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財經新聞 ~ 經濟．企管 P.37 , 2008-4-14)
通脹肆虐，生活逼人，促使輿論界激烈討論市民該如何在這困局中自處。有別於以往香港經濟高飛的年代，今天的通脹大部分只反映在食物、燃料、租金上，而工資上升卻明顯落後，使市民的擔子百上加斤。
雖然香港的經濟增長仍較CPI增長為高，而失業率處於4%以下的十年低位，但在美國次按危機的陰影下，滯脹已彷彿在彼邦重臨，會否向外擴散，特別是在聯繫匯率下香港所受的影響，值得我們檢視過去滯脹的歷史，從而預測未來經濟發展和制定對策。
過往經驗
簡單來說，當一地的失業率和通脹高企，而經濟增長似有若無的情況，我們稱此為滯脹。對於新生代，這現象是他們從未遇過的，但對五十歲以上的人士應該不會陌生，因為上一次出現在七十年代。
它的成因基本上已有共識，就是市場受政府過度干預所致。在凱恩斯經濟理論氾濫的當時，如市場遇上油價急升等不利因素，引致經濟放緩、失業率上升時，政客為着選票便會促請政府大興土木以製造就業，而這樣當然會使失業率迅速下跌。
本來失業率上升，工資會下調以吸納勞動力，但政府的干預卻使工資不能下調以反映真實經濟狀況。於是工資被人為地托高，提高了私人公司的成本；政府的大興土木又通常為做而做，不能有效增加社會的生產力，於是經濟增長似有若無。
中央銀行雖然大大放鬆銀根，但過度低息環境鼓勵了一些低效益的投資。最後經濟還是低迷，這死局仍然無止境的循環下去，直至八十年代美國總統列根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展開裁減政府規模潮流為止。
如此看來，現在美國是有滯脹的病徵，但說她已陷入真正滯脹的惡性循環還是言之尚早。可是油價自2002年急升，的確如七十年代般引起經濟震盪。美國政府在其貨幣政策方面亦重蹈覆轍，可幸的是，她以退稅代替大興土木以振興經濟，雖然效果存疑，但總比興建大白象好。
而今次美國經濟放緩會否如七十年代連綿七八年，關鍵在於她會否重複過度干預的錯誤，或如三十年代走進保護主義的死胡同，不然，一兩年間，當美國的銀行業休養生息、恢復元氣，事情應可雨過天青。
港元與人民幣掛鈎不可行
那美元無休止的下跌，特別對人民幣加速貶值，使靠大陸進口必需品的香港通脹加劇，我們又該如何應付？要檢討我們的貨幣政策，先要明白香港是小型對外開放經濟體系，擁有自己的調節貨幣增長的能力（即貨幣自由浮動），對抵禦通脹的能力不大，加息雖可冷卻本地經濟，卻不能遏止入口貨價的上升，因通脹都是輸入的。
率的調節可能部分吸收通脹的壓力，但觀乎人民幣自脫鈎後已上升15%，還未有效收服通脹，出口卻已受幣值上升而放緩，顯然港元自由浮動不是一條出路。
亦很多論者認為，既然香港對大陸的經濟關係日益緊密，港元與人民幣全部或局部掛鈎也應可行，但掛鈎的意思是金管局每發1港元，它會從市場購入與1港元等值的人民幣以作保證。可是現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即其買賣市場是不開放的，實行便一定要得到中央配合，最重要是考慮是，這制度會衝擊內地的外匯管制，這不是香港想做便做的事情，所以亦是不可行的。
況且，美元升跌大概以十四年為一周期，七年上升七年下跌，從2002年下跌到現在，加上幾乎全人類都看淡美元的情況下，現在才加入恐慌拋售行列，會否得不償失？不要忘記，爛船還有三根釘，美國是否一條欄船我們還不知呢？
雖然如此，香港還是有「事情可做」，以減低外圍對其經濟負面的影響。知道了上一次滯脹的原因後，應該明白一切人為托高工資和白白加重經營成本的措施絕不可行，如最低工資和競爭法。獅子山學會明白在百物騰貴的情況下，政府有壓力以治標的方法來解決民困，但作為一個有遠見的政府，實應以理智分析問題，獨立思考、切不可人云亦云。
Monday, April 14, 2008
Monday, April 7, 2008
公共空間與產權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 (信報財經新聞 ~ 經濟．企管 P.32 , 2008.4.7)
回應陸續發現的「公地私用」情況，政府早前公開過百個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共休憩空間的資料。所謂「私人發展公共空間」，是政府規定發展商劃出部分私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或公眾設施，並提供管理及保養，而政府則給予發展商額外的可建樓面面積作為補償。
「私人發展公共空間」中公私夾雜，可能叫人不易明白，釐清產權相信有助討論。經濟學中的產權，屬於使用權、收入享用權及自由轉讓權的組合，名義上的所有權（ownership right）反而不甚重要。假如一輛汽車名義上屬於你，但是我可以任意使用、出租和轉讓，這便跟我擁有這輛汽車無異。正因如此，強積金雖屬私人所有，但該制度侵害私人資產產權卻是明顯不過。發展商違反合約
事實上，香港基於歷史原因，私人並無土地的所有權，政府拍賣的是租約而不是土地本身，但是只要租約把土地的使用權、收入享用權及自由轉讓權以一個較長年期轉讓，效果則與出售土地相同。「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可視為租約中一項限制部分土地使用權和收入享用權的規定，部分發展商或明或暗、完全禁止公眾使用「公共空間」，實為違反合約，應該加以糾正。現在政府公開「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的資料，有助公眾監察違約情況、減低政府監察費用，亦屬正確之舉。
「公共空間」屬於公共產（common property），其實並非必須；不是這些諸如行人通道、休憩用地等「空間」不必存在，而是這些「空間」並非必須以「公共」名義擁有。相對政府以公帑提供「公共空間」，或政府不花費分毫、即如大橋隧道般交由私人發展及實行用者自付，其實並無不可。「公共空間」在財富轉移（即部分人士毋須交稅，但也可享用）的角色，則可以透過福利或與私人發展商的合約安排做到。「公共空間」仍屬普遍，無非是私營的交易費用過高：試想向每位途人收費的人手、時間成本會是如何巨大。
公共產名為公共擁有、實為無所歸屬，於是出現逐租（rent seeking）及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情況。《世說新語》中《王戎識李》的故事，認為「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正是基於公共產的逐租概念。生於路邊的「公共李」，其味若甜，必然所剩無幾；要是多人同時得知「公共甜李」的存在，爭持不下、繼而動武，其中耗用的時間、體力便是租值消散。資源有限，不會因為配上公共二字而成無限，因此，公共產同樣面對分配問題。
制定使用限制
「公共空間」的分配，多以先到先得的社會慣例處理，尖沙咀海旁的「煙花位」、郊野公園的燒烤爐都是例子。
除此以外，由於使用「人人有份」的「公共空間」容易引起衝突，導致租值消散，因此政府也會為不同「公共空間」制定使用限制，較易影響別人（界外效應較大）的活動通常被加以禁止。
由此可見，發展商或業主在遵守租約規定之餘，也確有對「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內部分活動加以限制的必要。問題在於，部分「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如休閒空間（open space）的定義過於籠統，現時部分團體卻似認為發展商或業主對任何公眾活動加以限制，均有違「公共空間」意義，最終難免引起衝突。因此，獅子山學會認為政府如不為「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直接引入政府管理類似「公共空間」的條例，便應容許私人發展商或業主草擬使用限制交予政府審批。不然，「私人發展公共空間」成為政府、私人均無法管理的不公不私空間，肯定並非市民之福。
回應陸續發現的「公地私用」情況，政府早前公開過百個在私人發展項目內的公共休憩空間的資料。所謂「私人發展公共空間」，是政府規定發展商劃出部分私人地方作為公共空間或公眾設施，並提供管理及保養，而政府則給予發展商額外的可建樓面面積作為補償。
「私人發展公共空間」中公私夾雜，可能叫人不易明白，釐清產權相信有助討論。經濟學中的產權，屬於使用權、收入享用權及自由轉讓權的組合，名義上的所有權（ownership right）反而不甚重要。假如一輛汽車名義上屬於你，但是我可以任意使用、出租和轉讓，這便跟我擁有這輛汽車無異。正因如此，強積金雖屬私人所有，但該制度侵害私人資產產權卻是明顯不過。發展商違反合約
事實上，香港基於歷史原因，私人並無土地的所有權，政府拍賣的是租約而不是土地本身，但是只要租約把土地的使用權、收入享用權及自由轉讓權以一個較長年期轉讓，效果則與出售土地相同。「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可視為租約中一項限制部分土地使用權和收入享用權的規定，部分發展商或明或暗、完全禁止公眾使用「公共空間」，實為違反合約，應該加以糾正。現在政府公開「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的資料，有助公眾監察違約情況、減低政府監察費用，亦屬正確之舉。
「公共空間」屬於公共產（common property），其實並非必須；不是這些諸如行人通道、休憩用地等「空間」不必存在，而是這些「空間」並非必須以「公共」名義擁有。相對政府以公帑提供「公共空間」，或政府不花費分毫、即如大橋隧道般交由私人發展及實行用者自付，其實並無不可。「公共空間」在財富轉移（即部分人士毋須交稅，但也可享用）的角色，則可以透過福利或與私人發展商的合約安排做到。「公共空間」仍屬普遍，無非是私營的交易費用過高：試想向每位途人收費的人手、時間成本會是如何巨大。
公共產名為公共擁有、實為無所歸屬，於是出現逐租（rent seeking）及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情況。《世說新語》中《王戎識李》的故事，認為「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正是基於公共產的逐租概念。生於路邊的「公共李」，其味若甜，必然所剩無幾；要是多人同時得知「公共甜李」的存在，爭持不下、繼而動武，其中耗用的時間、體力便是租值消散。資源有限，不會因為配上公共二字而成無限，因此，公共產同樣面對分配問題。
制定使用限制
「公共空間」的分配，多以先到先得的社會慣例處理，尖沙咀海旁的「煙花位」、郊野公園的燒烤爐都是例子。
除此以外，由於使用「人人有份」的「公共空間」容易引起衝突，導致租值消散，因此政府也會為不同「公共空間」制定使用限制，較易影響別人（界外效應較大）的活動通常被加以禁止。
由此可見，發展商或業主在遵守租約規定之餘，也確有對「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內部分活動加以限制的必要。問題在於，部分「私人發展公共空間」如休閒空間（open space）的定義過於籠統，現時部分團體卻似認為發展商或業主對任何公眾活動加以限制，均有違「公共空間」意義，最終難免引起衝突。因此，獅子山學會認為政府如不為「私人發展公共空間」直接引入政府管理類似「公共空間」的條例，便應容許私人發展商或業主草擬使用限制交予政府審批。不然，「私人發展公共空間」成為政府、私人均無法管理的不公不私空間，肯定並非市民之福。
Wednesday, April 2, 2008
How to Make Hong Kong Uncompetitive
How to Make Hong Kong Uncompetitive
A series of record-breaking fin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mpetition cases is focusing attention and concern again on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competition regulators themselves – just ask Microsoft. S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ongoing attempt to create such a regulator of its own is puzzling, to say the least. Unlike most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competition law regulator. (The sole exception is a limited – and unnecessary – regime govern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ies.) Yet somehow without such a regulator Hong Kong is consistently rated the freest and 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on the planet. How can this be? Hong Kong's current "competition regulator" is its economic freedom and open market. The government keeps tariffs low and, with a few well-known and limited exceptions like the horse racing monopoly, it has maintained few government-imposed barriers to entry. This doesn't mean that certain companies haven't been able to dominate particular industries. But their ability to exploit that dominance to consumers' detriment is constrained by the constant threat that new competitors could pop up to challenge them...
To read more, visi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0708273137381351.html
Mr. Ryan is a director at the Lion Rock Institu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8-4-2)
A series of record-breaking fin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competition cases is focusing attention and concern again on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competition regulators themselves – just ask Microsoft. S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ongoing attempt to create such a regulator of its own is puzzling, to say the least. Unlike most jurisdictions around the world, Hong Kong does not have a general competition law regulator. (The sole exception is a limited – and unnecessary – regime govern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broadcasting industries.) Yet somehow without such a regulator Hong Kong is consistently rated the freest and most competitive economy on the planet. How can this be? Hong Kong's current "competition regulator" is its economic freedom and open market. The government keeps tariffs low and, with a few well-known and limited exceptions like the horse racing monopoly, it has maintained few government-imposed barriers to entry. This doesn't mean that certain companies haven't been able to dominate particular industries. But their ability to exploit that dominance to consumers' detriment is constrained by the constant threat that new competitors could pop up to challenge them...
To read more, visit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0708273137381351.html
Monday, March 31, 2008
新「股海明燈」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 經濟．企管 P.34 , 2008-03-31)
華爾街大行貝爾斯登於兩天內迅速崩潰，摩根大通在聯儲局的補貼下曾提出以每股2美元的收購價作為拯救貝爾斯登的方案。可恥的作價氣得貝爾斯登董事局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法，以致摩根大通不得不大幅提高收購價五倍。然而，觀乎貝爾斯登的負債有如無底深淵，每股10美元的收購價恐怕已是「天價」，投資者不應再有任何幻想。除清盤外，看不出貝爾斯登可怎樣逃過被接管的命運，而市場亦揣測下一家步其後塵的會是哪一大行。
不難想像，現在最擔驚受怕的可能是各亞洲或中東國家的財金官員，他們轄下的國家主權基金早前積極注資歐美各大投資銀行，股價大幅下跌早已令他們焦頭爛額，當然官員們可以自圓其說這是屬於長線投資故短期波幅毋須憂慮。但現在發現這些大行可以瞬間消失，而自己只為美國「填氹」，看來他們的投資眼光真的非常一般。
公僕加薪=股市見頂？
論到眼光，我們的特區政府又如何呢？去年8月高調動用25億以每股150多元入股港交所，現在政府虧本事小，未推動到香港的金融業發展之餘間接製造了去年的股市泡沫事大；事件鼓動許多市民跟隨政府入市（特別是港交所），他們都領教過政府的「神機妙算」，現在提起這事，相信他們的心仍在隱隱作痛。
當我們再檢視政府的預測能力，從它對未來經濟樂觀與悲觀的程度，更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當政府對未來經濟非常樂觀的時候，往往是經濟見頂甚至是泡沫爆破的時候；對經濟非常悲觀的時候，亦是否極泰來之時。通常政府表達它對經濟的看法都非常官腔，沒有什麼前瞻性，但從它的行為卻不難觀察到它骨子裏的想法。
回歸以來，政府對調整公務員薪酬都非常謹慎，一定經過深思熟慮，待有最強的理據才進行調整，而這正是政府對未來經濟看法的最好指標，因為政府只會在它認為香港前景一片光明下才對公務員加薪，反之亦然。
自2000年起，政府對公務員薪酬有三次調整，第一次在2000年9月首次暗示公務員加薪，於2001年4月生效，期間科網泡沫爆破，為期三年的熊市正式展開，股市由18000點下跌到2003年的8000點水平，然後在2003年股市見底的時候，政府於2003年2月宣布公務員減薪，恒生指數就在當年6月見底，展開四年牛市，升至去年近32000點。而政府剛於去年7月上調公務員的薪酬，那讀者認為現在股市的下跌是調整？還是漫長熊市的開始？公務員加薪這指標或有機會取代已過時的「秋官效應」，而香港市民又有一個預測股市的新指標。
高官作風保守
特區政府預測能力欠佳這現象，其實也不難解釋：高官都是獨當一面的人才，不然不會達到今天的高位，可是官場有其遊戲規則。在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下，官員不能貿然冒險（我們也不要求他們進取），他們一定要等市場充斥好消息，才敢對公務員薪酬調整，然而市場只有好消息而沒有壞消息的時候，往往就是由盛轉衰的時候，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注定政府永遠是「股海明燈」。
最後，獅子山學會想帶出一點：既然政府預測能力欠佳，那周一嶽局長剛剛為我們作出所謂三十年人口趨勢和醫療開支預測，繼而要求市民增加承擔，其理據又是否站得住腳？是否政府營運失當，自己沒決心解決，以此來掩飾？我們必須承認，香港政府有今天的巨額儲備，是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對自己的將來都很負責任、很有打算，政府何以總認為市民是一個負擔？何以總認為市民對自己的計劃和需要不比政府清楚？一個強積金已叫許多人吃不消，還要多來一個強醫金？或許，香港人仍可安慰自己，我們還未如新加坡人要供薪金的四成作為養老，怎不額首稱慶？別高興，那只不過是時辰未到罷了。
華爾街大行貝爾斯登於兩天內迅速崩潰，摩根大通在聯儲局的補貼下曾提出以每股2美元的收購價作為拯救貝爾斯登的方案。可恥的作價氣得貝爾斯登董事局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想法，以致摩根大通不得不大幅提高收購價五倍。然而，觀乎貝爾斯登的負債有如無底深淵，每股10美元的收購價恐怕已是「天價」，投資者不應再有任何幻想。除清盤外，看不出貝爾斯登可怎樣逃過被接管的命運，而市場亦揣測下一家步其後塵的會是哪一大行。
不難想像，現在最擔驚受怕的可能是各亞洲或中東國家的財金官員，他們轄下的國家主權基金早前積極注資歐美各大投資銀行，股價大幅下跌早已令他們焦頭爛額，當然官員們可以自圓其說這是屬於長線投資故短期波幅毋須憂慮。但現在發現這些大行可以瞬間消失，而自己只為美國「填氹」，看來他們的投資眼光真的非常一般。
公僕加薪=股市見頂？
論到眼光，我們的特區政府又如何呢？去年8月高調動用25億以每股150多元入股港交所，現在政府虧本事小，未推動到香港的金融業發展之餘間接製造了去年的股市泡沫事大；事件鼓動許多市民跟隨政府入市（特別是港交所），他們都領教過政府的「神機妙算」，現在提起這事，相信他們的心仍在隱隱作痛。
當我們再檢視政府的預測能力，從它對未來經濟樂觀與悲觀的程度，更觀察到一個有趣現象，就是當政府對未來經濟非常樂觀的時候，往往是經濟見頂甚至是泡沫爆破的時候；對經濟非常悲觀的時候，亦是否極泰來之時。通常政府表達它對經濟的看法都非常官腔，沒有什麼前瞻性，但從它的行為卻不難觀察到它骨子裏的想法。
回歸以來，政府對調整公務員薪酬都非常謹慎，一定經過深思熟慮，待有最強的理據才進行調整，而這正是政府對未來經濟看法的最好指標，因為政府只會在它認為香港前景一片光明下才對公務員加薪，反之亦然。
自2000年起，政府對公務員薪酬有三次調整，第一次在2000年9月首次暗示公務員加薪，於2001年4月生效，期間科網泡沫爆破，為期三年的熊市正式展開，股市由18000點下跌到2003年的8000點水平，然後在2003年股市見底的時候，政府於2003年2月宣布公務員減薪，恒生指數就在當年6月見底，展開四年牛市，升至去年近32000點。而政府剛於去年7月上調公務員的薪酬，那讀者認為現在股市的下跌是調整？還是漫長熊市的開始？公務員加薪這指標或有機會取代已過時的「秋官效應」，而香港市民又有一個預測股市的新指標。
高官作風保守
特區政府預測能力欠佳這現象，其實也不難解釋：高官都是獨當一面的人才，不然不會達到今天的高位，可是官場有其遊戲規則。在香港現今的政治環境下，官員不能貿然冒險（我們也不要求他們進取），他們一定要等市場充斥好消息，才敢對公務員薪酬調整，然而市場只有好消息而沒有壞消息的時候，往往就是由盛轉衰的時候，這是歷史的必然，也注定政府永遠是「股海明燈」。
最後，獅子山學會想帶出一點：既然政府預測能力欠佳，那周一嶽局長剛剛為我們作出所謂三十年人口趨勢和醫療開支預測，繼而要求市民增加承擔，其理據又是否站得住腳？是否政府營運失當，自己沒決心解決，以此來掩飾？我們必須承認，香港政府有今天的巨額儲備，是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對自己的將來都很負責任、很有打算，政府何以總認為市民是一個負擔？何以總認為市民對自己的計劃和需要不比政府清楚？一個強積金已叫許多人吃不消，還要多來一個強醫金？或許，香港人仍可安慰自己，我們還未如新加坡人要供薪金的四成作為養老，怎不額首稱慶？別高興，那只不過是時辰未到罷了。
Monday, March 17, 2008
強制保險 無非加稅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4 , 2008-3-17)
政府在上周四發表題為「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其中提出六項解決將來可能出現公營醫療開支急增的方案，分別為社會醫療保障、用者自付、自願保險、強制儲蓄、強制保險和強制儲蓄加保險的混合方案。
上周獅子山學會已經提出公營醫療改革的重點，應該着重檢討公營醫療開支，如今再論融資方案。
醫療開支的特性，主要在於其不確定性，重病的發生機會雖低、惟醫療開支巨大，純粹的儲蓄模式對於應付有關開支的作用有限。因此，強制個人儲蓄的「強醫金」方案，基本上可以不作考慮。
相對而言，保險較為適合處理不確定性高的醫療開支。保險的原理，在於透過收取保費向投保人集資，然後在特定事件引致損失時作出賠償，從而把個人的不確定損失、開支轉化成為確定的保費支出。
保險公司提供保險時存在兩大風險，即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以醫療保險為例，逆向選擇來自患病機會較高者更為傾向投保，道德風險則是已投保者由於受到保險保障，因而忽視健康，增加患病索償機會。
市場面對兩者，也不致於「束手無策」，其中因應各種與患病機會相關的因素（例如年紀、生活習慣、患病紀錄等）和索償紀錄而調整保費，便是重要手段。根據個人情況和索償紀錄釐定保費，既是市場處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方法，間接也鼓勵市民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減低患病機會，從而得到更佳保費。
較大的道德風險
觀乎強制保險的建議，不論生活習慣或索償紀錄等因素，全民劃一保費，顯然面對較大的道德風險，保障個人醫療開支有餘、鼓勵健康不足。另外，強制保險雖然透過全民投保，有效防止逆向選擇，但是同時禁止保險公司作出風險甄別，亦即不可拒保，因此強制保險的保費並不一定較自願保險為低。
漠視風險差異的強制保險，其實並非保險，而是加稅，效果等同政府向市民收取與保費相同的稅金，然後向病者提供只作醫療之用的「醫療券」作為賠償；應該留意，對不同收入人士收取固定保費，屬於一種累退稅制。強制保險與現在以稅收直接資助公營醫療服務、或是諮詢文件提及的社會醫療保障的主要分別，並非在於保險概念，而是在於目前只以「實物」——公營醫療服務作為「賠償」，病者因而缺乏選擇，甚至因為輪候時間、質素等種種原因放棄「索償」。
強制保險確實有助縮窄公私營醫療服務價格差異、增加病者選擇，只是他日人口老化，賠償金額上升而保費劃一，未來的保費勢必增加，效果與加稅無異、更與避免「禍延後代」的宗旨大相逕庭。
無論強制儲蓄、強制保險或任何混合方案，解決公營醫療開支尾大不掉的方法，均是在於提高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減少對較有經濟能力病者的補貼，儲蓄和保費的作用無非使加價較難察覺；以強制保險為例，增加收費的事實便容易透過保險賠償抵銷而被忽略。
首要檢討開支
醫療改革，檢討公營醫療服務的開支仍為首選，大幅減低不求效益和非必要的開支，更能達致維持收費而毋須額外融資的雙贏局面。
退而求其次，勿以強制儲蓄、保險遮掩，直截了當對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能者多付的收費模式，避免為市民帶來更多欠缺靈活性、一刀切的制度。
用者自付與自願保險本來就是一幣兩面，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可以增加自願購買保險的誘因；相反，繼續不論貧富地大幅補貼公營醫療服務，自願保險必然難以推展。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固然重要，只是強制制度之下，究竟是誰掌握誰的健康、誰掌握誰的人生？
政府在上周四發表題為「掌握健康 掌握人生」的醫療改革諮詢文件，其中提出六項解決將來可能出現公營醫療開支急增的方案，分別為社會醫療保障、用者自付、自願保險、強制儲蓄、強制保險和強制儲蓄加保險的混合方案。
上周獅子山學會已經提出公營醫療改革的重點，應該着重檢討公營醫療開支，如今再論融資方案。
醫療開支的特性，主要在於其不確定性，重病的發生機會雖低、惟醫療開支巨大，純粹的儲蓄模式對於應付有關開支的作用有限。因此，強制個人儲蓄的「強醫金」方案，基本上可以不作考慮。
相對而言，保險較為適合處理不確定性高的醫療開支。保險的原理，在於透過收取保費向投保人集資，然後在特定事件引致損失時作出賠償，從而把個人的不確定損失、開支轉化成為確定的保費支出。
保險公司提供保險時存在兩大風險，即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以醫療保險為例，逆向選擇來自患病機會較高者更為傾向投保，道德風險則是已投保者由於受到保險保障，因而忽視健康，增加患病索償機會。
市場面對兩者，也不致於「束手無策」，其中因應各種與患病機會相關的因素（例如年紀、生活習慣、患病紀錄等）和索償紀錄而調整保費，便是重要手段。根據個人情況和索償紀錄釐定保費，既是市場處理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方法，間接也鼓勵市民努力保持身體健康、減低患病機會，從而得到更佳保費。
較大的道德風險
觀乎強制保險的建議，不論生活習慣或索償紀錄等因素，全民劃一保費，顯然面對較大的道德風險，保障個人醫療開支有餘、鼓勵健康不足。另外，強制保險雖然透過全民投保，有效防止逆向選擇，但是同時禁止保險公司作出風險甄別，亦即不可拒保，因此強制保險的保費並不一定較自願保險為低。
漠視風險差異的強制保險，其實並非保險，而是加稅，效果等同政府向市民收取與保費相同的稅金，然後向病者提供只作醫療之用的「醫療券」作為賠償；應該留意，對不同收入人士收取固定保費，屬於一種累退稅制。強制保險與現在以稅收直接資助公營醫療服務、或是諮詢文件提及的社會醫療保障的主要分別，並非在於保險概念，而是在於目前只以「實物」——公營醫療服務作為「賠償」，病者因而缺乏選擇，甚至因為輪候時間、質素等種種原因放棄「索償」。
強制保險確實有助縮窄公私營醫療服務價格差異、增加病者選擇，只是他日人口老化，賠償金額上升而保費劃一，未來的保費勢必增加，效果與加稅無異、更與避免「禍延後代」的宗旨大相逕庭。
無論強制儲蓄、強制保險或任何混合方案，解決公營醫療開支尾大不掉的方法，均是在於提高公營醫療服務收費、減少對較有經濟能力病者的補貼，儲蓄和保費的作用無非使加價較難察覺；以強制保險為例，增加收費的事實便容易透過保險賠償抵銷而被忽略。
首要檢討開支
醫療改革，檢討公營醫療服務的開支仍為首選，大幅減低不求效益和非必要的開支，更能達致維持收費而毋須額外融資的雙贏局面。
退而求其次，勿以強制儲蓄、保險遮掩，直截了當對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能者多付的收費模式，避免為市民帶來更多欠缺靈活性、一刀切的制度。
用者自付與自願保險本來就是一幣兩面，公營醫療服務推行用者自付，可以增加自願購買保險的誘因；相反，繼續不論貧富地大幅補貼公營醫療服務，自願保險必然難以推展。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固然重要，只是強制制度之下，究竟是誰掌握誰的健康、誰掌握誰的人生？
Monday, March 3, 2008
稅基狹窄不太差
王弼 - 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信報 ~ 經濟．企管 P.33 , 2008-3-3)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周公布二○○八╱○九年財政預算案，數日來經過熱烈討論，如果現在再對預算案內的細節指指點點，恐怕讀者們都會看得打呵欠。獅子山學會嘗試以另類角度檢視預算案，或者讀者從中可得到一點啟示。
在三國時代的後期，魏、蜀兩國相繼滅亡，只剩下西晉、東吳南北對峙。當時晉強吳弱，西晉朝廷積極討論滅吳統一天下大計。當時有一位名叫山濤的大臣，說出當時最「不負責任」的說話，竟然為敵國說好話。
他說：「除非是聖人，沒有外患時，一定會有內憂。今天，饒了東吳帝國，使她存在，作為我們的警惕，豈不合算？」不幸地，晉武帝在滅吳後認為天下太平，果然荒廢國事，國家在他死後便分崩離析，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警惕作用
同樣地，在政府有破紀錄的一千億盈餘在手，有不少論者便直言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感到失望，認為政府沒有在有巨額盈餘的情況下訂立長遠發展目標或改善貧富懸殊政策，藉口以盈餘為非經常性，採取一次過形式還富於民而拒絕長期承擔（特別是弱勢社群）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而香港便永遠在有盈餘時「有錢不敢花」，赤字時「要花沒有錢」的困局中。他們認為，要走出這困局，政府不免要增加長遠開支，而當中不免要擴闊稅基，潛台詞就是加薪俸稅或開徵新稅如銷售稅以減低政府收入的波動。
自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指出香港稅基狹窄，改革香港稅制的聲音便不絕於耳。沒錯，對很多人來說，稅基狹窄以致政府收入波動，的確是香港稅制的一大缺點，但我們卻認為，這缺點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對政府開支有警惕作用。其實，香港作為低稅率的自由貿易港多年，經濟極度受外圍世界環境所影響，政府收入波動也不是今年的事，但五十年來有九成以上的財政年度都是有盈餘，靠的就是對開支的節制，再配合巨額的財政儲備，這是香港能安然度過每個寒冬，而社會服務質素總體能維持的原因。
從支持大政府的人士對財政預算案的輿論也可以看到，他們總認錢是萬能的，政府只要肯付錢，彷彿貧窮問題就能解決，獅子山學會卻不以為然。就以教育改革為例，教改十年，耗用多少資源，十年後撥亂反正，錢浪費了事小，害了莘莘學子事大。
長遠計劃多失敗
至於財政預算案沒有長遠計劃，或者這正是這預算案的可貴之處。歷史上有太多由政府主導的偉大長遠計劃都以失敗告終，遠的不說，就拿回歸後的八萬五、超曼克頓、數碼港、迪士尼等，哪一個不是政府的長遠發展？哪一個最後不成為笑話或香港人的負資產？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進行最偉大的「超英趕美」計劃時，造成大飢荒；到七十年代鄧小平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只「摸石頭過河」，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卻真的超英趕美（至少在ＧＤＰ上），那所謂長遠計劃真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重點嗎？到今天，請問各位，哪位領導人真正有遠見呢？
在世界上，稱自己是負責任的政府很多，但要為處理龐大財政盈餘而頭疼如香港政府的卻少之又少。看來，維持低稅率，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才是保持香港人生活質素的硬道理。每年分花紅式的財政預算，又豈非美事？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上周公布二○○八╱○九年財政預算案，數日來經過熱烈討論，如果現在再對預算案內的細節指指點點，恐怕讀者們都會看得打呵欠。獅子山學會嘗試以另類角度檢視預算案，或者讀者從中可得到一點啟示。
在三國時代的後期，魏、蜀兩國相繼滅亡，只剩下西晉、東吳南北對峙。當時晉強吳弱，西晉朝廷積極討論滅吳統一天下大計。當時有一位名叫山濤的大臣，說出當時最「不負責任」的說話，竟然為敵國說好話。
他說：「除非是聖人，沒有外患時，一定會有內憂。今天，饒了東吳帝國，使她存在，作為我們的警惕，豈不合算？」不幸地，晉武帝在滅吳後認為天下太平，果然荒廢國事，國家在他死後便分崩離析，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
警惕作用
同樣地，在政府有破紀錄的一千億盈餘在手，有不少論者便直言對這份財政預算案感到失望，認為政府沒有在有巨額盈餘的情況下訂立長遠發展目標或改善貧富懸殊政策，藉口以盈餘為非經常性，採取一次過形式還富於民而拒絕長期承擔（特別是弱勢社群）是不負責任的做法，而香港便永遠在有盈餘時「有錢不敢花」，赤字時「要花沒有錢」的困局中。他們認為，要走出這困局，政府不免要增加長遠開支，而當中不免要擴闊稅基，潛台詞就是加薪俸稅或開徵新稅如銷售稅以減低政府收入的波動。
自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指出香港稅基狹窄，改革香港稅制的聲音便不絕於耳。沒錯，對很多人來說，稅基狹窄以致政府收入波動，的確是香港稅制的一大缺點，但我們卻認為，這缺點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對政府開支有警惕作用。其實，香港作為低稅率的自由貿易港多年，經濟極度受外圍世界環境所影響，政府收入波動也不是今年的事，但五十年來有九成以上的財政年度都是有盈餘，靠的就是對開支的節制，再配合巨額的財政儲備，這是香港能安然度過每個寒冬，而社會服務質素總體能維持的原因。
從支持大政府的人士對財政預算案的輿論也可以看到，他們總認錢是萬能的，政府只要肯付錢，彷彿貧窮問題就能解決，獅子山學會卻不以為然。就以教育改革為例，教改十年，耗用多少資源，十年後撥亂反正，錢浪費了事小，害了莘莘學子事大。
長遠計劃多失敗
至於財政預算案沒有長遠計劃，或者這正是這預算案的可貴之處。歷史上有太多由政府主導的偉大長遠計劃都以失敗告終，遠的不說，就拿回歸後的八萬五、超曼克頓、數碼港、迪士尼等，哪一個不是政府的長遠發展？哪一個最後不成為笑話或香港人的負資產？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進行最偉大的「超英趕美」計劃時，造成大飢荒；到七十年代鄧小平進行經濟改革開放，只「摸石頭過河」，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卻真的超英趕美（至少在ＧＤＰ上），那所謂長遠計劃真的是改善人民生活重點嗎？到今天，請問各位，哪位領導人真正有遠見呢？
在世界上，稱自己是負責任的政府很多，但要為處理龐大財政盈餘而頭疼如香港政府的卻少之又少。看來，維持低稅率，提高香港的競爭力，才是保持香港人生活質素的硬道理。每年分花紅式的財政預算，又豈非美事？
討論醫療融資 應先檢討開支
黃健明 - 獅子山學會經濟研究員 (信報 ~ 經濟．企管 P.35 , 2008-3-3)
政府將於周四公布醫療融資改革諮詢文件，而財政預算早已從千億盈餘中，撥出五百億用於相關建議。香港早期醫療服務主要由慈善機構提供，其後政府逐步介入，公營醫療開支由一九八七年佔全港醫療開支的百分之三十六，增加至近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於一九九一年開始負責統一管理香港所有公立醫院的醫院管理局，更是政府以外的最大僱主。
公營醫療開支在九十年代急速膨脹，加上人口老化或會增加公營醫療需求的憂慮，政府的長遠財政承擔能力漸漸引起關注。由於預期公營醫療開支將會尾大不掉，醫療融資因而成為刻不容緩、甚至是既成事實的議題；奇怪的是，對於問題的核心—公營醫療開支卻鮮有討論。
增幅至為關鍵
醫療融資的需要，未來的公營醫療開支增幅至為關鍵，可是從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不難發現即使短如一年的預測，誤差之大也往往令人咋舌。以一九九九年哈佛專家小組題為《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而改？為誰而改》的報告為例，其中預測九六年往後二十年，公營醫療開支將以百分之十四的年率增長，所佔政府開支亦將由百分之十四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三。十年過去，實際的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只為百分之二，而所佔政府開支比重仍然停留在百分之十四的水平。哈佛小組原先的預測當然不是信口雌黃，只是作為增長預測基準、開支增長年率高達百分之十七的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間，屬於醫管局成立初期、醫療服務及設施大幅改善的「非常時期」，未必是長期趨勢。何況，接近百分之二十的開支增長預測屬於不能區分及計算錯誤的「剩餘因素」；比重之大，足使「剩餘因素」成為導致開支增長的次要因素，較與人口老化有關的平均使用率上升還要重要，重大預測誤差可謂「預料之內」。
審視公營醫療角色
除卻通脹、人口增長和人口老化引致的平均使用率上升，公營醫療開支增長的「剩餘因素」還可從何而來？醫管局去年底開始分階段推行「售藥計劃」，方便病人於公營醫院內的藥房自購藥物。「售藥計劃」的構思，本來是把藥房外判予私營承辦商，但是由於醫管局要求私營承辦商必須同時在一些偏遠醫院開設藥房，最終使投標者卻步。醫管局並無因而調整招標計劃，反而決定把私營承辦商認為難以圖利的計劃，動用公帑付諸實行。
本年施政報告提及兒童醫院的構想，兒童癌病基金曾經建議，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成立兒童醫院，主要處理兒童癌病和複雜重症，所需資助不會超過現在醫管局兒科服務的十四億元資助。可是，醫管局因為「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等大城市，都有知名的兒童醫院，沒理由香港無」，決定以公帑興建一所全新的「旗艦」兒童醫院，將服務範圍擴至基本兒科醫療；而原本設有兒科病房的醫院及原來的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卻會繼續保留相關服務。
公營醫院藥房、「旗艦」兒童醫院這種不理成本效益、只增不減的營運方式，正是構成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剩餘因素」的重要部分。因此，在討論醫療方案前，實在更應認真審視公營醫療開支的運用及公營醫療的角色。
健康無價、世事無常，市民當然應該為醫療需要早作籌謀；只是總體醫療開支難測、公營機構擴張難控，政府代替個人、強制實施劃一醫療儲蓄或保險計劃的成效實在成疑。市民究竟是否應該繼續贊同政府以公帑「壟斷」大部分醫療服務、服務對象不分富貧，因而卻要把部分收入給予政府作一刀切的安排？還是，應該讓政府集中為貧弱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從而釋放社會資源，使市民可以自行為本身的醫療需要作出不同安排和選擇？
政府將於周四公布醫療融資改革諮詢文件，而財政預算早已從千億盈餘中，撥出五百億用於相關建議。香港早期醫療服務主要由慈善機構提供，其後政府逐步介入，公營醫療開支由一九八七年佔全港醫療開支的百分之三十六，增加至近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於一九九一年開始負責統一管理香港所有公立醫院的醫院管理局，更是政府以外的最大僱主。
公營醫療開支在九十年代急速膨脹，加上人口老化或會增加公營醫療需求的憂慮，政府的長遠財政承擔能力漸漸引起關注。由於預期公營醫療開支將會尾大不掉，醫療融資因而成為刻不容緩、甚至是既成事實的議題；奇怪的是，對於問題的核心—公營醫療開支卻鮮有討論。
增幅至為關鍵
醫療融資的需要，未來的公營醫療開支增幅至為關鍵，可是從每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不難發現即使短如一年的預測，誤差之大也往往令人咋舌。以一九九九年哈佛專家小組題為《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而改？為誰而改》的報告為例，其中預測九六年往後二十年，公營醫療開支將以百分之十四的年率增長，所佔政府開支亦將由百分之十四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三。十年過去，實際的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只為百分之二，而所佔政府開支比重仍然停留在百分之十四的水平。哈佛小組原先的預測當然不是信口雌黃，只是作為增長預測基準、開支增長年率高達百分之十七的一九九一至九六年間，屬於醫管局成立初期、醫療服務及設施大幅改善的「非常時期」，未必是長期趨勢。何況，接近百分之二十的開支增長預測屬於不能區分及計算錯誤的「剩餘因素」；比重之大，足使「剩餘因素」成為導致開支增長的次要因素，較與人口老化有關的平均使用率上升還要重要，重大預測誤差可謂「預料之內」。
審視公營醫療角色
除卻通脹、人口增長和人口老化引致的平均使用率上升，公營醫療開支增長的「剩餘因素」還可從何而來？醫管局去年底開始分階段推行「售藥計劃」，方便病人於公營醫院內的藥房自購藥物。「售藥計劃」的構思，本來是把藥房外判予私營承辦商，但是由於醫管局要求私營承辦商必須同時在一些偏遠醫院開設藥房，最終使投標者卻步。醫管局並無因而調整招標計劃，反而決定把私營承辦商認為難以圖利的計劃，動用公帑付諸實行。
本年施政報告提及兒童醫院的構想，兒童癌病基金曾經建議，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成立兒童醫院，主要處理兒童癌病和複雜重症，所需資助不會超過現在醫管局兒科服務的十四億元資助。可是，醫管局因為「英國倫敦、澳洲墨爾本等大城市，都有知名的兒童醫院，沒理由香港無」，決定以公帑興建一所全新的「旗艦」兒童醫院，將服務範圍擴至基本兒科醫療；而原本設有兒科病房的醫院及原來的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卻會繼續保留相關服務。
公營醫院藥房、「旗艦」兒童醫院這種不理成本效益、只增不減的營運方式，正是構成公營醫療開支增長「剩餘因素」的重要部分。因此，在討論醫療方案前，實在更應認真審視公營醫療開支的運用及公營醫療的角色。
健康無價、世事無常，市民當然應該為醫療需要早作籌謀；只是總體醫療開支難測、公營機構擴張難控，政府代替個人、強制實施劃一醫療儲蓄或保險計劃的成效實在成疑。市民究竟是否應該繼續贊同政府以公帑「壟斷」大部分醫療服務、服務對象不分富貧，因而卻要把部分收入給予政府作一刀切的安排？還是，應該讓政府集中為貧弱提供必要的醫療服務，從而釋放社會資源，使市民可以自行為本身的醫療需要作出不同安排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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