賣給公屋富戶。他們不用通過入息與資產審查，只要肯交出原先居住的公屋單位，已可獲批購買居屋，這種安排，很明顯對非公屋住戶的申請者不公平。

其實，政府一直沒有設想過，要在甚麼時候，讓所有未能在私人市場置業的人，最終都可以買到居屋， 政府只是每年推出一批單位，意思意思，就當了事；從來不會按向隅者的數量，去制定明年要興建的居屋數目；不夠分的話就抽籤解決。

正常的福利政策哪有靠抽籤去解決問題的呢？難道領綜援的人要抽籤去決定是否可以獲得社會援助？難 道遇意外被送進醫院的人要抽籤才能獲得急救？可見過去的居屋政策，只是聊備一格，讓未置業者有個希望吧了。一如有六合彩開，窮人就不致對發達絕望吧了。可見居屋政策只是殖民地政府的權宜之計，從來都不打算如公屋政策那樣，真的會全 面落實的。

然而，現時有一些政客，卻把自置居所描繪成 市民該有的權利，政府應盡的責任。如果這套理論成立的話，政府不能在 復建居屋後，繼續以聊備一格的方式去處理市民自置居所問題，而得動真格，全面動用社會資源去加以落實。不然的話，政客與傳媒一定會群起而攻之。以現時的社會風氣，一旦提供自置居所變成了政府的責任，輿論一定會不斷改善居屋的質素，之前已經出現過的夾屋，將來還可以有更高級的夾屋。如此發展下去，香港承擔得起嗎？置業花費龐大，勢必擠逼掉其他福利政策的資源，影響 社會基層的生活保障。

(轉載自2010年7月15日am730C觀點)

政府應資助市民置業嗎？

施永青,AM730-C觀點,2010.7.14

鳴謝施永青先生給予轉載

政府正為「資助市民自置居所」問題作公開諮詢，我一向都有關注這問題，所以打算借本欄作點回應。

大部分政府，都會鼓勵人民置業；因為，當人民擁有不動產之後，就會對土地有較強的歸屬感，並樂於看到自己資產的所在地繁榮昌盛。一般而言，已置業的人，政治取態會比較保守，會不自覺地支持政府的政策，對社會有穩定作用。因此，很多政府對自置居所的人都有稅務上的優惠，如供樓的利息開支可以扣稅等。

這類惠及全民的政策，相信沒有人會反對。然而，香港過去的資助市民自置居所政策，卻不是全民性的。最有錢的沒資格申請，大家可以理解，但最窮的也不資助，就好像說不通。最基層的市民，政府只為他們提供出租性的公屋，卻不予他們額外的資助，讓他們成為業主。這種態度，等同接受市場機制——有錢始有得買樓，那麼為何有部分沒錢買樓的人可獲資助呢？

由此何見，政府從沒認為有責任令所有市民都達到置業安居的目的，否則為甚麼要遺下一批人不予以資助。如果政府並不視資助市民自置居所為自己應有的責任，那我們又應該以甚麼準則去判斷誰該獲得資助呢？

一般的資助計劃，都會對貧困戶資助多一些，富有戶資助少一些；但香港的自置居所資助計劃，卻剛剛相反；愈是有錢的，有時政府就愈會多資助一些；愈是沒錢的，政府就資助得愈少。以買居屋與夾屋為例，收入高的買夾屋，收入少的買居屋，夾屋的面積大過居屋，即是說收入愈多者，獲得的資助愈大。這種情況一樣出現在同時獲批買居屋者的身上，買得起大單位的，得到的資助會比只有能力買細單位的多。這並不符合一般福利政策的原則，可見福利政策一旦應用在帶有投資性質的置業問題上時，就會被扭曲得不合理。

至於置業貸款計劃，更會在私人樓宇市場製造更多的需求，令樓價升得更快。結果是令到更多的人失去自行置業的能力，需要政府出手相助。

其實，香港人買樓，除了為了安居之外，亦希望樓價上升時，自己的資產值同時上升。此之所以，當樓價趨跌時，居屋也乏人問津。現時，人們見樓價又再上升，所以都想分一杯羹，希望政府可以資助他們成為業主。可惜，他們忘記了，樓價只會在人人搶著要買的時候才會上升，如果變成人人都有機會得到政府的資助，那就再沒有人肯死慳死抵去供樓了。每當一種商品變成由政府保證供應，人人都隨手可得時，它的價錢一定升不起。如果價錢不會升，那香港人還會這麼熱衷去做業主嗎？

我很擔心，資助自置居所計劃一旦全面推行，樓價就開始下跌，申請因而卻步，變成計劃的成功將導致計劃的失敗。這個實驗董建華已經做過，社會付出的代價十分大，我們沒有必要再試多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